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性格的对话--再品《史记》的人物、故实和思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07
ISBN:9787300026053
作者:孙家洲
页数:257页

内容概要

孙家洲,1955年出生
于山东省莱州市东宋
村。现为中国人民大
学历史系副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曾以
高级访问学者身份,
赴日本进行为期一年
的专题研究。主要研
究方向为秦汉史。已
出版著作《韩信评传》
一部,并参加了《马
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
华文明》等四部著作
的写作,发表了《楚
汉“复封建”述论》、
《汉代“应验”谶言
例释》、《西汉矫制考
论》等学术论文30余
篇。目前,正在主持
着一项得到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金资助的史学研究项
目。

书籍目录

目录
一 两个人的战场
二 为王者画像
三 万人之上与一人之下
四 将在外
五 政治舞台的幕后
六 刺客与游侠
七 智者的选择
八 在信义与利害之间
附录1司马迁的悲剧情怀/邬文玲
附录2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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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读《史记·魏公子传》可知,信陵君魏无忌,他的一生中的任何一个关键时刻都是在贤士的帮助下而成功的,而他之所以成功与战国时期王侯贵族普遍的养士之风和自己仁而下士的行为是紧密相连的,另外信陵君仁而下士的精神对后世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中国封建帝王对人才的选择方式,而且还引领了一条功成身退后明哲保身的为官之路,以及后世历史对他们的评价。一1. 魏公子与士的故事通过阅读《史记·魏公子传》,我们不难发现信陵君在他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依靠着“士”的帮助,因“探赵王阴事之士”而惊魏王、得“辩士万端”说魏王援赵、“与魏公子百乘之士” 赴秦军、“斩如姬仇者头之士”、“说信陵君谦逊忘德之士”使魏公子谦恭、“背平原君而投信陵君之士”让魏公子威信大增,还有“进兵法退秦军之士”,而最重要的故事却是与四大隐士有关,他们分别是监门侯赢、屠夫朱亥、博徒毛公和卖浆者薛公,正是是因为这一次次由于“士”的鼎力相助才成就了信陵君魏无忌的成功。既然魏公子的成功与“士”这一群体如此紧密不分的话,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士”,它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援引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给出的定义:“士、农、工、商、兵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学的人民分类法,因此从广义上来说,士是一种知识分子,犹今之所谓读书人文化人。狭义言之……以能通古今辩然否为士。”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在春秋时期并没有“士”这一阶层,而“士族阶级”是战国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所产生的特殊产物。进入战国时代,此前周代腐朽的宗法伦理秩序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周天子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战国时期已经是一个天下无主,群雄并争的年代了,而在强大的诸侯兼并战争的背景下,每一个诸侯国都必须有强大的后备人才基础为后盾,才可以在生存的竞争中站得先机,最终在根本上引发了人才的竞争。同时,随着奴隶制的不断瓦解,原来一些亡国的旧贵族阶级不用被奴役为战胜国的奴隶,另外许多奴隶的人身自由也得以解放,处于这两个阶级的才俊之士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论证的“士人”。另外,我们纵观史记,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但凡士人,多为文士,为武者太少。古人言:“学而优则仕”,虽然周代的宗法秩序已经趋于崩溃,但是周礼对士人地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士人所学多以政治哲学为主体,史学文学辅之,这是历代帝王计划教育的结果,目的是使士缺乏能力自养,但是这种结果带来的好处即在于“士人”大多对当时天下大势均有个人透彻的把握,具有政治、军事、外交、谋略等多方面的才能,而这些才能又是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中稀缺的,同时战国时期连年战祸纷争,农业发展缓慢,正是在这些诱因下,“士人”不得不走入仕途。从而使得战国的养士之风成为了时代特有的“社会风气”。2. 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司马迁所称之魏公子,即是闻名遐迩的“战国四公子”之首的魏信陵君魏无忌,在当时就以养士众多,德才兼备称雄于世。《史记》中记载,“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至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虽然这一段多少有些出于文学的角度大加渲染了魏公子的仁德1,但是还是能看出魏公子的过人之处的。既然有过人之处,就说明信陵君是战国时期喜欢养士的众多的王侯贵族中的杰出代表。既然是代表,也就证明了那个时代,王侯贵族的“养士之风”不仅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同时也具有普遍性。春秋战国之际,「养士」为贵族一大风气,其突出者有“战国四公子”之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和秦相吕不韦。因为「士」的人生理想能否实现,全待能否得到贵族的知遇之恩,而司马迁本身也是以慷慨之士自许的,因此,王侯贵族的养士之风就成为了《史记》极力推崇表现的一大主题,《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管晏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吕不韦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淮南衡山列传》和《汲郑列传》等篇。