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修订版)

章节摘录

金庸与徐志摩1937年日寇入侵，良镛的母亲徐禄在逃难途中撒手人寰。等到抗战胜利，他返回家乡时，舅父徐申如也已在1944年3月去世。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期间，他读了徐志摩的《西湖记》和一些新诗，深为表兄的才华所倾倒。“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在《书剑恩仇录》中儒雅的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找到徐志摩的影子。　  金庸对记者说，“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金庸的围棋人生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终身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歇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时，金庸常和梁羽生、聂绀弩等下围棋，还写过《围棋杂谈》等“棋话”：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 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于棋，千方百计地找寻棋友，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含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龄凝视棋局，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一心重温王朝旧梦的慕容复对棋局凝思已久，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焦急，拔剑便往颈中刎去。以大理国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看着看着，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只有心无旁骛、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虚竹——一上来便闭了眼乱下一子，以至自己杀了一大块白子，大违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决不会去下这一着。那等于是提剑自刎、横刀自杀。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后，局面顿呈开朗，黑棋虽然大占优势，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这般缚手缚脚，顾此失彼。……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着大笨棋来，只怕再过一千年，这个“珍珑”也没人能解得开。在《明报》社评中，围棋也会成为主题。1968 年6 月30 日的社评《林海峰获本因坊荣衔》说：“前几年大陆也颇为重视围棋，大陆的青年高手陈祖德已可和日本第一流的九段棋手一较高下。本来发展下去，以我国人本质之优势，未始不能全面盖过日本。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任何文化都给革了命，围棋当无例外。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近况不知若何，北望神州，不胜怅惘。”1971年3月9日，他在《围棋和中共的战略》社评中说，围棋中包含了许多中国人处世和斗争的哲理，研究围棋以了解中国人的斗争方式也是路径之一。中国历史上，谢安、梁武帝、曾国藩、吴佩孚等既懂战略，又喜围棋，中共会下围棋的将军有陈毅，国民党方面有周至柔。毛、蒋都不下棋。1973年8月26日，他发表社评《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从围棋国手陈祖德在日本连战皆败说起，“文革”期间，不仅陈的棋力退步了，“这些年来，中国围棋界没有出新的人才。其他各界也很少”。金庸曾拜围棋大师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也跟聂卫平等人学过棋，媒体报道过“聂棋圣”在他家吃螃蟹破纪录的事。1993 年3 月19 日，金庸第三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间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金庸却说：“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台湾《围棋》杂志给了金庸“香港棋坛闻人”的称号，也有人说是香港作家司马长风首先提出来的。倪匡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是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这也是他的自嘲。《明报》编辑部也有许多人爱下围棋，订阅了一些日本的围棋杂志。胡菊人和金庸就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1982年，陈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专门请他到自己家里休养，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罗建文也请到家里。“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傅围棋段数最多。’……起初我只是和人对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众好师傅时时教导棋理，懂得多了，定式、手筋等也记了不少，水准自然提高了些。其实我的棋还是臭棋，和高手对弈，自己摆上四个黑子再说（请对方让四子）。”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人结交，都是通过围棋。他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就比他们两个差一点，但棋瘾很大，金庸请牟星期天来下棋，牟一定来的。余英时跟他下过一盘棋，余输了。不过金庸一直认为余的棋比他好，只是一开头不小心让他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这盘棋才输了的。