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的滋味

章节摘录

　　我坐著不會講話。以前我的爺爺到臺北來，在公寓裡住了三天就住不下去了。他說頂摸不著天，下踩不到土，懸在半空中心著慌。還有解便坐抽水馬桶，好怪，好不習慣。人總是有他的習慣，特別是年紀大的人。你們好意叫我坐著講，我就是講不來。勞碌命吧，我只會站著講。講什麼？叫我講理論的，我沒有，故事倒是有一些。不過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個人經驗。 我沒念什麼大學，學校倒是念了不少。以前在家是一個壞孩子，在學校是一個壞學生，在社區裡不怎麼受大人歡迎。我是從不乖的孩子，到不良少年，到現在變過動老人的。我有的是生活經驗，說起來每一則都像故事。江所長辦的這個會議，「黃春明跨領域」，我一方面感到很榮幸，一方面也覺得好像罵我一樣，這個黃春明「跨領域」的意思是，說我很不專心，他不好好寫小說，一下做這個，一下做那個。 我和江所長有過過節，我不太記得是哪一年，我感冒了，前三天在臺東帶劇團在颱風前站的風雨中演出，晚上戲一演完，趕隔天在臺南文學館青年文學營的開幕演講，我便從臺東的大武經過屏東的楓港，翻山越嶺，風很大，已經有落石了，我強行到了臺南。一住進旅館，打開電視，我剛剛才走過的從臺東到屏東的這條路，已經不通了。那天早上，我還撐著去演講。事後我已經發燒得很厲害，到成大醫院急診，被推進去的時候，右腳上的大拇指綁了一個塑膠片，編號又寫了名字，很像進太平間。燒稍退，隔一天，嘉義又有兩場演講，中正大學一場，嘉義大學一場，我已經累壞了，晚上，江所長非常認真，帶著三、四個學生，要訪問我，我也應付了，但是我真的不行了，必須休息了，他說再問兩個問題就好，這兩個問題，如果答案是「yes ／no」就簡單了，但我又得從頭說起，要四十分鐘，我跟別人答問題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我還笑著，我是那種在外面很客氣，在家裡只會凶太太的人，但我真的不行了，大概那一天我的臉色不很好看。江所長今天給大會取個名字叫黃春明「跨領域」，不知道這是讚美我還是虧我。 今天，能夠在中正大學開這樣一個以我為主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深感榮幸。在這樣的場合，主辦單位要我談談我的文學歷程，我應該從哪裡開始呢？五十七年了，如果把寫作譬喻為一個人的話，我為什麼會愛上它？人與文學，不也是緣分嗎？如果從文學緣分說起，就得從王賢春老師當作一個開頭。　　一、 王老師，我得獎啦！　　一九五一年，臺灣政治局勢緊張，對思想的控制非常嚴酷。我初中二年級，級任導師兼國文老師，叫做王賢春，才二十六歲。當時的學生，分成兩群，本省人和剛從大陸移居來的外省人。外省學生講國語，帶著大陸各地方言的腔調，但比臺灣學生流利得多；書法也寫得比較好，臺灣學生則是寫小楷像中楷。那時候的毛筆很差，稍微寫一寫就開叉，開叉了只好在硯臺上梳理成尖尖的再寫，寫幾個字要梳理幾次，麻煩得不得了，最後乾脆就把開叉的筆尖放在嘴巴舔再寫，又開了，再舔一舔。一堂作文課下來，每一個學生，都擦了黑口紅似的。外省學生的作文也比較流暢。這是因為作文用白話寫，白話文接近口語的語言，口語不好，作文自然也差。當時，羅東有一個專做軍人制服的聯勤單位，只搬來了工場機器，還沒有發配宿舍，眷屬就租老百姓的房子住，也租我家的房子，因而我有機會和幾個外省同學常在一起，國語可能還是不好，不過比其他的本省同學流利些，作文自然也流暢些。不過，臺灣學生作文要寫流利，當時可能真的是不容易。班上有一位叫阿輝的同學，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庭」，他覺得「的」這個字很有用，他說我的家庭有爸爸的媽媽的哥哥的弟弟的，的的的……一堆。