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二十世紀》章节试读

《短二十世紀》的笔记-第203页 - 殖民權力本土化與回歸中國

「關於保釣運動對台灣和香港產生的長期影響，學者們至今沒有進行仔細的評估，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人島嶼的未決主權問題是海外華人主張並界定『海外中華』身份的一件理想工具。它完美地象徵了離散國族主義無以名狀的創痛，為海外華人提供一個歷史角色而架搭出一個幻影式的結構。」

《短二十世紀》的笔记-第278页 - 重建殖民權力的理論

「徹底揭露『跨國性』和『國際性』／『國族性』的殖民成分是我們早就應該完成的一件任務，其目的是去除虛假的國族／地方或全球／地方二元論，這些二元論仍在阻礙我們成功地開展真正在地化的批評。簡言之，如果要在香港重新思考『在地』，把它列為有政治介入意義的知性實踐的一個領域，我們不僅需要與香港的中華性保持可供批判和反思的距離，容許人們可以將這種中華性多樣化乃至否定掉，更需要認真考量香港華人繁雜班駁的殖民構建。」

《短二十世紀》的笔记-第131页 -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

前兩節處理了國家政治以及階級關係的政治化與去政治化。後文革時代被認為在這兩個維度上都是去政治化的，60年代包含著再政治化的苗頭，但由於派系鬥爭和階級血統論而包含著去政治化的“反動”，而建國前以及建国之初的中共政治則被汪認為是政治化且在價值上更加優越的。國家的政治化主要反對韋伯式的官僚－暴力機器式的國家，這種官僚國家被認為是去價值化的，缺乏對人民意志的整合能力的，從而是與人民之間存在著代表性斷裂的。國家的政治化可以採取公共行政政治化的形式，即黨－國體制，這種政治化的反過程就是“國－黨體制”或政黨國家化，後者與作為政治整合機制的西方議會制一起在當代面臨代表性危機。階級的政治化主要反對僅僅以財產權－生產方式為劃分標準的“結構性階級”觀，認為毛主義的“政治性階級”辯證統一了鬥爭與轉化，強調能動性、情境性、可轉化性。文革的發動本意在於以政治性階級化解國－黨體制的官僚化，但其後來演變成階級血統論恰恰反映了固化的階級等級制的回流，從而，政治性階級觀的“主體轉化”、“統一戰線”、“人民內部矛盾”等觀念被消弭。國家和階級的去政治化在話語層面的體現就是路線鬥爭、理論論辯、階級話語的消失，以及實踐壓倒理論的改革話語的一邊倒勝利。
後兩節轉向當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去政治化的政治——由於去政治化只是對政治支配的一種特定建構，是取消掉政治主體能動性、改變政治領導權性質、虛假化政治性關係的政治，因而謂之去政治化的政治。國家－跨國－超國家（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構成了三重霸權（hegemony），使得重新政治化的嘗試格外困難。生產過程的抽象化、自然化，國家的中立化，以及市場主義、發展主義的去國家、去政治、政治經濟分離話語均為跨國－全球新型霸權的表徵。國家對公意的代表性和政黨對政治價值的代表性遭遇雙重危機，根本性的問題在於如何在當代開闢新的政治空間。
一點感想：1.與鄒讜一樣，汪試圖從CCP的早期歷史中分離出正向的思想資源（尤其是毛本人的思想），在認識論上認為這些正向的思想資源由於overshadowed by their negative counterparts 而導致了負面的歷史事件：比如群眾運動對群眾路線的壓倒，以及國－黨體制對在國家之外開闢政治空間的壓倒。2.至少在本文中，汪關於國－黨體制的論述還不太精緻，前後略有牴牾。3.汪對“政治領域”有一種非常“純潔”的本體論認知，似乎只有巴黎公社才算實現了參與民主、反霸權、代表性、政治價值明確這些目標。
汪暉. (2015).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 In 汪暉, 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 (pp. 161-230). 香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