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耐心及其“近敌” 动物缺乏“道德想象力”，即为了更美好的事物而忍耐的能力。 公正的旁观者可以帮助我们更有耐心。如若没有耐心，我们便无法拥有道德。没有控制自负反应、垄断冲动和延迟满足(delay gratification)的能力，我们便无法锻炼自己的伦理观，而伦理观是依靠对无私和客观的衡量来发挥功用的。《工作》这本书中有一个很奇妙的寓言，讲述了信念如何让普通人与邪恶及天神（或善良）和平相处的故事，在其中耐心是唯一足够强大的武器，可以帮助一个人抵抗冲突世界中的各种争斗。忍耐镇定、预先判断可能的结果及选择有利于长期目标的行为——这种能力可以让我们避免成为冲动的自己。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在《魔鬼词典》(Devil's Dicgonary)这本书中将耐心描述成“被伪装成美德的轻度绝望”，但如果没有它，我们真的会变得糟糕。缺少公正的旁观者会使不懂节制的人成为无助的欲望之奴，被原始低俗的嗜好所驱使，仅有一点能力或根本无力去为了更好的结果而控制行为举止。虽然我们将自身的忍耐力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它却可以让我们的生存优势超过其他动物。如果你以诱饵去引诱最有耐心的动物，那么在被即时奖励冲昏头脑陷进去之前，由于忍耐力，它一定会多等几秒钟。在将这种自控力的缺乏与人类每天都在磨炼的耐心进行对比后，人类的优势开始变得明显。 动物缺乏“道德想象力”，即为了更美好的事物而忍耐的能力。“我可以依靠想象力去预测今后的事物或者对它们满怀兴趣。因此，想象力一定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让我脱离自身的禁锢，进入到他人的感情当中。我就是以这种方法被抛向未来，并且对它满怀憧憬的。”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于三百年前就曾这样写道。道德想象力是新皮质的产物，负责抑制控制，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其他人如何在团队中对待我们进行推测。如果没有耐心对公共生活进行必要的制约，比如红灯亮起时停车驻足，做单调乏味的工作或等待支付薪水，我们这些极端社会物种将难以存活。耐心是我们逃离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宣称的“此时此地的压制”的主要手段。