老師說，你才寫一、二百個字的作文，怎麼會有四十幾個的，「的」太多了。作文一發下來，馬上為他掙到一個外號：「阿的」。我們開同學會，他帶了個孫子來，「你爺爺外號叫什麼？」他答不知道。「叫做『阿的』。」大家還記得取笑。 有一次，王老師給我們一個作文題目：「秋天的農家」。農家，我很明白的，就老實不俗氣地從打穀機收割的轟隆聲寫起。老師發還作文本的時候說：「春明，你如果要作文好的話，絕對不能抄。」我真冤枉！ 我說：「老師，我沒有抄。」「你真的沒有抄？」老師狐疑了一下，評分還是寫了個甲下。根據老師說，如果寫得很好的話，一般是乙上而已。我拿到作文本，沒走，還是站在那裡，她說：「你可以走了。」「老師，你心裡一定覺得我是抄的，我真的沒有。」她說：「我知道了。」「老師，你還是讓我寫一篇好了。」老師說：「好呀！如果你喜歡寫你就寫呀。老師幫你看。」我又站在那裡。她繼續發她的作文本：「又怎樣了？」我說：「老師，你不給我一個題目，我如果寫了，你又會覺得我是抄的。」「好啦。你要一個題目嗎？就寫『我的母親』好了。」我又悶下來說：「老師，我的母親死了。」老師很關心地說：「媽媽什麼時候過世的？」「我八歲的那年吧！」「你對她還有沒有印象？」我楞了一下：「有點模糊。」「好，還是有印象，就把那點模糊的印象寫出來好不好？」我不能再討價還價了，但是我回來想，要怎麼寫模糊？真的，媽媽很模糊耶！已經被老師逼到這個地步，再不交稿子的話，我的作文就是偷抄的。如果寫壞的話，也還是會被懷疑是抄的。死愛面子的我，整個晚上想個不停，終於把作文寫出來。 我隔天就把作文本交給老師。老師也隔天就改好我的作文。那一天天氣很冷，出太陽，有點像聖塔芭芭拉的天氣，「各位同學，到外面曬曬太陽呀！春明，你過來。」老師坐在桌子上，作文本已經打開了，我走過去，遠遠就看到作文本上面密密麻麻的紅點。硃筆在作文上有兩個意義，一個就是「唉，這個不行、不行」；另一則是，「嗯，這裡不錯、那裡也不錯」。我沒有把握。來到了老師面前，她抬起頭來，眼眶有點淚光，說：「你這一篇寫得很有感情。」我記得這篇作文大概是這樣的：八歲時，媽媽就過世了，除了我之外以下還有四個弟妹。奶奶照顧我們，就好像挑了一個很大的重擔，我們的生活就隨著她動盪。年紀小的弟妹，在媽媽剛過世那一陣子，每天都哭著要媽媽，我奶奶被哭煩了，說：「你媽媽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媽媽可以給你！」我雖然不像弟妹那樣，哭著要找媽媽，但是我也會想起她。每次我一想起她的時候，奶奶跟弟妹說的話：「你媽媽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媽媽可以給你！」，這樣的話就在我耳邊響起。特別是晚上，我坐在窗邊，抬頭往窗外看，有時候看到星星，有時候看到烏雲，就從來沒有看過我媽媽。 老師說：「你的作文不錯喔！要作文作好的話，還要閱讀。」她給我看兩本書，是安東．契可夫（Anton Chekhov, 1893-1939）和沈從文（1902-1988）的短篇小說集，上海啟明書局出版的，書的紙張很粗糙，尖尖的書角都被磨圓了，應該是傳閱率高，常常被翻動的緣故。 一提到我寫作的啟蒙老師，我心裡就難過。有一天，我們在上課，窗戶外頭出現穿中山裝的一群人，校長帶著其中一個領頭的進了教室。「王老師，我們有話要跟你談一談，請你到校長室來。」「好，等一下下課我就去。」另外一個說：「不行，你現在就要去。」她回到講臺時，跟我們說：「各位同學，你們都是咱們中國的好寶寶，只要你們好好用功，咱們中國就有希望。」忽然迸出這段話，我們有一點莫名其妙，不知道她在訣別，這句話就是她最後跟我們說的話。王老師從此消失了。第二天，整個羅東鎮傳說「羅東中學抓到一個匪諜。」她是中國共產黨青年南下工作隊，就好像中國青年救國團農村服務隊，一模一樣，如果要這樣抓人，中國青年救國團的團員每一位都是對方的匪諜。她後來被槍斃了。 