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东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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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或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 Asia)，泛指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地带，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两大部分。古代东亚受汉字文化影响、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曾经在人类发展史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正如不久前出版了《再回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一书的A. G. 弗兰克所概括：“在1400-1800年间的全球经济和它的地区与部门间劳动分工中，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一直处于优势。…… 直到1800年，亚洲的‘世界市场’不仅存在已久，规模相当之大，而且富有活力和竞争能力，持续不断并以相当快的速度扩展了自己。”[1] 十八世纪西欧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东亚迅速落伍并很快走向被侵略被征服，终于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大面积地沦为西方新兴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贫困落后已逾百年的东亚，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没有希望而且各种政治军事对抗最激烈、最具危险性的地区：这里人口密度极高而自然资源贫乏；刚刚遭受过大战的严重破坏，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又重起战火；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对峙；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殖民主义者撤退后国家权力重建的种种棘手问题……当时的南朝鲜就是东亚的一个缩影, 在许多人看来，这里“最不可能成功”、“除非发生一系列的经济奇迹”, 否则“毫无前途”。[2]

然而, “奇迹”真的出现了。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东亚又开始令世界刮目相看: 日本从战败后的废墟上跃起, 重新成为经济大国；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迅速进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NIEs)”行列，被誉为“四小龙”或东亚“四虎”; 新加坡以外的其他东盟国家也高速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发展。到了八十年代，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超出西方早期工业化时代的增长速度。东亚成为当代世界发展最快、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

东亚高速发展在国际学术界各学科领域都激起了极大的兴趣。人们似乎看到了这个地区正在到来的美好前景。世界银行的权威经济学家推出了《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书。其他各种美好词句、美好预言如“汉江奇迹”、“台湾奇迹”等等也纷至沓来。有人回顾这时的盛况：“目睹这样的巨变是惊心动魄的。短短三十年内，亚洲做到了欧美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达到的经济腾飞。…… 新的有关“亚洲价值”的学说创立了，它解说着东方的崛起，西方行将衰败。人们寻找着各种最显见的答案，而且通常这样的答案总是很快就被找到。一时间，亚洲的市场和经济似乎只会上升。”[3] 一时之间, 世人争说“四小龙”, 全球劲吹东亚风。东亚人自己也被一阵紧似一阵的赞誉之风吹得熏熏然。“东亚即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一类宏论出现了; 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到中国, 接二连三的“说‘不’”也都来了。无论如何，在历经百余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后, 东亚人终于又一次有资格在世界上高声说话了。

然而，东亚的发展变化似乎又一次应验了“好景不长”这一俗语。1997年下半年，一场由国际投机资本恶性炒作引发的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很快波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并蔓延到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北亚的韩国, 造成汇率和股市狂跌, 物价大涨, 一时间人心惶惶, 社会不稳, 甚至政局动荡……危机似乎从天而降，东亚经济“奇迹”似乎在一个晚上被消解殆尽。许多预言过东亚经济乃至东亚文明、“东亚新文化”即将领先世界的人们，也好象一下子被打懵，陷入一种“失语”状态。

其实, 早在东亚经济正红火时，就有发出种种警告、往众人兴头上泼冷水的。例如，日本经济史学家中村哲在1991年已经指出：60-70年代包括“四小龙”在内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对当时发达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跨国公司的发展,  进而对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都有很大的依赖性、从属性。[4] 按时下国际学术界的分野, 中村哲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似可列入比较激进的世界体系方法或者依附论学派。还有更为激进的观点, 如美国“席勒学会”创建人林顿·拉鲁什及其同仁提出: 世界金融市场正在新一轮动荡之中。依靠西方主要货币进行贸易的发展中国家, 会比发达国家损失更惨重。拉鲁什警告说:“我认为在全球性金融资本崩溃危机中谁也不能幸免于难……” [5]

也有一些学者直接对东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质疑。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克·戴约1994年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 以泰国为例指出: 东亚这些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全球竞争紧迫的背景下面临一种可称为“三明治陷阱”的情况：下面有来自劳动力费用更低的国家日益强劲的竞争压力；上面，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仍继续通过政治的和经济的措施来保证其抢先占有高附加值产品市场。东亚国家如不及时采取措施, 很难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6] 以一篇专文《亚洲奇迹的神话》挑战“东亚热”的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东亚增长的前景并不看好。他宣称：东亚经济的成长没有提供出比西方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更为先进的发展模式。所谓东亚“四虎”其实都是“纸虎”。[7]

