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禮以教天下》章节试读

《制禮以教天下》的笔记-第156页 - 《开宝通礼》所录之新礼

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2《舆驾羽卫》“十二神”条引《宋朝会要》曰：“开宝新定礼，所增《大飨明堂记》曰：‘十二神舆，载十二月之神象。’自钲鼓漏钟及神舆，旧礼令无文，《开宝通礼》新加。根据《事物纪原》所引之《宋朝会要》，指出在《开宝通礼》享明堂的典礼中，存在着以十二座神舆承载十二个月神象之仪式，此乃《开宝通礼》所新加之仪式......”
“存在着以十二座神舆承载十二个月神象之仪式”，真如呓语一般。《事物纪原》早就有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且作者既通盘研究唐宋礼书，宋仁宗皇祐时代《大飨明堂记》又列专条，自不应把《事物纪原》这段史文标点错误。“所增”二字当属前读，原文归入“舆驾羽卫”之类，十二神当然就是指的“十二神舆”。《宋史·舆服志》：“十二神舆，赤质，四门旁刻十二辰神，绯绣轮衣、络带。舆士十二人......行漏舆、十二神舆、交龙钲鼓舆、钟鼓楼，旧礼无文，皆太祖开宝定礼所增。 ”百度一下就知道。
这里作者要举出《开宝通礼》溢出《开元礼》的内容，其实楼劲早有文章涉及，作者在学说回顾时也提到，可此处却于深度广度都要远为逊色，真是令人不解。

《制禮以教天下》的笔记-第41页

这里关于公礼与私礼的界定，是作者认为的一个“关键课题”。作者认为区分的标准有三，一是礼书的内容、编纂目的与对象，二是编纂形式，三是编纂者。以此来划分二者，简言之公礼就是国家的或有法律效力的礼书，私礼就是士庶所行不关公务仪式的礼书。在做此分殊之后，作者又用了一页纸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公与私，43-44页则落脚到中古时代公礼与私礼的几则史文的事例，来说明以上的分殊。
不过，这里的分殊对于作者在这样一部大书里的篇章安排或许是合适的，但这个“关键课题”的逻辑起点却似乎不那么明白。因为公礼与私礼的分殊，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礼仪传统中早有明白的界说，本不是关于礼书的，而是关于礼仪行为的，在中古时期也没有什么不同。最明白的莫过于《论语》所谓“私觌愉愉如也”，私觌就是大夫受君命，可以私礼拜见朝觐对象，也就是以个人的身份，而不是官方的身份。一个为官做宰的，总有个人与官方的两重身份，由身份不同而行不同的礼节，就有公私之分。比如群臣见皇帝，臣子是皇帝的叔伯、兄弟也要舞蹈百拜，关起门来皇帝可以给他们磕头都无妨，礼总是针对行礼者不同的身份而有区分。并且这里引用的几则史文的事例，都是行礼的“事”，与礼书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
由此可以说到两类礼书的分别。如果不涉及公礼私礼的分别，这两类礼书另取个什么名字，倒也还合适；但是由本来意义的公礼、私礼去对应，却未必合适。像《政和五礼新仪》，那是从天子一至于庶人都给规定好了。像这样的书，宋代至少还有陈祥道的《礼书》等。像聂氏《三礼图》又该摆放到哪里呢？但是作者很可能将陈氏这种书归为“礼经”一类而不加以讨论，这就恐怕很难说得过去。无论哪种礼书，背后都有人的因素，也就是学者的因素，那么自然很定也就要有三礼学的因素；并且这个因素都是要作为礼制基础甚至是主体的。所以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作者避开三礼之学在唐宋时代的发展不谈，这样总感觉在讨论无论哪种礼书的时候都少点什么，好像后世礼典也好，私家礼书也罢，都与三礼陌路，没了复古的热情，在自我作古，作新一代之制。尤其是到了第六章集中于讨论其所谓“私礼”——《朱子家礼》之时，竟然追溯源流时一点《仪礼》的事都没有，只是机械地讨论“家”-“家礼”的词义变化，好像冠婚丧祭就是从中古士族的成文家庭规范文本中突然冒出来，真是叫人大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