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认知功能探索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6月
ISBN:9787309055207
作者:谢之君
页数:187页
书籍目录
绪 论第一章 西方思想家对隐喻认知功能的思考一、古典理论二、维柯：“理据就是隐喻”三、卢梭：“语言在最初是隐喻的”四、卡西尔：“原始人用隐喻思维”五、理查兹：“隐喻无所不在”六、布莱克：相互作用论七、雅可布逊：聚合／选择说八、沃尔波鲁格：心理转换九、利科：“隐喻创造意义”第二章 隐喻：从修辞格到认知一、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二、比喻辞格的隐喻认知共性三、DM（dead metaphor）的启示第三章 概念隐喻与概念整合一、莱考夫其人二、“概念隐喻”的含义三、辞格是概念隐喻的不同类型四、隐喻概念的系统性五、体验哲学六、概念整合理论第四章 隐喻的界定与相似性一、隐喻的界定二、隐喻与类比三、相似性创造的可能性四、相似性创造的必要性第五章 隐喻的投射机制一、范畴化认知二、表象世界和符号世界三、建构主义的认知互动四、隐喻中的认知关系五、隐喻的投射机制第六章 隐喻与语言阐释一、隐喻与语言文字的形态发生二、隐喻与一词多义三、隐喻与社会文化意识第七章 核心语义与隐喻意义一、字面意义与思维方式二、语义的指称三、语义的特征四、词语的定义五、歧义、多义与创新词汇六、范畴理论与词义第八章 图示隐喻与语义互补模式一、图示与隐喻二、语义成分与原型理论图示三、隐喻化图示模式的意义四、语义三角的隐喻解释五、隐喻与言语交际行为第九章 翻译中的隐喻性认知一、翻译是一个认知过程二、翻译中的隐喻认知体现三、相似性的二重性认知四、翻译理论本身的隐喻认知第十章 隐喻与外语教学一、隐喻是一种认知理论模式二、隐喻是一种认知教学理念三、词汇层面的隐喻认知四、语法范畴自身的认知五、对象域描写与语言技能六、用已知理解未知七、对“教学法”本身的隐喻认知余论一、关于隐喻的普遍性二、语义特征问题三、启示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本书把重点放在隐喻的“认知功能”上，以区别于其修辞功能。“探索”是一个过程，主要指西方学者对隐喻认知功能的探索。作者在书中尝试运用隐喻理论对语言现象进行探索。而本书主要介绍了隐喻：从修辞格到认知，概念隐喻与概念整合，隐喻的界定与相似性，隐喻与语言阐释。核心语义与隐喻意义。翻译中的隐喻性认知等十章内容进行对语言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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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书是这样，可能本身并不能代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但其中的观点和涉及到的内容对读者却很有启发。谢之君编著的《隐喻认知功能探索》大概就属于这一类。面对繁杂的语言学、语言哲学、哲学甚至人类学材料，作者只能简略的进行介绍，甚至有些介绍过分简单、无法深入，与选题的主旨都关切不大。虽然这些材料没有经过系统整合，稍显凌乱，但本书的研究视角仍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线索。绪论及第一章 西方思想家对隐喻认知功能的思考上世纪70年代起，隐喻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理论影响波及到哲学、语言学、文学乃至认知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以隐喻研究为核心的“隐喻学”、“隐喻热”和“隐喻转向”等逐渐作为显学在西方学术界出现。通常认为比喻和借代完全只是修辞手段。一个完整的隐喻一般由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三个部分组成。根据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隐喻区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本体、喻体和比喻词都出现的称为明喻，如“生命就像一条大河”；只出现本体和喻体的称为暗喻，如“君子之德，风。”；只出现喻体没有本体的比喻词的称为借喻，比较常见的是诗人通过描写其他事物借喻自己的境遇和性格等。所谓借代是借用与本体相关的另一个事物代替本体事物，比如用“雷锋”代替好人好事，用某个地名代替来自某地的人等。依照传统理论，隐喻是语言中的非正常现象，在语言表达中可有可无，甚至有思想家认为隐喻会对真实的意思造成扰乱，因为说话者总归能找到不需要隐喻的表达方式来说明自己，隐喻选择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和修辞效果。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隐喻并不仅仅是修辞演说中特有的，而是普遍存在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当中。某些手势等身体语言中，也带有隐喻性。在某些学派看来，隐喻本质上具有最基本的认知功能。通过这些研究，人们对隐喻的理解从一种特殊的修辞现象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它被重新定义为人类理解和认识世界时感知并形成概念的工具。这些隐喻研究将隐喻问题放置到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语境当中。在本体论上，隐喻的地位从语言修辞现象提升到思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结构层面；认识论上，隐喻从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功能提升到更为广泛意义的认知上；而在方法论上，隐喻也深刻体现了交叉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西方隐喻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古希腊至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修辞学-诗学阶段。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是这这个阶段的代表，一开始亚氏就将隐喻同认识中的“概念”勾连起来，把隐喻看做“概念范畴之间的置换”。