我们纵观史记,不难发现这股尊士养士之风发于春秋与战国的交接时期。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后十三年,鲁贼臣阳虎来奔,赵简子受贿,厚遇之。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另外《史记·魏世家》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足以可见魏文侯对子夏、段干木这样的士人是相当的尊重的。以上这三段记述,是《史记》上最早有关于王侯贵族尊士养士之风的记载了,但鉴于魏文侯属于赵简子七代之后那一辈的人物2,其尊士养士的时间自然比赵简子晚。另外通过对《史记·赵世家》上下文的分析3,我们可以把战国尊士养士之风的最初形成时间定格在晋定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00年。在赵简子和魏文侯之后,齐宣王、齐威王、燕昭王时期又相继将养士之风发扬下去,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其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又见《史记·燕召公世家》:“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这些史例说明中前期的养士之风多存在最高统治者阶层。到了“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时期,这一时期的养士之风多存在于国相一级的阶层中,养士文化也达到了鼎盛时期。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魏公子有食客三千人以外,还有如下记载:《史记·孟尝君列传》,“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者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着书布天下。”从后两段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点结论。首先,各国的国相之所以广收宾客,就是为了能够长时间地辅国持权,而且人才的竞争很激烈,这一时期的“士”多为“辩士”,而且这些辩士不仅辅助国政,还写书众多,为百家争鸣的多元思想爆发奠定了基础。其次,似乎各位国相宾客都为三千余人,我认为中国古代多用虚数,这三千只是用来形容人多罢了,并不精确。这一时期关于士的故事流传至今的有很多,如孟尝君与他的鸡鸣狗盗之徒,平原君与毛遂自荐、信陵君窃符救赵、春申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吕不韦招三千宾客着《吕氏春秋》等等,都说明了士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地位之突出,影响之深远。等秦统一六国后,士这一阶层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虽然在《淮南衡山列传》和《汲郑列传》中仍能零星见诸于他们事迹的记载,但是随着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确立及汉代孝廉制度等选官制度的不断完善,养士之风已经丧失了其所需的历史条件,也就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去了。二、观“养士之风”见信陵君的优秀之处1. “养士之风”与信陵君之“仁而下士”纵观历代《史记》文选和注疏,我们不难发现《魏公子列传》都是属于历代名家眼中的上乘之作。明代学者茅坤在《史记钞》中的这句话便是最好的概括:“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既然信陵君乃司马迁胸中得意人,自然有其得意之处。司马迁借平原君之口这样评价信陵君:“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 司马迁又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了信陵君天下无双的深刻原因:“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因此,可见信陵君过人之处有两点——“不耻下交”和“仁而下士”。首先,我们来说说信陵君的仁而下士。魏公子之“仁”心,在文中有二处可以看出。一是侯嬴推荐力士朱亥与之同行,曰:“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一是在既得晋鄙之军队后,勒令:“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前者显示了信陵君伸张正义的时候也不忘记仁义,毕竟晋鄙也是无罪之人,后者更能打动人心,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信陵君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为每家留一男丁,不仅给了每个家庭生存下去的希望,同时有鼓舞士气,收精兵,强军力。另外不耻下交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同样是尊士养士,情感上也有亲疏诚伪之分,程度上也有深浅之别。当时战国时期诸侯贵族很难打破其阶级传统,往往会将所养之士分为上客、中客、下客三等,这些宾客大多是自己主动前来投奔的,常常采用自荐的方式来施展才华,获取贵族的赏识。如毛遂自荐的故事,还比如《孟尝君列传》 :“初,冯驩问孟尝君好客,蹑跷而见之。……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有时这种方式一开始并不能引起贵族们的好感,如 《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闻驩烧劵书,怒而使使招驩。”王侯贵族这种守株待兔的行为,虽然能网罗到一些人才,但是像侯生、薛公和毛公这些真正的卧虎藏龙往往被埋没了。而信陵君超越了战国其他诸侯贵族正是建立于他真诚地对待士人这一情感态度的基础上。纵观全文,最浓墨重彩的描述的一个故事,就是魏公子如何耐心的不顾身份亲自去拜会大梁城夷门的监门——侯赢,将其奉为座上宾的故事,这体现了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不耻下交的特点。而故事进程中,侯生处处的故意刁难,既是高士们自尊心的一种表现,使对方感觉到自己并非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等闲之辈,也是高士们为了试探魏公子的度量与真诚程度,用这种欲擒故纵的方式,使自己被重用的几率也逐步加大。