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与中国文化》书评

（转）盛唐以后的中国古典园林与传统文化岂能全盘否定——与王毅先生商榷

作者：张橙华中国园林／Vol．14，No．59／1998(5)收稿日期：1998—07—03：修回日期，1998—08—15张橙华 男／1946年10月生／1963-1969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78-1981苏州大学物理系，获光学硕士，现为副教授／苏州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提 要 本文分析《园林与中国文化》中评价唐以后的园林与中国文人时常用的简单化、表面化与极端化的思想方法，指出以“壶中天地”为中国园林基本缺点的论调是违反美学常识的。关键词 中国园林史 文化史 思想方法 中图分类号 TU986．1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的《园林与中国文化》属于该社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作者王毅先生引证许多古籍，对中国古典园林与传统文化如文学、绘画的关系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他热情赞颂汉唐宫苑的规模巨大，对此后的园林却持否定的态度。他把中国园林的主要特征归结为“壶中天地”，以“壶中”为着重点反复加以批判，断言盛唐以后“中国园林面目日益猥琐不堪”(《园林与中国文化》709页，以下再引此书时只记页数)，且“传统文化越来越彻底地把自己的发展方向纳入壶天之中”(560页)。他还把宋代的文化繁荣比作恒星生命终结时的超新星爆发，只留下能量耗尽、吞噬一切的黑洞，说“西方文明之光”传人中国后，自明清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毫无例外地要一次又一次地挣扎于‘中国黑洞’的深渊之中”(611页)。认为如要让中国古老文明能够幸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尽早从它身上卸下民族进步的重负，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博物馆中，“同时把进步的希望转而寄在走出中世纪的努力之中”(747页)。这哪里是在“描绘我国文化遗产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见该丛书《编者献辞》)语)。对中国文化应否定还是继承有过多次争论，批判地继承现已成为共识，许多读者觉得王先生太偏激了，不料此书还在重印。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拟全面评论此书并详述中国园林与中国传统文化，好在中西文化与园林的对比不是陌生的话题，对一些著名中国园林与文化名人也早有公论，只须对此书中错误的论证方法作初步分析，就可知王先生许多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一 盛唐以后的园林艺术不容否定中国园林艺术自秦汉；唐宋至明清的总趋势是逐步前进的。早期的秦汉苑囿兼具庄园与猎场的功能，周维权教授指出“它们虽占有巨大的面积但未必高于自然，……审美经营尚处在低级的水平上，造园活动并未完全达到艺术创作的境地”((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杜)。王毅先生却一味推祟秦汉苑圃的气势“笼盖宇宙”(69页)。一般认为中国园林成熟于明清，“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一批著名的专业造园师(计成、张南坦、戈裕良等)，总结出造园专著(《园冶》、《长物志》等)，并且造园活动达到高潮。王先生把中国园林的成熟期提前到唐代，说唐代文人园林已具有“壶中天地”的特征(141页)。他说宋代园林已高度成熟，明清园林则为“烂熟”，至此“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一天天向最低境界蜕化”(744页)。叶圣陶指出：由于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和近景远景的层次，在苏州园林中“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苏州园林》)。他却说：“许多人习惯于惊叹明清园林的精巧绝伦，习惯于激赏园林中每一微细处与整个园林高度的浑融凑泊，然而我们可曾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古典园林艺术为了在‘壶天’和‘芥于’中长期生存而被迫压榨出来的果实”(544页)。为了证实明清园林艺术在“备求变幻的挣扎中急遽颓败”的结论(714页)，公认的优秀园林也被他批得毫无价值。