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选唐宋词三百首》章节试读

《胡适选唐宋词三百首》的笔记-第1页 - 序

《词选》得工作起于三年之前，中间时有简短，然此书费去的时间却已不少。我本想还搁一两年，等我的见解更老到一点，方才出版。但今年匆匆出国，归国之期遥遥不可预定，有些未了之事总想作一结束，使我在外国心里舒服一点。所以我决计把这部书先行付印。有些地方，本想改动；但行期太匆忙，我竟无法细细修改，只可留待将来再版时候了。
我本想作一篇长序，但去年写了近两万字，一时不能完功，只好把其中一部分-“词的起源‘-抽出作一个附录，其余部分也须将来补作了。
今天从英国博物院里回来，接着王云五先生的信，知道此书已付印，我想趁此机会写一篇短序，略略指出我选词的意思。有许多简介，已散见于各此人的小传之中了；我在此地要补说的，只是我这部书里选择去取的大旨。
我深信，凡是文学的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今年朱疆邨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
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得《词选》就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见解。
我认为词的历史有三个大时期：
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
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期。
第三时期：自清初到今日（1650-1900），为模仿填词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词的”本身“的历史。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替身“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他”投胎再世“的历史。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鬼“的历史。
词起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变丰富。但这样一来，词的文学就和平民离远了。倒了宋末时期，连文人都看不懂了，词的生气全没有了。词到了宋末，早已死了。但民间的娼女歌伶仍旧继续变化他们的歌曲，他们翻出的花样就是”曲子“。他们现有”小令“，次有”双调“，次有”套数“。套数一变就成了“杂剧”；“杂剧”又变为明代的剧曲。这时候，文人学士来了，他们也做“曲子”，也做剧本；题材又变复杂了，内容又变丰富了。然而他们带来的古典，搬来的书袋，传染来的酸腐气味，又使这一类新文学渐渐和平民远离，渐渐失去生气，渐渐死下去了。
清朝的学者读书最博，离开平民也最远。清朝的文学，除了小说之外，都是朝着“复古”的方面走的。他们一面做骈文，一面做“词的中兴”的运动。陈其年、朱彝尊以后，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词人。他们有学《花间》的，有学北宋的，有学南宋的，有学苏、辛德，有学白石、玉田的，有学清真的，有学梦窗的。他们很有全力作词的人，他们也有许多很好的词，这是不可完全抹杀的。然而词的时代早过去了，过去了四百年了。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词，终他熬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那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潮流彝去，补课复返，这不过是一点之回波，一点之浪花飞沫而已。
我的本意想选三部长短句的选本：第一部是《词选》，表现词的演变；第二部是《曲选》，表现第二时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清词选》，代表清朝一代才人借词体表现的作品。
这部《词选》专表现第一个大时期。这个时期，也可分作三个段落。
1、歌者的词，
2、诗人的词，
3、词匠的词。
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
《花间集》五百首，全是为娼家歌者作的，这是无可疑的。不但《花间集序》明明如此说；即看其中许多科举的鄙词，如《喜迁莺》、《鹤冲天》之类便可明白。此风直到北宋盛时，还不曾衰败。柳耆卿是长住在娼家、专替妓女乐工作词的。晏小山的词集自序也明明说他的词是作了就交与几个歌妓去唱的。这是词史的第一段落。这个时代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题底也许有别的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的艳歌，所以也不用特别标出题目。南唐李后主与冯延已出来撞击后，悲哀的境遇与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词的意境，加浓了词的内容；但他们的词仍是要给歌者去唱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始终不曾脱离平民文学的形式。北宋的词人继续这个风气，所以晏氏父子与欧阳永叔的词都还是无题的。他们在别种文艺作品上，尽管极力复古，但他们做词时，总不能不采用乐工歌女的语言声口。
这个时代的词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学，都采用乐工娼女的声口，所以作者的个性都不充分的表现，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乱。冯延已的词往往混作欧阳修的词；欧阳修的词也往往混作晏氏父子的词。（周济选词，强作聪明，说冯延已小人，绝不能做某首某首《蝶恋花》！这是主观见解；其实“几日行云何处去”一类的词可做忠君解，也可做患得患失解。）
带了11世纪的晚年，苏东坡一班人以绝顶的天才，采用这新起的词体来作他们的“新诗”。从此以后，词便大变了。东坡作词，并不希望给十五六岁的女郎在红氍毹上袅袅婷婷地去唱。他只是用一种新的诗体来作他的“新体诗”。词体到了他手里，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发议论。同时的王荆公也这样做；苏门的词人黄山谷、秦少游、晁补之，也都这样做。山谷、少游都还常常给妓人作小词，不失第一时代的风格。稍后起的大词人周美成也能作绝好的小词。但风气已经开了，再关不住了；词的用处推广了，词的内容变复杂了，词人的个性也更显出了。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范围，越推越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这种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里。
这一段落的词是“诗人的词”。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这种“诗人的词”，起于荆公、东坡，至稼轩而大成。
这个时代的词也有它的特征。第一，词的题目不能少了，因为内容太复杂了。第二，词人的个性出来了：东坡自是东坡，稼轩自是稼轩，希真自是希真，不能随便混乱了。
但是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信访室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题材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们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题材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四言诗如此，楚辞也如此，乐府也如此。词的历史也是如此。词到了稼轩，可算是极盛的时期。姜白石是个音乐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功夫。从此以后，词便转到音律的专门技术上去。史梅溪、吴梦窗、张书夏都是精于音律的人；他们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他们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牵就音律上的和谐。例如张书夏，《词源》里说，他的父亲作一句“琐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琐窗幽”，还觉得不协律，后来改为“琐窗明”，才协律了。“深”改为“幽”还不差多少：“幽”改为“明”，便是恰相反的意义了。究竟那窗子是“幽暗”呢，还是“明敞”？这上面，他们全不计较！他们只追求音律上的协婉，不管内容的矛盾！这种人不是词人，不是诗人，只可叫做“词匠”。
这个时代的词，叫做“词匠”的词。这个时代的词，也有几种特征。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内容。词起于歌，而词不必可歌，正如诗起于乐府，而诗不必都是乐府，又正如戏剧起于歌舞，而戏剧不必都是歌舞。这种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的词，全没有文学上的价值。第二，这时代的词侧重“咏物”，又多用古典。他们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却要作词，所以只好作“咏物”的词。这种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帖；这是一班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这个时代，张叔夏以南宋功臣之后，身遭亡国之痛，还偶有一两首沉痛的词（如《高阳台》）。但“词匠”的风气已成，音律与古典压死了天才与情感，词的末运已经不可挽救了。
这是我对词的历史的见解，也就是我选词的标准。我的去取也许有不能尽满人意之处，也许有不能尽满我自己意思之处。但我相信我对于词的四百年历史的见地是根本不错的。
这部《词选》里的词，大都是不用注解的。喔加的注解大都是关于方言或文法的。关于分行及标点，我要负完全责任。《词律》等书，我常用作参考，但我往往不依他们的句读。有许多人的词，例如东坡，是不能依《词律》去点读的。
顾颉刚先生为我校读一遍，并替我加上一些注，我很感谢他的好意。
胡适
1926年9月30日夜，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