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
出版日期:2014-12
ISBN:9787101105696
作者:林磊
页数:384页
作者简介
严耕望先生系现代卓越的历史学家。本书依严氏一生几个重要转捩分作六卷：1916至1936年为其早年生活及学习阶段；1937至1944年为大学学习至入史语所前之阶段；1945至1964年为在史语所专职会话；1965至1981年为在港执教阶段；1982至1996年为退休至 去世的最后岁月 ； 1997年后以述其“身后文章事”为主；附录严氏生平著作编年。俾治「归田史学」者以一砖一瓦之用，也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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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耕望先生是近世史學大家，但因個人興趣，於其著述所讀甚少。惟最初讀《治史三書》，中有《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腳的園地》一節，於自己後來之治宋史頗有推動作用。其他所讀者，亦惟《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等少數文章，於其制度史、歷史地理之作，殊少研讀。先師曾推許之，又以爲錢穆之學生如嚴耕望，如余英時，如逯耀東，均超過乃師。然鄙見實不以爲然。本書中提及楊蓮生許其博通，而錢穆先生以其爲專家，嚴先生自己則知乃師所言不繆。翻畢本書，於嚴先生多一分了解，印象尤深者有二：其一，先生爲純粹之學人，不計一切名利，幾斷絕一切應酬，而專志於學，實非常人所可及。今之學者，予所見者，二三而已。然且常被指爲不思進取，不近人情，嗚呼哀哉！其二，先生於所作文字，極爲認真，反復修訂，每再版再刊亦再結合新材料而改寫，亦極難能可貴。予心尤覺慚愧，以文成多不願再觀也。此二者，當自勉！正題已畢，復綴點題外話。最近剛看到陳福康在《中華讀書報》講年譜長編之文章。今人每不知“長編”爲何意，而年譜之作，乃竟以“長編”爲高，至可笑也。又有所謂“編年事輯”者，本蔣天樞先生不敢當“年譜”之作，故藉此謙退之名。今乃有繼此名而起者，是爲中華書局之“編年事輯”系列。《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前已讀過，當時即指其蕪雜。而此書脫胎於作者碩士論文，本題作“嚴耕望學術年譜長編”，則亦爲“長編”之一，且本爲“學譜”。今改題此名，作者復言多作修訂，以與已有之二種同類相統一，則似此“編年事輯”亦有體例也。兩種翻下來的感受，是多引回憶文章，有的甚或不嫌其長。此是其同者，則爲“編年事輯”之通例乎？此類文字本非不可用，若作“長編”，本寧缺毋濫之原則，大幅收入或亦不妨（然當此通訊極發達之時代，除少數外，多數亦非難見，皆收似有故意增長篇幅以表其全備之嫌），若求“著述”，則年譜當有所別擇，要言不煩，提示數語，標其出處，似已足夠。又，日記、書信乃至譜主個人著述等資料，於編纂年譜之際，究當全文引用，抑或刪繁就簡，似未可一概而論，要以見其中要義者爲主。本書於胡適、錢穆等來信全文引入，如全錄胡適與譜主反覆討論《能大師碑》一事之多封信札，即似冗長無當。本書於嚴耕望先生所作文章，其初草、修訂、出版等事，極其詳備，雖可見嚴先生之不苟與謹嚴，然亦似過於繁冗。又書中徑呼譜主爲“耕望”，以爲不敢妄稱“先生”，則“先生”之名，乃僅限於家人弟子乎？徑稱名字，豈見敬意？又，本書開篇第一年，竟將民國五年作十四年，令人大跌眼鏡。又，書中略附相關人物行跡與時事，前人之作，或有隨文插入者，或有附於年末者，於格式上似皆未善。惟鄙於此類亦未能有恰當之處理，容細思之。總之，年譜、學譜之作，非盡搜材料即可之事，要亦見編者之卓識，譜主之精神、學問乃得彰顯。不然，一大雜燴而已。2016年3月30日草 -
【第46页】1941年在所期间，耕望与钱穆无话不说，乃至初恋情事，也告诉了钱穆。钱穆还代耕望谋划，拟让其能有机会到重庆去一趟。后因女友的一时不慎，而不得不分手。耕望情绪低落，万念俱灰。进而招致长期伤风，精神欠旺。钱穆不时劝解，要为耕望另介绍一女友。然经此打击，耕望深知自己太重感情，做人做学问都不执著，只感情不免太痴执。故惟愿埋头读书，不欲再陷入情网。【第55页】1944年在渝期间，耕望曾听顾颉刚自我评论，深悔年轻时名气弄得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对于史学并无多大贡献。【第90页】1952年据时任史语所考古组研究院的石璋如回忆：……过去傅（斯年）先生安置研究院所考虑的是远离市区，南京的研究成果不佳，就与研究人员晚上多跑出去活动有关。【第188页】1969年是年，谭宗义曾将纽约市立图书馆东亚部所藏大陆出版之《文物》杂志，影印寄给耕望参考。耕望去信，告其赴美不久且家累甚重，不当为此花费甚钜。谭乃回信报告，彼处科技发达，所费不多。【第231页】1978年指导新亚研究生张伟国完成学位论文《中古黄河津渡考》。（这位张伟国应该就是后来至北京大学师从田余庆先生的吧？）【第235页】1979年谭宗义又为耕望夫妇安排随团旅行华盛顿，并于启程前一日，陪至第五大道散步……未几，严夫人问谭宗义先生去了哪里。谭四处张望，但见耕望于前面行人通道自西徂东走一过，返后告诉二人，东西六十八步，约一百五十尺。【第282页】1986年其时友朋间颇关心“九七”后香港之前景者，耕望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不会有大动乱。