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地中海
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
ISBN:9787540563417
作者:【法国】弗朗索瓦·吉普鲁
页数:340页
内容概要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弗朗索瓦·吉普鲁（Fraancois Gipouloux） 译者：龚华燕 龙雪飞
弗朗索瓦·吉普鲁（Fraancois Gipouloux）教授为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先后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大学，曾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副专员、香港特区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研究员等多项职务。目前主持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与东京大学共同支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研究计划，同时也负责法国国家研究署（ANR）支持的《东亚与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心》研究计划。已出版的书籍有：《19与20世纪的东亚》《衰退的日本？》《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围：改革时代的长征》等。
书籍目录
前言
导言：欧洲与亚洲的“地中海”
第一部分两种无边界的扩张模式：欧洲的地中海
第1章地中海与全球扩张
第2章远程贸易与城市主权：海上共和国时期地中海的竞争模式
第3章汉莎同盟：波罗的海的合作模式
第二部分亚洲地中海的早期概貌：朝贡贸易占主导地位
第4章亚洲贸易王国与独立城市实体：7世纪至17世纪
第5章亚洲贸易的组织：政府垄断的重要性
第6章朝贡贸易与非官方贸易
第7章日本在亚洲内部贸易的地位：抵制中国的主导权
第8章亚洲海洋体系
第三部分西方贸易网络与亚洲贸易网络的交叠
第9章欧洲扩张还是亚洲的吸引力
第10章被迫开放与通商口岸
第11章亚洲贸易网络的国际化
第四部分再全球化时代：亚洲地中海的重生
第12章中国沿海城市面临全球化挑战
第13章东亚制造带
第14章香港与上海：中间商之间的竞争
第15章亚洲各物流中心之间的竞争
第16章香港、上海或北京：何处将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五部分亚洲地中海和国家主权的挑战
第17章跨国区域和东亚经济走廊：亚洲地中海
第18章亚洲地中海和中国经济空间重塑
第19章地方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中国的市场分割
第20章中国的影响力基础转回海洋
结论
作者简介
《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涉及了众多学科——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探索了历史与当代，亚洲与欧美经济形势之间紧密的联系，讲述了亚洲特别是中国是如何回归到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分析地中海贸易联盟的成功范例后将目光转到东方亚洲，通过对东西方经济的对比，对亚洲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分析，科学地预见了亚洲海上贸易的发展方向，同时指出了亚洲经济发展的障碍，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建议。全书以历史般的叙述方式，全景式地为读者展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历程和前景。
编辑推荐
吉普鲁编著的《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这本透彻的专著，出色地综合了新兴的全球环境下的东西方海洋世界。弗朗索瓦·吉普鲁教授将自己关于全球海洋的历史研究与关于亚洲的区域经济研究相结合。他还富有想象力地创造了”东亚经济走廊”这一地理概念，特指海参崴至新加坡之间的海洋区域，包括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从而将海洋与沿海港口城市之间的历史交互进行了整合。作者开启了从全球视角考察亚洲的新开端，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东西方之间无法比拟的联系。引人入胜地分析了21世纪之初东南亚新兴强大跨国经济区域的迅速崛起。本书利用广泛的多学科史料与现代资料，通过回顾1 6世纪晚期以环地中海和波罗的港口为中心的同类进程，系统地探索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和理解现代版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原因和途径。
名人推荐
这本透彻的专著，出色地综合了新兴的全球环境下的东西方海洋世界。吉普鲁教授将自己关于全球海洋的历史研究与关于亚洲的区域经济研究相结合。他还富有想象力地创造了“东亚经济走廊”这一地理概念，特指海参崴至新加坡之间的海洋区域，包括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从而将海洋与沿海港口城市之间的历史交互进行了整合。作者开启了从全球视角考察亚洲的新开端，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东西方之间无法比拟的联系。
