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01
ISBN:9787801091376
作者:伊萨克.多伊彻
页数:1672页
作者简介
《先知三部曲》是举世公认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权威着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这部巨着是由波兰社会主义者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6-1967)所着。这部书分为三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1954年出版)、《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年》(The Prophet Unarmed : Trotsky, 1921-1929；1959年出版)、《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1963年出版)。
作为着名的苏联和联共(布)问题专家的多伊彻，他的主要着作还有 《斯大林之后的俄国》(Russia After Stalin；1953年出版)《斯大林政治传记》(Stalin : a Political Biography；1966年出版)《未完成的革命：俄国1917-1967》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等。
《武装的先知》内容叙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经历、他从孟什维克转变成布尔什维克的过程、他在1905年革命的贡献、他参加和领导1017年十月革命的过程，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当中也阐述了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行程过程。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则相当全面且系统地介绍19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且残酷的派系斗争，详尽地叙述了当时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着重在叙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他在流亡期间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着述，最后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杀身亡的悲剧结局告终。
读书超慢的笔者，现在还只把14章的《武装的先知》读到第十一章而已。看来要读完整部三卷本的《先知三部曲》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无论如何，书中对一个20世纪最重要的革命家的经历和斗争过程作出的生动刻划，无不让笔者对托洛茨基的认识又迈进了一步。虽然一种悲剧的情怀贯穿着整个关于这名杰出革命家的叙述，但是却无损读者们发觉其光芒足以驱走人类社会数千年黑暗的理想泉源。这的确是值得推荐的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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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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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彻（IsaacDeutscher）的《先知三部曲》多达一千余页，这无疑对读者的耐心和体力都构成了挑战。但这三部曲绝非泛泛而谈，而是充满了历史研究者应有的谨慎和克制。事实上，作者具有的高远立意和洞察力尤其为主人公的政治沉浮做出了绝妙的阐释。 先知的存在与统治阶层的腐坏堕落紧密相连 多伊彻将托洛茨基定义为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先知”，眼力老辣之至。但读者若要完整领会这三卷的托洛茨基传记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意蕴，必须对古犹太教中的约法-先知-人民“三位一体”政治体系的构造了然于胸。对此做出卓越分析的当属马克斯·韦伯的《古犹太教》。在这本书中，韦伯以古以色列人所面临的政治困境入手，从获取垄断暴力的政治权力的斗争着眼，将古犹太教意义上的先知描述成为恪守约法传统，施行言辞统治，说服、劝解人民遵从“律法”的管束，从而实现耶和华与信民立约时的应许：进入流着奶与蜜的和平、幸福之地。 在韦伯看来，先知的存在与统治阶层的腐坏堕落紧密相连。先知的政治权威和王权专制权威之间的此消彼长构成了先知政治的核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先知所力图实现的政治愿景具有独特的道德和伦理优势。值得提及的是，先知政治的基础在于实现耶和华的“律法”，在他们看来，现实政治中的灾祸（奴役之苦）完全是人民的咎由自取——正是他们脱离律法的管束，成为恣意放浪的索多玛、蛾摩拉人。 托氏的政治浮沉，关键在于他从未将人民偶像化 因而，先知-人民之间有着深刻的紧张关系。