前言

前言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母亲并非一直都是个小偷。其实，她算不上犯罪分子。是的，她的确固执倔犟，性格叛逆，但绝不是行为恶劣的窃贼，至少在我父亲去世之前不是这样。然而有时候，悲天悯人的好人也会干坏事儿——当他们困顿落魄，大走霉运，或者无人监管的时候。游手好闲的父亲突然毫无预兆地人间蒸发了，这种羞辱比贫穷更让人难过。当时是上世纪50年代末，家庭破裂这种状况并不常见。所以我们一夜之间变成了被遗弃的负担和身无分文的穷人，只能蜷缩在洛杉矶的郊区，于一片繁华富庶之外残喘度日。母亲奋力挣扎让我们免于破产，却无法阻止羞辱加身。当电力公司因欠费切断电源时，母亲会在暗夜里抽噎哭泣；当我们不得不失去汽车和手机时，她会大声咒骂，发泄愤怒；当福利支票耗尽时，我们只能点燃蜡烛，端着纸盘，把无酵饼当作晚餐勉强果腹——最基本也应该有点儿薄脆饼干和鸡蛋吧。最后母亲还得恳求房东不要把我们赶出去，以免流落街头。我母亲艾达失去了一切。这时，邻居为她提供了一份超展会（super fair）的工作，介绍她在当地一家怪异的、十分看中人品的百货公司做事。她为这额外的收入而欢呼雀跃，并心甘情愿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6点，负责摆放货架以及存货定价。母亲每天天亮之前便已悄悄出门，而此时我们四个孩子还在床上酣然大睡。时至今日，我依然能记起纱门撞击所发出的砰砰声，以及这个新工作为家庭带来的奇妙和不可思议。在那段时间，妹妹变得不再那么尖酸刻薄，让人难以忍受了。当超展会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之后，开始有一些神秘的礼物出现。乔伊斯穿上了新款网球鞋（之所以记得格外清晰，是因为我没有），而玛西娅那个残破不堪的旧钱包则被一个橘红色、饰有流苏的新包所替代。我的小妹妹贝莉穿着节日庆典式的粉红色衣饰，上面还绣了小丑和气球，显得舒适又可爱。最后出现的是个奇迹——母亲拿出了一件海军蓝外衣，与我过生日时所渴求的那件礼物十分相似，但是那时她曾说过，根本没钱买这件衣服。那么它是从哪儿来的？我真的很想知道。艾达说这是用“分期付款”买来的。现在我很确定她在说谎。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有太多东西要以这种方式购买——即先预付一部分定金，确保它们在商店里不会被买走，有能力后再全部付清。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件外套从未被付款。残酷的事实是，我母亲正在说谎。现实将一枚炸弹抛向我8岁的灵魂，然后将我带到人生的第一个道德十字路口。我是应该告诉母亲，我已经知道她在愚弄我，还是缄口不言，享受这份战利品呢？是直接向心怀善意的母亲坦言，她这种道德背叛已然将我对她的信任剥夺殆尽，还是保持沉默，充满感激，因为她曾试着让我幸福开心？我只是对母亲的礼物表示感谢，没有再多说什么。她很快便辞掉了超展会的工作，当上了公务员。在那之后，我们家变得更富有了。艾达的偷窃生涯充满了侥幸，并且目的明确，但这最终也要付出代价。这件偷来的外套使我的良心受尽煎熬，而折磨与不安亦使我变成了一个终其一生的探索者，一个执着于质疑真理与事实的人。比如说，如果我的母亲是一个商店扒手，那么我也会成为窃贼吗？源自于真爱的行为，是否也可以被定义为罪恶？假如我接受了她的礼物，我是否会成为罪人？如果我从贼赃中受益，那么这种行为是错的，甚或是一种罪孽吗？从理论上讲，当罪行没有见证者去举报时，它还是否存在？我感受到傲慢、肮脏、抱歉和感激种种情绪蜂拥而来，五味杂陈，我还觉得自己被污辱了。有一种理想从成长期的道德观中剥离出来，它强迫我去承认这个由于年龄太小而根本无法面对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这种状况会同时导致（至少）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我母亲可能是一个做过蠢事的好人，我可能因为保持沉默而成为窃贼，我的姐妹们可能因为对这些“分期付款”的货物爱不释手而成为共犯。所有这些都可能立刻成为现实。但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跳跃碰撞。思虑太多使我心烦意乱，也让我备感好奇。我成了一个强制性的探索者，而探索者都是十分怪异的人。我们总是觉得那些激动人心的真理会在那儿等着，就在视野之外。我们会被那些诚挚的信念所驱使，相信正确、精准的问题会开启真理之门，奥秘将一览无余。探索者有时会充满妄想，但我们是真的对此感兴趣。像大部分执着的人一样，我们会被驱动力引向令人惊奇的探索发现。这件童年时代的蓝色外套迫使我去想，并且是精力旺盛地思考：我是谁？什么构成了对与错？如何才能去深入体验那种对立的、同时发生的真实？它促使我去思索那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当矛盾双方相遇时，如果一个人能让这两方面平衡，那么智慧便会由此产生。根据智者（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书籍）的说法，这种彼此之间无法相互抵消的、自相矛盾的真理，便是智慧的本质。我母亲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我爱她，却反感她的所作所为；在某些场合，我会重复模仿她所犯下的罪行，之后又为此而懊悔不已；我的姐妹们最终因为遵从内心的喜好而成为了共犯。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事实。罗马哲学家特伦斯（Terence）曾说过“凡人所有，我皆有”，他并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内心的矛盾瞬息万变，充斥着“萨蒂利孔”（Satyricons）式的欲望、贪婪和憎恶，并努力使公平和正义合理有效。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崇拜者、背叛者和骗子，更别提伪君子了，然而我们内心却渴望自己圣洁美好。我们是具有道德感的鸭嘴兽，带有明显不协调的肢体，却想尽力赶超那些健康的同类。