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书评

生命不管在哪里都是生命

安·兰德曾说过“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好像跟着一位可靠的向导走进恐怖的鬼屋。”从《穷人》开始，陀氏就带着这种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无情拆解走向俄国文坛，走向世界文坛。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都在描述穷苦、病人、边缘人、底层人物，也有评论家说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病态”的，甚至在他那个时期的俄国文学界都不是那么的受待见。然而爱因斯坦、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纪德等许多思想界文学界的名人都大力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陀氏作品中体现出的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冲击力。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传记类）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作者约瑟夫•弗兰克在第二卷·受难的年代中，正是聚焦在陀氏这一思想形成的过程，试图通过这十年的艰辛生活，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我信仰的重生”之重生历程。从1849年4月被捕，11月经历“假死刑”，先后经过被监禁、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兵役，到1860年终于返回圣彼得堡。这十年艰辛的生活，加上远离俄国文学活动中心，甚至有几年与外界隔绝，在缺少书籍又不能创作的年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完成了内心思想的脱变。“与死亡的遭遇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存在的崭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主要是用世俗的观点看特人生，而从这一刻起，这样的视解退到背景之中；取而代之的或他所专注的是始终困扰人类的那些终极的、恼人的’该死的问题’——那些惟有依凭宗教信仰才能回答的问题。”与传统传记作品给我们的印象不同，本书中并没有太多的八卦或是作者琐事供人觊觎或是用作饭后谈资来笑谈名人生活。作者更多的是以学术的态度，立足点于分析他思想转变的促因。《死屋手记》中的记录成了各种观点的重要参考资料，显然作者也没有错过任何与陀氏有过接触的其他成员的回忆录，在他们所记载的与陀氏有关的资料中寻找着珠丝马迹，试图构建一个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世界。比如在无法找到陀氏关于监禁生活的详细资料时，以其他人的回忆素材（里面并没有关于陀氏的描写）作为参考，供我们了解那时期陀氏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仅留一片空白。除了思想的蜕变，这十年里也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发生。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癫痫病的发作，第一次的恋爱婚姻。关于癫痫病的分析介绍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将病情与其小说情节相呼应进行分析。恋爱时期的热情奔走，几经煎熬，而婚姻生活却只写到受癫痫病发作的影响，一切并不尽如人意。对作品的大量解读，是这本传记中另一个大的特色。从作品中解读作者，又透过作者的生活去理解作品，或许正是传记作品带给我们的最大价值。读完这第二卷的“受难的年代”，我想如果非要写一个注脚，最合适的莫过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哥哥米哈伊尔所保证的那样：“我既不会消沉，也不会沮丧。生命不管在哪里都是生命，生命在我们自己身上，不在外部。我的身边[西伯利亚]会有人，要在人群中做一个人，始终如一，不灰心，不放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不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生命的任务，我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个想法进入了我的血肉。”“生命不管在哪里都是生命，不灰心，不放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不幸”。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过这十年，并在这十年里得到“信仰的重生”。

被禁锢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被禁锢的灵魂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为人“树碑立传”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既然是文学传记，那么不免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情绪，有时，这种情绪很可能会被无限放大，当事人在读者眼中的形象便会“失焦”，何况当事人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探究纷繁世相背后的人心，是优秀作家的天职。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语言文学荣誉教授（已故）的约瑟夫.弗兰克先生，选择研究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定了这场书写的严肃性与客观性。弗兰克先生截取了1850-1859年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年的漫长时光，用他的话来说，他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与时代文学及社会-文化史的相互关系之中”，事实上，在叙述中，弗兰克有意避开自己的主观介入，力图还原一个在被禁锢的环境中的伟大心灵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写作不仅具有学术的气质，而且更具人性的温情。1850-1859年可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低潮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几个年轻人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讨论时下敏感的社会问题，沙皇统治下的秘密警察很快逮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众年轻人，将他们关押在声名狼藉的彼得保罗要塞，在经历过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令人倍感恐怖的假死刑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遣送至西伯利亚的劳役营，后来则成为俄军西伯利亚兵团的一个士兵。