王老師給我兩本小說，又這樣地鼓勵我的作文，幾年前我得到國家文藝獎，我略過了原來準備的致謝詞，上了臺，沉著一下，往天花板稍稍斜看上去，我相信有心人都會隨時在他所愛的人身邊，於是，我說：「王老師，我得獎啦！」　　二、 天生的共產黨？　　我原來相當自憐的。發生在我的身上，往往是些不愉快的事，我頑皮，喜歡打架，不愛做功課。在學校是一個壞學生，在鄰居是一個壞伙伴，有些朋友的家長會說：「不要和他在一起，你會被他帶壞！」或者「你這麼壞，是被誰帶壞的！」別人的壞都可以一股腦兒推到我身上。小小年紀，我有什麼成長的空間？家裡沒有，學校裡也沒有，老師動不動就處罰我。在還沒有接觸小說的時候，我否定自己的遭遇，晚上蒙著棉被哭泣：「為什麼我這麼可憐？」閱讀這些小說之後，我從此不再為自己哭泣了，我發現世界上還有比我更可憐的人。 這因緣，這文學際遇，讓我閱讀了很多書，變得很喜歡看書。喜歡看書可不等於愛文藝，愛文藝還有別的作用，如逃避我所不喜歡的，我被排斥的現實生活環境，學校、家庭、社會等等。閱讀小說的時候，我發現從以前到現在好作品那麼多，可以認識的小說人物那麼多。我一邊玩，一邊看小說，這比文藝更重要。童年，以及王老師，我愛上了寫作。 我從不曾有意識地去研究小說，但我有一顆心，它幫我把吸收的東西內化成一股力量。自然而然地，我不再自憐了。自憐，就像蛹在繭裡，時間到了，就要咬破蛹，去變成蝴蝶，寬廣的世界在那裡等著牠去飄、去飛。當自憐像繭緊緊地把自己包裹在裡面，蛹就陷溺於自憐的話，就只有僵死在裡面。小說閱讀，讓我從自憐的一個人，走出來。 更重要的是，我原來是沒有任何社會意識的。這也許不是受多少學校教育的問題——很多人即使讀完大學，也還是沒有社會意識。然而，當我看到契可夫筆下那些農奴的子民，當著父母親遭受苦難，以及他們不幸的命運，我再回頭看我們的社會，其實與他們的並沒有兩樣。那些貧困的，被壓抑在最底層的大眾，他們不曾意識到自己的苦難，也不曾意識自己所受到的壓抑，他們以為「我出生就是如此，我的祖先好幾代都如此」。淡水魚如果沒有到過大海，喝過鹹水，牠不知道什麼叫做淡水。反之亦然。文學提供的訊息，讓我初二很年輕時，就開始有社會問題意識。 過去的書局、圖書館，文學類的書占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七十五。戒嚴時代，大陸作家的作品不能看，大陸作家翻譯的文學也不能看。新興書局有一套世界名著，白底露一個小黑塊，裡面反白字，有一系列如約翰．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的出版，封面、版權頁都不寫翻譯者。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我特別喜歡看禁書。我讀了臺北、臺南和屏東三個師範學校。在臺北師範學校的時候，逛圖書館時，看到書架上一包包用報紙綑好的書籍。搬下來一看，是禁書。於是就偷書看得津津有味，轉到臺南師範，偷得最多，因留級一年，更是有時間偷。轉到屏東師範，還是偷。這些書都棒得很。偷來的一本政治概論裡，我讀到馬克斯、恩格斯他們兩人共寫的共產黨宣言裡面的一句話：「窮人唯一的財產，是手鐐和腳扣。」我哭了。當來臺北時，和朋友談起思想性的話題，還有臺灣的社會現實等問題，我的批判性就強烈尖銳，因為我背後看了一些當時不該看的書。陳映真說，「春明呀，你是天生的共產黨。」 在知識人動輒得咎的時代，林海音先生（1918-2001）就顯得很了不起。這位以前聯副的編輯——她是女性，我們都稱她林海音先生，她就像母親一樣，把所有有點寫作天賦的人，都當作自己的孩子，特別是本省籍的作家。小孩子翻身，有什麼了不起？在媽媽看來，就很了不起。抓著先生說這說那，無非就是高興。我的第一篇小說是〈城仔落車〉，當時閩南語是不准講的，文章裡寫個「落車」，誰能懂呢？我在信裡寫道：「這個『落』字不能給我改成『下』，我知道是『下』車，但是我聽到有一個祖母用生命吶喊『城仔落車、城仔落車』，很慌張，那個聲音不能改。」