我们被拉向相反的方向，每天都在寻找某种中庸路线、一个平衡点，于坎坷障碍之中寻找出路。我们扪心自问，提出了那个神圣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生活？在我看来，智慧与完美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与理想主义或与伪装得更高尚也无关联。“如果你试图成为一个好人，并不会真的变好。当你发现自身的善良美德时，要让其显露发光。如此才能更高尚。”一位智者如是说，“但是只有当一些意识状态中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发生改变时，美德才会出现”，这种改变便是本书所要探讨的。我们每个人生来便具有道德器官——即人类那至高无上的荣耀和辉煌。康德（Kant）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历久弥新——我头顶上浩瀚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种“器官”并非可以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虽然它的一部分位于大脑某处），它是一种天生的能力，与人类在语言、数学和艺术方面的天赋极为相似。在与猿类分道扬镳后的二十万年间，人类已进化成一个新物种，而道德器官的出现使我们这些超级社会物种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居住在一起。虽然由于仇恨、愤怒和贪婪所引发的冲突使得“世界正处于熊熊烈焰之中”这句话显得十分真实，但是正如佛陀所言，比起书籍上那些层出不穷的丑行恶事，每天有更多善良、容忍、宽恕及坚忍的行为发生。“善行的总数要远远大于卑劣行径”，当我与科学作家丹尼尔•格尔曼（Daniel Goleman）在访谈中会面时，他这样告诉我，“在一年当中的任意一天，将潜在的恶行与已然发生的卑鄙行为相比较，其比率都近似于零”。虽然人类继承的生物学物质使我们感受到愤怒、嫉妒、自私和羡慕，但是我们会更加趋向于美好的情感，如善良、怜悯、协作、热忱、教养和爱意，尤其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尽管存在惊恐和憎恶（新闻业的规则是“出血才能出彩”，if it bleeds，it leads），但真实依然存在，而我们大部分人在多数情况下都恪守着基本道德。对于食肉的灵长类动物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人类是智慧进步的产物。即便如此，道德器官却依然潜藏着最为悲观厌世的想法和情绪。你会惊喜地发现，人类最主要的情感使我们恪守道德规范。与左脑所教授的有所不同，被逻辑性的右脑所主导的文化及情感是伦理生活的基本原则，而并非是理性。如果没有以上这些，即便是最理智的人也无法移情或变得更有道义。你会发现，我们的伦理生活被“它”所控制，而“它”便是大脑最古老的部分，即储藏情感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与最新进化的部分——产生理智、语言和分析的新皮质（neocortex）之间那种复杂多元却即时即刻的相互作用。新皮质也是道德想象力，即摆脱自我，感受他人情感的能力的发源地。这种能力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忍受自身的疼痛，还要顾及他人的痛楚——前一种与基本神经系统有关，而后一种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人性的精华。利他主义（altruism）这个词源于拉丁词根alter，或英文词“other”，如果没有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区别，那么这个词可能并不存在。道德器官建立在五种基础之上，与语言机制极为相似。我们知道，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这些词类巧妙地组合成句子时，表达的含义比单个词语更加丰富，甚至更美好。同样的道理，道德职能也可以从自身的五种价值中获取智慧和意义。最先普及这种理论的是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根据他的观点，在所有的历史记载中，这五种普世的道德基础似乎从未改变。也就是说，从布须曼人（bushmen）、博伊西的足球妈妈一直到在街头徘徊找工作的日本股票交易员，全部遵循这些道德基础：第一，伤害和关怀与我们有关。那些“发肤之下皆兄弟”的社群主义者会通过互连来谋求生存，并且不愿看到或感受到他人的痛楚。与他们一样，我们的道德情感对于伤害及关怀格外敏锐。这成了善良及各类情感和物质援助及保护的基础。第二，我们会致力于公平和正义，即互惠、自治、声誉管理、复仇和惩罚的规则等，这些让我们得以以个体身份生活在群体中。这一基础可以衍生出法律和权力，依靠潜在的、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自私的信念来体现罪有应得。第三，我们通过团体效忠（in-group loyalty）来谋求生存。这一基础会引发爱国主义、部族自豪感以及为社区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无意识地将外群体成员与自己人区别对待，并且总是对前者更为严厉恶劣的原因。忠诚对于道德规范至关重要，然而团体偏袒也将是一种惩罚，因为它会引发部族冲突、战争及侵略。第四，我们在意权势和尊重。作为将阶层纳入思考范畴的等级动物，我们对于领导权有着本能而强烈的向往，并且对长辈表示尊重，于传统充满虔敬。当“高明”的权威人物带领我们走向更高的权位时，这一基础便会成为巨大的助力，然而当权力狂人以感召力愚弄我们，或者我们为了顺从可疑的人或理由而放弃道德时，它会成为道德风险。第五，我们对于纯洁和神圣有着天生的强烈需求。这一基础源于我们的核心道德情感——憎恶。它可以将我们的兽性转变为神性，并且很好地解释了我们对于宗教（四万年前便有记载）经久不变的虔敬。与其他四种道德受体相似的是，我们对于纯洁的渴求也会被无度滥用。比如在反犹太人及同性恋的案例中，个人、国家或宗教信仰会利用我们的厌恶反射，进而将对手描述成道德不洁者。