中国皇家、私家园林的代表作颐和园、避暑山庄、拙政园和留园是国务院首批公布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但在他的笔下“避暑山庄全园面积仅为5km2，与汉唐宫苑的规模相比自然是名副其实的‘芥子’” (180页)；“佛香阁的巍峨反而突出了整个建筑群的不和谐”(716页)，留园的濠濮亭“在勺水的衬托下显得榔糠呆滞、灵秀全无。以这样羁天拘地的园景表现庄子濠濮观鱼式的旷然自得，无异于画虎类犬”(716页)；他说起拙政园时“明代士人以仅高盈尺的小土丘象征海上三山”(181页，其实这二座小岛形成于清代，其实际高度约4m)，拙政园的西部更是“艺术水平之粗俗低劣……是游人一望可知的”(731页)。这几座园林中的成功之处不是被忽略去，就是说再精致也只是壶天之中。如他虽引用杨鸿勋《江南园林论》对拙政园理水艺术的分析，但用意不在褒扬，而是批评明清园林“唯有将宋代高度成熟的理水艺术强化再强化。在越来越有限的空间内竭尽全力发挥水体一切可能的变化”。请回顾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吧。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指出，“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又一个高峰，也是古典造园艺术的一个大总结。”(《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现存苏州园林都是清末重建的，学部委员刘敦桢称赞它们“是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苏州古典园林》，建筑工业出版社)。曹汛教授指出，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造园艺术“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中国建筑美学文存》，天津科技出版社)。清初法国传教士高度赞扬圆明园，认识到中国园林的特点是模仿自然。英国建筑师钱伯斯以浓厚的兴趣收集中国园林资料，认识到“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明智地调和艺术与自然，……这才是比较完美的花园”，他回到英国后以中国造园手法设计丘园，中国对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形成有重要影响。1773年，德国温泽尔(L·Unzer)著《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称中国为“一切造园艺术的模范”。20世纪以来，赛任(O．Siren)《中国园林)(1943)、凯斯维克(M．Keswick)《中国园林·历史、艺术与建筑》(1978)与鲍榭蒂(M·Beuchert)《中国园林)(1991)也都热情赞赏中国园林的艺术手法以及各地园林实例。鲍榭蒂介绍，M·歌特在其园林史巨著中宜称，世界上所有风景园林的精神之源在中国(《中国园林》中译本，建筑工业出版社)。不言而喻，从钱伯斯到鲍榭蒂，所鉴赏的园林大多建于清代。不少中国园林在近代经历战乱、遭受破坏，但一时的衰败景象不等于园林建造得不美，更不能说明中国造园艺术不行了。古典园林由人民政府修葺后继续受到中外人民的赞赏，其中最优秀的杰作避暑山庄已列人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的申报即将成功，颐和园也开始申报，这些佳作将列入全人类的艺术瑰宝而受到联合国的保护，可见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价值是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叠山理水、借景隔离等手法，也在继续发挥作用，不仅用于建造仿古园林、借景隔景等手法，也用于现代城市花园，还飘洋过海、走出国门。1978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建造以网师园殿春簃为蓝本的明轩，加拿大、马耳他、日本也纷纷建造苏州式园林，均获好评。(周峥《走向世界的苏州园林》，《中国园林》1994年第4期)。在有20多个国家参展的1983年慕尼黑国际园艺博览会上，中国的芳华园以其自然雅趣的风格压倒群芳，赢得了博览会的最高荣誉大金质奖章。博览会结束时按原计划要全部拆除、其中有些园林移建别处，在该市6万多市民签名要求下，芳华园等被保留在原处继续开放。第二年在英国利物浦的国际园林节上，以北海静心斋为原型的燕秀园又获得大金奖奖章并捧回“最佳亭子奖”、“最佳艺术永久保留奖”两张奖状，曾在明清呈现辉煌的中国园林艺术在现代国际园林节上再度大放异彩。近现代东西方园林专家与民众喜爱中国园林的众多事实常为书报杂志广泛介绍，为什么篇幅长达747页的《园林与中国文化》却从未提及、如此回避呢?二 研究问题切忌表面化、简单化与绝对化王毅先生反复与汉唐建筑相比挖苦明清园林建筑的规模。他说地坛体量形同玩具(28页)，故宫“猥琐不堪”(113页)。他还用不对等比较，把陆游约150m2的私园“东篱”与汉代皇家园林相比，结论是“与汉代苑圃涵纳山海的气度相比，宋人园林规模已何等可怜”(641页)。