她沒有改。甚至是，〈把瓶子升上去〉這篇，瓶子要升到哪裡去？升到國旗杆上面。戒嚴時代，把空的酒瓶升到上面去，是可以做的事嗎？我卻寫出這種罪加一等的事！但是林先生發排了。在她的傳記裡，提到她回到家裡，心裡很不安，煩惱著這樣不知道會不會出事？她打電話問那個排字版的：「已經排版了嗎？」他說：「排了。」「換另一篇排吧！」一會兒，她跟何凡（1910-2002）兩個人商量：「應該不會有事吧！？」又回去打電話：「你拆下來了？」「拆下來了。」「再排上去吧！」這樣往返矛盾了一兩回，〈把瓶子升上去〉終究刊出來了。因為林先生的包容，沒有改我稿，更沒有退我稿，使我覺得投稿是一件我做得來的事，否則，以我的個性，也許我就不寫小說了。　　三、 畫句點的藝術　　現代主義文學流行的時候，我徬徨了一陣子，但是我沒有迷失。我不是說只有社會寫實是好的，但是我們社會裡的種種問題，大眾的遭遇，應該被視為非常重要的題材，而不是光寫知識分子的迷失、苦悶。知識分子摳自己的瘡疤、弄到流血，再來自我安慰，不免太個人化了吧？王老師給我的兩本書之重要，甚至影響了我寫作的幅度，短篇小說成為我的主要框架。 寫短篇小說，像電影，一部電影導演最需用心的，是opening，還是ending？opening是重要的，但我更重視的是，怎麼結束。這也與我童年的生活經驗有關。 我童年住的地方離羅東戲院很近，那時候，電影演出的時候，大家就走路或騎腳踏車去看。有人跟我說，邱坤良寫《南方澳大戲院》也寫到小孩子與看電影的情節，他不曾聽我說，我也不曾聽他說，這是我們的共同經驗吧。有戲院就有小孩子，就像蒼蠅那樣，等著有一個縫就要鑽進去撿戲尾。當戲院在散場前，門一打開，特別是下午，一群小孩子衝去趕剩下五分鐘的電影，只有ending也好。後來貪心，十分鐘前就爬牆過去偷開門，我們一群小孩常讓最後的那一段戲，因為我們一個一個撩開進來時引進外頭的光，而對銀幕造成光害，影響觀眾看戲。後來老闆忍無可忍，我終於被他當著現行犯逮個正著，還被罰跪示眾。 很多人是不看ending的，電影的主要內容播放完了，可是音樂還響著，故事情節即將結尾時，以及銀幕還在打著timecode（時間碼）4那些字，他們就不理了，老早開始站起來走動。 對我來說，看電影的ending，是非常重要的。《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3）裡，賈利．古柏（Gary Cooper, 1901-1961），他受了傷之後，趕走死也要陪伴他的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自己死守陣地，拿著機關槍瘋狂掃射敵軍，那個ending真的餘音裊裊，有味道。電影ending好的，不只是這一部。 讀我的短篇小說，有沒有人注意到它們的ending呢？ 〈甘庚伯的黃昏〉裡，老人家要把發了瘋的兒子阿興關進欄柵裡，那天晚上，拿著大榔頭，牢牢把釘子敲打在欄柵的橫梗上。阿興當過日本兵，在裡頭喊「氣を付け」（立正）、「休め」（稍息），那天晚上，滴落下來的星光，特別地冷。 妓女白梅在〈看海的日子〉裡，抱著她的兒子坐上火車，看到太平洋，她對自己說過：「不，我不相信我這樣的母親，我的兒子將來就沒有希望。」看啊！藍藍的就是大海，大海有魚……這一段很美，火車輕輕地往蘇澳的方向遠去。 View對我還有另一個意義。我是那種被歸類為寫實的作者，我寫的東西不抽象，似乎是任何東西都要「我看見了」，才寫得下去。新電影剛開始的時候，電影人要找文學作品改編，找誰的好呢？他們覺得黃春明的小說視覺性強。〈看海的日子〉裡，魚群來啦、漁船來啦、蒼蠅來啦、妓女來啦，拍出來的場面就很有意思了。我寫得不勤，但我常常想，小說的文字到底要做什麼用？別人的，我不知道，我的小說文字是一座橋梁，要讓讀者通過這座橋梁，走進我的小說世界裡面，看見敲鑼的憨欽仔，最後把鑼用力一敲，原來拿捏得很好，已經裂開的那個鑼片從不會掉下來，但是這次，太激動了，鑼的裂片掉下來了；他張著嘴巴喊，喊什麼自己都不知道。