随着我们对道德器官了解的加深，铭记如下的归类将大有帮助：前两个基础——伤害、关怀及公平、正义，与个人保护有关，而其他三个基础的目的在于约束团体。在决定如何遣词造句或讲述何种特定语言之前，语言天赋会让作为幼童的我们获得口语能力。同样的，在并不具备全部语言能力或者对选择的后果一无所知时，普遍道德语法（universal moral grammar）会使我们作出伦理选择。虽然刚刚描述的这五种先天原则（innate principle）会指引我们进行道德判断，但是它们大多与自觉意识（conscious awareness）没有关联。拥有强烈的道德反应，且无法去合理地解释这一反应，海德特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道德错愕”（moral dumbfounding）——进一步证明情感形成了道德冲动，而非理性。让我们举例说明。一位女性在清理壁橱时找到了一面旧的美国国旗，由于她并不想再保存这件东西，于是便将其撕成碎条，当作抹布去擦拭浴室。你觉得她做错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一只宠物猫在你家房前被汽车碾压致死，干脆把它吃掉怎么样？你一定听说过，品尝猫肉在某些地方被奉为美食乐事，那为什么不赶紧做一碗猫咪捞面呢？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对以上的建议感到恶心——我们觉得这种做法让人憎恶和反感，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此想法？当我们深入探究理性答案时，发现情感正在伪装成事实。这便是道德错愕的运作方式。当乳齿象还在陆地上重步前进时，这五种道德基础便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根深蒂固了。为了让伦理生活变得更加轻松简单，它们主要依靠感知进行运作，而这种感知与身边的实际情况并无关联。道德选择依赖于我们对已发事件的思考或感受，而不是真正的事实。解释便是一切。像其他那些会轻易陷入错觉的感官一样，道德感亦很容易被过滤性的筛选条件所误导——从语言（想想委婉用语）、外表（想想那些善于伪装的人）到许多人那种自欺欺人式的极富想象力的肢体表演。为了发挥正常功能，道德职能必须与其他的心智机能，即记忆力、注意力、语言、视觉、情感和信念精准配合。由于道德职能要依靠专门的大脑系统去发挥功用，所以对这些系统的破坏会导致道德判断的缺损。当大脑受到损伤时——天生如此或发生过意外事故——伦理能力就会相应受到损害。没有两个人会做出相同的伦理选择，因为从来没有两个大脑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深知这一点，因为过去的二十年是神经病学的分水岭。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让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人类感受情绪的过程中研究人体——这一伦理学上的伟大进步等同于人类登月。它的实质是利用科学仪器去观察我们如何进行伦理选择。借助FMRI，我们知道自身的许多行为，即便是像利他主义和粗鲁无礼这样背负着道德感的举止（以前认为这些行为会受到意识的控制），都是受到无意识的生理反应的影响。此外，我们知道，无论人类做了些什么，事后都会百般巧辩，为自己找一堆潜意识方面的理由。人们难免会犯错，然而我们并不是仅仅拥有酷帅发型的大猩猩。总而言之，智人（homo sapiens）是更为高等的道德存在（moral beings），伽玛波可以证明这一点。以进化生物学、认知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发现为基础，我们正达到一种自我透明的水准，这一点已远远超乎人类最为疯狂的想象。一些至关重要的盲点得到阐释说明，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允许自己欺瞒哄骗他人，但是却适可而止；我们为什么会高估自己的正直美德，轻视环境的能量，从而让另一个阴暗的自己显现出来；德国人常说“当性福来临时，头脑就不顶用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居住在平原地区的人们，如德州人，会比较保守迂腐，而那些依水而居的居民则趋向于宽容开明；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的道德观不同；为什么孩子都擅长欺骗；为什么在性爱中，那些毫不禁欲的右翼青年基督徒比无神论者更少戴安全套；为什么在预测什么会让我们幸福时，我们显得如此的绝望无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将——揭示以上这些疑问和其他无数的难解之谜。两大特殊发现进一步推动了伦理学变革。第一个便是“神经重构”（neuroplasticity），即我们的大脑与行为可以通过练习得到重塑。人们一度认为大脑位于双耳之间，是一个孤立的灰质聚合体，负责思考。现在则证实大脑更像是具有无线侵入功能的章鱼，其无形的触手会随时滑向任意方向，不停地接收那些未曾意识到的讯息，让我们在还未明白之前，便已快速做出了反应。愚昧而陈旧的思想认为，人类生来便具有固定的脑细胞数量，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少。与之相悖的现实是，我们的身体每天会产生十万个新的脑细胞，持续不断，直到逝去的那天为止。可以说，这一发现完全颠覆了心理学家对个人改变的认识。虽然我们的大部分行为自出生伊始便已固定，并且被身处的文化所接纳认可，但是通过练习，我们的行动仍然有很大的空间进行重塑。这与本性难改的陈词滥调并不相同。第二个伟大的恩赐便是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的发现。1995年，帕尔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发现，移情的心理机制（及许多其他行为）要通过生理方式进行传达。镜像神经元的唯一目的便是反射我们从周围世界所看到的事物，为了与环境和谐一致，它会立刻进行模仿——从字面来理解即“将外在转为内在”。