——滨下武志，日本东京大学
《亚洲的地中海》引人入胜地分析了21世纪之初东南亚新兴强大跨国经济区域的迅速崛起。本书利用广泛的多学科史料与现代资料，通过回顾16世纪晚期以环地中海和波罗的港口为中心的同类进程，系统地探索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和理解现代版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原因和途径。
——彼得·丹尼尔斯，英国伯明翰大学
弗朗索瓦·吉普鲁对亚洲经济体系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描写。他依照布劳代尔的学说，进行了充满洞察力且跨度非常长久的详细描绘。吉普鲁通过多年的工作积累，阐明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不再基于陆地。面向内地的中国，一个逐渐走向海洋的世界强国。
——克里斯托弗·豪，伦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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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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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问世后，南海——“亚洲的地中海”——研究可供拓展的各种方向便自然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很大程度上，环南海的研究在国际学界系由东南亚史和海洋史研究牵引，在华文世界则主要是由华人华侨史和台湾史所引导，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关注主题的侧重和历史解释方向的差异。虽然近代东南亚海上贸易虽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时至今日，对环南海区域史和整体史的解释框架仍很难令人满意。【1】这一方面跟语言和材料的限制有关，一方面也跟思路过于单一有关。最近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出版的《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以磅礴的气势为该区前近代海上贸易和组织的研究注入了清新的空气。【2】藉此机会不妨“回首来时路”，重新思考和讨论一下以海洋为中心、各港市为外围联结点的区域史演化。吉氏划定的“亚洲的地中海”包括了日本海、东海、南海、苏禄海、西里伯斯海等不同水面的联结，因而首先在地域上超过了本文较为着意的环南海的分野；其著作在时间跨度上也较大，不仅涵盖了前近代和近现代，还包括了中世纪晚期（不论以西洋史还是东亚史的传统划分标准看）。为了避免不着边际，他将精力更多集中于探寻在十六和二十世纪晚期这两个时间段，试图探讨这些海域或区域在这两个时期内各人群和口岸的联结是否能作为对布罗代尔式概念有效的论证，以及边界如何非实体化、流动性如何重新定义边界等建构性概念问题。就组织性原则和跨边界流动的立意看，此书可以矫正材料堆砌和重复引用的风气，因而值得进一步讨论。在评估吉氏作品在学术史所处位置和有效性之前，不妨略为回顾下前辈学者研究中涉及该区组织发展脉络的内容，活动人群则以该区五百年来流动规模最大的华人移民和寓居者为例。……（中略）二、《亚洲的地中海》评述与前述几位海外学者一样，吉氏对组织颇为重视，因而西方殖民者和华人就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他认为地中海贸易竞争模式的优势正是其超越国家所建立的新的经济和法律组织，海洋法也才逐渐发展为高于各种宪法、法令和习惯法的依据。另一项他着意的指标是自治城市，虽然是否可以直接套用到亚洲地区仍可商榷。此书重在口岸和网络的观察，与以往对于华人宗族、庙宇、会馆、秘密会社等组织形式和功能的研究有相得益彰之处，其对于人员和交易跨边界流动的思考在一定程度超越了对狭义组织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其放入东南亚贸易组织研究的学术史中予以讨论。吉先生对亚洲海域商业组织与贸易网络这个议题的研究已有多年，其在中国和日本游学和做研究已有二十余年，是书也可以视为多年体验与思考的结晶。其雏形于2007年他到东京参加东方学会举办的第52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发表的论文已可见。滨下武志和羽田正两位先生提出了一些意见反馈，次年吉氏以《亚洲的地中海：全球化两个核心时期的中国》（“Asian Mediterranean: China at the Core of Two Periods of Globalisation, 16th-19th Century,” LIA—CASSH Report 2008）为题在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报告，随即在2009年刊于《社会科学研究》，通过拷问何以亚洲国家缺失自由港市、海军、私法、商业积累和公司隐晦地表达出这些是西欧殖民者胜出关键的观点。【3】以该文为基础，他将精要的论述布置在全书各章，从而形成支撑骨架。该书2009年法文版出版后，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先生在《通报》刊出了一篇颇为严厉的书评指出其“厚今薄古”。