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书评

许倬云《序二》读书笔记：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史

商代的受教育者，不外祝宗卜史，其教士祭师的特性，限制了社会功能，也限制了思想的范畴。西周代兴，殷商的识分子有的服务新朝，有的失去了优势的社会地位。前者还是教士，后者获得了更大的思想空间，《周易》和《诗经》中的深邃思想，不像教士们的贡献，大约是失落的知识分子在摆脱束缚后，反而开拓了新的思想空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领域扩大的第一步。孔子开启文化大突破，过去贵族礼制的内容之上有了全新的普世意义。诸子百家更是思想空间的继续扩大。秦汉之世有了新形态的知识分子：太学的博士；察举入仕的文官；文学家；东汉增加阐释经义的儒者，太学生、隐士等。儒家在汉代定为一尊，诸子之学逐渐融入儒家，政治上儒表法里。民间的素朴宗教，为未来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准备了生根的土壤。东汉以下，中国经历重大转变，不少地方士大夫以其大家族的组织力量，成为保障地方的中心，奠定了后来士绅角色格局。儒生、道士、佛教僧侣，充实、丰富了三家思想，并互相吸纳。中古的知识分子群，不是继续分化为更多的类型，而毋宁是功能转化更为复杂。唐宋时代，知识分子主流再次纳入文官体系。但知识分子用进退藏，在朝为士大夫，在野为缙绅，这一双重角色也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中药成分。唐宋经济发展，城市兴起，印刷术普及后，大城市涌现大批草根性的基层知识分子，成为主流精英文化的消费者，也是大众文化的缔造者与推动者。有基层，加之科举制的逐级筛选，知识分子群遂呈现金字塔式的巨大结构。精英与群众文化的分界不再是截断的，而成为渐变的。宋代以后，知识扩散继续进行，终于淡化了商贾与士大夫之间的界限。正统（儒家）与非正统（释道、民间宗教）之间，也随知识扩散与文化趋同，界限逐渐淡化。近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现象是，其中的主流，逐渐由以文化为志业的通识之士，转变为以追求知识为志业的学术人士，与以知识为工作资源的专业人士。一方面，由此可以摆脱政教不分的特性；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之间，又横亘了一条深广的鸿沟。但是，近代知识分子，无论针对传统的继承或和西方的借鉴的观点如何，几乎所有都承继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无视自己实际上已疏离于社会大众，仍然全心全意投身现实的事务，甚至卷入实际的政治。这种心态，可能来自过去士大夫政教不分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