这些“移情神经元”，可以使内在的真实与我们周遭的世界协调相应，帮助我们消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障碍（碰巧这也是大部分传统智慧的目标）。为了懂得他人，天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成为他人的机制，至少是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镜像神经元是一种潜意识的、感同身受式的通讯网络，它让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这种神经元有助于加强幼年时最先学会的道德行为，比如当母亲微笑时，我们也会展露笑容予以回应，并且从父母照顾我们的方式中理解移情倾向。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哈欠连天？而看到某人哭泣流泪时，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浸湿眼眶？神经元便是答案。它们是我们走出自身禁锢的最初途径。人类需要自我超越。传统智慧也对这一点表示赞同。道德器官会学着让那些彼此对立的真理沟通连接起来——我们的需求和他人的要求，以此来避免可怕的以自我为中心，从而变得更为“强大”。心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将这种自我延伸称为“扩展圆”。对于移情扩展的需求从来都没有这么急迫。我们对自己贪婪的形象皱眉蹙额，心生畏惧——站在冰上的北极熊并不比美国温尼贝戈族印第安人高大多少。道德缺失让我们厌恶作呕，进而也让我们认识到需要将其驱散。自从“9•11”事件爆发以来，工业废料逐渐覆盖了加利福尼亚的西海岸，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问题也日益尖锐突出，似乎没有什么比循环扩张更为重要了。随着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的破译，我们已经有能力变得更加完美，比如治疗各种疾病，当然，潜在的邪恶力量和人类克隆除外。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人性中的秘密蓝图被揭示出来了。兰斯•莫罗（Lance Morrow）写道：我们已经成为“神之作品日益重要的分包商”，为世上的善良与邪恶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一位科学家曾对我说，事实上，“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必须决定，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自相矛盾、刚愎自用、自私自利以及“情”令智昏；明白理性的头脑如何轻而易举地欺骗了我们。行为经济学家丹•阿雷利（Dan Ariely）写道，我们明白自己实际上拥有“可预见的非理性”，也很清楚当我们预测那些愚昧的选择和自相矛盾的后果时，是多么的沮丧绝望。美国人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幸福水准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下降了一半。似乎伦理学的突飞猛进与全球危机爆发、幸福统计指数下降同时发生，并非偶然。在这巧合的背后，有一种分秒必争的急迫感，一场完美的极具破坏性和启发性力量的风暴正在冲击我们的道德意识。除了对于“是什么让我们变美好”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以外，还要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是什么让我们变得丑陋可怕。我们知道，善良可能很普遍，但是也很脆弱。所有人都强烈地感觉到，虽然移情能够被轻易激发，但是也会很快被忘记。心理学家安妮•科比尔（Anne Colby）和威廉•达蒙（William Damon）这样提醒我们：“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在理解缺失、创新艰难的情况下，人类的美德翩然而至。”“似乎唯有当纯粹的邪恶消失于财富和幸福的陪伴之中时，美德才会浮现。”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 Wilson）对此表达得更为尖刻犀利：“当我们看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时，心都柔软得碎了，然而当我们目睹成千上万个饱受煎熬的儿童时，又变得刀枪不入起来。”这并非因为我们是暗藏恶意的伪君子。人类的矛盾与原罪并不相干，与那只在美德花园中四处游窜、引人堕落且拥有不死之身的大蛇也没什么关联。这是本质。西方文化将人类内在的本质描述得相当可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几乎一个人便完成了对大多数西方民众精神世界的定义，而他对于人性的阐述也足以让人忧虑不安。“总的来说，人类一无是处，”这位卓越的心理学家发出如此控诉，“以我的经验来看，他们大部分都是垃圾。”什么，我没听错吧？事实上，弗洛伊德坚信，人们关心同胞是“为了满足自身的侵略性，剥削（邻居的）免费劳动力，擅自利用他获得幸福快感，夺取他的财产，羞辱他，让他感受到伤痛，百般折磨他，然后再杀之而后快”。噢，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当“自私的基因”这一源于生物学著作的概念被人们盲目滥用时，似乎已有证据去支持这个令人沮丧的观点了，因为发现表明，我们的染色体天性邪恶。从那以后，科学家一直在试着查清真相。“进化是一个系统地偏向自私的过程，”一位生物学家这样写道，“但是在定义自私的方式上，进化论学家与作出道德归因的人们完全不同，心理和基因之间的自私形式没有必要的关联。”