一個新的時代就來了，他的那個時代is gone，走掉了。 總而言之，長話短說。要成為一個作者，必須先是讀者，比一般的讀者更勤於閱讀，然後只有不停地寫。當你在寫的時候，你是作者，同時也是讀者。你寫的每一句、每一段都得透過你是一位讀者的檢驗；通不通順，有沒有把你想要表達的寫出來，這樣來來回回地讀，到通篇都讀完時，看看是否把自己原先想要表達的裡裡外外都寫了。絕對不能欺騙自己。我的文學之路，是從生活和閱讀經典名著一步步走過來的。 多麼高興，七十四歲了，還可以流汗，勞動地流汗，見到你們的時候，還可以裝作腳不痛，腰板可以挺直。其實就是一種打從心底升起的喜悅，可以克服很多身體的創痛。建議各位朋友，要快樂。怎麼快樂？做一點你能把創痛涵化掉的事情，而這件事不止對你，對別人也有意義，最終，那種成就感帶來的愉悅，就是健康。

前言

　　一、 點鐵成金　　黃春明是朋友眼中那種具備gold touch的人，他的手碰什麼，鐵片都變成金塊。他寫詩、散文、小說、雜文、戲劇，他是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也當導演拍記錄片。他做一手好菜，是會把排骨肉汁慢慢地熬入米粉裡的人；他年輕的時候賣過便當，為了收錢方便，發明了自己的收銀機；他的油畫畫得極好，如果他朝繪畫發展，一定會在繪畫方面成功。如果創意人生，是黃春明生活的寫照，黃春明這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永遠站在與弱勢站在一起，關懷老人、小孩、女人、工人、農人，以及其他的社會邊緣人。從早期的青番公、憨欽仔、白梅、阿猴，到後期更有計畫地撰寫「放生」裡的老人系列，黃春明一貫的關懷，是那些被社會遺忘的人，他們如何奮發向上。而，他這些小說的可貴之處，早已進入文學史的討論。回首我還是一位青蒼的少年時，考上大學，第一堂國文課要寫自傳，我毫無猶豫，執筆便寫給憨欽仔。感到只有卑微的憨欽仔，才能理解我沉重而憂傷的身世。這以後歲月遲遲，不斷地與黃春明這個名字在各種場合往還，在辦研討會以前，卻總共只見過黃春明兩次面。第一次見面，極不尋常，我在他演講的現場為了學生沒有好好聽講，感到抱歉，痛哭流涕。接著，我不知道他累，黏他太緊，他發了脾氣，他臨開車上路時看得出氣還未消。我心裡咕噥：「這個人難相處！」誰知道隔了一、兩年，意外見了第二次面，隨意提到為他開個研討會，他竟然一口就答應了。我一直感到狐疑，這兩次見面的經驗未免差距太大，做夢似的不可置信。第一次的艱難對照著第二次愉悅。關鍵就在於，他那一次所經歷的跋涉，我毫無所悉。先是前三天，他帶著劇團在台東演出，戲一演完，又在台南文學館主持一個青年文學營的開幕演講。而那個晚上，颱風來了，他從台東的大武到屏東的東港，翻山越嶺，沿途落石片片，一到台南，旅館裡的電視正在播報他來時走的那條路已經封閉了。第二天早上，他感冒了，發高燒，被送到成大醫院，小拇指綁著塑膠片，上頭寫著編號和名字，推進了急診室，教他感到很像要上太平間。好險感冒好了，隔一天，他又在中正大學、嘉義大學各有一場演講。誰知道又遇見我纏著他問問題，半夜了都還不知道要離開，再好脾氣的人也受不了。但他一直為了發脾氣感到負疚──其實我並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但他為了這件事，記得這麼久，又似乎想要做一種補償，所以，有了第二次見面的愉悅演出。我在聖塔芭芭拉見到杜國清，他正在尋找駐校作家，問我的意見，我鄭重提黃春明，他稱好，並以他在美國聯絡不便，囑我聯絡，我把這件事當做頭一件大事，一回台灣就立刻給黃春明打電話。他在那頭說一不二就答應了。我自此開始對自己和黃春明的交情，有了自信。我絕對不是那種狐假虎威的人，但跟別人談起他，總不免在口氣上虎虎生風，覺得自己頂上有光，追根究柢，不就是為了我多認識一點黃春明嗎？