一般而言，先知对顽冥不化的人民总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忿然。但先知可资利用的政治武器唯有言辞，尤其是在政局动荡不安、战争焦灼不定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先知-人民亦敌亦友的关系则跃然纸上：能够利用言辞激起人民反抗奴役专制、实现耶和华应许的政治勇气的先知，便是武装的先知；而不能唤起人民斗志实现约法之治的先知则沦落为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前者功成名就，后者则将饱受专制权力的任意宰割而毫无还手之力。 “凡是满怀谦卑与恭顺履行耶和华之道者，有神同行，便无所畏惧。这也就是先知政治的基础。先知是群众煽动家，但是与现实的从政者或政治党派分子完全两回事。”在多伊彻看来，托洛茨基政治命运的浮沉，关键在于他始终对人民保持着足够的距离，而绝非党派分子那样将人民偶像化，甚至在政治修辞上将人民摆放在神龛上顶礼膜拜——这是他和政敌斯大林的核心区别。 多伊彻在本书的开头即引用马基雅维利的断言：“因而，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因为除了上述原因外，人民的天性反复无常，尽管说服他们并不困难，但要使他们坚信说服的意见却不容易。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当人们不再信仰时，就依靠无力迫使他们就范。” “正当新政府面临着全部文职官员的抵制和内战初起时，当政府还没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时，当政府的命运尚完全取决于支持者的警惕、纪律与干劲时，群众的酗酒却达到高潮。”“伏特加和词汇一样，都是政治因素：革命的词汇使人们清醒，鼓舞他们为反对压迫者而斗争；而伏特加……又使人们沉睡过去……”。 他宣扬的只是共产主义愿景，而非明晰的建国约法 多伊彻的立意正是如此：他将托洛茨基的先知生涯划分为“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以及“流亡的先知”——这卷的内容实则为第二部的补充。事实上，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其命运无外乎流亡和死亡，多伊彻对此心知肚明。他在“跋：失败中的胜利”如此点评托洛茨基先知事业的时机缘由：“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和辉煌，以至于随便拿出它的一个片段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倘若他在30岁或35岁时，即1917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那么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的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军之列，作为堪与他们匹敌的马克思主义者晚辈。倘若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或稍晚一些，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他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及其国内战争时期的统帅，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用以《共产党宣言》之后人民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 但多伊彻笔下的先知托洛茨基同犹太-基督教统序中的摩西式的先知有所不同。这表现为，托洛茨基并无耶和华创世论意义上的“律法”可供遵守。他所宣扬的应许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对人类历史演进总结出的“铁律”，即《共产党宣言》中一再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从神学-政治论意义上理解俄国革命建立起的苏维埃政权同美国建国显然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范例：后者具有无比清晰的约法（《独立宣言》、《宪法》）-先知（建国之父们、林肯）蕴含。 “契约的古老律法与遵从耶和华命令的重要性乃是神赐恩宠的条件，如今强而有力地彰显出来，并鲜明地刻画在未来的希望上：先知这个希望是与顺从古老命令的前提条件连结在一起，而‘契约’思想，则以一种其他民族绝无仅有的方式，成为祭司教说与先知预言的诸多伦理观念的特殊原动力。” 于是不难理解，苏维埃政权一旦建立，托洛茨基们就面临着十分困窘的紧急状态向日常政治转变的需要，但这种转变无法用成文宪法的形式予以巩固，而只能落入不成文的共产主义愿景中。在这种愿景中，无法餍足武装人民当下的、现实的诸种需求。“拯救与应许所关涉的是现实政治的事，而非关个人内在事物。神所提供的是脱离埃及奴役状态的拯救，而不是脱离一枝枝节节毫无意义的世界。他说给予的应许是支配人民所欲征服的迦南地，并在那儿幸福生活，而不是应许超越性的价值。”因此，专政者的枪口立即调转对准了倡导不断革命论的托洛茨基及追随者。 先知存在的唯一理由，即是现实政治的最大反对派 先知不入城。按照《旧约》的记载，摩西寿比人瑞却无法进入应许之地迦南——遵循耶和华之道，带领信众历经千辛万苦在胜利的前夜却被剥夺入城资格，这种不近人情的做法意在阐明犹太革命的精髓：先知作为街头政治家，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即是现实政治的最大反对派，他们是在野的、如魅影般的反对派。