后来各派的隐喻观都能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其中包括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朗基努斯、丰达涅、理查兹、雅各布逊、布莱克、利科、莱考夫和约翰逊等人。而与亚氏对隐喻的赞赏不同，柏拉图虽然在著作中大量使用隐喻、寓言和神话表达思想，但他把隐喻和其他修辞格一道，看作是哲学的敌人。这种观念影响了后来包括培根、洛克、霍布斯、帕斯卡尔和莱布尼茨的一大批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诗学》、《修辞学》、《范畴篇》和《解释篇》等。昆体良有《演说原理》、《长篇雄辩术》和《短篇雄辩术》流于后世，他被成为后来“隐喻替代理论”的先驱。在传统修辞学看来，隐喻在用词方法上是有逻辑错误的，如“你是猪”这个用法，违背了一般逻辑。在理解隐喻过程中，与本体不协调的喻词“猪”替代了原本确切的词义，我们会将原句替换为“你很懒”、“你很胖”等方式来理解。“替代论”只能适用于揭示两种情况的隐喻：一是隐喻的本体特征比较清楚，这样在直观的理解上就可以把握，而对于抽象或并不明确的本体则并不适用；二是比喻词只能起临时指示这些特征的作用，但它无法说明喻体为什么对本体有认知作用，也不能说明诸如“山腰”之类的死隐喻（dead metaphor，规约隐喻）中本体和喻体持久、稳定结合的原因。在“替代论”中可以区分出“确切义”和“比喻义”，两种意义之间能够进行转换的依据便是“相似性”。如果按照“替代论”来理解，被替换的确切义词语总归是可以复原的，如果用解释性的语言给予复原，那么隐喻就没有表示出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既然修辞格没有带给我们新的东西，那么它也只能是语言的装饰品，非但不能帮助理解，而且为思想披上了伪装的外衣。隐喻“比较论”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在比较论看来，隐喻表面上虽然是范畴之间的置换和错误归类，但在更深层次上是二者的“对比”。本体和喻体存在着深层的相似性。这种深层次相似性的发现就是理解新意义的增长。通过二者相似性的对比，其中不明确的事物就经由隐喻变得更加清楚，这是“比较论”对隐喻功能的基本理解。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主要启示在于：其一，隐喻已经超出了单纯修辞活动的范围，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二，发现事物之间相似性的活动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暗示出隐喻的认知属性；其三，从美学上来说，如果隐喻是创造性的思维活动，那么对隐喻的使用就不能像辞格知识那样传授。2.诗学-语言学阶段。16至19世纪的几百年之间，一部分思想家追随柏拉图的步伐，将隐喻和隐喻思维视为扰乱秩序、破坏语言和遮蔽真理的凶手，是理性认识的头号敌人。培根在《新工具》中，将隐喻归入“心灵四假象”中；霍布斯的“利维坦”本身虽是隐喻，但它在书中却断言隐喻是造成谬误的七种原因之一，属于“语言的误用”；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更是对修辞深恶痛绝，认为隐喻之类只能动人情感、迷惑判断，是地道的骗术。另一部分被称为“浪漫派隐喻诗学研究“的思想家，则秉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如维科在《新科学》中通过对语言和文化历史的阐述，将隐喻和象征放置在诗性智慧的概念背景下，揭示出隐喻作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真理在想象世界和寓言化民族文明史中的显现，并处于“人的创造”的中心。原始人类在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中，把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都转化为某种象征和隐喻，从而形成各自的神话世界。当人类把自己的本性转移到这些事物上，所生成的诗性智慧和诗的语言实际上就是一种人化了的世界。这时期人类还不能有意识地将自身从客观世界分化出来，而是以自身为尺度衡量世界，语言和符号象征则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完整模式。德国语言学家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指出，诗作为人类最初语言天生带有隐喻性；隐喻、象征、神话和诗歌在健全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在A.W.施莱格尔看来，隐喻不但可以重建感觉原有视像（vision）即直接性，而且能够总览宇宙万物，揭示伟大真理。3.语言哲学-人类学时期。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兴起及人类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和语言学等多领域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隐喻理论逐渐脱离传统诗学和修辞学范式，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跨学科多元化视角。同时，跟随哲学的主要趋势，哲学中的隐喻理论也带有明显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解释学色彩分殊。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分析传统中，I.A理查兹是对隐喻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他在《意义的意义》（1923，与C.K. Ogden合著）一书中将隐喻的理解同语境关联起来，认为词的定义与语言的使用目的和情境密切相关，“每当一个词从已被定义的话语中提取出来，它就成为一个隐喻，并可能需要被重新定义，这就是象征性的隐喻语言的根本特点。”（p111）1936年，理查兹完成了《修辞哲学》一书，在书中首次提出了与亚里士多德“比较论”和昆体良“替代论”想抗衡的“互动论”（interaction）隐喻学说。他认为，在我们的语言使用中，存在着“原生的”、“所说或所思的”“深层概念”，以及“借用的”、“所比拟的”“想象性质”的概念，这两种思想的互动和拼合产生了隐喻义。隐喻不仅需要在话语层次上才能形成，而且受到语境的制约；隐喻机制和隐喻功能也需要在话语和语境层面上解释。