【第323页】1994年致中兴大学历史系宋德憙一信：……一个有希望做学问的人，三十几岁正是猛力充实自己的阶段，任此剧职，损失很大。而且在人事上也会吃力不讨好。本学期已将结束，如果下学期能摆脱此类琐务最好！此外，书中提到严耕望先生学生李启文。1996年，《历史地理》第13辑刊李启文《西汉勃海郡初置领县考》，对周振鹤先生的观点多有辩驳。据上课听闻，似当时及现在都对这位李启文先生并无了解，故找了一些资料贴在这里。我一开始检索出《怀念我们的老学长严耕望先生》一文，其中指出“《唐代交通图考》第6册和《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由其晚年钟爱弟子李启文先生整理出版”。我才知道《唐代交通图考》第6卷是由李启文整理（李启文还整理了《唐代交通图考第一至六卷引用书目及纲文古地名引得》），大概是因为平时对唐代关注较少，不够敏感。第6卷前有李启文的《整理弁言》和《后记》（下文作《后记1》）。同时《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也附有《后记》（下文作《后记》2）。除此之外，李启文还编撰过《新亚研究所图书馆简介》。他似乎专门整理严耕望的遗著，如近期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以下为相关编年：1986年新亚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题为《汉代之物产》，导师严耕望。（据新亚研究所网站）1991年师从严耕望读博。（据本书）1997年新亚研究所博士毕业，论文题为《魏晋南北朝水利事业研究》，导师严耕望。（据新亚研究所网站）2000年秋，任教于香港大学。（据《后记》1）2004年4月离开香港大学，或转入香港中文大学（据《后记》2）。但根据2004年召开的“香港史家与史学研讨会”会议程序来看，李启文所属单位为新亚研究所。至少在2013年10月，李启文是新亚研究所管理委员会成员（据新亚研究所网站）。李启文目前的具体情况暂不能知晓，但本书作者后记称“感谢香港大学的李启文先生”，且这篇后记写于2014年5月，那大抵李启文目前在港大，但我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另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名李启文，虽然照片看来年纪不小，但新闻说这位分管经济新闻，应该不是。 -
原本仅仅翻翻解闷，不料此书之问题远远超过预料。先说一个短评提过的问题。称谱主之名，虽然说是“因撰者并非谱主的弟子或家人，直称‘先生’有些冒昧，指名道姓则不够恭敬。若‘严先生’、‘耕望先生’、‘严耕望先生’之类，用于怀念文章则可，用于年谱或编年事辑却略显隔阂”，于是“必须明确行为主体之时，则径以‘耕望’二字出之，此亦仿效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之例”（以上皆见撰者《后记》，p383）。这实在让我感到哭笑不得。第一，“仿效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之例”径称“耕望”，请问是否是“不够恭敬”的“指名道姓”？（虽然这里指名不道姓，不过指名就更不应该是随随便便能指的吧？）第二，作者自认“因撰者并非谱主的弟子或家人，直称‘先生’有些冒昧”，今检王懋竑《朱熹年谱》、江标《黄丕烈年谱》，撰者与谱主似皆无直接之师生亲友关系，而称谱主为先生。记忆所及，今王川《李源澄年谱长编》亦称谱主为先生。而王川更不可能与谱主有何关系。先例具在，敢问何为“因撰者并非谱主的弟子或家人，直称‘先生’有些冒昧”？尚记初翻本书，触目竟是“耕望”如何如何，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怀疑是谱主所写文字。直至翻见后记，方知系撰者所为，当时真的是惊诧莫名。顺便一提，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记得是径称谱主之名，但谱主既为两汉人物，且撰者纯为史学而作年谱，固无妨碍。严耕望先生则不然，论世则为学术前辈，沾被尚及于世，论撰著之意则有致敬之心，二者不能混同。这个问题，说到底还只是细节，虽然让我读来极为不适，倘若内容不差，也尚可忍受。然而撰者的材料取舍，实实在在是彻底惊呆了我！试看如下一例：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 十五岁钱穆执教燕京大学……“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竟至有“上课几于登辩论场”之势。【案此处叙钱穆字数计有两段12行，其中2行不足五字。】继《三国志》后，耕望又自修《左传》……并不真懂。【案此段叙谱主共7行。】钱穆至北平……傅斯年给钱穆的印象是：（此下9行引钱穆《师友杂忆》评述傅斯年处，此处从略。）【案不计引文，此段6行。】让我们对比一下，且不算引文，此年叙与谱主此时无半点关系的钱穆行止共18行，减去字数不足五字的2行尚有16行，谱主居然才7行！居然才7行啊！这还是《严耕望编年事辑》吗？此例还是随手检得，颇为极端，虽然有见微知著之效，不过这里再举一统计数据：自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3月29日钱穆始定于乐山武大开课日为止，记叙与谱主无直接关系且超过3行且第四行至少超过半行者，共有十三条（上引二十年事以中间严耕望事隔断，计为两条）。