正是他们的存在，统治阶层才不敢肆意胡为。因而，摩西式的先知不能入城：一旦入城，游牧中的紧张必定演化为日常政治的利益纠葛。而带头大哥十有八九会利用游牧期间所形成的克里斯玛式权威捞取政治利益，从而变成腐败堕落的统治阶层。 先知的武器在于言辞，且重在摧毁既定秩序。“城邦稳固的军事结构拒斥自由奔放的预言。反之，在耶路撒冷，落地有声的是纯粹宗教性的群众煽动，其神谕有如穿出黑黝沉郁的闪电照射在未来的暗淡命运上，不但具有权威性，而且不顾所有既定的议论。形式上，先知纯粹是私人身份。但正因此，在官方政治当局眼里，自然绝非等闲人物。”托洛茨基由最初演讲时汗流浃背的无名小辈，成长为一个面对群众滔滔不绝的预言者、煽动者，固然有着天降使命的自我暗示，但流亡岁月仍然着力办报，以其作为发表政治宣言的平台，则凸显了他个人禀赋的重要。 这也是斯大林不择手段迫害托洛茨基的原因所在。但托洛茨基这个先知的路径同摩西的大异其趣——摩西临终凝望的是即将到达的应许地，而托洛茨基凝望的却是已经半是火焰、半是洪水的新埃及。“当‘伊里奇号’起锚后，托洛茨基回首眺望渐渐远去的海岸，他一定会感觉到，似乎留在他身后的那整片国土都变成了冰雪的荒原，似乎革命本身都被冻僵了。” 海涅曾说：“一个伟大的精神人物不管在哪里说出他的思想，哪里便会成为他的各各他（骷髅地，指耶稣殉难处）。”在多伊彻看来，托洛茨基不但以思想取胜，而且以其行动力获得了美学意义上的崇高和庄严。事实上，他自身的命运已经对他先知般的忘我做出了惩罚。在人类必须供养的神殿中，先知托洛茨基的事业犹如海市蜃楼，成为人类追求终极自由的投影。(张伟) -
中央编译出版社近期推出了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这部研究十月革命领袖托洛斯基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著作1999年就曾引进出版过，13年后为何再次出版？新版较旧版有何不同，对读者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对中国当下改革又有哪些借鉴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网记者采访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刘明清。新华网：编译社在1999年就出版过《先知三部曲》，这次再版是出于什么考虑？刘明清：《先知三部曲》这本书记录了托洛茨基本人的传奇人生。他是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可以说他为苏联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这本书不但是一部个人传记，更是对苏联革命史的一次梳理和记录。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是在苏共指导下进行的，中国革命与苏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人一向关注苏联革命史的研究。尽管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期，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并没有停止。今天，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对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依然很感兴趣。回顾他走过的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也很有借鉴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的再版还是很有意义的。新华网：再版内容方面是否有调整变动？刘明清：这次再版，我们重新进行了校译，对原版存在的瑕疵做了尽量细致的弥补，特别对书中不同语言的引文做了反复研究，以确保其重准确性。另外，新版本的《先知三部曲》还加配了索引，增加了插图，内容上较第一版更为丰满。新华网：这套传记不仅是迄今研究托洛茨基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于更年轻的读者来讲，这段历史、这些人物已经陌生，如何向他们做推介？刘明清：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特征。诚如你所说，80、90后对托洛茨基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会有代际的陌生感。但是，托洛茨基本人具有高瞻远瞩的预见性，他的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维护民主制度等思想，不难唤回青年读者的亲切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这本书讲述的是历史，但是当代人读起来会有强烈的现实感。毕竟苏联革命史与我国的革命史有着太多的相似点，陌生的只是具体的人和事。历史存在很多荒谬，需要寻找真相，有了真相才会有和解与进步。这本书可以帮助青年人寻找历史的真相，帮助他们在反思中寻求解放思想的新思路。新华网：去年知识界、出版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先知三部曲》被喻为俄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您怎么看近年来这类题材图书的热销现象？