不同于理查兹的修辞学视角，其互动理论的继承者，麦克斯·布莱克的研究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语言被理解为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层次。单独的要素只有在与其他要素构成某种关系时才具有意义，而单个词的意义也只有在句子中才能确定。针对隐喻问题，布莱克提出，新的语境能够将扩张的语义投射到焦点上，使焦点重新获得意义。隐喻在其中就像一个过滤器，对与它具有共同性的语义系统进行过滤。例如，在“生命就像一条大河”中，我们将“大河”的特征归于“生命”，“生命”中的一些属性和特征被“大河”过滤和突出出来，而另一些则被忽略。布莱克的隐喻理论，起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比较论”和“替代论”聚焦词语转换的局限，把隐喻放到句子和语境的层面进行动态研究，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强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忽略了隐喻产生过程中人的因素。雅各布逊（Jacobson）的隐喻理论吸收了苏联神经神物学家鲁西亚对“失语症”研究实验的最新成果。失语症患者“相似紊乱”和“接触紊乱”两种症状分别消除了起语言理解中相似性关系和毗邻性关系，前者的结果是使得隐喻无法实现，后者的障碍使得换喻无法实现。由此，雅各布逊断定人类语言实际上在隐喻和换喻这两个维度上运作，二者分别代表了语言使用中的“选择层面”和“组合层面”。特定的话语是从所有可供组合的成分中选出来的句子、单词或因素等成分的组合，经由纵向的选择性隐喻轴和横向的结合性换喻轴的相互作用形成。但是，雅各布逊的这套说法并不严密，他对于隐喻产生具体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单和模糊，而对隐喻和换喻之间的粗暴区分也缺少事实上的根据和说服力。与分析传统将隐喻研究焦点放在语言和语言哲学中不同，欧陆哲学试图赋予隐喻研究更广泛的意义。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将隐喻的哲学和认识论起点追溯到原始的语言和神话，他认为语言和神话均起源于“隐喻式思维”，语言的思维融汇着神话思维。人类文化早期，语言的隐喻性质要到了逻辑和推理性质。隐喻作为语言产生的动力，主要限于人类语言的初级阶段。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说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对隐喻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伽达默尔和梅洛-庞蒂的启发。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将“彻底的隐喻性”特征赋予语言，他认为，隐喻属于“逻各斯”领域。事物的真理存在于话语之中，而如果语词被转用到它并不隶属的应用领域，其真正的、本源的意义就会凸现出来。隐喻曾经是语言生命之根据和逻辑的创造性所在，当语言沦为纯粹符号，隐喻被当做修辞手段，话语和思维之间的本来联系就变成了一种工具式的关系。4．认知隐喻学-多元研究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70年代，西方隐喻研究进入了“隐喻热”（metaphormania）阶段。但实际上，这些隐喻研究普遍各自为政，从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隐喻诗学到“隐喻学”不一而足。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时“认知隐喻学”的兴起、莱考夫/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以及戴维森、塞尔和保罗·利科等从哲学角度对隐喻的考察。在欧陆哲学中，梅洛-庞蒂吸收了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建构的以知觉和身体为核心的现象学理论，从本体论角度为隐喻研究提供了崭新向度；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承袭了卡西尔语言、神话和隐喻的讨论，从诠释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开创了独树一帜的“隐喻学”体系。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从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出发揭示了隐喻从句子意谓（字面意思）向说话者意谓（隐含意思）过渡的机制，区分了隐喻和“间接语言”的区别。这个过渡机制分为几个步骤：一是通过明喻和暗喻（S像P/S是P）的区分为隐喻理解提供了公式，即说话者说S是P时，意谓着S是R；二是为确定R传达的具体意谓设定了若干原则；而对于如何在多种多样的意谓中选择可以理解说话者意图的那个，塞尔采取了联想策略。但塞尔的隐喻理论随后不断受到质疑，例如，他的论证建立在真值条件理论上，而就隐喻使用来说，我们并不用“真假”来形容他们，而更多地是用合适与否。 戴维森在《隐喻意谓什么》一文中提出了与塞尔针锋相对的观点，在他看来，隐喻的含义仍然需要按照词语字面的意思来解释；隐喻所产生的修辞效果是由词语和句子在使用中造就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同样的一句话可以同时用来当作隐喻、真话或者假话来使用。戴维森的论证建立在对意义和使用的区分基础上，比喻性的修辞意义来源于隐喻的一种内嵌的美学特征。（陈嘉映，《语言哲学》，2003）以上的隐喻理论基本上将焦点集中在语言层面，从沃尔伯鲁格（Verbrugge）开始，思想家更热衷于将认知和思维层面的考察引入隐喻研究。在《认知中得的转换——隐喻的现实主义观》一书中，沃尔伯鲁格提出了隐喻“对比论”、“替代论”和“互动论”之外的 “转换论”。在他的理论中，隐喻首先应该作为心理行为在认知中被理解，第一位的是思维方式，其次才是语言形式。而所谓转换，是指原本作为喻体的新隐喻在获得稳定结构之后失去张力，而复转换为参照和本体的认知过程。沃尔伯鲁格把隐喻理解为心理经验模式，从布莱克互动论深入到了认知主体的心理层面，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观。与此认知路向相对的是乔姆斯基开创的生成语言学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完全是自足的、独立于人的思维、身体和人际关系。