《技术赋权》章节试读

《技术赋权》的笔记-技术赋权-主要观点 - 技术赋权-主要观点

1政治自由化与民主政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现有框架内的改良，后者则是制度的转向。
2 互联网即给国家赋权也给社会赋权，国家与社会相互竞争。国家通过互联网的框架设计能更加方便的进行监管与控制，而互联网企业在利润趋势下倾向与国家合作而非对抗。国家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合作进一步加剧了权威政治。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给社会赋权，主要表现在为社会提供了表达的渠道和集体动员的平台。
3 基于互联网的社会运动是否能取得成功，取决与社会与国家的互动策略。其中“呼吁”策略是社会的理性选择。原因是国家领导人对社会运动的性质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呼吁”策略的成功。如果领导人认为社会时间本身是有利于促进国家政策的改变，而对于政权稳定没有威胁的，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就有可能成功。相反，国家测绘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控制。
4 在国家和社会互动的分析中，要对国家进行分解式的分析，即国家内部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派系和利益团体，有时候他们之间甚至是有张力的存在。作者称之为“行为联邦制”，中国的国家政权表面上是集权的，但事实是权力也呈“碎片化"，中央和地方之间在很多时候利益并不一致，中央与地方亦需要协商。政权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也有众多的分歧。在一些社会事件发生时，领导人的判断并不一致，如果能够争取到某些领导人的支持，则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盟则有可能形成。
5 互联网产生分权，但权力的划分和赋予并不平等，存在”技术鸿沟“。但即使这样，互联网还是有助于下层人民的工具性使用改善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中国与西方一大不同在于，中国民众对互联网的接受度较高，因为一方面互联网几乎成为民众表达抗议的唯一渠道，另一方面官方媒体的公信力持续下降。
6 互联网作为高新技术被中国共产党寄予厚望，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共后期执政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民选而是来自政治和经济的成果，在和平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共必须积极推动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然而，根据制度主义的观点，互联网技术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它就成为公共产品，官方也不得不遵循相关的制度规则。这就带来了意想不到诸如网上动员、抗议等的后果。一次另一方面中共不得不进行监管，以防止不良政治后果的产生。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高效的互联网监管体系。
7 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不太可能带来直接的政治民主化，但是可以带来政治自由化。成功的集体行动（如非典）增加了中国政府的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感，推动了某些政策的变革。但是在中国，不太可能发生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原因是，1国家的强制力量变得更加现代化。军队和武警即用来保卫国家也用来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2中国的政治结构在防止全国性动乱蔓延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中央和地方之间有着一个隐形的默契，后者必须对维护社会秩序负责。特定地区发生了动乱必须控制在当地，中央不容忍跨边界的动乱。3 中国缺乏有效的代理人组织区域性或全国性的社会运动。4民众对政权变革的观念改变，并不希望快速的政权更迭带来社会动乱。
8 国家和社会基于互联网的赋权，通过互动，结果是相互改造。有时有利于国家，有时有利于社会。这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经济环境提供的机会结构。1国家改造社会，成功改变社会力量对其自身的认同，社会力量接受国家为政治变革的代理人。2 社会改造国家，国家对社会力量的接受，国家调整政治变革的进程，以便容纳社会力量。
9 社会运动的动力来源：1工业化带来的贫富不均，造成阶级差异过大；而中国又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福利制度和保障体系给予缓冲。2 全球化既是社会运动的来源又是社会运动的工具。它将中国和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与此同时有超出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

《技术赋权》的笔记-第58页 - 第二章 信息技术、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运动

合法的国家政策与挑战者、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国家体制外的反对者的行为之间的界限，是由抗争性的行动来定义和重新界定的。

《技术赋权》的笔记-第60页 - 第二章 信息技术、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运动

给予经济绩效之上的政治合法性使得国家能够解决许多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是中国显著的经济增长无意中导致了其他挑战的出现，单独使用经济措施不易解决这些问题……参与甚或影响政治的能力事实上通常限于控制经济资源的那些群体……

《技术赋权》的笔记-第48页 - 第二章 信息技术、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运动

互联网推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相互赋权。经济发展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向民众提供商品，并从而保持伸直增强自身的合法性。虽然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限制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但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能够控制基于互联网的企业和新兴企业家的政治偏好与政治影响。事实上，民营企业主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团体，他们组织良好，并且能够接近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国政府不断做出努力，来调和民营部门的政治需求，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它们的产权提供制度上的、甚至宪法上的保护。而国家也从这个新出现的信息社会中受益……互联网被用于电子政务和宣传……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能够限制公众对一项特定的政府政策议程或政策进行讨论。政府可以在公众意见回馈的基础上修订其政策。
1980s政府开始计算机辅助办公自动化；1990s中央层面许多政府机关发展出内联网能力；1999年国务院发起政府上网工程；2002年朱镕基领导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十五规划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和”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成为国家信息化蓝图；2006年以来，政府管理者已经公开表示对网络舆论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