今天回头来看，中村哲的预警和拉鲁什的“危言”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戴约的研究报告也只有少量的评点。克鲁格曼的文章却引发了一场如何评价东亚发展的激烈论辩。虽然反对克鲁格曼者大有人在，但在许多人看来, 危机似乎已经证明克鲁格曼的判词: 东亚原本就没有什么“奇迹”可言。至于产生危机的原因, 在许多人眼里也正象克鲁格曼所暗示的, 在于东亚没有照走西方经济发展的道路, 没有采用西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

东亚发生了这样大的危机，更多的新问题或许还要假以时日才会陆续表露出来。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公然否认当代东亚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即使是克鲁格曼, 也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一种很不寻常的、令人赞赏的成就。[8] 反过来说，如果东亚发展真的毫无成就，东亚高速增长的“奇迹”不值得研究探讨, 那也就不会有如此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了。

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也正是最近这场讨论留给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持续了三十年左右的东亚高速发展? 当代东亚巨变是怎么发生的? 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 对全球性现代化进程有哪些启示性意义?

关于东亚“奇迹”的评价，本书作者持如下态度：东亚持续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由此带动的社会变革，是当代落后国家和地区追赶型工业化、现代化的典型，它的成就和影响都是巨大的、难以消解的。同时也应看到，东亚后来爆发出的问题其实早已存在，只不过这些问题大多与成就并存于一体，形同一块硬币的两个面，因而问题长期被成就所掩盖罢了。

首先，东亚的成就和问题都与市场（首先是世界市场）密切相关。在战后新技术革命和世界性经济高涨带动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先后从“进口替代”走向“出口导向”，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设备，极力开拓国际市场，这才会有持续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高速增长。但这样一来势必与世界市场绑在一起，而世界市场进而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来是处于周期性波动之中的，有景气、繁荣，自然也有萧条和危机。从亚当·斯密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历来强调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积极作用。但是“自由的市场”这一双面的雅努斯并不只是天宫之门的开启者、温和宽厚的造物主、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演变和发展之神；他也手执警杖，负责关闭天宫的大门，回收阳光，让黑夜降临人间。他还能开启战端，在和平维护者背后，另有一副无限扩张的帝国主义者嘴脸。说得极端一点，不受管制的“市场自由”、“贸易自由”之类，其实只与处于高水位的那一部分经济体互相宠爱；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如若毫无防护地统合于其中，则难逃洪水灭顶之灾。对此，纵向的历时性研究似可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中村哲和拉鲁什的考察结论可为证明。提倡对历史作“长时段”研究的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说得更明白，他把认为“不听任何人指挥的市场是整个经济的动力装置”、从而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归纳为“市场通过自己的调节、征服全部经济并使之合理化”之类的思想观念，统称为某些“经济学家的简单化理论”，并指出：“历史学家却不能这样看。对他们来说，市场不是一个单纯自生自长的现象，更不是经济活动的总和，甚至不是经济活动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接着他还提出:

所谓在市场中没有任何“外来成分”，“惟有需求、成本和价格在起作用，而三者是互相协调的产物”，这样的市场纯粹由精神所虚构。[9]

这恐怕是迄今为止来自西方语境的历史学家对自由主义市场学说的最深刻最有力的批评。

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1997年首先在东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世界性的。这场危机在冲击东亚经济的同时，也在同样剧烈的程度上冲击了一直提倡“所有经济都只能走一条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现在某些新古典主义者大可将学术兴趣由寻找东亚成功的奥秘转向探究灾难的根源，也不妨将当前的经济困境主要归咎于当地政府过度和不理性的干预，但他们不应忘记，仅仅一两年前，作为话语的主导者和政策、秩序的规范者，他们还在为东亚经济的自由化导向高唱赞歌。把赞扬变成事后诸葛亮式的指摘，并不能掩盖其困境。

其次，东亚发展的成就是市场、社会和“国家”（state）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国家”无论在世界市场和本地社会之间，还是在本地社会内部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发展之间，都起了重要的中介或桥梁性作用。而被西哲名之为“利维坦”的“国家”从来是一只以自由为牺牲的怪兽，更不用说东亚转型时期传统专制色彩浓重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或“开发—独裁型”政权了。东亚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经济结构是一种“家-国”结构：国以家为基础；家放大演化而成“国”。西方资本主义到来后, 打破了东亚社会的自然演进过程。其后，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激励下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方面为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创造了必需的初始条件, 另一方面必然大面积地承袭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在我们研究东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以及完成转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时，仍然要考虑到国际大环境，即当代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展、以周期性波动为常态的世界经济体系、世界市场的影响；同时还要考察传统因素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二者均各有正、副两方面的作用，并非一个全是积极的、推动性的，另一个则只是阻力，只有惰性。