句子的意义是由语言的深层结构决定的。如此一来，语言实际上被视为一个符号系统，符号的意义及其所指并不在考虑范围。乔治·莱考夫早年跟随乔姆斯基从事生成语言学研究，但其后他发现了该理论的缺陷，并于1980年与约翰逊合作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成为隐喻研究最重要的著作。莱考夫试图用“概念隐喻的存在来证明隐喻的本质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概念隐喻在人类认知的“范畴化”和“概念化”过程中形成，通过分析概念隐喻的形成和类型，莱考夫试图证实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普遍存在于思维、活动和人类行为中；更进一步来说，我们的概念体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喻式的。第二章 隐喻：从修辞格到认知按照修辞学家皮埃尔·冯坦尼尔的划分，依据修辞格形式上的不同有隐喻（metaphor）、换喻（metonymy）和提喻（synecdoche）三种类型；杜马塞（Dumarsais）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讽喻（irony），这四种一般被认为是隐喻相关的四个基本修辞格。“隐喻表示两个词语的相似性，这两个词语分别来自不同的语义域；换喻则是取代或并置毗邻性的词语，这两个词语分属不同的位置，但在语义和视觉上被认为是处于同一位置；换喻和借代两个词语一样来自于一个语义域，然而在类型上和整体与局部上其中一个重视包含另一个；讽喻并置两种矛盾的概念，这两种概念可能是在同一语义域也可能不在同一语义域。”（p30）虽然在形式上如此划分的定义，但四种修辞格有共同点也有不同，有时甚至难以区分。以书中的例子来说：借了别人两毛钱，在还钱时候说，I hate to give away my fortune. fortune在这里相对于money来说是隐喻；二者同时又具有毗邻性，属于同一个语义域，可以算作换喻；同时money又是fortune的一部分，又是提喻；同时两毛钱算不上什么财富，它还可以被理解为讽喻。从中可以看出，修辞学对隐喻辞格的划分主要还是语言形式的字面意思本身，虽然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隐喻进行认识和理解，但带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因此从修辞角度不可能把握到隐喻的“本质属性和认知价值”。隐喻研究能够，也必须要深入到深层的认知机制当中。例如在the world is a stage;和the kettle is boiling中。前者作为隐喻，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后者作为换喻，本体（water）已经被省略，基于“毗邻性原则”kettle代替了water的功能。但被省略的water虽然没有存在在句子当下的形式当中，却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如果没有主体认知的干预，这个句子也就无法生成，不具有意义。不管怎样，一个比喻性的修辞格都必须具备两个项，无论这两项在形式上是否存在。而隐喻的发生在本质上始终借由认知思维能力进行联接从某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引入。如此一来，隐喻在认知中，被确定为通过一个事物来理解另一个事物的过程，所有的比喻性修辞格在根本上都是隐喻性的，这种隐喻性范围之广可以通过“死隐喻”（dead metaphor）概念得到启示。根据艾娜·洛温伯格的定义，所谓死隐喻是“语言使用者已经意识不到其为隐喻，因而也不存在如何正确使用和理解的问题。”一般来说，死隐喻已经完全可以从字面上理解，比如“生气”、“发火”、“山腰”、“桌角”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语言中词汇的不断扩大，死隐喻的范围也在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诸多隐喻会处在一种光谱性的层次当中，例如“纸老虎”这个隐喻，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死隐喻，但对很多人来说也算作新鲜隐喻。死隐喻引起重视的原因在于，它的隐喻化和规约化过程能够反映出历史演变中的认知问题；其次，如“生气”和“发火”在汉语中属于死隐喻，但相对的“angry”和“mad”，虽然在意思上基本一致，但却未必是隐喻，这种跨语言层面的差异，也为跨文化的认知研究提供了视点。第三章 概念隐喻与概念整合如前所述，莱考夫通过对日常生活中隐喻的分析，将隐喻定义为“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方式。“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又称为“隐喻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顾名思义，只有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它才能得到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极大地受到概念系统的支配和影响，如果概念是隐喻性的，那么人的思想和行为本身也是隐喻性。在获得认知的基本范畴（如上下、内外、多少等）之后，人类将这些基本范畴通过隐喻应用于抽象概念从而得到认知的深化。“人们总是从一定的角度通过隐喻或所了解的形象去理解事物。”（p39）这一思维过程的结果是许多系统化隐喻的形成，这些隐喻又反过来影响人得思维方式和言语行为。概念隐喻分为多种类型，在此之前这些类型都用不同的辞格表示。拟人概念隐喻。其结构形式为“X是人”，并将客体人格化的隐喻性思维方式。例如“该公司重获新生”、“将危机扼杀在摇篮中”等等。X是人不单单指的是将非人的事物看做人，还可以通过人的具体行为和特征来理解客体。例如“该计划流产了”、“胜利在向我们招手”等等。拟人概念隐喻充分揭示出莱考夫对隐喻的基本定义，即用人和人的特征这类事物来理解其他的事物。换喻概念隐喻。换喻的基本功能是用一个实体来代表另一个实体，从而对事物起到指示的作用，最经常出现的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换喻。整体代部分如，“他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北京大学（代表队）赢了”等等。部分代整体如，“人头攒动”；“你是我的心肝儿”等等。