她指出吉氏谈及的基本是通识，且所征引研究过旧、没有提及更多近期的出版作品、关于历史的部分无法体现学术研究的实际进展、历史学家会觉得有趣但无法学到更多。【4】而且她也认为吉氏在亚洲依样画葫芦寻找自治港市、联盟和独立法令的做法过分简化了问题，其将中国赖以维持的跨水域交流网络复杂的商业和制度结构局限于为官方朝贡体系和私人走私贸易也失之过简。吉普鲁进一步修正了一些错漏，并随即于2011年推出改定的英文版（中文版系据英文版翻译，因而也算修正版，尽管还是有些不如人意），而萧先生也于《中国观察》刊出第二篇比较温和的书评，仍强调英文版只是小有改进（slightly updated），最大的问题是以“当代中国”代替“历史中国”。当然她也认为这种之前没人敢尝试的宏大分析有其价值，虽然对中国史专家而言不会得到太多新知，但此书仍值得推荐给那些对欧亚比较、古今比较、现代中国港市的经济发展有兴趣的读者。【5】吉普鲁主要是从亚洲的港口城市入手的，因而此书也重在港口间的联系。作者选取16和20世纪作为论述重点的原因：前者代表四片大陆开始常规而稳定地联结而后者是通讯成本大大下降的时期，因而有显著的历史意义值得观察。本书第一部分比较了基于城市主权的地中海贸易竞争和基于联盟的汉萨同盟波罗的海贸易竞争两种扩张模式；第二部分讲述“亚洲地中海”在7-17世纪间朝贡贸易主导下的组织贸易形式，以及日本对中国主导权的抵制；第三到五部分基本直接进入现代，分别讲述亚洲贸易国际化、东亚制造带与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与主权三个大问题。在讨论了吉氏书中核心概念和组织分析模式之后，不妨再说说此书存在的一些问题。“亚洲地中海”概念的主要反对者是萨布拉曼洋（Sanjay Subrahmanyam）先生。他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同质的空间，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而言，社会联结在有些节点相当特殊，而在另外一些节点则很松弛，因此这个大概念令人怀疑。【6】概念问题固然有讨论空间，但通观全书，最核心的问题是布罗代尔式的精髓并未显现。吉氏所描述多为“浪花”的事件，偶有一点局势（中时段）的论述，但几乎没看到任何关于长时段的讨论。譬如，除了季风，还有哪些地理要素塑造了深层的“亚洲地中海”结构？拙目所及，中长时段的许多问题都被某些基于据点的经济联系所掩盖。首先本书在一些史实认定上存在武断之处。第一，作者将中国海洋力量的扩张与朱罗王朝/注辇（Cola）的兴起视为同等的导致室利佛逝/三佛齐（Srivijaya）衰落的原因，但没给出任何支撑证据（只是强调三世纪以后中国商人在马来半岛很活跃，亦未说有多活跃或提供证据），而事实是注辇取代了三佛齐的地位。他对末罗游/巫来由（Malayu）的兴起也语焉不详。（页63）第二，是书所谓的11-12世纪中国商人“在争取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之战中打败了阿拉伯商人”也略微夸张，其依据仅仅是有150位在马六甲的中国商人。（页109）虽然中国商人在这个时段确实开始更多到马来半岛经营，但这跟在与阿拉伯人贸易战中胜出是两回事，从材料上我们看不到这种情形。阿拉伯人在福建沿海的活动仍然非常活跃。且不说著名的蒲寿庚家族（十一世移居广州）、泉州的大量阿人墓碑，元代阿拉伯商人麻合抹等人在泉州的买地契都显示“战胜”在该期对两大族群的商人而言是一个难以量度的命题。即便是依据李露晔（Louise Levathes）的说法，“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海上贸易”也要到13世纪。【7】第三，谓17-18世纪欧洲金银比价为“1:15”时亚洲是“1:10”，引用的是Michel Morineau（Les Grandes Compagnies des Indes Orientales, XVIe–XIXe Siècles (Paris: PUF, 1999), p. 43.）的研究（页148），显然是以印度为例，不能代表亚洲。东亚的比值一般在“1:4-7.5”的区间。第四，万丹（Banten）衰落不是巴达维亚“被发现”，而是荷兰人无法与万丹土酋达成协议，故而只能另辟蹊径，最终决定在爪哇（Java）如吉礁（Jakatra）建立新城巴达维亚——在此过程也动用了大量华人劳工，系由华人承包人杨昆（Jan Con）和苏鸣岗动员而成。以吧城为据点，经过多年的军事和外交对抗，才终于击败万丹，从而进一步确立该区的统治地位。【8】作者所谓的荷兰人在侵入雅加达地区时“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国商人和工匠社区也有一些误导性：建城人员系被“招募”而来，远非简单的“发现”。总而言之，华人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弃万丹而就吧城，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寻的议题。第五，所谓布吉斯人“在廖内定居，控制着新加坡海峡与苏鲁王国”（页170），如果不是知之不详，就是缺乏历史性的眼光。首先，布吉斯人（Bugis）主要是在苏拉威西定居，虽然许多住在望加锡（Makassar）和巴里巴里（Parepare）这样的港口，但主体农业人群在马洛斯镇（Maros）西部和北部的平原定居。1669年以后，因逃避连绵不绝的内战才有一群布吉斯人跑到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他们英勇善战，击败占碑（Jambi）后才对柔佛（Johor）苏丹王朝有决定性影响力。其次，同时代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也利用了1699年柔佛马末苏丹（Sultan Mahmud II）遇刺之后的混乱与布吉斯人一道攫取了对柔佛帝国的控制权，苏丹沦为傀儡。