刘明清：一种现象发生的一定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历史转折期。我们积累了三十年，实现了经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解放。如今，改革到了深水期，人民更加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中国想发展，自身必须不断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必须坚定下来，一往无前。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使伟大的十月革命，也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如果当时的临时政府能够关注人民呼声，顺应潮流，进行改革，牺牲如此巨大的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这类图书的热销表明，人们希望通过读书，更好的总结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同时更坚定、正确地走完以后的改革之路。新华网：您在微博推荐这本书时写道：读这本书会知道我们过去痛苦与不幸的源头，今天幸运的必然与偶然，未来有着如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刘明清：我认为，出版者不能只追求发行量，更应承担起一份社会责任。中央编译出版社力求“做思想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我们希望通过出版活动给民众以启蒙，推动思想解放。这本书在讲述托洛茨基本人，追溯苏俄革命史，反思苏东剧变的同时，也会提醒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革命、改革之路。我个人对这本书的再版报有很大期望。希望这本书可以真正引起知识界、读书界以及广大青年读者对苏俄革命史和托洛茨基这样的革命家悲惨、壮烈但又闪光的命运的关注；也希望读者能够从多方面收获启迪。新华网：现阶段对托洛茨基思想的研究对当下中国的制度建设、社会建设具有怎样的价值？刘明清：我们常说，温故而知新，让历史照亮未来。人类的智慧就在于能够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总犯同样的错误。了解历史，能让我们在把握未来走向的时候更加清醒，少走弯路。这就是研究托洛茨基思想的价值所在。新华网：在历史学争论问题上，很难摆脱对历史人物的定性问题。托洛茨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近些年国内对他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这套书的出版是否有利于对他的重新评价?刘明清：其实这本书出版本身可以被看做是对托洛茨基的一次重新评价。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很多历史真相渐渐尘埃落地，一切都更加清晰，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反思过去我们对一些人的评价，比如斯大林，托洛茨基。但是我认为我们反思的还不够。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反思那段历史以及我们对那对历史中一些人和事的评价。更希望读者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和认识我国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当然，这本书的作者是托洛茨基的一位崇拜者、追随者，内容上难免出现对托洛茨基的溢美之词。这就需要读者有自己的主张，不能完全被作者所左右。托洛茨基的思想中，哪些已经过时，哪些还有价值，就有待各位自己去判断了。 -
在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上，有一个读者点评功能，让读者为图书打分，出人意料的是，波兰作家多伊彻的这套《先知三部曲》，3本得到的评价都是满分——5星。毫无疑问，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记录了一位梦想者、奋斗者和失败者的人生，他，就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苏联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他以“不断革命”理论和“世界革命”理论而闻名于世。他是深刻的思想家，天才的组织者，文采出众的作家，还是极富感染力的演讲者。然而，巨大的声望却没能挽回他悲剧性的命运，他被斯大林开除出党，流亡海外，后被苏联法庭缺席审判为死刑，1940年8月20日，在躲过多次暗杀后，杀手雅克松(真名是拉蒙·梅尔卡德斯)用冰镐砍进了他的头骨，22小时之后，托洛茨基与世长辞。他的画像曾与列宁的画像并排悬挂，但身后却背上叛徒、最危险的敌人的骂名。即使是在生命中最黯淡的岁月里，托洛茨基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至死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该怎样理解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呢？这样的一段前尘往事，为何还有这么多人牵挂？ 