请将下面的句子读两遍：“那些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谋求利益和享乐最大化的人，可能无法传播他们的基因，”这位科学家继续说道，“另一方面，甘愿为他人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人，比那些无动于衷的家伙们能够更好地繁衍基因。”尽管已经有如此专业的言论和声明，可是仍然存在一种普遍、乖张的反对性意见对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他创造了“自私的基因”这一短语）的观点予以否认。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便是这样一位来自邪恶基因学派的批评家。他把道金斯这种非理性的信念，比喻成一种试图欺骗自己不去吃肉的肉食动物。德瓦尔问道，人类怎么会“发掘出打败自身本性的意志和力量”呢？人类怎么可能欺骗自己是另外一种存在，“就像一群水虎鱼决定成为食草动物”那样？看来，这位愤世嫉俗的老兄也不过了了，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来支持自己。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一种普遍而愚昧的畏惧。我们本应以一种普通的方式看待自己，但这种畏惧使我们在自我肯定的道路上行差踏错，渐行渐远，而人类这一物种将不可逆转地倾斜到肆意荒唐的深渊。一些人担心，如果我们抛却大屠杀那惨绝人寰的记忆，悲剧将重复上演，因此他们标榜的“永不忘记”会轻易地转变成另一个口号——“绝不原谅”。这便是转移焦点的危险所在，因为它实现了一种自我式的预言。任何一位能力相当的治疗学家，即便他是弗洛伊德的信徒，都会告诉你，治愈和智慧来自于确认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构建。这并不是对邪恶的否认，就大脑的运作方式而言，这仅仅是以一种更巧妙的方法去弘扬美德。美国第一位励志作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早在19世纪80年代便提出过这种观点。他在《论自助》（“Self-Reliance”）中这样写道，“别把自己耗在拒绝上，不要跟坏人叫板，但是请歌颂好人的美好”。犹太籍作家肖洛姆•阿施（Sholem Asch）对此也深表赞同：“对于我们自身和未来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去记录和叙述那些堕落退化的证据，而是列举出人类的欣喜与高尚，让它们比肩共存。那史诗般的英雄事迹充满了大爱，它努力实现救赎，抵制毁灭和破坏。即使被怨憎者反对，它也理应得到平等的见证，流传后世。”由于我们大脑是通过建议、反射、重复和指导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学习而不是通过自我憎恨，因此，“提升”（elevation，一种被新近认定的情感，我们将在以后的篇幅中详细探讨）已成为一种对自我意识更为积极有效的鼓励方式。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运动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倡导建立，其开创性意义在于将公众话语从负面的“我们哪错了”引向正面的“什么是对的”。这项运动为过度疾病化的悲观主义提供了有效的抵消与平衡，避免自恋文化继续沉迷于自身的黑暗和消极之中。塞利格曼认为，心理学已经失去了方向，心理健康领域已经被人性的黑暗面所占据，它让我们对自身的善良、高尚、勇敢，以及偶尔闪现的无私全部都视而不见。医生可以利用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去定义疾病，但心理学家甚至没有一套语言去谈论更为复杂高深的心理学。借助多年的研究，塞利格曼创建了一张诊断列表，其中包括六种性格美德——智慧、勇气、仁慈、正义、节制和超越，以及三十六个分特点（比如，节制中包括宽恕、谦卑、审慎和自律）。看，美好的伦理袋已经打开，里面有令我们惊奇和敬畏的自我超越式情感。提升——即情感得到升华——对于人类为什么在历经极端的毁灭性打击后依然能生息繁衍，给予了很多的解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如果不是为了提升权力，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不会入主白宫，草根运动也将失去克服一切困难、击败对手的能力。积极心理学向我们展示出，人类趋向于美好和希望。大多数情况下，真理会说服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会被美貌被吸引。事实上，善良、真实和美丽构成了人类理想的黄金三角——它让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在美丽、善良和真实面前，我们发现自己被照亮，与比我们自身更为强大的光芒联结在一起。用笛卡尔（Descartes）的话说：“伟大的智慧之光偏向于铸造坚强的意志”。这是因为“大脑为仁慈而预设”，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这样告诉我。在内心深处，我们通过爱得到满足；在外界，我们通过厌恶疗法而得到奖赏。这两者完全不同。我们渴望变得更出色，并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原因，而在于我们向往美好生活和享受生活的智慧。美好的生活要以自我认识为基础。自我认识不仅可以加深与他人的关联，还让我们去为比个人幸福（并没有排除在外）更伟大的事物而无私奉献。“伦理生活便是，当我们身在其中时，可以理解他人、认同强者及看清目标，并以此赋予生活各种意义”，当我们交谈时，塞利格曼坚持这样认为。无私的人容易更幸福，更长寿，连身体健康状况也比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家伙们好很多。本书将向你展示如何幸福以及为什么会幸福。虽然我们是处于发展中的伦理生物，每日都要竭力在自私与同情心之间架起桥梁，但是我们的内在倾向——尼采（Nietzsche）将其称为“个人心目中的群居本能”——很难果断地选择要站在桥梁的哪一边。