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传承

章节摘录

书摘　　一、冯关论争的社会背景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中国之“新”。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地位的确立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的。　　其一是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启蒙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将学习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知识分子领域，“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①。这一学习落实起来就远不止党员和知识分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机关到厂矿、学校、部队，都集中数月的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的生动教育，初步懂得了劳动创造人类世界、阶级斗争推动阶级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对于帮助全国人民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反对和克服剥削阶级旧思想的影响，增强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②。这一启蒙教育也为掀起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是兴起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热潮。这一热潮是从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开始的。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重新刊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宣传《实践论》的热潮，一批学习《实践论》的理论辅导材料应时而生。其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指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是一切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新刊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一文，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认识论引向了唯物辩证法，使人们通过学习来领会和掌握了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和学习，“对于促进人们进一步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其三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普及教育。1951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仃的决定(草案)》，提出了采取循序渐进、分类指导的方法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第一级为学习政治常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为学习理论常识，即社会发展史(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生平事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生平常识；第三级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毛泽东提出了哲学的普及教育问题，建议利用适当的场合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并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②。1955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在于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首先要求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普及唯物主义教育。同年3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强调要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宣传和批判。与之相配合，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都陆续开办党校进行马克思主义辅导，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设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课程，使“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还不曾有过极其广泛的学哲学、用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普及教育的思想运动”①。　　二、从思想方面看，毛泽东发动批孔运动，其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而历史虚无主义出现的前提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思想体系，不需要吸收任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可以自己充实、完善、发展。所以“在此期间内(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表现了一种化约的思想趋向”①。　　1957年1月，毛泽东把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所谓的“两个对子”，只强调两个对子是“相互斗争”的，不提它们也是“相互统一”的，认为“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②。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会发言中，借用朱熹、王夫之的哲学命题宣布：“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③1959年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④并将斗争理沦引向党内，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⑤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进一步把阶级斗争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196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对杨献珍“合二而一”沦和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运动，一时哲学上的“合”、“同一”、“统一”成了政治上的“阶级调合”和折衷主义的代名词。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约为“斗争哲学”，把辩证法化约为“一分为二”，这种趋向本质上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对立起来，认为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是反动思想，都要进行批判和清算。这种思想倾向直接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发生，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也时断时续，逐步滋长起来。“早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开始露头。”①1951年全国各城市放映电影《武训传》引起观众的极大反响，报刊发表文章赞扬武训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为穷孩子兴办义学的毅力和精神，当时该片“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但同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文章《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梢神”有积极作用么?》，认为武训精神不值得表扬。同年5月20日，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徐庆文同志是我多年的朋友。1984年秋，他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走进山东大学哲学系教室。4年后，又考取该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臧乐源教授，专攻伦理学。硕士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多年。1999年秋，放弃优越的生活待遇，重新回到久别的书桌前，师从中国哲学专家高晨阳教授学习中国哲学，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初，高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庆文同志与我结缘，继续他的学业。  自庆文同志上大学起，我就与他共学、交往，彼此了解，相知甚深。我们处师友之间，而朋友的感情重于师生名分。庆文同志为人，宅心仁厚，中规合矩，而内心深处却蕴藏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对学术探求的渴望。这本专著就是见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爱他的人，对他顶礼膜拜，崇敬有加，认为他是至圣先师，“生民未有”；恨他的人，对他咬牙跺脚，认为他的学说是中国社会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的根由。然而，无论你是爱他还是恨他，批判他还是颂扬他，就是不能不理他，这是孔子的力量。多少王侯将相，英雄豪杰，生前盛极一时，不可一世，死后不久就可以在人们的记忆中略去，唯独孔子历史愈久远，反而觉得他与我们越亲近，这才是孔子的不可及处。我曾说过，孔子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欲摆脱孔子的影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历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打天下的时候，许多历史人物不理孔子甚至批判孔子，然而治天下的时候，却又请出孔子。这似乎形成一种历史“规律”，一种无奈的循环。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想跳出这一历史怪圈，打破这一历史规律，反其道而用之。由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由“文化大革命”而全民批孔运动，这是现代人调动所有能量试图走出这一历史怪圈的一次努力，其结果尽人皆知，这里就不说了。　　总结20世纪后半期孔子的命运及其分析中国大陆学术界由评孔到批孔、再由批孔到评孔的转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何以造成举国上下，若饮狂泉，妇孺老幼齐上阵，共同讨伐“孔老二”的局面?除了政治干预学术研究之外，学术界、知识界本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知识分子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虽然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然而却不能回避。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怀有不同信仰、出身不同阶层、隶属不同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生活在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天空下，从“温水洗澡，，式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社教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面越来越广，知识分子的神经绷得越来越紧。面对快速多变的政治形势，知识分子一个也不能置身事外。怎样才能跟上快速多变的政治形势，如何才能使自己与新政权保持高度的一致，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在潮起潮落的政治运动中，你方“斗”罢我登场。为了在斗争中保持不败，许多人调动起全部的脑细胞去揣摩政治人物的心理和观察政治气候的风向。有些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政治人物利用后，却成为“整人”的口实；而政治人物一声召唤，知识分子一哄而起，鼓噪而进，推至全国，演成声势浩大之政治运动。情绪化的政治人物与人格扭曲的知识分子，相互利用，共同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幸和批孔运动的泛滥。　　……

内容概要

　　徐庆文（1966-），内蒙古赤峰人。200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研究领域为管理伦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等，曾在《东岳论丛》、《中华文化论坛》、《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概论》，并参加过《儒学文化与当代社会》、《社会主义经济道德概论》、《中国当代农村道德导论》等著作的撰写。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20世纪前半期孔学研究的两种取向  第一节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孔学的分歧  第二节  两种取向的实质及其凸显的问题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孔子研究的“困厄”  第一节  冯友兰与关锋关于孑L子研究论争的形成  第二节  从冯关论争看孑L子研究中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第三节  冯关论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  第四节  学术迷失与学者的心路历程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与孔学的沉沦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批孑L的原因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批孔的谬误  第三节  “批孔运动”与儒学研究者第四章  思想解放时期孔子研究的承接  第一节  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再认识  第二节  思想解放时期孔学研究省察  第三节  思想解放时期知识分子的类型第五章  港台现代新儒家对孔学的固守  第一节  拯救中国文化的“惠命”  第二节  “返本”与“开新”  第三节  儒家思想重构与现代新儒家转化第六章  文化多元化与孔学命脉的延续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的儒学研究  第二节  学术的多元化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自我确证  第三节  当代儒学研究前瞻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传承问题一直困扰着20世纪一代代学人。本书以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为主线，以学术环境、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主体三个方面的切入点，分别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20世纪90年代四个不同时期的孔子研究进行了考察，并对港台现代新儒家对孔学的固守进行了总体性分析、试图以此展示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的曲折历史过程，并从这一历史过程中推论其合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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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传承问题一直困扰着20世纪一代代学人。本书以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为主线，以学术环境、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主体三个方面的切入点，分别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20世纪90年代四个不同时期的孔子研究进行了考察，并对港台现代新儒家对孔学的固守进行了总体性分析、试图以此展示20世纪后半期孔子研究的曲折历史过程，并从这一历史过程中推论其合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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