又拿中国的建筑模型烫样与西方的建筑实体相比，说“当‘样式雷’世世代代为烫样的刀锥之地殚思竭虑、炫奇斗巧时，西方建筑中勃兴着大跨度室内空间……”(744页)；这些多属明显的逻辑错误。他还批评中国画“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138页)，说明中国人具有壶中天地式狭隘心态。完整地读一读宗炳《画山水序》，就明白这是在解释中国式透视学。画风景时要把实景缩小以表现在有限的范围里，在合适的距离上观看，就与在一定距离上直接看风景有相同效果。造园时也常按比例缩小；小池配小山、小桥；庭院内视距近，太湖石峰就给人以悬崖的感受，这些本是美学常识。谁会用景物的实际尺寸来绘图、造园林?关于园林的大小，不难理解：第一，园林只能建造在园主拥有的范围内，面积总是有限的，皇家园林通常至少比私家园林大一个数量级；自古至今因人口增加、空地减少、总趋势是各类园林面积减少(自然保护区除外)；第二，建筑美学的摹本点是以人为尺度。颐和园、避暑山庄是比上林苑小，但游人在昆明湖畔或如意洲边仍感受到开阔缥缈的湖光山色，要改用地理比例尺才能说这二座大园“小如芥子 ”，用正常的眼光在颐和园里绝不会“立刻感到多么猥琐可怜”(713页)中国园林与自然山水是准自相似关系，与缩微景观或盆景不一样；在园林看到的是自然的分形，而缩微模型就不能如此提供真实的美感。如借用王先生任意变换尺度、随便加以比较的方法，可以说用几十里方圆的苑圃比拟几百万km2的国土也只是壶中天地，以小小地球上的园林涵盖无限宇宙更是妄想了；还可以说与金字塔或世界贸易大楼相比，罗浮宫矮小得可怜；当然大家是不会用这种荒唐逻辑来否定汉唐苑圃与各国优秀建筑的；第三，园林内景点数量、山体、水体与建筑物尺度都与园林大小有关。园林的面积确是基本数据，但不是首要的本质属性；比较两个园林的优劣时不必首先比面积。风景园林的首要特征是艺术地再现自然风光。燕秀园与芳华园都只有几百m2，面积虽小但用写意手法模拟山水，“小中有巧、小而灵秀”。总之，把“壶中”看成为中国园林的基本缺点，是看问题没有抓住本质、只看到了表面上大小。西方的油画风景、园林不也都是比例缩小或范围有限的吗?不可以用纽约的中央公园去否定白宫的小花园呢，不同层次的艺术品可以作某些比较，但不要去互相否定。王先生评价园林时的简单化结论在书中俯拾皆是，如北海的白塔是喇嘛塔，他就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至为乖谬的败笔”(728页)。苏州沧浪亭内没有较大水池，他又说：“为了表现寄情沧浪之志，造园者突出山的作用……此园显得壅塞”(716页)。其实沧浪亭东北部不设围墙、与园外水面结为一体，正是造园佳作，在园内也不感到壅塞。又如拙政园西部笠亭、扇亭的小巧和水廊的曲折雅致都是颇受行家称赞的。鸳鸯厅在当年兼作小型舞台，耳室为演员上、下场所用，园主才采用四角各置耳室这样的特殊建筑形式，俞振飞之父俞粟庐在此担任教习，为昆剧存亡继绝作出了贡献。该鸳鸯厅为全国孤例，建造得很精致。拙政园西部的总体效果仍是很好的，怎能斥为“粗俗低劣”?讨论园林与国力强弱、社会进步的关系也不可简单化。艺术兴衰、园林大小与国力有关，但非简单的正比例关系。，避暑山庄面积小于上林苑，并不能说明汉代国力比清代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白宫的花园不比故宫御花园大，美国的绘画恐怕也不如法国、意大利。封建皇族、官员建造了古典园林，但“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现代人仍然喜爱在这里亲近花草、欣赏景色并得到休息。中国园林常在入口处以假山障景，厅堂前用峰石点景，还利用曲桥、游廊与花径来增加景观变化，也可以说这是一些程式，王先生就绝对地斥之谓“程式化”(718页)。凡属某流派的艺术作品都有些共同点可称为程式，如西方古典花园中的喷泉雕像与草坪花坛。不能一见程式就斥为程式化，前苏联《简明美学辞典》指出：在艺术中完全拒绝程式会导致机械地再现生活。程式常常是必要的，有时是精彩的，只有无艺术内涵而徒有形式的作品才属于程式化。把苏州耦园和故宫中乾隆花园都纳入受程式支配之列，只能说明对这两处佳作还没有真正读懂。王先生的绝对化倾向还表现在对古代造园家的评论中，他抓住计成是“奔走权门之间的清客，为阮大铖叠山理水”(652页)，李渔只会“点缀太平”“令人作呕”(654，673页)等等。他们以造园为生计，要为皇族、贵族做事，本身也难免有各种缺点，但只要为中国古典园林的理论与实践作过贡献，今人就不必求全责备了，这难道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吗?三 中国文化的诸多问题都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王先生为了证明中国文人自我封闭，硬说盛唐以后“‘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从才高八九尺的假山体会到势若千万寻的意趣而重新得到满足”(153页)。大量的山水诗文，名胜地的蹬道、建筑与摩崖石刻说明“好人名山游”是代代相传的，至少不应忘记袁道宏、徐霞客吧。