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都教过他棋，而且友谊甚笃。有几位日本朋友，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因为下棋成了朋友。欧阳碧记得1986年或1987年第一次上山顶道一号的查家别墅做客，金庸听说她会连五子儿，就把她带到客厅的另一边，端出一具木墩子一般的围棋盘，两盒烧瓷的黑白棋子，跟她下了起来。下围棋的一般不屑于玩连五子儿，他们那天下了三盘，结果被欧阳碧赢了两盘。两个女儿和阿May听说她赢了，都过来叽叽喳喳地吵着要跟她杀一盘，她们轮流跟她下，最后查传讷终于把她赢了。在他家中大厅的醒目之处挂着日本棋院颁发的围棋段数证明书，是金庸从日本带回来的，据说段数是一段。有一次倪匡在他家当着温瑞安等人的面说：“足拿了段级呢！还不是几个人自己封的，我看他棋艺也不怎么！”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他的是业余六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由李梦华签名的围棋段位证书”。1964 年4 月金庸到东京，就让当地朋友陪他去买些日文的围棋书。他家中不仅收藏有大量关于围棋的书，而且搜罗了各类名贵的棋盘、棋子，棋子有天然石、贝壳、烧瓷的，有日式、中式。倪匡一次在百货公司看到一副棋子，白子用水晶制，黑子用墨晶制，华贵无比，建议金庸去买，结果他动作慢了，想起去买，被人买走了，多年引以为憾。金庸搬到山顶道的别墅时，倪匡去参观新居，他拿出一个新买的木棋盘，是一株千年老树原块木头制成的。他问倪匡：“猜猜看，买来多少钱？”倪匡暗想，你查良镛问我价钱，那就估高一点吧！“一万块！”金庸提醒：“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那么——三万块！”金庸摇了摇头：“倪匡，怎么你这么不识货？这是珍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后来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并竖起十根指头，原来是十万元。他把木棋盘抱得紧紧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叹。金庸沉迷于黑白子的世界，不惜花钱、花时间，有人批评他“过分浪费”，他置之不理。他对推广围棋也很热心，出钱、出力。80 年代，他在尖沙嘴金马伦道买了一层楼，作为香港围棋会的会址，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元租金。其间他向围棋会的几位高手学艺，围棋会经常举办比赛，他都会去颁奖。后来，他与会中一位高手因围棋会的事发生口角，一怒之下收回了房子，不再租给围棋会。1983 年8 月28 日晚上，金庸在台湾“清华大学”说：“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围棋有定式，几位大宗师都是老一辈老师照定式教出来的，而人生没有定式。”那天，林海峰也在。金庸说：“今天林老师讲围棋，就说下棋时感到一种矛盾，不知道是弃子好，还是把它救出来好，本身不太统一。”在他心目中，林海峰是一代宗师的风度，初次见面，林海峰话也不讲，他和妻子都很佩服，很欣赏。棋高不高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林海峰个性很好，刚毅木讷。金庸和沈君山一致认为就是郭靖的写照。以前他认为生活中并无这样一个人，那只是他想象中的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当然林老师主要是在围棋上的贡献，下围棋的人品也有好有坏，我跟他接近总觉得他话也不太讲，但是很忠厚很实在，在某一方面修养很高。”1966 年4 月15 日，《明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林海峰与高川格对决的棋局，当时林八段，对手是十段。金庸常常对沈君山说，他写了郭靖这个拙实的人物，称为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不过他最仰慕的棋手还是吴清源。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喜好，自幼就对范蠡和吴清源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今人他最服吴清源，是因为他喜爱围棋，对其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他认为在两千年的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以与其比肩， 其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吴清源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四卷本的《吴清源打棋全集》是金庸常常学习的，日本围棋高手小松英树随同教他围棋的老师王立诚到他家做客，向他借棋书研究，选中了这套书，发现他在棋书上画了不少红蓝标志。王老师夸他钻研用功，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吴老师输了的棋你大都没有打？”他回答：“因为我敬仰吴先生，打他大获全胜的棋谱时兴高采烈，分享他胜利的喜悦，对他只赢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么有兴致了。至于他的输局，我通常不去复局，打这种谱时未免闷闷不乐。”其实，他知道即使那些负局之中同样有精妙之着。金庸与梁羽生晚年几次见面，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 年1 月悉尼作家节时，他们已十年不见，难得的会面，两位古稀老人最有兴趣的就是下棋，一下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了才作罢。1999 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施定庵）、《桃花泉弈谱》（范西屏）也是金庸送的。2009 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的声音很响亮：“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没几天梁羽生就离世了，金庸原本还打算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