第六，博赫拉人（Bohras）不是印度教徒而是什叶派穆斯林（如Dawoodi Bohra和Hebtiahs Bohra）或逊尼派穆斯林（如Sunni Bohra）；而信德人也有信仰印度教的少数，不可一概而论。（页168、180；英文版页156、169）。第七，是书谓天猛公（Temenggong）是活动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页173）亦颇武断，虽然作者注释“pirates/piracy”非所谓西方意义的“海盗”，引了塔林（Nicholas Tarling, 1999: 47-56）作脚注（“...the Temenggongs, the ‘nomads of the sea’ (orang laut), bands of pirates who operated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 See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p. 159-160.）。不过仍无法否认天猛公非劫掠性破坏者的实质。其原为马来苏丹国宫廷侍卫和军队的统领，1511马六甲王国灭亡后苏丹逃亡廖内，派天猛公代表其统治大陆领地即柔佛一带。至18世纪中后期，作为封臣的天猛公成为该区的实际统治者。其次是一些表述不严谨。诸如将中国政府“控制松散的地方确立为大型贸易中心，例如宁波、厦门和广州”等等的说法似是而非，让人有时代倒置的感觉。且不论作者认为的“中国当局垄断对外贸易”和“朝贡贸易”造成的“商业结构”是否真的决定了这种“贸易网络的模式”，如果在控制松散大型交易中心的层面而言，则意指明代政府曾有的努力，如此厦门当为泉州、漳州，如果意在清代口岸，则法理层面而言十九世纪中期前只有广州，如果系指近现代，则所列口岸无论如何都必须调整。其对中国主导体系及华人经济势力扩张的高估、对不同区域通述后的拼接，与中国学者强调中国商人占有优势、如何和平商贸、有多少艘船、创造了多少白银交易量的惯常论调一拍即合。这种论述模式在一些新近研究中很普遍，在泛论基础上缺乏新材料的发掘，也没有理论构建。不过整合这些碎片信息还是需要花一番功夫，因而也可以视为对一些区域海上贸易研究的小汇总。【9】此外，原书“Ayuthea”未作标准写法“Ayutthaya”，并且在附图中，既然是14-16世纪的图，泰国湾（Gulf of Thailand）显然作暹罗湾（Gulf of Siam）合适，安南与大越（如果一定要标拉丁字母当作“Đại Việt”而非“Dayue”）也不宜混用。再次，转引二手研究的古汉语典籍未经核对，导致意思偏离，进而影响结论。例如，引用《福建通志》（Fujian tongzhi [Fujian Local Chronicle], 1868, 56, 3, quoted by Lo,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p. 502）的记载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靠海洋和贸易。他们离开父母，抛弃妻子，毫不犹豫地与异族生活在一起”（罗荣邦原文：“The people depended upon the sea and commerce for their livelihood,” states the Gazetteer of Fukien, “They would leave their parents, wives and children without a thought to dwell among the barbarians.”【10】）（页81）。遍览同治《福建通志》卷五六“风俗”部分，未发现可以吻合的原文，叶三最接近的记载是“濒海之民，多以鱼盐为业，而射赢谋息，转贸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舻，出没风涛，习而安之”（见华文书局1968影印本，页1138）。退一步而言，即便与“夷”同处，又如何能得出“战争与社会动荡摧毁或撕裂了家庭和家族的团结”的结论？张毅（Zhang Yi）（页82）实名应该是“章谊”（罗荣邦原文误为“章宜”），其奏疏言海洋和长江是“中国新的长城。战舰就是烽火台，火炮是新的防御武器”（罗原文：“…the sea and the Yangtze River the new Great Wall of China, the warships the watch-towers and the firearms the new weapons of defense.”【11】See Huang Huai ed., Li-tai ming-ch’en tsou-i (Memorials of famous ministers in history) (1635), 334:5.）。据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原文当为“然则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楼船战舰，盖长城之楼橧也；舟师战士，凿工没人，盖长城之守卒也；火船火筏，强兵毒矢，盖长城御攻之具也”（见上海古籍1989影印本，页4328），可见后半部分漏译，意思理解也只有一半。“今天我们的防线是长江，不应过于注重我们的骑兵劣势。海军的价值无可估量。利用我们的海军，就是利用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来打击敌人的弱点”（页82）看起来有颇超前的元素，查罗荣邦原文，已有意译成分（“Our defenses today are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sea, so our weakness in mounted troops is no cause for concern. But a navy is of value.... To use our navy is to employ our strong weapon to strike at the enemy’s weakness.”