“好人名山游”也不等于长期居住在山里，所以李渔说“幽斋磊石，原非得已。不能致身岩下与木石居，故以一拳代山、一勺代水”，这正是园林的作用所在。私家园林中确反映隐逸思想，但不能说园林等于隐逸。儒学的主流是人世的，是积极的修齐治平。范仲淹、沈括都有私园，林则徐题的沧浪亭诗是与好友互勉建功立业的，宋荦说在园林里休息后“事至能应、物触不乱”。拙政园、网师园都对民众开放，寺庙园林本来就为吸引公众而设，游春赏景成为一种民俗活动。不要认为园林只有士大夫涉足，游园只有消极避世的一面。王先生认为袁宏道写了《瓶史》，就是钻入更小的壶天(627页)。我国古代民众以插花点缀环境、美化生活，《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人都好花，“无贵贱者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苏州狮子林内有文天祥手迹，赞“梅花插座瓶”是“身雅一心清”，以梅咏志。怎么能说喜欢瓶花、盆景就是眼光狭隘呢?周肇基说《瓶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内容精湛的瓶花专著，对后世瓶花技艺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传统瓶花技艺》，《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先生认为，“从中唐开始，懒与病越来越成为士大夫人格和生活艺术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反映了传统文化后期的特点和归宿“(600页)。”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这济济楚楚的一代英才无不在当时和政治斗争中心力交瘁，又无不在丘壑园林中找到了寄托甚至归宿”(231页)；宋人就更深耽在壶中境界了，范成大、杨万里如此，辛弃疾也“深切感到自己在无穷宇宙中的渺小和功名事业的虚幻，……心灰意懒，只好归宿在一枝堂和庄子《齐物论》中”(175页)。陆游撰《南园记》是“为权相韩侂胄凑趣”；“不太光彩”(651页，按，陆游与韩交往是希望他北伐)；明清士人更不在话下。他忽略了这些古人积极的一面，也忽略了唐以后由传统文化哺育出的优秀士人如海瑞、范仲淹等诤臣良相，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和沈括、李时珍等科学家。须知，“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中华民族有优秀的历史遗产”，是“从孔子到孙中山”，而不是从孔夫子到李白。把中国文化史截为两段，盛唐前就是好，中唐后就是糟，是形而上学在作祟。在唐宋以后陆续传到西方的指南针、火药、造纸与印刷术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中国又把牛痘、瓷器与园林艺术奉献给全人类，达尔文《物种起源》引用过不少来自中国的例子，尽管近代进展缓慢，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了，评价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大小也可以见仁见智，但说中国在宋代以后是只会吞噬一切的黑洞是不符合事实的。断言中唐以后中国文化“从整个体系的框架直到其中几乎每一个细胞都已耗尽自身能量”(745页)，是极端化导致的结论。何况还应看到，近现代中国人民作过可歌可泣的反帝斗争，“文革”之前的十七年虽有严重的极左思潮，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与文化事业中有过的百花齐放都是客观存在的，更不能斥为“黑洞状态”。曹汛预言，“中国造园艺术必定更进一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杨鸿勋指出，“中国古典造园成就的意义，还不止造园学本身。在现在和未来，它必将成为人类环境创作的极有价值的借鉴。”中国园林师法自然的造园原则与艺术手段将继续服务于世界园林事业，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将继续被现代社会发扬光大，王先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用错误方法论证出来的中国园林颓败论与中国文化黑洞说吗?注：本文初稿写于1997年8月，现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等四处园林已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上为发表内容，以下为我原稿中部分内容和附言：王毅先生在该书中没有详谈中西文化交流，涉及之处却语气绝对，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确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古典文化科技，然并不绝对是民主与科学。