他与俄国文学的中心相隔千里，有四年甚至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一切联系。然而，正是这一段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灰暗的生命过渡时期，却成为了他关键的“信仰的重生”阶段，弗兰克先生的描述始终留意于那些独特的生命经验对他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导致他放弃过去某些东西，为未来思想观念及艺术演进准备道路方面的决定作用。弗兰克先生在这本文学传记中，以令人敬仰的毅力和耐心将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呈现在读者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或者说灵魂的深度，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无出其右，这部分的是源于他多舛的生活遭际，令人扼腕叹息的情感历程，或许，还源于纠缠他一生的病痛（癫痫），这种病痛自他少年时发病，此后频繁的发作，让处于强烈的文学创作欲望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比焦虑却毫无办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写作的进程。陀思妥耶夫斯基背负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农奴深表同情，但在日常的交往中，他也深深的觉察出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生计，他曾写过一些取悦当朝统治者的赞美诗，尽管这些诗作在后世看来并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却为他逃出禁锢，获得升迁提供了途径。他与自己哥哥的亲密关系让他不至于饥寒交迫，而他与当时的文学至交和官僚友人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支持。然而，他的病痛，虽然他是如此的深爱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却还是让妻子目睹了自己发病的过程，这无疑为新婚生活蒙上了阴影。事实上，这一段婚姻生活并未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的那般完美，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坦陈了自己感觉到的乏味。在被捕和流放西伯利亚劳改营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处于一种被禁锢的状态中，他没有任何书报可以阅读，这对于想要迫切了解当时俄国文坛的新气象、并决定要在文坛上重获荣光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令人沮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不断的要求他寄来一些书籍或者杂志，为此还特意拉了书单，但得到的书籍却并不能如他所愿，他在孤独的生活状态下，阅读《圣经》，这似乎带给他一种崭新的宗教启示。“一个人，只要他选择——最终顽强地选择——不放弃，就永远不会放弃个性的自主权。”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受着病痛的不时侵扰，但他仍尽力维持自己生命的活力与写作的平衡。十年痛苦的历程，虽然他没有创作任何一部享誉世界的作品，但孤独的淬炼无疑为他后期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审问者”，那么弗兰克为他所写的这部文学传记则可称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的解剖师”。扎实的史料、绵密而谦逊的语言、悲悯而温润的感情，都让弗兰克的这部文学传记熠熠生辉。沉潜的十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思索自己的命运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前途，他为后世留下的不朽杰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从一个曾被禁锢的灵魂深处冲决而出，囚禁之后释放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他孜孜以求所探索的困扰人类灵魂的主题，被后世反复咀嚼、研究，而这本传记，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真实的人生断面。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从精英立场到人民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难与重生

文/吴情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文学批评界，谈及俄罗斯文学，首屈一指的人物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见证了俄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大事记，比如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而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满了艺术张力，文学与疾病、精神分析、基督教精神、俄罗斯传统及现代性等诸多命题得到了丰富诠释。不过，虽然身后名声响亮，但在生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事业并非一帆风顺。一八四五年，时年二十四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处女作书信体小说《穷人》，获得包括别林斯基在内多位文学评论家的褒奖，别林斯基甚至断言，“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并称陀氏为“俄罗斯文学的天才”。《穷人》有着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直接点出了俄国国内尖锐的社会问题。然而，《穷人》之后的十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能拿出具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巩固其在俄国文学界的地位。