而部分和整体之间谁来指代谁则取决于说话人的语境和要表达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用控制和使用者来代被控制和被使用者的换喻，例如，“今天有篮球比赛（运动员）”；“拿破仑（及其军队）在滑铁卢战败”等等。另有用地点代表某一事件或机构的换喻，例如，“卢沟桥（事件）是中华民族心中的永远的痛”。这个句子出现了至少三个概念隐喻，一是用“卢沟桥”代“卢沟桥事件”；二是用“中华民族”代“中华民族的人”；用“痛来”拟人化隐喻“卢沟桥事件的伤害”。地点代机构的例子有，“中南海（中国政府）方面没有回应”等等。实体概念隐喻。借由实体概念来理解抽象概念，即把抽象概念隐喻为实体化能够对经验和抽象概念进行量化、范畴化和类别化。例如，“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不要有思想包袱”等等。抽象概念实体化的方式有许多种，例如将抽象概念“模糊量化”，“面对一大推批评，他始终保持冷静”；“大恩大德”等等。实际上，《隐喻认知功能探索》这本书中的实体化隐喻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空间隐喻”，因为实体事物最重要的根本特征就是空间性。本书将实体隐喻区分为至少五种形式，而这五种形式其实都是空间隐喻，包括方位隐喻等的具体化而已。时间概念隐喻。是相对于空间隐喻，即本书所言实体概念隐喻的另一个最重要隐喻形式。人类的认知经验一般是通过空间的变化和物质的动态属性来认识时间，因此我们也借用空间概念来表示时间概念。例如，“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春天就要来了”等等。隐喻概念带有一定的系统性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一些比较抽象和复杂的概念来说，用多个具体的事物对此一个抽象的事物进行认识是常见的方式之一。概念隐喻总是要着重事物某一方面显著的、抑或说话者着重要描述的事物的特征进行比拟描绘，但这一面并不能完整代表整个事物，因此必然会从其他方面进行认识。例如对“思想”的隐喻性认知就包括：将思想比喻成建筑“理论基础”、“支撑自己的观点”等；将思想比喻成食物“你的想法不够成熟”、“书籍是精神食粮”等等；将思想拟人化“他的想法还在孕育中”、“旧观念应该寿终正寝了”等等；思想是商品如“他的观点很有市场”、“这种想法很有价值”等等。这些言语表达的分属概念共同组成来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并非完整和封闭地表达了“思想”这个概念本身的所有方面。而他们所表达出的特征，究竟是“思想”本身所固有的，还是在具体的语词运用中基于情境使用者给予“思想”这个概念的，也很值得深究一番。“思想”的每一个概念隐喻都帮助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个侧面，它们以隐喻的方式进入了“思想”的语义系统，这个语义系统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对思想的隐喻是无穷无尽的。就一些为人熟知和有较多感知的具体事物，我们经常以这一个具体事物来隐喻多个抽象事物，对后者进行认知。例如人们对“道路”有丰富和充分的认知，就会将对它的知识运用到对其他抽象事物的理解上。“人的一生总会充满坎坷”、“他的想法一向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另外的途径”等等。从以上两个系统性特征我们可以发现，本体和喻体分别携带者自己的语义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组合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一旦隐喻成立，喻体和本体的其他潜在特征就会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得以显现。就“思想”这个概念来说，脱离了通过将其隐喻为“建筑”、“道路”、“食物”和“商品”等等理解，我们甚至无法对它进行理解和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认知并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不仅我们的语言体系受到隐喻思维的制约，同时它还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莱考夫和约翰逊创立的“概念隐喻”学说，其哲学基础被称为“体验哲学”，体验哲学是在反思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客观主义非常排斥隐喻。认为隐喻仅仅只是修辞手段，起到的作用是混淆视听，影响我们对客观现实的理解；而主观主义的过分强调想象力、感觉和直觉等主观因素，因此在他们看来，研究隐喻的普遍性问题就没有意义。体验哲学是这两者之间的第三条路线，在莱考夫和约翰逊看来，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离不开主观方面的想象力、经验和感觉，更离不开外部世界中的概念系统和文化系统。理解必然在人类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中形成。隐喻恰恰是理性思维和想象力统一的产物。它既涉及到理性思维中得范畴化、隐含和推理；又需要想象力在用一个事物理解另一个事物方面的参与，因此隐喻思维是一种想象性理性思维（imaginative rationality）（p54）。体验哲学的基本观点还包括认知无意识（the cognitive unconscious）、寓心与身的心智（embodied mind具身）和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的等。第四章 隐喻的界定与相似性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隐喻的描述，本书将隐喻看做是“认知主体通过一个概念对一个认知对象的非常规描写，而这种描写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的。”对此书中从语言表达和非语言表达两个层面对隐喻进行了界定。就语言上来说，隐喻所指的是语言中词汇和句法运用的一种特殊方式，而这种方式首先要基于认知上的概念化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已经超出了语言的范围。但反过来说，既然我们试图将隐喻理解为认知机制，那么它的外化就必然在语言层面体现，对隐喻本质的揭示就要透过语言的表象深入进行挖掘。