一個受大家尊敬的人，就能有這麼大的力量，使得每個接近他的人都變好了，覺得自己的存在很重要，孟子說的，頑廉懦立，不是沒有道理的。　　二、 小李子不是大騙子　　開始籌辦研討會，一直沒有機會再見面，只有打電話，經常地，為了一些細節的安排。說什麼，他都答應。但是他也有他的意志。我們一直籌不到兒童劇演出的經費，我建議不要演，但他非演不可，即使沒有一毛錢。我只好屈服。在電話裡，有時候也還聽到他在揚聲說話，好脾氣的黃春明，到底還是藏著一個不妥協的、壞脾氣黃春明。研討會的辦理，獲得空前的成功。下著雨，兩百人的會場湧進三百多人。一直到第二天結束，還是人擠人。兒童劇「小李子不是大騙子」的演出也很驚人地叫座，五百人的演藝廳全是人。結束的時候，全場起立鼓掌，久久不息。兩天裡，黃春明變成一個活動招牌，不斷被他的粉絲找去拍照，男男女女，左擁右抱。他堅持不教別人覺得他的累。黃春明讀書的時候，太有自己的意見，不斷跟別人幹架，老是被開除，學校一路從台北換到屏東，他就是不肯放棄自己認為對的主張，黃春明有黃春明絕不放棄的意志。他到嘉義的時候，我去接他，都晚上九點了，他還沒有吃飯，一逕惦記著劇團。他遇過車禍，腿受了點傷，到現在還不太能支力。為了劇團的年青人要尋找著名的小吃，在嘉義市街狂走了將近四十分鐘，他陪到最後，才說不行了，一定得找個地方坐，他指點著腰、背、膝、腳說，痛！兩天研討會，他早早到會場，做開場和閉幕演講，仔細聽每一場，又撐到兒童劇演完，好脾氣地跟每一個人寒暄。研討會的論文不免有些把討論重點放在文化研究，國族、性別、後殖民、後現代的術語滿天飛，他頗為憤憤。對黃春明而言，寫小說不過是要返回大眾的一條路，寫作的和被寫作的對象，都無法發聲，寫出來的小說，卻只能任不相干的學院宰割，讀錯了也沒有人管，他非常焦急，不斷問我，「是這樣的嗎？」「當然不是這樣的。研究和創作一樣，經過時間的篩選，好的研究才會留下來。」儘管著急，在論文發表進行的時候，沒有主持人的邀約，他從未發言。好脾氣管住了黃春明的意志。他走的時候，我送他到高鐵站，故意買了遲發一班的票，好跟他再相處一陣，我很高興他竟沒有發覺，但，他真的沒有發覺嗎？也許他只是要成全我跟他多講些話的心願。他歷數曾經獲得的好些個邀約，有的覺得沒有必要，有的覺得違背原則，因而並未接受。「嘿，黃先生，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很難相處耶?！」「你不知道嗎，他這也不好，那也要避嫌，經常跟人說不……」師母在旁邊說。「哇！怎麼這幾趟對我都說好……」「我嘛呣知，干若去乎亡魂牽去，你講什麼攏佮你回好……」我忍不住笑起來，他的不知道，我是知道的，這就是好脾氣的黃春明彌補他的壞脾氣的方式，而且充滿了他個人的意志。黃春明說他愛面子，小學時候被王老師懷疑他的作文抄襲，重寫了一篇，獲得讚賞，開啟了讀書的路；投稿給聯副，如果當時的主編林海音改動他的稿，或者退了他的稿，儘管他們互不相識，但只要林海音從文章裡知道有一個黃春明，是被退稿的，說不定他也不寫小說了。愛面子，也是一種意志。「七十四歲了，還可以流汗，勞動流汗，見到你們的時候，還可以裝作腳不痛，腰板可以挺直。」這也是他的意志。兒童劇團辦得很艱難，可是再怎樣艱難也要撐住，對於台灣過去歷史犯的錯誤，或者是現下社會的價值錯亂，他無力改變，但可以改變的是兒童，兒童的未來，因而，兒童劇團，非辦成功不可。這也是他的意志。你不能不佩服。讓我們一起相信黃春明吧，因為他的意志，桃花源是存在的，台灣就是桃花源的所在。真的。小李子不是大騙子。　　三、 泥土真滋味　　「黃春明文學」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來自各方的學者進行對話，深刻認識黃春明的散文、小說、詩歌、童話、兒童劇本、劇場表演、電影改編以及繪圖、撕畫等藝術創作。黃春明文學與藝術深深地向泥土紮根，帶領我們品嚐泥土的滋味，酸甜苦辣，我們欣然共理，並因而彼此更為靠近。　　