我们不禁要问，这十几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十几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却又近乎奇迹般地井喷泉涌，数量和质量都不逊色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俄国文坛巨擘。对他来说，《穷人》之后的十几年蛰伏，到底意味着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著名传记作家约瑟夫·弗兰克著。弗兰克以代表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传记类），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通常的传记不同，弗兰克将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熔于一炉，并通过对大量史料、文学作品的细读、辨析和重新组合，为读者细致描绘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那些或惊心动魄或痛苦不堪的瞬间：被捕、受审、判刑、流放、恋爱、结婚、癫痫发病、小说创作……尤其以对《死屋手记》的钻研为亮点。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晚间，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几十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正式逮捕，因该小组带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潜藏着宣扬暴力革命、危害沙皇统治的危险。经过漫长的审判，有人被释放，有人则被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亦难幸免，与一干人等被迫前往西西伯利亚苦役地服役四年。受难期间，他遇见了一个让她心动的女人，进而诞生了初恋，也直接导向他第一场婚姻。苦役结束后，陀氏在友人的帮助下参加现役军，同时殚精竭虑地为回到俄国文学文化圈做着知识和素材上的准备，准备文学家的涅槃重生，毕竟，在三十多岁时，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早已蜚声文坛。不服输的他又怎甘落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是俄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它的研究几乎从未断绝。弗兰克的研究表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并非一个有着一致性的团体，用陀氏的说法，这一小组从来没有“任何统一性、倾向性一致的目标”。不过，陀氏加入了一个该组织内更为激进的一个团体，从精英的立场要求开展启蒙和革命动员。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发作。不过，多数读者通常认为苦役地的恶劣环境导致陀氏染上该病，但弗兰克反对这一观点，他强调，陀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内活动时已因担忧革命时时表现出巨大焦虑，被捕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或多或少轻松下来，至少，癫痫病不是苦役的结果。至于他的初恋，虽情节百转，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文学缪斯的出现，许是上天冥冥之中庇佑着这颗苦难而高贵的心灵。最令人困惑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转变。被捕前，他有着当时年轻人中常见的激情色彩，憧憬于俄国社会的重大转变：农奴制的消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转向革命党和无神论。他心心念念的还是俄国的传统：发挥俄国领袖沙皇的英明神武。弗兰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倾向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受审和苦役的经历，虽使陀氏从精英立场转为人民立场，但他逐渐倾向于用基督教的爱和宽容来理解和化解人世之恶，及人性的丑陋一面。但同时，即便是人民立场，陀氏也从来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西欧派”，主张引进西欧的民主和共和；有趣的是，苦役经历使得生活在下层民众的陀氏逐渐肯定人民内在的道德善质；当然，他的意义更在于对恶的书写：可怕之处不在恶的具体形式，而在于产生（纵容）恶的环境和社会。这一部分，即将在他回归文坛的作品《被侮辱与被欺凌的人》和随后的《罪与罚》中凸显。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追一只兔子的人（访谈，深圳商报，2014年11月9日）

追一只兔子的人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陀氏传记中分量最重　　《文化广场》：您是怎么发现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魏东：我读书期间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浓厚兴趣，无论是作品，还是研究著作，中译本能搜罗到的基本已读过，可是意犹未尽。2006年进入广西师大出版社，很快就打算做几本关于陀氏的书。最初的尝试是两本小书，即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不久，发现一套“人文译丛”里关于陀氏的几本学术专著中，有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氏传记。那时，关于这套书的中文信息甚少，彭克巽老师曾引用过一些弗兰克的观点。国内关于弗兰克的认知，基本上还只是他早年提出的“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北大社出的一本相关文集即以此为题）。这五卷陀传才是其毕生心血。弗兰克原本打算写四卷，进入具体写作中，四卷扩展成五卷，规模罕见。第一卷出版于1976年，最后一卷2002年才完成。在陀氏传记中，论篇幅，大概最庞大；论分量，也许最深厚。这五卷传记自出版以来获得了多种荣誉，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传记类）。　　《文化广场》：约瑟夫·弗兰克是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斯拉夫语言文学专家，他已于去年离世。出版这部厚重的中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是对作者最好的纪念。该书最早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您是如何联系出版中译版授权的？　　魏东：弗兰克是去年3月6日去世的，得知这一消息时我难过了好几天。通过版代（博达）跟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取得联系是在2012年底。不知道他是否得知要出中译本。