后记

从1981年到200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已出了二十二种，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编辑之约，我不可能去写《金庸传》，虽然从小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只是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放松身心而已。《明报》因为隔得太远，我那时并不了解。对于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老实说，我的兴趣并不大。十年前的盛夏，此书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视《新闻夜话》的专访，主持人将《北京日报》的一篇书评念给他听，称新版的《金庸传》说他“口才迟钝，作为老板他抠门，然后为人吝啬，狡诈、多计谋，商人似的斤斤计较，他身上有浓厚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还有他对有权势的人是依附的”（其实这是书评的概括，书中没有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而是用材料说话）。他当场就不高兴地说：“我不推荐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认识我。”“不论什么，连篇谎话，我何必去看它？”因为传主的不高兴，此书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争议，最大的争议是传主还活着，作者没有采访过传主。我的看法是，我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传主。传主是个公众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开行世，有关他的记录、回忆、报道也不难搜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将他看作一个真实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于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对他生平的把握会有一些空白点，但传记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舍的。我不曾与传主有过亲身接触，写作没有经过传主的同意，成稿后也没有给他看过，自始至终不受传主态度的任何影响。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于失。我没有采取仰视的视角（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相关传记都仰视传主），更不想讨传主的欢心，传主是否认可，是否喜欢，跟我无关。我只想抱持严谨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观、中立，以平实的语言，将传主真实的人生、心路历程和毕生的事业写出来，并在他的命运遭遇中，写出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波诡云谲。我之所以愿意写这本传记，最大的用意不是要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 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金庸生于1923 年，经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局，却在民国教育环境中得到成长，小学、中学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识根底和精神气质。他也有幸进入“文人论政”典范的《大公报》，受到前辈报人的熏陶。1948 年以后定居香港，处北京、香港、台湾之间，一面守护着他喜爱的故国文化，一面热切地关注着时局动态。他自创《明报》，在数十年间指点国是，激扬文字，并以充满想象的武侠作品赢得广泛的读者群。他的命运遭遇，在每一重要历史关头的选择，都值得细细斟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都是可以长久探讨的命题。金庸自谦只是个小人物，“不值得写传记，没什么大价值”。又说，“我虽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的生活非常复杂”，“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极复杂”，在他的个人隐私中，无论涉及情感，还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难知道的。他说，不愿意与大众分享自己内心的秘密，他认识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开谈论。他在香港办报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态度，他在京、港、台之间的立场选择，他内心的复杂，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两岸政要的青睐也不是偶然的（比如，与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郝明原是中国社科院《新建设》杂志编辑，70 年代赴港，后移居纽约，曾将他们之间的渊源、纠葛亲口告诉范岱年先生）。好在我更关心作为公众人物的他，每个阶段他的表现都是世人能看到的。虽然他晚年的表现引来了许多非议，但我依然认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还是无亏的。钱穆先生曾对弟子辛意云教授说：“看历史要有能力从历史大事去把握，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历史大事中的作为，以及对大事的影响，不能只看小事。”我想这就是“同情之理解”，对金庸同样要这样看。因为某种原因，我无法将他在一些历史大事中的表现如实写出来，这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他的公允评价。此书初版十年来，我继续搜集有关的材料，其间有两次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访学，浏览了《明报月刊》、《明报》（缩微胶卷）、《明报周刊》等金庸手创的报刊，他的下属石贝女士等人的回忆也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他们对他的生活习惯、个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体回忆。此次修订，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他一生的黄金时代（1959 年—1989 年）的内容，对于解读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择能作出更具说服力的回答。对他早年在衢州中学，在《东南日报》、《时与潮》半月刊、《大公报》的学习、工作，也有许多新收获。另外，全书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删，删去的章节主要是他卖掉《明报》以后的晚年岁月，此时他享受盛名、鲜花和聚光灯，对时代已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时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虽然他始终是媒体关注的对象，对于传记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我不知道，十年后完成的修订本是否已真实地写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命运，但我已尽力。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完全负责，请方家和读者朋友随时指正（我的电子信箱fgy2628@126.com）。感谢丁东老师和丁宁大姐，感谢金钟兄、董炯明兄、钱钢兄、蔡咏梅大姐及樊百华兄、陈远焕兄、余国明兄、应辉兄、巫少飞兄等师友为我提供的珍贵帮助，感谢老大公报人的后人王芝琛先生、许乃玲女士帮我复印内刊《大公园地》，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感谢百岁老人章克标先生为我答疑解难，他是传主初一时的数学老师，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我还要感谢董晋之在港大给我的帮助，感谢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衢州市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感谢我的妻子曹丽蓉和儿子傅阳一直以来给我的爱与理解，这本书的初版和修订版之完成，离不开你们，我对此充满感恩，愿耶和华祝福你们。2012 年8 月21 日白马山上白马湖畔

内容概要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最近十几年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企业史、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等。

著有《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等，编有《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追寻律师的传统》等。

书籍目录

第一篇 生逢乱世海宁袁花乱世求学第三章 初入报界第二篇 南下香港“南来白手少年行”“金庸”出世电影编剧第三篇 创立《明报》《明报》初创《明报》崛起查良镛社评明报集团字条治报第四篇 两岸三地台湾之行永远的故乡数十年来家园三次婚姻人生如棋第五篇 是耶非耶出售《明报》是耶非耶结束语 “金庸神话”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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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神话，有人说他是“文坛侠圣”，有人称他为香港“良知的灯塔”，也有人认为他一钱不值。其实，媒体和大众的眼中的金庸都是神坛之上的金庸。



这是第一部以平视的眼光写下的《金庸传》，作者以客观、理性的尺度，依据大量详实可信的史料，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武侠小说家，一个报业巨子，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活动家。本书首次利用第一手的档案，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矫正了有关金庸生平的许多讹误。

2003年本书初版问世后曾引起广泛关注。十年后推出的修订本，使用大量原始材料，增补了许多鲜活的细节，不仅可以理解金庸作为报人、作家和商人的一生，并透过这个人物的命运更深地认识二十世纪风云跌宕的大时代，看到两岸三地在这个大时代中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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