【12】 See Ch’en K’e et al., Tung-nan fang-shou li-pien (The advantages of defending the Southeast) [Hsüeh-hai lei-pien ed.], 3: 28-29.），固回译失之更远。据《学海类编》本所收陈克等《东南防守利便》（1131）（下）二八至二九叶，原文为“又以谓舍鞍马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是则江边之戍，水上之军，以我之长，攻敌之短，胜负可见矣”。原文以三国的例子陈明陆战与水战对己方的利弊，跟作者欲说明的“海军的崛起”有一定距离。复次，就书的架构和布局而言，本应重在分析的商业组织和商贸网络却没有展开，而直接就跳入讲述现代，留给读者意犹未尽的遗憾。作者强调19世纪前欧洲殖民者放纵价格波动，亦有倒放电影之嫌。如果说19世纪欧洲殖民者有此能力尚可，1800尤其是1700以前，其并无能力控制价格波动。如果仔细阅读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经常捉襟见肘，如此谈何放纵？事实上，价格波动恰恰是前近代社会区域货币交流的常态。就内容而言，作者围绕以经济和法律制度代表的商业组织和金融组织的新工具展开了敏锐的观察，其书在近现代部分所涉及的税收、股份合作、保险、融资等方面论述可圈可点。作者认为如果按地区看，“19世纪下半叶亚洲的国际贸易：中国远比日本更加融入亚洲国际经济关系之中”（页164）。如若按结果看该结论也未必有问题，但将原因归为上海等网络节点发挥的作用，则无疑有所偏颇，因为这种情形更像是几个世纪以来华人在该区活动和运作的结果。这些问题和讨论就整体结构而言都需要以更大篇幅展开。此外，此书法文版出版已为2009年，仍谓“中国的物流市场仍然缺乏组织架构”（页236）颇有滞后之感，因为近十来年至少各种电商的兴起附带了物流组织架构的建立。最后，必须指出一些与原作者无关的本书的问题。中译本并非出自历史研究者之手，所以有一些错误。第一，人名和专名有不少错误。一些已有通例的汉译人名，如布罗代尔（页1、9、10、11、19等多处）、范勒尔（页8）、乔治•赛岱斯（George Cœdès）（页8，姓名原文也应核对）、安东尼•瑞德（页8、10）、菲利普•柯丁（页12）、马若斐（Geoffrey MacCormack）（页85）、韩森（Valerie Hansen）（页85，姓名原文也应核对）、博克舍（页102、126、141）、皮雷斯/皮莱资（页108）、包乐史（页110）、韦伯（页184）、施坚雅（页186）、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 （页334，姓名原文也应核对）应当遵从为宜。华人姓名则当还原——比利•松（Billy So）为苏基朗先生（页85），“吴丽萍”当为“吴丽平”，无法还原的人名如“shen xing”应当按标准保留为“Shen Xing”（页II），“阮泽英”当为“阮世英”（页320）。专名“Serenissima”当为“威尼斯共和国”（页28），当用大陆通译“阿瑜陀耶”（页70），“满洲人”非“满族人”（页76），“沧州”（Chang Zhou）当为“常州”（页85），“朱印线贸易”当作“朱印船贸易”（shuinsen bōeki）（页99），“卡里马塔”当为“加里曼丹” （页111示意图8.1），“常州”当为“长洲”（页114），“互抵贸易”专业译法为“港脚贸易”（页144），博赫拉人（如页168作“柏赫拉人”，不知所谓）等名词前后翻译应统一，“沙逊家族”当为“Sassoons”、“哈同洋行”当为“Hardoons”（页179），“巴哈姆特”当为“比蒙”（Behemoth）（页317）。第二是误译和漏译。例如，明朝修建的“这支海军使它重新征服大越的东京”（页78）看起来就很奇怪，原文则明显只是强调一种可行性（英文版页75：This wartime marine made it possible to re-conquer the Tonkin…）。引用苏基朗先生的研究，原书其实就是《刺桐梦华录》，既然已有中译本最好遵从，而一些翻译错误也可以避免。另有若干处作者转述也有不确。第85页“条件是按照所要求的程序”当为“只要它们遵循所要求的程序”；“这也符合海外贸易商有限的利益”实际是“它们因此对于卷入海外贸易的商人利益有限”（They were thus of limited interest for a merchant involved in overseas trade）；“即使个人责任不存在，这也是一种有力的担保”应当译为“个人责任并不存在，这已是一种有力的担保”（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did not exist. It was a weighty guarantee）；船只返回后“支付”本金和利息当为“必须偿还”（Re-imbursement were required）本金和利息。（统见英文版页82）“其顾问使用的是‘海禁’，或者仅仅使用一个‘禁’字”应当译为“其顾问使用的是汉文字‘海禁’（kai kin），或者仅仅是‘御禁’（go kin）”（页97）。“……东京王国……会安”据原文当作“东京（河内）……会安（即海铺（Faifo））（页104）”。“布吉斯人等的纷纷出现以及苏鲁王国的崛起”当作“布吉斯人等社群（communities）的纷纷出现以及苏禄（Sulu）王国的崛起” （页110，页170“苏鲁”也应以并改正）。“华南语（客家话和粤语）”当为“华南的语言（福建话或粤语）”（the languages of southern China (hokkien or Cantonese)）（页112）。