好人，即我们当中那些尽可能不去伤害他人的绝大多数民众，不仅寿命更长，还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子孙。历经数千辈人的世袭罔替，这一架桥和抉择的过程让新皮质（neocortex）的比例变得出奇的大。正如道德心理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ser）所说的，进化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一群互相配合的利他主义者将远远超出一伙自私自利的骗子”。这也是为什么像信誉、利他主义、正义、同情和仁慈这样的价值观会成为人类所界定的希冀和渴望。对于这种理想与愿望，希腊人以arěte（意指优秀、美德或善良，尤其代表功能上的优势）一词来代替。乔纳森•海德特是这样解释的：“一款arěte式的刀具意指刀锋锐利，很好切东西；arěte式的眼睛意指眼神清澈，看得清楚；arěte式的人则意味着优秀善良。”世无完美，像所有的事物一样，道德一直都是一门不精准的科学。它是一种概率游戏，以固定特性为基础，但是却存在很大的变数。人类毕竟不是整数，试管、图表和机器永远都无法让我们落居于现在的自我。没有一位科学家可以准确无误地预测出未来所有人类的行为和举动。这与形而上学无关，但是却向我们指出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学习曲线。我们仅仅利用了一小部分的大脑能力，即使慷慨估计，其利用率也不到20%，而我们对道德天赋的应用可能也只达到有限的水准。在我们体内似乎存在一种未被发现的能量，它像神经元那样操控驱动着伦理生活。我们需要将这人类生活中不可思议的一面纳入考量范围，否则我们可能在了解它的过程中面临着失去人性的危险，可能将自己变成一堆蛋白质（protein）、突触（synapse）和原生质（protoplasm）。任何一个曾经目睹过以下这种状况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当那些残障人士的身体状况衰退下降时，其精神力量反而变得强大起来。这一过程，难以解释而又神秘莫测。一位致力于治疗癌症病人的医师对我说：“我们自身的某一部分并不会受到身体状况的束缚，它的增长幅度与我们失去的成正比”。我们不仅仅拥有身体，换句话说，我们所拥有的甚至比身体和思想的总和都要多。如果没有这未知神秘留下的缝隙，我们根本无法去探究美德的本质。尽管人们已经对这一奥秘进行学术研究，可依然无法查清个中原委，让神秘消失，或者将这难以捉摸的部分转变成具体的、具有实证性的信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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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洞察了我们的集体心理和个人心理。它就像灵魂的GPS导航仪，是21世纪人类进化和生存的必备指南。——诺沃基金会创始人 彼得•巴菲特（Peter Buffett）马陶谢克以一种巧妙无比、引人深思的方式，引导我们经历了一场道德科学的革命，同时也是一次趣味十足、极有见地的旅程，探索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本书适合所有询问“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人阅读。——《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作者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马陶谢克完成了一本奇妙的书，关于如何做个不说教、不评判别人的好人。《底线：道德智慧的觉醒》召唤我们提升自己。读读这本书吧！——《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作者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作为一个物种，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健康的方法，利用我们本性中的善良，去避开人类痛苦的源泉。你手中的这本书会告诉你为何如此。——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P•福塞斯博士（John P. Forsyth, Ph.D.）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洞察了我们的集体心理和个人心理。它就像灵魂的GPS导航仪，是21世纪人类进化和生存的必备指南。——诺沃基金会创始人 彼得·巴菲特（Peter Buffett）    马陶谢克以一种巧妙无比、引人深思的方式，引导我们经历了一场道德科学的革命，同时也是一次趣味十足、极有见地的旅程，探索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本书适合所有询问“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人阅读。——《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作者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马陶谢克完成了一本奇妙的书，关于如何做个不说教、不评判别人的好人。《底线：道德智慧的觉醒》召唤我们提升自己。读读这本书吧！——《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作者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健康的方法，利用我们本性中的善良，去避开人类痛苦的源泉。你手中的这本书会告诉你为何如此。——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P·福塞斯博士（John P. Forsyth, Ph.D.）