今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再度推出了《先知三部曲》，在该社总编刘明清看来，这套书有如俄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给中国读者带来了太多的启迪。没有人能超越历史，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回避时代的选择，在托洛茨基的悲剧中，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道义与利益之间的激烈交锋。我们需要从这套书中获取启迪，获取穿越时光的那份智慧。 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记者：这套书异常厚重，普通读者读起来会有一定困难，能谈谈您的阅读感受吗？ 刘明清：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因为托洛茨基人生跌宕起伏，从“十月革命”到与斯大林之间的摩擦，从流亡生涯到喋血墨西哥，充满戏剧性。书中不仅描画了托洛茨基的一生，而且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它的成功与失败、缺陷与奋斗，都特别引人关注。 记者：书中的托洛茨基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您认为，这个悲剧是如何形成的？ 刘明清：从根本上看，这是苏共权力安排长期未能秩序化的结果。没有秩序建设，就难以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也难以公平地选出领导人，各方只好依靠斗争。苏共初期几次权力交接都如此，从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皆没能走出这个怪圈。领袖是争出来的，谁有本事，谁就能搞掉对手，就能搞终身制，这是一个制度瓶颈。 为何不能拯救自己记者：就算靠斗争，从威望、能力上看，托洛茨基也不应落在下风，为什么他反而出局了呢？ 刘明清：托洛茨基初期威望确实比较高，他的画像一度和列宁并排悬挂，他比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资历还老，但从本质上说，他依然是一位文人，有点自以为是，不屑于背后搞小动作。而他的竞争对手就不同了，通过拉一个打一个的办法，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入自己的阵营，联手搞垮了托洛茨基，但他们后来也都被判为死刑。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托洛茨基是一位先知，可他没有武装起来，所以失败了。 记者：以他的智慧与学养，为什么不能拯救自己呢？ 刘明清：斗争与常态社会不同，最终的胜利者未必是优秀者，而是更善于斗争的人。通过斗争筛选出来的人往往不是君子。对于斗争者来说，掌权即一切，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在这种局面下，书生往往不行，因为他的底线更高，一些手段他不肯用，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当然会落下风。所以说，在无规则游戏中，淘汰的往往是底线更高的人，很难选拔出真正的好人。 先知就要背负苦难记者：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关系曾经很好，可为什么后来却说他反对列宁呢？ 刘明清：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实际的操作者，他和列宁有很深的友谊，但两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比如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看法，在这个政策下，出现了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事件，托洛茨基对此持批评态度。此外，托洛茨基还认为列宁缺乏民主精神，说他将来会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其实，列宁身边很多人都曾与他发生过争执，但列宁个人修养较好，能包容这些不同意见，所以彼此相安无事。然而，列宁未能建立起一套权力平稳交接的制度，这就留下了隐患。 苏联在革命道路上出现过分歧，后来在建设道路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论。相比于列宁，斯大林当时在党内的威信没有那么高，权力合法性不足，于是，他便把斗争策略引入到讨论中。 在斗争视野下，有分歧就是在搞破坏，就是当叛徒。正是利用这个突破口，才给了托洛茨基致命一击。托洛茨基被说成是“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他“潜藏”在革命者的内部。 托洛茨基的悲剧在于，他很早就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却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 为什么无法自我修复 记者：一般来说，制度缺陷可以通过逐步调整加以修复，可为什么这么大的漏洞，却长期无人解决？ 刘明清：制度确实可以自我修复，前提是要有改革的动力，苏联的问题在于找不到这个动力。 如果自上而下去改，难度比较大，有权的人往往不愿放弃权力，人性中本来就有贪婪的一面，个体如此，利益集团也如此，更何况权力又是如此有诱惑力，只有特别杰出的精英才能做到主动放弃权力，可古往今来，这样的精英寥寥无几。 