既已落在泥土裡的種籽，總有一天發芽。能在時間從我身側汪汪流逝了這麼些年之後，能在與黃春明第一次見面的曲折之後，終於能夠完成這個黃春明文學典範的踐履，焉能不感慨系之？一直到研討會結束，我與朋友E到黃春明家裡吃飯，與他一起高聲朗讀詩，興致盎然裡，慒慒地，又像做了一場李伯大夢。　　本研討會為中正大學台文所「經典人物」系列，在此之前，另有白先勇（未編論文集）與鄭清文。本會原邀集論文有二十一篇，大抵涵蓋了黃春明的各方面。在論述部分，論文摘要先做審查，審查後完稿，在會上接受講評，其後再由兩位審查人進行審查，並請作者根據講評意見與審查意見修改；若干未能通過審查或未及修改者，則只好割愛。隨後，進行中英文摘要、論文格式審訂等後續作業。較諸一般研討會論文集，本書安排的幾個專題演講，以及關於黃春明文學電影改編的座談會，尤其能凸顯黃春明文學暨其跨領域的特色與意義。如此，實已非研討會論文集的原貌，因而名之為「泥土的滋味─黃春明文學論集」，以記載我們的感受。書末繫黃春明生平年表，以及著作目錄。　　本次活動，感謝教育部、國立台灣文學館、國科會及文建會在經費上的協助。至於本校全力支持，提供配合款、出版經費，圖書館同時辦理黃春明主題書影展，展現吳志揚校長、台灣人文研究中心戴浩一副校長閎厚的人文學視野，使得本會成為雲嘉南平原上的一場嘉年華，令人興奮。　　感謝論文撰寫人、講評人、主持人，以及座談會、研討會的出席朋友，王童、萬仁導演的文學電影改編經驗談，黃建業、聞天祥、許悔之先生的跨媒體觀察；陳芳明先生專題演講，現任國立台灣文學館鄭邦鎮先生撥冗到場參加座談，前館長林瑞明先生翩然出現，無不引起驚異，他們曾經與黃春明一起走過的時代，他們的在場證明，更增加我們對黃春明文學藝術典範化的理解與珍惜。聯合文學出版社慷慨允諾出版這本關於黃春明文學的書，在此一併致謝。　　本書編務由個人與鎮山教授共同負責，並由智景帶領台文所一、二年級同學協助編輯中文格式，個人做最後確認。論文格式悉依國家台文館的規定，英文部分則依MLA Research Guide。這幾次親臨其事，早領略編訂格式的困難，還是得在這裡再提。英文摘要部分則獲得邱子修助理教授以及此刻在本所交流的北京清華大學外文系博士候選人王璟小姐的協助。　　最後不能不提的是，朋友E為本書若干篇文章所做的校讀。他的背景原是科學，可是由於他對文學的愛好，使我有機可乘，一直在利用他退休後的餘暇；但願上帝教他永遠不會感到厭倦，他永遠是文學最好的朋友。江寶釵於寧靜湖畔，二○○八年歲末

内容概要

江寶釵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文學理論、台灣文學、女性文學。主要著作有《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嘉義地區古典文學史》、《白先勇與台灣文學史的構成》，主編當代小說讀本《島嶼妏聲》、《小說今視界》、《時代新書》，研討會論文集《樹的見證—鄭清文文學論集》以及嘉義作家作品集、民間文學集等多種。

林鎮山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語言學博士，現任教於該校東亞研究系所。主要著作有(The Art of Discourse in the Story of Ying-ying (Tamkang Review)) (Rise Above the Ashes： Nu-ts，ai and Jen Tao chung-nien) ( Germany: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Love, Power, and Trope: Three Modes of Representing the Mother in My Son Han-sheng, and, Mother’s Love.) (Lewiston: Mellen).