内容概要

马克·马陶谢克（Mark Matousek），现居纽约，曾任《访谈》杂志（Interview）高级编辑、《O》杂志特约编辑，著两部畅销的回忆录，《被他抛弃的男孩》（The Boy He Left Behind）和《性与死亡的启示》（Sex Death Enlightenment）。

书籍目录

前言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第一章 伤害与关怀：好人的底线

双重人之痛

取决于动物智慧的人性

脑中的镜像

爱的能力

金星和火星

情感与内心的那个人

耐心及其“近敌”

内疚与羞耻

愤怒与道德侵略

厌恶与恐惧

提升与超越

情感智能

第二章 公平与正义：群体生活的基础

住在故事里的人

我是谁

本性中不存在“应该”

道德错愕

狂欢节效应

受骗者、怀恨者和骗子

嫉妒和怨恨

以眼还眼

目的与手段

囚徒困境

利他主义的光明

第三章 团体效忠：生存的道德智慧

忠诚，双面的道德情感

“我们”对阵“他们”

群体自恋与全球暴力

模因

驴子和大象

第四章 权势与尊重：放弃底线的道德风险

狂热与顺从

黑暗三合一

困在邪恶中的善良

玩弄权力

契约与等级

激情、恶行与智慧

自由与爱

第五章 由憎恶到神圣： 我应该如何生活

神圣的问题

编辑推荐

《底线:道德智慧的觉醒》被沃伦•巴菲特称为“灵魂的GPS导航仪”。一个人可以被夺走一切，却唯有一件事能傲然独守，即所持有的态度、所选择的路。它是人类沉睡的智慧和最后的自由。在信仰缺失、太多人无所敬畏的当下，这是一本从哲学、心理学、科学和灵性等领域深入剖析人性并深具救赎希望的智慧之书。

作者简介

你的心灵是否曾经遇到过与以下难题类似的问题？

如果因为贫穷，我穿上了母亲为我偷来的大衣，我是否会成为罪人？母亲源自真爱的行为，是否可以被定义为罪恶？

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时，心柔软得都要碎了，然而当我们目睹成千上万个饱受饥饿煎熬的儿童时，又变得刀枪不入起来？

为什么丹尼尔•戈尔曼说“大脑为仁慈而预设”？而路人却冷漠地绕过被车撞倒的孩子？

为什么当我们大脑某一部分受伤害，我们的道德感也会消失？

我们从何处学会了放弃、奉献和信赖，又是如何将它们丢失殆尽的？

羞耻感会终结暴力还是会引发暴力？

牺牲一人生命拯救五人生命的方案是否值得选择？



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难题常常会在人生的某一时刻令我们扪心自问：“这个社会怎么了？”

“我该如何选择？”“我该如何生活？”当我们一再苦恼于自己的理想、道德底线被冷漠甚至残酷的现实所挑战，有没有想过探寻一条有希望的路？

《底线：道德智慧的觉醒》正是一部由各种道德与情感难题催生的探索人性之书。作者解析大量熟悉又陌生的现实故事，其中包括那个经典的“电车难题”，指出在社会道德底线一再被洞穿的当下，不要将责任一味推脱给社会体制，独立的人应当承担应有的责任；他直言不讳揭示了人性的幽暗与复杂，却对人的自觉和正向价值的力量非常乐观。作者用实例证明有底线、有道德原则的生活会令人更幸福，而社会共同底线的回归也需要独立的个人形成合力。

如何回归底线，是作者在本书中探讨的根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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