“工均区”当为“工场区”（页139）。“由于来自西里伯斯群岛的布吉斯人、武士和企业家等其他群体的介入”当为“由于如来自西里伯斯群岛的武士和企业家布吉斯人等其他商业群体的介入”（英文版页157：…as a result of the interference of other merchant communities such as the Bugis, warriors and merchant entrepreneurs from the Celebes islands…）（页170）。“商人背景呈现国际化”当为“商人呈国际化特点的背景”（the cosmopolitan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rchant milieu）（页180）。“而仅仅是县或更大行政单位的席位”当为“而仅仅是县治或更大的行政单位”（英文版页174：but only the seats of counties or of even larger administrative units）（页185）。谈及施坚雅的城乡和市场理论，“体系”当作“层级/等级”，“官方的中国网络”当为“中国官方的网络”（that of official China）（页186）。“吝啬的贵族”当为“次要的贵族”（petty nobility）、“课税大斧具有可怕的威力和效力”可再调整意译为更能让人理解的语句（The axe blows of taxation were fearsomely effective…）（页322）。最后，有些典籍原文没有还原回译，自当补上：“强盗和商人都是一类人。当市场开放，允许贸易，强盗变成商人；当市场封闭，贸易被禁止，商人变成强盗”（页93）应该还原为著名的“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原文。最后是其他一些编辑或文法的瑕疵。例如克莱武在普拉西战胜莫卧尔帝国显然是1757而非1957年（页9）；“一种由基于血亲的关系和义务的复杂交织”，“由”字当去掉才通顺（页320）；罗荣邦先生在《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的文章是1955年而非1995年（英文版原书误，页365）。大概是定位为畅销书，出版商也顺便节省成本，将参考文献都全部删去，尽显中国人的浅薄，我想作者也会和我一样对此深感遗憾。大概是为了“镇住”国人，推荐者之一滨下武志教授的单位也被强制改回十来年前的东京大学，这对一家在广州的出版社而言尤其讽刺，史学史层面而言更是中国人文化后殖民心态的芸芸史料之一。当然，中译本的不足与作者无关，也不损其价值，而对于译者的辛劳和翻译带来的更大贡献也仍然值得肯定。总而言之，吉氏此书虽然有不少问题，但基于其对组织、人群流动和跨边界活动的重视，以及宏大的比较视野，对当前一些迷失方向的研究趋势而言不啻为学习的样本。基于已有学术作品的贡献与存在的问题，阐明和评估环南海地区研究与基础训练的意义是思考未来研究方向的基础。……（以下略）【1】迄今为止，以区域研究整合角度而言，最佳的作品当属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B. Lieberman)两卷本的《形异神似》，参见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09).【2】François Gipouloux, La Méditerranée Asiatique: Villes Portuaires et Réseaux Marchands en Chine, au Japon et en Asie du Sud-Est, XVIe-XXIe Siècle (Paris: CNRS Éditions, 2009).英文修正版见François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ort Cities and Trading Networks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13th-21st Century, trans. by Jonathan Hall and Dianna Martin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11).中文版见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4。【3】该文的一些问题在英文版书中也有修正，如旧文谓郑氏为王朝（Ming loyalist Cheng dynasty），新版改为“一个忠于明朝的强大商人家族”。台湾在郑氏建立政权后成为面向整个东南亚的商品交易中心的说法也已删除，因而重新肯定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的存在与郑氏家族早年的经营。【4】Angela Schottenhammer, “Review of François Gipouloux, La Méditerranée Asiatique: Villes Portuaires et Réseaux Marchands en Chine, au Japon et en Asie du Sud-Est, XVIe-XXIe Siècle, ” T’oung Pao 96. 4 (2010): 581-585.【5】Angela Schottenhammer, “Review of François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China Perspectives 2 (2014): 78-79.