如果自下而上去改，这就需要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博弈和协商。可在当时的苏联，人人都是无产者，有产者根本没有参与意见的空间，此外社会横向联系基本被破坏，民间组织大多被取缔，大家都成了原子态的个体，他们的声音太微弱，根本不具备博弈的能力。 总之，能改的不愿改，想改的改不了，这就把问题长期搁置了起来。 一次次错过了改变的机会记者：可这样拖延下去，岂不是加大了今后运行的风险？ 刘明清：确实如此。在后来的“苏东剧变”中，多年积攒下来的问题终于酿成了恶果。应该说，很多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之所以要改，不是要主动冒险，而是因为局面已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不改便维持不下去。可这样被动地去改，风险会特别高，从结果上看，也确实如此。 北京晨报：托洛茨基已经预言了这样的风险，如果那时改，是不是会好得多？ 刘明清：确实如此，可问题是在权力的诱惑下，苏联一次次错过了改的机会。不仅是苏联，后来的东德也如此，莫德罗主张改，可昂纳克觉得会危及自己的权力，就是不同意。莫德罗本来是昂纳克提拔上来的人，结果不得不靠边站。可真拖到不得不改的时候，谁来也收拾不了局面了。 这是一个值得反省的历史教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革命并不必然发生，在革命之前总有很多次改变的机会，问题在于掌握权力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能否把握好变革的主动权。 另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者：革命真可以通过变革来化解吗？ 刘明清：在本书作者看来，在“十月革命”之前，临时议会本来就有非常多的机会来平息事态。当时俄国下层民众的生活已痛苦到极点，他们需要的不过是“和平、面包和土地”，可临时议会不仅没能回应人民这一基本需求，反而拒绝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怎么可能不垮台？ 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辛亥革命”前，如果清王朝不玩“皇族内阁”之类的把戏，而是主动去顺应历史潮流，结果也会大不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人身体进入了新时代，可思想却还留在旧时代，结果只能被历史抛弃。 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堪称是另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它给我们的启迪是：变革早晚会发生，只有主动把握变革才能免于崩溃，否则当共同的悲剧到来时，谁也无法幸免。 终身的理想主义者记者：虽然被放逐、被侮辱，但托洛茨基始终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这是为什么？ 刘明清：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很严重，“一战”前后，英法等名义上是世界一等国家，但其下层人民生活异常艰难困苦，社会等级森严，这是托洛茨基不能接受的，他虽生在富家，但从小在农村长大，接触了下层百姓，深知民众疾苦。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来替代它。 记者：有趣的是，苏共在夺取政权前，对官僚资本深恶痛绝，对民族资本表示同情，可为什么在夺取政权后，原来的私有企业(民族资本)反而没有了，官僚资本反而空前扩大？ 刘明清：左派具有道德理想，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应该走中道，极左和极右都是行不通的。要坚持中道，就要有制度保障，可苏联未能建立起这么一套制度。结果就是，左派的道德理想在实践中反而走到了它的反面，它曾经批判的东西，后来却被坚持，它曾经赞扬的东西，反而被压抑。 没有制度保障，理想是无法落地的，如果列宁能加强党内民主等制度建设，结果可能会不同。第一代领导人只能通过斗争取得成功，但以后的领导人就要靠规则。托洛茨基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能力做到。 法治精神是最好的保证记者：阅读这套书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当时的斗争完全是无序的，如果法治精神更强一些，结果是否会更积极？ 刘明清：现代社会的运转离不开两个轮子，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治。 没有民主的法治是很可怕的，那是专制，需要注意的是，法治不等于法律，即使在希特勒时代也是有法律的，可不能说那是法治社会。而没有法治的民主也是很可怕的，必然会带来动荡。 苏联的问题不是仅缺乏法治，而是法治与民主都缺乏，短期内这确实可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强国，可它依靠的是低人权优势，把大量人赶进苦役营强制劳动，只给很少的待遇，这确实能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苏联最盛期，核武、卫星、航母等都很领先，可这些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过去有个“新权威理论”，说“新亚洲四小龙”是靠集权取得了快速增长，可今天再回头看看，哪个实现了长期繁荣？事实证明，要想长治久安，离不开制度安排的改善。 