耶稣会是反对宗教改革的，教皇在十八世纪一度禁止耶稣会活动；他们对哥白尼日心说避而不谈，也不懂牛顿力学、微积分；而且耶稣会是有侵略野心的，在拉丁美洲，他们就建立了好几个政教合一的传教区，统治当地人民。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中国的儒学传到了西方。中西之间还有互相“误读”现象。所以交流情况是复杂的，并不如王毅先生所描写的那样简单。看到作者如此向古人挥舞大棒，不禁要联想到“文革”时期横扫一切的风暴。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存在许多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观念，官场与民间都有不健康以至腐败的因素。为了唤醒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众，需要鲁迅这样的猛土大声呐喊、辛辣讽刺。但鲁迅先生要否定的是盲目排外与抱残守缺，并没有否定整个民族、整个文化。鲁迅先生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也是传统文化的保卫者，他既提倡“拿来主义”，也反对匍匐在外来文化之前(请参见陈鸣树：《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研究》(三)31页)。王毅先生在引用鲁迅杂文时难道没想起鲁迅对“中国的脊梁”如埋头苦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的称赞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们重申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糟粕，古代文人也有许多缺点。但不加一分为二的分析，断言中唐以后文人全都又懒又病，中国古代文化“从整个体系的框架直到其中几乎每一个细胞都已耗尽自身能量”(745页)，这就是极端化的结论了。《园林与中国文化》的结束语中提到美国要在70年代中期建造“具有微型山岳、海洋等完备生态环境的人造天体”(746页)，希望我们尽早加入这个行列。他可能把美国的“生物圈2号”误解为人造天体了，目前水平的宇宙飞船内还只能坐几个宇航员。“生物圈2号”占地1．3万平方米，内有海洋区，沙漠区、雨林区等生态环境，1991年起开始试验，到1993年1月因其中空气含氧量从21％下降到14％以及其他各种麻烦，志愿人员无法在其中继续实验，项目宣告不成功。目前已改为研究生物与微气侯关系。(参见1997年《航天》第2期，《现代化》第3期)这表明目前人工没有能力实现完备的生态平衡，爱护地球的环境是当前更紧迫的任务。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的编者献辞中说“世界上过度物质化了的国家，重新又把它们的目光投向文明的古邦”．是的，该考虑“天人合一”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下应如何起作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比征服自然、掠夺自然更能持久，这也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点之一吧。附言；1997年夏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派到苏州考察拙政园、留园等园林的专家哈利默博士说；“我一生中到过许多地方，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好的、诗一般的境界，”该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认为苏州提名的四处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典范之作，将艺术、自然和人的理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完美与和谐的总体效果。”12月4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1届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由中国政府提名的以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山庄为典型例证的苏州古典园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决议；这四处园林正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邮电部为此先后发行过三套明信片，第一套明信片的封套上就有留园濠濮亭的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