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书评

王学典序

姜萌的书稿《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即将付梓，请我为之作序。作为其老师，自不能推卸。自本科上我的课起，此后读硕、读博，姜萌随我读书近十年。还记得是2002年，那是我最后一次给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上“史学概论”课。某一天的课间，一个还有些腼腆的学生拿着几页稿纸找到我，说是读《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后的感想，请我指导。这篇所谓的“书评”，虽不乏稚嫩却充满锐气，读后颇为所动。这个学生就是姜萌。后来姜萌跟着我读硕士、读博士，我对他的了解遂逐渐增多。性格虽有粗糙和急躁的毛病，但热情坦诚、朴实守信；治学的禀赋虽不算太高，但非常勤奋，且勇于思考；姜萌的这些特点，如果用心读他这部书稿，应该会有所感觉。这本书是在他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姜萌的主要精力都倾注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一书中，有这个工作做基础，我对他的博士论文并不担心。不过在看到论文初稿时，我并不太满意。后来姜萌告诉我，我在他的预答辩现场，说过的一句话刺痛了他：“这篇论文对一个想拿学位的人来说绰绰有余，但对一个有志于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还远远不够”。他说他当夜几乎一眼未合，并作出一个冒险的决定，推倒重写，哪怕写不出来而延期毕业。我对他这个决定多少有些担心。担心他不能顺利毕业，但也期待他在高度压力下能迸发出更强烈的学术创造欲望。听说他为了重写论文，年三十下午才去岳父家，年初二早上就回到学校。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回报。当我再一次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多少有些吃惊，没想到他竟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对论文进行了如此大幅度的重写，论文的质量也自然有了不小的提升。在他博士论文的鉴定报告中，我写下了比较肯定的评语：此文在清末史学的研究上贡献了一系列开拓性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书写模式与族群意识的高度相关关系。在作者看来，有什么样的族群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书写。应该说，对族群观念与历史书写的相关性关系的揭示并不始自本文作者，但对此一关系揭示的如此透彻和清晰，则是作者的贡献。就本文所研究的领域而言，本文可以说把对清末史学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此文对清末三种历史书写模式的概括和清理，使人们看清了一百多年来占主流地位的历史书写模式的起源，这也是此文对清末史学史研究的又一贡献。全文设计合理，结构匀称，资料丰富，论述扎实，思路清晰，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写作规范。本文比较大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汉族史”书写与“地方史志”书写的现代性揭示的不充分，不能尽释读者之疑。在姜萌的毕业答辩会上，各位答辩委员也都认为，这篇论文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说颇具探索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领域尽了一个青年学者之力。姜萌博士毕业后，获得了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教职，决定北上入都。对于这个决定，我比较矛盾。从他个人学术前景的角度，我认为他应该像一只已经长成的鹰，独自去搏击长空，遨游世界，他也告诉我一直在山大念书，视野不够宽广，想出去看看。但从生活的角度，彼时他在济南已有家室，妻子有稳定的工作，房车兼备，生活不错，进京工作不仅意味着要抛弃这一切，重新开始，还要面临解决妻子工作等难题，注定要吃很多苦。且从我个人需要的角度，姜萌脑子快、腿脚勤、有办事能力，能帮我处理一些杂务，不太情愿放他走。记得当时关于到底进不进京，他和我商讨了几次，最终还是出于对学术的追求，决定抛弃既有生活，北上就职。任教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姜萌时常会联系我，偶尔也在济南或北京见见面。他和我谈的比较多的，是他在京工作生活的压力，诸如上课太多，住所不稳定等，也谈一些收获，诸如遇到的相处很好的同事学友，朋友帮忙解决了妻子的工作等。我感觉到，他虽然在北京吃了些苦，但总体的精神状态是欢愉的，向上的，学术研究也在按计划向前推进。对他的挂牵，遂逐渐放下。由姜萌的这些经历，这里我想就学术新人的培养问题谈点浅见。文史哲这些积累性很强的基础学科的发展在当下正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传承危机，是许多人所感受到的一个基本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至少有这样两个，一个是招生培养的机制问题，一个是青年教师成长的环境问题。姜萌在一个聚会上说，他是最让我费心的一个学生。