强制一元化走不通 记者：从《先知三部曲》中，可以看到苏联初期社会还是比较多元化的，由于没有好的协商机制，导致彼此矛盾重重，最后采取了“强制一元化”的策略，因此埋下了后来失败的种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迪？ 刘明清：从一元到多元，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多元化的困境面前，苏联没能找到解决方案，留下更多的是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也许哪条路都是能走通的，可总有的路绕点远，有的路比较近，我们当然想走近路，可从实践看，很多远我们还是绕了，比如先污染再治理，比如“文革”那样的浩劫。 要少交学费，恐怕还是要真正学会适应多元化，不能总想着一元主导，而是要在真正的宽松、真正的开明上多下一点功夫。来源： 北京晨报
精彩短评 (总计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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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有志青年，都很应当专门细读。 -
他有他的伟大之处，他也有他的幼稚之处。他在关键时候面对关键问题，输给了斯大林和他的党。 -
历史大潮中，总有那些才华横溢、果敢坚决、但又不够狠辣的伟大人物，被“主流”历史所遗漏，比如，托洛茨基。 -
晦涩...尤其是在初中阶段.... -
分量很足 -
托派人士的作品，有一个致命的矛盾：既要赞颂十月革命的功绩（换言之，托洛茨基的功绩），又要解释托一手创立的体制为什么会反过来毁灭创立者自身；既要赞颂工人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又要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先进国家官僚会成为一个暴虐的“新阶级”。最后只能诉诸于命运的悲剧（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实现以及残酷内战的必需）。通篇看下来，托洛茨基的政治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他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经历而变化的。当他还是一个普通革命者的时候，他呼吁自由。他成为红军最高领导的时候，就要强制他人为革命献身。而当他被革职、流放、驱逐乃至儿女死亡之时，他反官僚的态度才逐步强化起来。这本书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这些革命者谈论的是阶级、命运这些宏大概念，就是没有“人”。 -
先知三部曲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就是现在，也就是未来。中国的国有经济是在对全体国民的剥削上，它只是国有经济，而非公有经济，国家对未来的许诺就像邓的先富带后富一样虚幻。而那些虔信的战士最终都离开了组织。 -
第一卷读完。1.沙皇监狱里可以写书，可以会同志，可以搞演讲；2.战斗民族革完命先要全员烂醉一个星期；3.一开始布是真的想要实现正义（至少作者这样认为），但是仅仅过了3年，就以喀琅施塔得的惨案结束。给下一本留下很大的悬念。
第二卷：一党制才是斯大林得胜的根本，至于左还是右根本就是游戏。从沙皇的监狱到列宁的监狱，最后是斯大林的监狱，一步步越来越野蛮，但是中国的监狱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野蛮。
第三卷。只有恶魔如斯大林才能存活到最后，因为马主义本身就是冷热气团产生的风暴漩涡，它会甩开一切不愿意跟随它旋转的理性，只留下最疯狂的自我悖谬。而托洛茨基就是被甩出来的最大一只漩涡，在无法自圆其说中走向消灭。 -
煌煌著作,乱世豪杰 -
虽然说是最好，但是对人物的描述似乎少了一些细节和深度的探究，也许是因为作者感情倾向的缘故 -
托派经典传记 -
07年下半年至08年上半年囫囵吞枣地读完。需要重温 -
他伟岸的身影和纯洁的心灵使我们自惭形秽 -
虽然很久不研究托洛茨基了，但是到现在仍然认为这套书在我收集的书中是最有价值的。 -
了解一下苏联的过往历史。 -
读托洛茨基的生平就是读俄国革命史。 -
只看了第一部，这些脑袋不清楚的理想主义者，最后除了成为独裁者，就是被独裁者干掉的对手。 -
托洛茨基晚年的悲剧首先在于权力的丧失，从而只能允许他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进行反对活动；其次在于后革命时代，工人阶级普遍的冷漠和消极情绪；最后在于国际环境的不利条件，即在倒退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和崛起的法西斯主义面前，激进分子政治想象力的匮乏使得他们纷纷或拜倒、或同情于斯大林的官僚主义。 -
怎么觉得是有点悲催的人生呢。 -
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凡是手无寸铁的先知都遭到毁灭。 -
托派对于托洛茨基的自发崇拜完全不亚于斯大林主义 -
最详细的研究托洛斯基的书，看看苏联建国先贤们心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 -
一个托洛茨基崇拜者的作品，内容相对还算比较实际（至少有出处证明），与斯大林相关的传记已经托洛茨基自己的作品一起读，可以看书其中的差别。但是总体来说，书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