在隐喻的使用上，隐喻要以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因为只有将其建立在可理解的相似性上，隐喻的意义才可以在沟通中得到理解，与此同时，概念的意义也通过相似性的连接而得到扩展。如前所述，隐喻是对认知对象的“非常规”描述，这种非常规描述在遵循相似性原则的同时，还要建立在认知主体对句子表述的意向的概念网络的理解之上，并且在确认对象时充分考虑“语境”的作用。举例来说，“千年古树发了芽”这个句子是否能够作为隐喻，首先要从语境出发看这个句子描述的对象，如果确实是在描述“古树”本身，那便不是隐喻。如果是在描述失聪多年的聋哑人忽然开口说话，那就属于隐喻。而对这个隐喻理解的非常规解释在于充分考虑到“古树发芽”概念网络中蕴含的“罕见”、“难得”和“希望”的表述意象。在本书中，作者还提到了隐喻判断中的主观性因素。他举例说“多年的辛苦耕耘，终于有了收获”这个句子中，耕耘已经具备“字典意义上”的常规解释，是否可以作为借用自农业生产的隐喻来理解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的判断。而就“爱情就是水果”这个隐喻来说，作者认为将这个隐喻理解为“爱情具有季节性和保鲜期”还是“爱情像水果一样好看好吃”也是属于因人而异的主观范围。实际上，这样的归类大有可商榷之处，就后一句话来说，如何理解说话者将爱情描述为水果的一方面需要由当下的语境决定；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对象概念，即爱情和水果本身所具备的诸种内涵为基础，与其说是一种主观性，不如说是一种有限范围内的选择性。此外，隐喻的媒介与对象还具有一种非对称性特征，就是说，当媒介和对象的位置颠倒时，隐喻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根本就构成不了隐喻性表述。（p63）。在界定隐喻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并不算界限分明的连续体，两端分别是非隐喻和全新隐喻。即非隐喻—常规隐喻（死隐喻）—一般中间位置的隐喻（如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纸老虎）—一般隐喻（爱情是水果）—全新隐喻。与一般的隐喻研究著作将视点集中在语言不同，本书还涉及到了非语言形式的隐喻。非语言形式的符号和结构也区分为常规的和隐喻的，特别是在艺术领域。和语言中的隐喻相比，非语言隐喻对社会文化背景和理解的知识性要求更高，而且作为“文本”，其解读的多样性也更强。在界定隐喻方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范畴是“类比”。类比可以分为简单类比和推论性类比两种。简单类比和隐喻一样，依赖于对象之间的相似性。但不同之处在于，类比的对象和媒介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称性。例如“地球的外壳称为地壳，相当于鸡蛋的蛋壳”，在这个类比句中，鸡蛋壳和地壳的对称性很强，也就是说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隐喻-明喻-类比的对称性依次递增。所谓推理隐喻是“在现存的相似性类比基础上进一步推论该客体或事件之间新的相似性的类比。”（p68）例如，会开车的人虽然从未驾驶过船，但是他通过以往的经验和两者的相似之处，能够推断出将船的操作杆左拉会和汽车一样，实现方向的左转。推理类比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启发性动力来源。隐喻是发现事物相似性的重要方式，书中引用了钱钟书《围城》中的段落：“方鸿渐受到两面夹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个隐喻在媒介和对象之间创造出的相似性使我们对认知对象有了更加形象和深刻的认识。诗歌被称为运用和创造隐喻的典型代表。相似性作为一种关联结构，并不是固定的，它可以被人为地发现和创造。书中认为，相似性的创造有多重可能性，最简单的创造方式便是类比。比如“马太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些专业术语，被不断隐喻化运用到其他领域就是一种创造。但这种说法容易面对的挑战是，科学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马太效应”式的相似性可能一直就存在，只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表达和形容，“马太效应”不过是从他们中间提取的相似性的一种，并不能说是对相似性的创造。究竟是“创造”还是“提取”，作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如果相似性被认为自开始就自然存在，就等于说客观世界中得每一客体都已被描写，而这种描写即便不是无限的也是数量巨大的。否则，在解释某个隐喻时，总是会漏掉可能用于解释的一些特征。然而，在特征描写如此浩繁的描写中寻找一个合适的特征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按照作者的想法，之所以我们将隐喻运用视为创造而非提取，主要是出于现实操作不可能性的考虑。但这实际上模糊是“创造”的概念，所谓的创造应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隐喻运用中相似性的生成似乎理解为“重新描写”更为贴切。相似性的发现需要在与另一事物的不相似的对比中才能得到，例如，苹果和梨子的相似就需要分别与香蕉对比才能得出。基于此，作者得出“所谓相似性就是认知主体在事物之间所发现的共有特征。”（p75）也就是说，相似性的根本在于认知主体的发现，而主体对认知角度和目的的选择决定了相似性的具体存在方式。作者得出结论说，事物特征的产生来自于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是一种主观行为，认知主体的目的性为了将事物与其他区别开而将其某一方面的特征凸显，并将另一方面隐去和忽略掉。当然，这种所谓“主观”的发现行为，其根本当然是客观事物时间彼此相互关联的存在之网，对这个存在之网目前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自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概念之间的家族相似性为隐喻发现抑或相似性提供了根本上的可能性，但概念里面具体的内容是在认知主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作用下产生的。为了将概念或对象区分开来，我们分别从某一角度对其进行描写和认知，通过这些描写把它从这一类事物中区别出来。