这是尤为过分的部分，中间行数不多但完全可不必记的，依拙见，最保守估计也绝不止五条，请问，一个编年事辑有这么多痈瘤何用？作者《后记》所谓“加强了参考线索的叙述比重。包括与严氏一生密切相关的学人、学术机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此次改订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将这些参考线索尽可能向两端延伸……”，且不说“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把“参考线索”延伸到这样的地步，请问这到底还是不是《严耕望编年事辑》？简直可以改名《钱穆、严耕望师生编年事辑》了！（事实上从民国十九年到民国三十年，已经几乎年年有记叙钱穆，更令我无言以对的是：几乎全部与谱主毫无关系！如此繁琐的记叙，难道就不能在二十九年处置一小传简叙？像这样写编年事辑的撰写体例何在！）同样的问题也出在史语所上，然而史语所的繁冗相对于钱穆真是小巫见大巫，此处从略。对于前面书评已有朋友提过写年谱类著作应该看看王懋竑的《朱熹年谱》是怎么写的，确是实情。《严耕望编年事辑》如此撰写，体例上实在是惨不忍睹。
精彩短评 (总计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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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出身寒门，先后追随钱穆、顾颉刚、傅斯年等名师，一生颠沛流离，经历诸多风雨，始终沉潜学术，澹泊名利，孜孜不倦，死而后已。其为人也自奉俭薄，存心忠厚，笃于师友之谊。其为学也规模宏大，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洵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是中国学术界的朴实楷模，令人钦佩不已。先生自述有云:“劳我体智，逸我心境。静阅世变，冷避骖乘。我行守狷，狂不角胜。勤写自适，亦以献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有闻先生之风而兴起者，予小子与共之！岁次乙未元宵佳节筱堂濡笔记于长沙望岳楼，是日微雨轻寒也。 -
编者文献功夫差了些 -
花两晚时间读毕，归田先生治学勤慎，五十四岁才出第一种论文集。编年取材偏重论学，生活有些单薄，人生虽有小趣，却不生动。崇高感不及陈寅恪先生，恐怕还是谱主感情心态的差异。 -
感佩不已！ -
翻到正文第一段就是一个大错误，民国五年变成十四年… -
书本身编的不够好。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治史三书》里的，不如直接去读原书。 -
编排严耕望的主要言谈行事，能展现谱主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但由于谱主是一纯粹学者，一生以治学为归，不务声华，所以年谱在材料上比较受限制。 -
严先生寿至八十，学问登峰造极，其著作以数量论虽远远不及其师钱宾四先生，但个人以为，先生的学术贡献却不遑多让。此书可与钱穆先生学术年谱相关内容比照阅读，其间可见两代学术大师师友之宜，志趣之异。 -
章太炎、梁启超的年谱好写，因为不仅有学术活动，而且还有政治行为，能够看到人生的转折，而书斋中的学者最难写，不小心就会成为撰述编年，而无生平可写。严耕望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书斋的学者，很少有社会活动，如果没有一个出名的老师和师弟，那他的交往就只剩下与师生之间的交流了。很多朋友訾议此书体例不纯，但是从年谱中依然能够清晰感受到严耕望先生踏实的学风和博采众长的能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
前半部分写严氏求学及谋职时期情愫、师生情谊，读来还是很有感触的。 -
本书通过对先生生平事迹的书写，可看出先生是一纯学术人。淡泊名利，澹泊自甘，寂寞自首。先生的座右铭是“有书可读，万事足；任何荣辱享受都其次又其次”！当今学者，能有先生如此执着追求学术之精神的少之又少。虽不能至，心往向之。 -
五分给严先生，书则只能三分耳 -
写的比较差，做编辑的出身真的只能是编辑编辑么 -
总感觉本书未能超出严先生的《治史三书》的范围，新材料太少 -
一辈子不提职称还不愁工资，这样的生活真让人羡慕，不过可惜是没有再传弟子了。 -
编者水平有限 -
书中提供的新材料很少，大多数内容均出自《治史三书》及已出版的有关严氏的文章，且有些段落与严氏几无关系，颇有凑字数，充篇幅之嫌。 -
72.“深深雷到”、“并未得享高寿”？ -
好久没读闲书了，忍不住读了这本，比起《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因为并非门人弟子所作，便少了许多八卦；严本就是纯粹的学院中人，作者对严虽有感情，但对历史地理和职官制度并无深切的了解，故而很是一般。 -
明年是严氏诞辰百年，是不是买没好久的书可以好好重排重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