国内几家网媒发了讣文消息，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10期有一篇专文《追一只兔子的人》，简短回顾了其学术历程和贡献。2007年即起意做这套书，很兴奋地报了选题。因为篇幅过大吧，领导担心销路，选题未获通过。这一耽搁就是好几年，说起来还真是遗憾。　　“文学纪念碑”源头在此　　《文化广场》：组织该书的翻译出版，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没有值得一提的故事？　　魏东：还真有。选题未过，情急之下，我在彼时刚兴起不久的豆瓣陀氏小组中呼吁同好集资出版，虽有若干响应，终于无果，如今想来，不禁莞尔，也算众筹出版先驱吧。　　但是由弗兰克的这套大部头传记我萌生了主编一套丛书的念头，旨在呈现经典作家的生活与创作，既强调篇幅，也重视深度。而这套丛书，即我主编的“文学纪念碑”，终于在2009年成为现实。说来有趣，打头的是对陀翁颇有微词的纳博科夫。　　此后几年，我一直没有放弃这套书，一有机会即报选题，同时打听筛选适合本书的译者。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陀氏及其作品的研究是俄语世界的重头戏，但英语世界的传记写作技巧似乎更胜一筹。约瑟夫·弗兰克通英语、法语、俄语，他的研究涉及的资料相当庞大，译者最好是能通英语俄语。一度我想说服刚译完两大卷《纳博科夫传》的刘佳林先生继续接手，甚至将我托朋友从美国购回的原版书借给他看，并一起讨论纳博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恩怨”。最终，他因为时间关系推辞了，不过，还是催生了他一篇很棒的探讨二人创作渊源的论文。　　愿意啃大部头的戴大洪　　《文化广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最终由戴大洪翻译，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魏东：应该是在出版了《茨维塔耶娃传》之后吧，我认识了同样十分喜欢陀氏的止庵先生。和他提起此书的出版计划，他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大约在2012年，他向我推荐愿意啃大部头的戴大洪先生，戴先生此前译有《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以及《雷蒙德·卡佛》。这年年底，我们在止庵先生家里会面，正式讨论合作的可能性。经过慎重考虑，戴先生接下了这个注定艰难的任务。正式签署合同之前，我们做了很多辅助性工作，据说戴先生从止庵老师那里背回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一大堆资料，我也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给他。戴先生很细致，他译了几章发给我，看我是否满意。我一下子被译文吸引住了，准确，地道，专业名词术语一丝不苟，这对于不了解俄语的戴先生来说，肯定是靠大量翻阅资料所得。我很兴奋，这部传记的翻译质量看来是有保障了。合同签署后，不到一年，就收到了戴先生的译稿。这期间，他每译一部分，即发给我，征询我意见。所以定稿很整洁，只剩下一些细节需要打磨。编辑过程中，我坚持不妄改的原则，将有疑问的地方列为一个清单，戴先生就在这个清单上详细作答，每条都附有改抑或不改的理由。这是一次很难忘的编辑体验。　　8年之内能出齐5卷　　《文化广场》：弗兰克的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皇皇五卷，译成中文可能逾200万字，刚刚出版的《反叛的种子》只是其中第一卷。“文学纪念碑”是否准备出齐这部书，需要多长时间，在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您是如何考虑的？　　魏东：中译本当然要全貌呈现，“文学纪念碑”一开始就有做好了（心理）准备。弗兰克站在多利宁、格罗斯曼等前驱学者肩上，运用英语世界得天独厚的文学史及传记撰写经验，成就了这部伟大传记，它配得上陀氏及其伟大作品。《反叛的种子》作为开卷之作，展示了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置身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学环境，奠定了整部传记的主旨、原则、调性和深度。　　为了不让整个翻译计划烂尾，也为了早些做出来，第二卷《受难的年代》其实已经启动了。同样因为时间关系，戴老师有更迫切的翻译任务在身，第二卷就临时邀请了刘佳林老师。这一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处理的是19世纪50年代流放西伯利亚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经历。这次，刘老师爽快地接手了。接下来几卷大约会按照这个进度继续推进的，我想，8年之内能出齐就不错了。　　刷新国内对陀翁的认识　　《文化广场》：“文学纪念碑”中，除弗兰克的这部名著之外，尚有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一八六七年日记》，以及《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几部书的组织出版有没有关联性？　　魏东：有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点燃了我做这套书的热情，我希望在本套书系里尽可能完整全面地呈现他的人生。上海译文出版社出过一套“文学回忆录”，收有安娜的《回忆录》和同时代回忆陀氏的文集，我邀请好友耿海英教授将这两本重新作了校订和补充。这两本是关于陀氏生平的最基础资料。《一八六七年日记》是首译，也是个大部头，近五十万字，对于理解安娜《回忆录》的“加工美化”情况很有帮助，而且是了解新婚的陀氏夫妇的生活状态以及陀氏性格的原生态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有了这几本书，我想，刷新国内读者和研究者对于陀翁的认识应大可期待。这其实也是我做这套丛书的一个小小的野心，刷新现有的关于经典作家的认知。　　西方文学传记有独到之处　　《文化广场》：您的文学纪念碑丛书到目前已经出版了十几部，似乎全与俄罗斯文学有关，也似乎与您对俄罗斯文学的喜好有关。今后您是继续坚守这块阵地，还是要将纪念碑树到其他西方文学领域？　　魏东：《反叛的种子》其实是最新的一本（序列号013），有四五种在翻译中。“文学纪念碑”在打造之初，并没有严格归于俄罗斯一途，但因为俄罗斯文学本身的品性和质地（与中国的现实有诸多对校之处，需要重新认真发掘），加上个人的文学见识和偏好，丛书不自觉地向其靠拢了，以至于读者经常以为这只是一套俄国文学丛书。丛书推进过程中逐步确定巩固了选书原则：体量丰厚，见识通透，声誉卓著，以同等的深广度呈现经典作家的人生图景与艺术世界。接下来，我的目光除继续投向俄语世界，比如契诃夫、阿赫玛托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还会有意识地向其他语种扩展。正在编辑、即将出版的是传记泰斗理查德·艾尔曼的《王尔德传》。英语、德语、法语中还有一些经典作家的传记还有待发掘引进，比如利昂·埃德尔的五卷本《亨利·詹姆斯传》，勒内·斯塔赫的三卷本《卡夫卡传》，让-伊夫·塔迪尔的两卷本《普鲁斯特传》。西方的文学传记确有独到之处，至少，像布赖恩·博伊德这样的传记高手，国内似乎难得一见。目前，“文学纪念碑”大约也只能引自西方，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