正是侯生在看到“公子执辔愈恭”和“公子颜色愈合”之后被他的诚心所打动,而公子以此超常隆重的方式去请一个糟老头的壮举,也让满堂宾客一个个大惊失色,足见魏公子尊师的行为确实让他人望尘莫及。 2. 信陵君之纳谏与其它战国三公子之比较报恩作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直以来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战国士林时代的有一种风气,接受了答谢诸侯贵族的知遇之恩,就意味着士人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这位诸侯贵族,“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种表现的一个最高境界。魏公子仁而下士的另一突出表现在于他能认真听取士人给予的建议。尊士不仅仅是在礼节和生活条件上的优待,最重要的是能采纳他们的意见,让士人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才能使士人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魏无忌也并非神人,他也有糊涂骄矜的时候,但是魏公子能以非常之理待非常之士,而他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得到了贤士的非常回报。第一次,魏无忌因被平原君责以姻亲之义,一时基于大义乱了方寸,“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予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幸得行过夷门,见侯生,取妙计,得朱亥,书写了他人生的最大功业——窃符救赵。本来侯生不必死的,但他以死明志,更显魏无忌之光辉,士人之壮烈。第二次,在魏无忌救赵留赵之后“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此时又有说客及时劝阻公子应谦逊忘德被信陵君欣然接受,说明魏公子是一个勇于改正错误的主公。第三次,魏公子留赵十年,初无存魏之意,在认真听取了博徒毛公和卖浆者薛公以宗庙大义为出发点的冒死力荐之后,火速反魏,率五诸侯之兵击败秦兵,立下了人生第二大功业——存魏却秦。不进救国家于水火,而且也是他的美名远播天下。以上三次的虚怀纳谏就是魏公子成功人生之所在,也是魏无忌高出孟尝君、春申君和平原君的地方。反观同时期的另外三公子,我们发现从他们的在纳谏方面的失败之处对比起魏公子的成功之处,更显信陵君的伟大,同时也为我们的人生选择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唐太宗曾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就是这个道理。相对于信陵君的第一次,春申君不听宾客朱英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因无妄之灾而满门抄斩,这是血的教训。对比身在赵国以养士著称的平原君不用“二公”与刚刚才留赵的信陵君以重礼待赵国的博徒毛公和卖浆者薛公,足见平原君之平庸,后有“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就是对平原君鄙陋最大的反讽。另外,信陵君最后能存魏却秦,与孟尝君后期引外国之兵犯齐的行为,既违反宗法伦理,又招致灭门惨剧,晚节不保,得不偿失相比,不管是在道德还是在仁义上都有质的不同,所以一个领导者能仁而下士、虚怀纳谏的话,对他人生意义非凡。三、信陵君“仁而下士”在中国历史中的深远影响1.信陵君的去世《史记·魏公子列传》载,“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秦数使反闲,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在以毁费,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我们发现令人敬仰的魏公子最后的结局看似有些悲惨,多少有点令人惋惜,但实际上我们能从魏公子的这种死法能看得出他明哲保身的痕迹,与其像孟尝君和春申君那样闹得满门抄斩的下场,这种结果多少也算善终。信陵君的这种死法,其实仍然是他广施仁德的一种延续性表现。他的行为对后世封建将相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个重臣在立下汗马功劳之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才是其最好的出路和人生归宿。在信陵君之前已经有范蠡、文仲、商鞅这样的前车之鉴了,在信陵君同时代还有孟尝君和春申君这样血染的教训,魏无忌很好的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也最终留住了人心,使他“仁而下士”的精神能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扬光大。2. 对后世的精神感召魏无忌的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很受历代君主的景仰,最典型的例子就如《魏公子列传》的最后一句话那样评价的,“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祀不绝也。” 的确,纵观历史长河,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第一,但凡能够像信陵君这样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帝王都能得到历史的广泛认可。前有曹操不论出身门第,一概推举;后有唐太宗李世民不分民族仇我选人才。第二,但凡能够去诚心求隐出门的君王,他们的事迹都会被广为传颂,在取得很大的成绩后使后人纷纷去效仿,例如刘备三顾茅庐,朱元璋请朱升、刘基。第三,在封建专制高度集权的时期,当霸业已定之时,大部分敢于功成身退的重臣,都得善终,比如朱元璋时期的汤和,再比如刘邦时期的曹参。这么多的历史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让我们慨叹信陵君的伟大。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发现“信陵君”是我们现在人对魏无忌的普遍称谓。魏无忌是战国四君子里最有才华的。《史记》为四人所作的传记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信陵君的偏爱。最懦弱无能的平原君只配跟别人合传,称《平原君虞卿列传》,才能普通的春申君、孟尝君分别单独作传为《春申君列传》和《孟尝君列传》,而在以上传记中司马迁均直呼三人的名号。唯独信陵君的传被命名为《魏公子列传》,且太史公通篇不曾呼其名号而皆尊称为“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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