这个对象的“全面描写正是来自于为了区别于他人（包括其他事物）时所突显出的一个个特征，即相似性的总和”。（p78）书中的这种说法与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对“物的超越性存在方式”表述如出一辙，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某物的存在方式正是以某一侧面和角度对知觉“侧显”的。第五章 隐喻的投射机制隐喻的“创造性”体现在“媒介”和“对象”概念化的过程中，两者所涉及到的“所指”的视角变化。当媒介与对象在普通的视角无法观察到其相似性时，通过隐喻创造出的视角变化，新的相似性得以产生。因而，认识到隐喻的相似性是透视角度问题，是理解隐喻投射机制的前提。隐喻最初被称作“范畴错置”，可见其与范畴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谓范畴化（Categorization）是人类认知过程中基于对象的相似性而对世界进行分类，从而形成概念的过程。概念的范畴化依赖于概念和对象之间界限的存在。而就世界上的诸种对象来说，界限自然有明晰和模糊之分。例如，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界限大体上说是非常清楚的，当然也有诸如“冬虫夏草”之类相对模糊的对象；而边界不清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例如“树干”、“温度”和“颜色”这样的范畴，究竟其界限在哪里很值得玩味，对于他们无法提供自然的划分，而只能将其划分看做心理过程，这个心理过程就是“范畴化”。在探讨范畴化中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关于“颜色”分类的讨论。究竟诸颜色是出于实用考虑而仅仅是“命名”的差别，还是基于某种客观实在抑或心理事实进行的区分都充满争议。从经验事实我们能够看到，某些颜色的划分有强烈的文化和语言的相对性特征，例如英语中的pink和brown和汉语的“粉红”、“棕色”并不是一一对称和重合的，我们能够将这个差别理解为仅仅是翻译上的问题吗？针对这些争议，许多心理学家利用实验做了许多研究，伯林、芒塞尔以及埃莉诺·罗施等学者证明，尽管颜色的分类多种多样，在文化之间的认知也千差万别，但在各种文化中都存在着“焦点颜色”。这些焦点颜色不仅被一种语言及其使用者拥有，而且带有语言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是因为焦点颜色在感知上比非焦点颜色明显，更能吸引注意力，这样也更有利于在记忆中长时间保存。从对儿童的实验中也发现，这些焦点颜色及其名称也最先被儿童习得。焦点颜色理论随后演变为“原型论”被推广到颜色之外的其他范畴化活动中，这些原型被称为“基本范畴”。基本范畴处在人与世界交互作用的最直接和基本的层面，是范畴化活动的核心。基本范畴在语言中所具有的特点是：它们一般为该民族语言的最基本和核心词汇，这些词汇简短、表达力强、语义灵活多变，并大多一词多义。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范畴最基本的功能是对对象进行分类和区分。如前所述，认知角度的范畴化理论的基础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学说，连同范畴边界的模糊性特征，范畴可以从其内部找到典型例子和非典型例子两大类。“典型例子是指在同一范畴中具有较多该范畴代表性特征的成员或事物，而非典型例子则指在同一范畴中只具有较少该范畴代表性特征的成员或事物”（p84）。举例来说，在“鸟”这个范畴中，就有“麻雀”、“鹦鹉”和“鸵鸟”等例子，根据鸟的一般定义，“麻雀”具有更多的鸟的定义中包含的代表性特征，而“鸵鸟”则最少，“鹦鹉”处于中间状态。“麻雀”具有更多的代表性特征，也说明它是更接近于范畴原型的例子。此外，范畴化在心理学方面主要依据的是“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其中包括格式塔心理学最基本的“图形-背景”理论、简化原则（此书中为就近率principle of contiguity）、相似率、连续率和闭合率等等。运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解释范畴化和相似性的意义在于，相似性的创造和范畴化的可能依赖于认知主体从密切联系的家族相似性之网中依据自身的目的提取出所需要的信息，同时又不忽略语境和文化背景等整体性因素。与此同时，理解范畴化的哲学基础还包括康德在处理图示、范畴和现象时提出的表象世界理论，以及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理论等。本书还着重墨叙述了皮亚杰的建构主义认知理论。与康德和卡西尔不同，皮亚杰否认了客观实在的前概念结构的存在，而认识结构本身是通过认知主体的不断建构形成的。例如在儿童的认知成长过程中，世界从一开始就并非被分割为一个具有大量独立个体的清晰单位，“客体”的概念是在他们成长和认识能力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建构获得的。而随着其认知的深化，儿童的物体性概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复杂，最终成熟，形成与成人一致的抽象概念。对皮亚杰来说“要认识一个客体就要与之发生互动关系对其进行认知转换。认识客观实在就是建构与客观实在有某种相关程度的认知转换。认识过程就是通过转换客观实在完成的。知识来自于不断地建构，因为在每一次理解中都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创造；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总是存在无论是外部世界还是认知头脑中过去未曾存在的新的结构的形成。”（p92）在以上这些哲学理论的基础上，英德克亚提出了隐喻的认知投射理论。他认为，认知互动在认知主体的概念网络和客观实在之间进行。认知主体通过感知动觉器官认知客观实在从而形成“感知动觉信息集合”（sensorymotor data sets），概念网络中的具体概念与感知动觉信息集合联结形成“认知关系”。这就表明，认知关系是由主体决定的，主体通过给予客观实在外部环境经验特征形成认知关系。通过这种认知关系表现出的概念网络即是我们说的“认知模式”。为了认识外部客观世界并保持认知关系结构的一致性，认知主体需要不断地调节和改变概念网络结构，维持认知关系和环境特征的稳定；或者保持概念网络不变，而通过改变认知关系，以此改变环境中的经验特征。书中举例说，在绘制地图的过程中，人们设置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地图的绘制显然必然要依据地理的客观实在确定，来反映实际的环境状态，而地图中具体的面积、比例以及陆地和水域所具有的意义则完全有主体决定。