书籍目录

序──黃春明意志 江寶釵
【專題演講】
文學路迢迢──黃春明談他的寫作歷程 黃春明主講．江寶釵整理
生命與時代的照明──黃春明、黃春明小說與我 陳芳明主講．江寶釵整理
文學經典化與生活記憶的傳承──為「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辦而寫 江寶釵整理
【論述】
黃春明小說和改編電影的空間描繪比較 張東天
想像國族與原鄉圖像──黃春明小說與台灣電影之改編與再現 黃儀冠
塵封的黃春明文學漫畫《石羅漢日記》──以此例兼探文學媒介與作家創作的互動 葉雅玲
黃春明小說中的象徵 蔡振念
第三世界鄉土故事的天方夜譚──形影孤單、漸行漸遠的說書人黃春明 徐秀慧
榕樹與竹圍──再會黃春明的原鄉婦老 林鎮山
黃春明跨文類的成長主題研究 戴華萱
鬼魅、消費與往來──試析黃春明小說中的鬼敘事 廖淑芳
借火攻火──黃春明小說中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位移 陳國偉
庶民的兩難與抉擇──黃春明小說中的女性／後殖民意識 邱子修
【國際論壇】
由兩個女性的歸鄉所考察的故鄉含義──黃春明的白梅和黃晰英的白花 全炯俊
回憶和臺灣鄉土文學──黃春明作品──遇合時的種種 田中宏
黃春明的文學與電影座談會
【跋】
文學回到大眾──黃春明談小說創作的目的與意義 黃春明主講．江寶釵整理
淑世英雄的原鄉旅程──《全球化下的鄉土衍異與演繹：黃春明文學論集》 林鎮山
【附錄】
黃春明生平
「黃春明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與會者簡介
研討會工作人員

作者简介

2008年5月國立中正大學舉辦「第三屆經典人物—『黃春明跨領域』國際學術座談會暨研討會」，本書收編此研討會的部分論文，分為「專題演講」、「論述」、「座談會」與「國際論壇」四部分，大抵涵蓋了黃春明散文、小說、插畫、電影、評論、兒童劇，以及黃春明文學的翻譯等各種面向，凸顯其跨領域的豐富性。

書附江寶釵、林鎮山的序跋，略述研討會舉辦緣起，以及成書始末，並有黃春明與陳芳明的專題演講。對於理解黃春明的跨領域人文成就，以及其人暨其人文創造典範化之踐履，本書是一本不可不讀的參考書。

【黃春明簡介】

（1935年－），生於台灣宜蘭縣羅東鎮，為台灣當代重要的文學作家。黃春明的文學創作十分多元，而以小說為主，其它創作還有散文、新詩、兒童文學、戲劇、撕畫、油畫等，各類作品曾被翻譯為日、英、法、韓、德等多國語言。1993年於宜蘭創立吉祥巷工作室，搶救日漸流失的本土文化，從事鄉土語言教材編寫、田野採訪記錄、編導創新歌仔戲……等工作。1993年起出版5本撕畫童話，致力於兒童繪本、兒童戲劇的創作，更於1994年創立「黃大魚兒童劇團」，巡迴全台各地。2005年創辦宜蘭人的文學雜誌《九彎十八拐》雙月刊。重要著作有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兩個油漆匠》、《鑼》（1999年入選「臺灣文學經典三十」小說類）、《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我愛瑪琍》、《青番公的故事》、《放生》、《看海的日子》、《黃春明－銀鬚上的春天》等；散文：《鄉土組曲》、《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兒童文學：《毛毛有話》；撕畫童話：《我是貓也》、《短鼻象》、《小駝背》、《愛吃糖的皇帝》、《小麻雀．稻草人》；主編：《本土語言篇實驗教材教學手冊：宜蘭縣國民小學鄉土教材》、《本土語言篇實驗教材教學手冊：宜蘭縣國民中學鄉土教材》、《本土語言（河洛語系）注音符號簡介》、《水稻文化活動－共享豐收喜悅》、《粒粒皆辛苦－台灣舊農業的背影》。曾獲國家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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