【6】Sanjay Subrahmanyam, “Notes on Circulation and Asymmetry in Two Mediterraneans, c. 1400-1800,” in Claude Guillot, Denys Lombard ,and Roderich Ptak e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China Sea: Miscellaneous Not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8), pp. 21-43.【7】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邱仲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0页。【8】Leonard Blussé, “Testament to a Towkay: Jan Con, Batavia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Itinerario 9.2 (1985): 3-41; B. Hoetink, So Bing Kong,Het Eerste Hoofd der Chineezen te Batavia (1619-1656), BK 173 (1917), p. 354, quote from Giok Bwee Hesseling-Tjan, “The Kong Koan in Crisis: A Case Study of the Malay Minutes of 1918-1921,” in Leonard Blussé and Chen Menghong eds., The Archives of the Kong Koan of Batavia (Leiden: Brill, 2003), p. 106.【9】较有代表性的总括作品，可参见赵文红：《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10】吉氏原文：“The people depend on the sea and on trade in their daily lives. They would leave parents, wives and children without hesitation to live with the Barbarians.” See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p. 77-78.【11】吉氏原文：“…the Yangzi River as ‘the new walls of China. The warships are its watch towers and the artillery is its new defensive weapons.” See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 78.【12】吉氏英文版字句虽有改动，但类似“海军无价”之类的生造词句则保留下来：“Our defence today is the Yangzi River and the weakness of our cavalry should not be a source of preoccupation. The navy is invaluable. Using our navy means using our strongest weapon to strike the enemy’s weak spot.” See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 78.摘录自：陈博翼《“亚洲的地中海”：前近代华人东南亚贸易组织研究评述》，《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77-98页。（全文下载）
精彩短评 (总计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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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部分赞, 干外贸的越看越亲切 -
所托非人 -
终于看完了，表示读书很少这么累过。翻译的吐槽就不用说了，前三章还好，第四章完全就是经济学专业知识，基本是眼睛扫过大脑基本空白。作者的观点确实很有启发性，只是读起来太拙计。今天开始写书评，祝自己幸福…… -
最后基本已经进入只看标题的地步了…… -
看得我头晕眼花……希望明天能把作业整出来，祝我好运吧…… -
本书相当不错，虽然在欧洲中心论地中海体系里面构建，但是详述了亚洲朝贡体系和战后贸易自由权发展的概况和内涵，好书。 -
视野开阔的东亚海上走廊历史与未来的宏观分析巨著。 -
翻译明显不懂法文！要不是因为亚洲史课才不读它……很明显的一种要把布罗代尔第二部分套用到花彩列岛的节奏，没有对照法文版但感觉不是很成功。叙事有点过于宏大，尤其是在殖民时代到19世纪中前期实在是有点太大踏步了……但是不论是视角还是从思路上都为我们提出了不错的建议。属于那种不成熟的《尝试集》类作品吧…… -
看得我好痛苦，更痛苦的是要写书评却没有前人评价可以参考。。。 -
亚洲史的课程要求。 -
框架过于宏大，叙述和考证却很空疏。另外为啥整本书连一条注释一条参考书目也没有啊，是不是翻译懒得翻啊…… -
亚洲史的推荐读物，翻译真实太烂，各种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混乱。跌跌撞撞终于读完，书中最有意思的还是以亚洲为中心来看世界市场的形成，不过这并不是吉普鲁的原创。所以这本书真的没意思 -
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