为了说明东亚发展的成就、成因和高速成长过程中潜伏或者已经暴露的问题, 我们以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个案, 选取了传统制度的继承和改造、政府政策的作用、以“亚洲价值观”为标识的东亚型官方意识形态、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环境特别是美国的影响等四个角度，力图对东亚“奇迹”背后的内部外部诸因素, 做一番认真的再思考、再探索。读者不难看出，本书四个部分相互间有密切的联系, 但又各自独立成篇。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

第一部分以东亚“四小龙”中的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家庭小农制度的演变为个案，透视战后东亚在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影响、和当地被称为“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权”的政治结构强力支配下，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造及其与高速工业化进程的关系。作者希望把在当代东亚仍然居于显著地位的小农制度, 当作一种社会规范和行为约束形式、一种综合的比较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来看待，充分认识继承和改造传统因素 (包括传统制度因素）对发展与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同时本部分着重指出：从几十年间小农制度的维护和运行可以看到，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是一种过渡性的一元结构：政治上是威权主义的强力高压控制；经济上是强干预，即通过政府或者准政府行为，多方位地限制甚至替代市场。新型的现代家庭农业制度为“公平的增长” (尽管只是相对意义上的) 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以农业部门被榨取、农民利益的牺牲为代价，为高速工业化作出了贡献。

第二部分以新加坡工业化进程为个案, 探讨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者提出: 新加坡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不是自由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是具有发展取向的国家的创造物。新加坡由国家指导的工业化证明, 把新加坡发展归结为与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的强政府干预相反的自由放任模式, 实是误解。在东亚包括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发展型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 的战略性产业政策具有中心地位。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国家作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含义除了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以外，还应包括：世界市场、外国资本是处于当地政府控制之外的。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 其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因素，因而她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本国政权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的有利配合才能够达到。

第三部分考察冷战结束后东西方论辩的一个重要话题——“亚洲价值观”的形成和实践，指出了在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 (主要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被大而化之为“亚洲价值观”的一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 是出于国家建设与社会重组、为国民设立精神家园和自我认同感、以及维护既有统治集团的权威和利益等现实需要, 从威权主义、集体主义、民本主义和对家庭的重视等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中, 创造性地提炼出来的。对于这种“亚洲价值观”的“价值”, 作者既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也分析了它的消极层面。它对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有利作用包括稳固国内秩序，调和社会矛盾，消除精神文化危机和“泛西方化”的消极影响，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归属感, 引导民众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等等。它的问题则包括鼓励人民的“虚假需求”并为此而放弃社会批判意识, 从而导致庸俗的生活态度；在认识论层面上，“亚洲价值观”在强调西方对东方理解偏差的同时, 有可能误导东方对西方的认识。把它作为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对立的东方意识形态, 不利于解决国际矛盾冲突, 也不利于东亚自身的发展。

第四部分以台湾为个案, 集中考察在战后东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外部动因——美国因素。本部分于贯穿全书的对东亚发展中外部因素或世界体系作用的分析，具有概括性、总结性意义。当代东亚巨变实为当代新技术革命所带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受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本国际转移影响至大。战后台湾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与冷战的特定环境下美国的援助，以及美国通过政治依附和经援对台湾所施加的政策和制度影响有密切的关系。战后台湾发展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 “联系性发展”的案例。这种联系性发展成功的条件和动力不仅存在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也深深地植根于它与外部因素、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之中。在台湾, 依附与发展的统一, 正是在当时特有的条件下实现的。这一命题实际上暗示了: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在弊病的周期性发作、世界市场的衰败, 将带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停滞与衰败。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根本症结就在这里。



[1] Ang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IIAS Newsletter, no.17, Dec. 1998, p.3.

[2] 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振兴》,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 第1-2页。

[3] 卡拉姆·亨德森《亚洲在衰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 页X。

[4] 　中村哲著, 吕永和 陈 成译《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文版, 第32-36页。

[5] 林顿·拉鲁什  温铁军《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性危机与中国改革》,《战略与管理》（北京）1994年第6期。

[6] 罗荣渠主编《东亚现代化: 新模式与新经验》,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88-109页。

[7]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n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v./Dec., 1994.

[8] 胡舒立《东亚: 真老虎还是纸老虎 ?——访《亚洲奇迹之迷》作者克鲁格曼》,《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

[9]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顾良译, 北京：三联书店193年中文版, 第2卷,第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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