主体一旦选择了用这个系统概念结构来实现地图就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而气候就需要遵守这个已经固定的系统，不再保有任意性。英德克亚把认知系统分为认知层、感知层和外部世界层三个层次，客观的认知结构在是在这三个层面上投射和调节从而形成的，投射的方向是从认知层到感知层，从感知层到外部世界；而调节的方向正相反。而针对隐喻描写对象对主体提供的刺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真实对象作为客体，此时外部世界给认知主体提供了一种感知信息集合的刺激；另一种是想象的客体，这种情况下更多地是通过概念网络进行描写，这个过程既需要感知信息集合层面的参与，也需要概念网络层面的参与。当面临一个完全新颖的隐喻（如诗歌中的），读者有三种选择：一是将其视为怪异描写忽略掉；二是通过适应这个刺激客体使其常规化，即调节的方式。三是将难解的概念用非常规的方式实现。第三种方式产生了隐喻，同时表明了隐喻的投射特征，并且将想象引入了我们的理解之中。书中将抽象程度低，但具有自主结构的层面域称为对象域。经由媒介概念网络和对象域之间通过投射过程而实现的认知关系就是隐喻关系。（p100）具体包括三种类型：非扩展性隐喻、扩展性隐喻和创造相似性隐喻。在非扩展性隐喻中，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建立，对象域的常规描写概念被用来作为媒介概念网络投射到对象域的中介依据。比如在隐喻“the sky is crying”中，气候状况作为对象域有多重可供选择的常规描写情况，而其中的raining是最明显的选择。在这个隐喻系统中，隐喻之前两个概念网络就已经存在着相似性，而之所以在实际中仍然会使用非扩展性隐喻是因为，首先这样的隐喻对象主体比较熟悉，易于操作；其次，在诸多主体熟悉的对象域中突出隐喻使用的这个对象域，隐去不必要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非扩展性隐喻主要涉及的就是隐喻的修辞功能，因此也就有了书中强调的双刃剑特征：一方面可以起到突出强调作用，另一方面则容易造成以偏概全、混淆视听。第三，非扩展性隐喻能够从从媒介和对象网络中提取和抽象出新的概念网络，例如从“一个苹果加上一个苹果中”抽象出“1+1=2”就是主体构建的新的概念网络。非扩展性隐喻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隐喻关系由于抽象与媒介和对象概念之网，因此受到对象概念的制约。但是，这也说明非扩展性隐喻在认知中的基础性作用。当隐喻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突破对象性网络原有的相似性和封闭性就属于拓展性隐喻。而当隐喻关系完全忽略对象域的常规描写，只是用概念网络对对象域进行直接影射，就形成创造相似性的隐喻。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之网中，任何两个客体之间我们都可能找到二者之间的共性，用某种方式把它们联接起来，而隐喻投射可以部分地弥补认知主体在常规认识中的缺憾。第六章 隐喻与语言阐释人类的生理条件为语言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活动提供了产生语言的动力；人类的思维能力提供了语言的认知基础。关于语言的起源有多重不同假说，诸如“拟声说”、“手势说”、“感叹说”和“劳动说”等等。这些学说虽然差别很大，但从中可以窥见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隐喻性的认知。也就是说，无论人类最初创造语言使用何种方式，在认知过程中都要借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书中以“摹声词”为例说明语言的产生与隐喻运用的关系。摹声词的概念网络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摹声与客体（如鸟）发出的声音相似；其所指可以直接指向客体（如cookoo直接指向布谷鸟）；摹声词的语音形式由主体的发声器官，也就是生理机能创造；进而在这个词中，意义与形式同时产生，“意义来自于被摹拟客体的表征功能及其主体对这个客体认识及反应，形式来自于被拟客体发出的声响。”这个摹声词概念系统的扩展来自于其概念网络经过类比和相似性创造对其的打破。摹声词的概念网络已经包括了语言所必备的重要概念特征，当主体需要在人的声音和非摹声对象之间建立表征关系时就需要突破摹声认知模式的常规关系，但又必须借用这个已知的模式来认知新对象，那么这个模式与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非常规式的隐喻关系。如前所述，在“原型论”中，作为焦点词汇的核心词，大多具有“一词多义”的特征，这个特征集中体现了语言中语义变化、概念认知网络的转换等规律。多义词的多种意义之间按照串联式（linking）和放射式（radiating）互相连通。串联式是指从一个意义产生另一个意义，新的意义产生后丢弃旧的意义，并从第二个意义产生第三个，以此类推；放射式指的是以一个意义为中心演变出彼此平行、独立的多个意义。以“习”为例，其最初的意义是“鸟数飞”（《说文解字》），气候因为其“多次反复”的内涵而引申为“温习”，进而引申为“习惯”。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主体首先感知到的是“鸟数飞”的情景，而将其用“习”这个抽象符号代替，在“习”这个抽象的概念符号系统中，本身包含着“鸟”、“数次”、“飞行”等概念，这些概念称为常规描写的媒介域，也是认知主体已经获得的知识结构，当主体用发现的相似性描述新的对象域，那么我们可以说用“习”这个媒介概念网络与这个新的对象域建立了隐喻描写的关系。从这个事例中可以发现如下特点：语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从隐喻到非隐喻发展的历史；隐喻投射带有一定的方向性，经由已知来认识未知。放射性语义引申义，书中以“头”的概念为例，这个词最初的意思为“人与动物的最上部”。在此基础上分别引申出了：物体的顶端或两端；事物的起点或开端；头领、头目；量词等等。隐喻应用带来的一词多义表明，最先产生的大量具象词汇经过再生产而成为抽象词汇，这个过程也体现了人类思维从原始具体形式向抽象形式发展的过程，而在抽象思维的产生中，隐喻化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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