就上学这件事来说，这句话没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姜萌的英语基础不好，尤其是不善于应试，以至于他的读硕、读博之路相当坎坷曲折。硕士努力两次，博士也努力了两次。姜萌上本科是以第一志愿考取山大历史系的，本科期间堪称刻苦读书，勤于思考。我敢说，绝大部分在本科期间给姜萌上过课的老师，无不认为姜萌是一个做科研的苗子，但现有的招生机制却一再把他阻挡在继续深造的大门之外。本科毕业，姜萌的专业课非常优秀，已在所谓的CSSCI来源期刊刊发了不错的论文，但因为英语四级不是第一次通过，于是失去了保研资格，不得不去应考。第一次考研因为距离英语统考过线差2分而失败，为了谋生去了山东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后辞职再考才通过。上了硕士后，我就很担心他应考英语的能力，就向学校研究生院申请了“直博”的机会，可惜审查资格时，因为他尚未通过英语六级而失败。2007年春，姜萌第一次考博士，英语总分超过录取线8分，却因为英语写作差2分而名落孙山。后来姜萌告诉我，2007年是他最痛苦的一年。刚刚结婚，一事无成，不工作的话生活都成问题，工作的话又不能保持连续的英语复习，可能还考不上。后来他决定辞去报社工作，全力复习。为此，我给他在学校找了一间办公室。进入冬季后，因为种种原因，他决定回豫南山区老家去复习。我是在他已坐上回家的火车上，才接到他的短信，说是已在回老家的路上，并问我，他是真的有研究学问的潜质吗？很显然，生活的重压已动摇了他学术研究的志愿。后来姜萌告诉我：他是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出现在家人面前的，父亲醉酒后的言行再一次戳伤了他；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带着不能抑制的悲伤，在阴冷的房间里去更努力复习他早已憎恶的英语；纷纷扬扬地下了近一个月的雪，让他的情绪愈加低落；有一天早上，鲜红的尿液，染红了一大片雪，压力、压抑和艰苦的条件，显然已让他的身心濒临崩溃的境地。好在后来他又回到济南，准备继续考试。尽管准备了大半年的英语，可惜英语还是差两分。最后我向学校申请降分录取，姜萌才算读上了博士。在山东大学，我已有带硕士21年、带博士17年的历史，越来越觉得我们当前的研究生招生培养机制存在着一刀切这样一个较大的问题，也就是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以一个刚性标准来面对才性各具的学生。从某种角度来说，现有的机制在保证大致公平的同时，也扼杀了不少有突出个性但并不完美的青年的学术生命。假如学校不对姜萌施以一次次的援手，假如姜萌不是一次次的坚持，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个颇有锐气的学术新人姜萌吗？我们现在的人才选拔机制甚至还远不如民国时期，当年吴晗以数学零分入读清华大学、臧克家以数学零分入读山东大学，这样的故事在今天还有可能发生吗？天知道，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究竟扼杀了多少个吴晗和臧克家！在文史哲这些领域，可能不知道有多少导师都会有这样的遗憾，想招的学生招不了，不想要的学生不要不行。这一问题解决起来当然比较复杂，但我们必须对此有所认识，并且当做一个已经严重制约了学术发展的因素来认真对待，——假如文史哲这些冷门的、收入最低的学科的学术后继者们大多数都是些没有天分、没有兴趣，只是当做吃饭的饭碗的人，学术还怎么传承发展？当前制约学术新人成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体制环境。据我有限的观察，当前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的学术新人，相当大的比重是来自贫寒家庭的子弟。一方面，他们念了多年的书，基本没有收入，工作后差不多都是三十左右，立即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多数机构都不能解决住房，哪怕是筒子楼、周转房，菲薄的收入和高企的房价、房租让一些没有家庭后盾的青年教师不得不分心挣钱。另一方面，目前不少高校在职称晋升方面均有名额的限制，而不是说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到达到要求后就可以顺利晋升，这使一些本该晋升的青年不能晋升，而不晋升收入就上不去，这不能不挫伤他们献身学术研究的积极性。站在青年教师的角度，遥想当年傅斯年执掌史语所时，入所的新人每月薪水一百多块，前三年不让发表论文等规定，从而给青年学人营造了一个可以衣食无忧、凝神静气潜心读书治学的环境，真是令人羡慕不已。拉杂写了这么多，最后再回到这部书稿上。相较于博士论文，书稿有了不小的改动，尤其是绪论、结语等部分。关于书的内容，我不准备花费太多笔墨。因为用“族群”、“国族”等概念取代“民族”概念，从而将注意力放在现代历史书写模式的特点、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之关系、历史书写如何处理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等学界探讨还比较少的方面是否合适？姜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最后有多少能被学术界接受？我现在还无法判断。我想，即使大多都不被接受和认可，倘若读者能够秉持是其是、非其非、是其所以是、非其所以非的态度，来思考姜萌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回答，也不能不说是这部书稿对学术研究的推动。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