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年轻的时候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5
ISBN:9787549536290
作者:倪慧如,邹宁远
页数:432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献给在西班牙阵亡的美国人 海明威 倪慧如译 今夜死者冰冷地睡在西班牙。白雪吹过橄榄树,从树根筛落,飘积到立有墓碑的土堆上。橄榄树低矮的枝干已被砍断,以掩庇坦克,寒风中橄榄树显得十分单薄。那年二月他们战死时,天寒地冻,死者冰冷地睡在哈拉马河上的小坡,从此他们不再察觉四季的转变。 自从林肯兵团在哈拉马山岗上坚持四个半月以来,迄今已经两年了,第一位阵亡的美国战士早已化成西班牙的泥土。 今夜死者冰冷地睡在西班牙,整个冬季他们将冰冷地长眠,与大地一起沉睡,但是当春天来临,雨水将再度唤醒大地,和风将从南方温柔地吹拂过山丘,黑树将冒出绿叶重现生机,哈拉马河边的苹果树将鲜花怒放。今春,死者将感到大地复苏。 如今死者已成为西班牙大地的一部分,西班牙大地从此不再衰亡,每年冬天大地似乎死亡,然而翌春大地再度复苏,我们的死者将与西班牙大地永生。 正如同大地不会灭亡,被解放的、自由的人们也绝不会向奴役回头。农夫们在我们死者躺下的土地上耕耘,他们从战时就了解死者为什么牺牲,他们将永远怀念这些死者。 我们的死者活在西班牙农夫、工人的心中,也活在所有相信西班牙共和国并为它而战的善良人们的心中。只要我们的死者永远活在西班牙大地,他们将与大地永存,没有任何暴政能最终战胜西班牙。 法西斯也许会在大地上蔓延,用国外获夺的武器开路,他们也许会靠叛徒和懦夫前进,摧毁城市乡村,企图奴役人民,但是谁也不能够永久地奴役任何人民。 西班牙人民将再度站起来,就像以前他们站起来反对暴政一样。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在回忆中重温往事 乔治·奥威尔 谭嘉译 当我们第一次取得军假时,我们已在此驻军一百一十五天了。当时我觉得这段日子实在是我生命中最被荒废的时光。我参军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法西斯主义,然而,我根本没有打仗,只是作为一种处于守势的人物生存着。除了挨饥抵冷外,什么也没做地换取我的口粮。也许这就是大多数战争中大多数军人的命运吧!但如今回想起来,我并不后悔有过这一段经历,我衷心希望我当时能较有效地为西班牙政府多做一些事。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从我个人的成长来看——这三四个月的军旅生涯并不是那么徒然的。这时期有一点像我一生中的过渡期,既与我参军前的生活不同,也跟我以后的日子相异,我学到了一些无法从任何其它经历里学得到的东西。 主要的一点是这期间我是孤独的——在前线的人是完全孤立于外面世界的一切的,就连发生在巴塞罗那的事情也不大知晓——我和一群虽然未必贴切但大致上可称为“革命者”的人在一块儿。这是军队编制的结果,这情形在阿拉贡前线一直维持到约莫1937年6月。工人队伍的成员大多数是各工会会员。

前言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就要跟大陆读者见面了,我们满心喜悦和感念。这一段被遗落的历史,七十六年后香醇依然,对中国人有一层特别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当中国在日本法西斯肆虐下挣扎时,居然有中国人志愿前往西班牙抵抗德意法西斯,他们散发“四海一家”的情怀,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谁说中国人真的只扫自家门前雪?    历史唤起我们的记忆,早在1868—1878年古巴独立战争,就有上千名华人参加;1917年俄国大革命,华工参加红军人数高达数万人。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华人的参与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活在我们的心中,不经意地影响了我们,历史又从我们的所作所为活现出来。当遗落的历史不再蒙尘时,我们不但找回了过去,也孕育了未来。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出版,得力于许多朋友、媒体和团体的推动。2001年这本书的繁体版《橄榄桂冠的召唤》由陈映真的人间出版社在台湾问世后,同年美国海鹦基金会(Puffin Foundation)邀请我们在纽约办了一场幻灯演讲,让美国人一睹中国志愿军的风貌。李兆良、徐祁莲和几家中外报社先后撰文介绍此书。2004年美国《科学与社会》(Science&Society)杂志出版“西班牙内战”专辑,刊登了我们的论文《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一个报告》。2006年在西班牙萨拉曼卡(Salamanca)举行的国际志愿军参战七十周年纪念会上,我们发表了《参加西班牙内战国际志愿军的亚洲人》。2009年初北京塞万提斯学院(Insfituto Cervantes de Pekin)邀请我们到北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研讨会,会议主持人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Laureano Ramirlez Bellerin推介我们这本书,并且透露已经开始翻译西班牙语的计划。西班牙的《先锋报》(La Vanguardia)、埃菲通讯社和新华网等媒体都有专题报道。同年年底西班牙的亚洲之家(Casa Asia)邀请我们到巴塞罗那演讲,并且安排了整天的媒体访问,经由《国家报》(E/Pais)、《先锋报》、AVUI等媒体报道,中国志愿军的故事便在西班牙流传开来。2011年幸运悄悄来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看到网站上徐祁莲教授写的书评后,找到了我们去参加她召集的座谈会“中国与西班牙,1936—1939:罗伯特·卡帕与全球人民阵线”。刘禾希望我们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于是建议与会评论家鲍昆接洽,不久便获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肯。我们衷心地感谢鲍昆、刘禾和徐祁莲,因为他们的关心和努力,使得大陆读者能够分享这本书。我们很高兴刘禾教授在执教繁忙中拨冗为简体版写序,在此深表谢意。我们还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凌志和北京一石文化马健全、王虎的编辑工作,使得出版圆满完成。    2012年3月

名人推荐

这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它其实在我们记忆的荒漠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将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名字——那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和继而奔赴抗日战场的外国人——永久地铭刻在后人的心中。——刘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后记

写这本书不知不觉前后已经超过了十年。虽然我们两人只是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这个研究,但是如果当初知道需要花这么长久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勇气抓住这个题目去探究,还真的不敢说。    当初被几个中国人为了西班牙这个陌生国度的自由,而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与性命的故事给迷着了。他们是谁呢?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做呢?却发现居然找不到关于他们的记载,于是,我们就上路寻找去了。    路上我们遇见了许多人,其中一个是碧眼金发的美国人,  叫梅根(Megan cogswell)。她说西班牙对她有着无比的吸引力。1973年大学毕业后,她就一个人跑去西班牙,这个斗牛的国度曾经使她的父亲在1937年放弃一切,前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样吸引她的父亲?她渴望能够在西班牙亲身感应到。    在西班牙她找到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学生是一位比她大七岁的年轻律师。有一天她去他的律师事务所上课,学生说太累了,今天不上课,她说那么改天再补课吧。哪知学生说:“不,我们随便谈谈吧。”谈什么呢?话题居然谈到西班牙!    梅根说,他们彼此小心翼翼地谈这个题目,像是在下一盘棋,仔细揣摩对方,然后才接腔下去。    “一个破碎的国家。”律师说。    梅根用心听着,不知他说的真正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心碎了。”律师接着说。    梅根小心问道:“你的父亲为什么心碎呢?”    “从1939那年,我的父亲就心碎了。”    1939年,不正是西班牙共和国战败在佛朗哥的那年!梅根一怔,大胆地说:“我想我的父亲认得你的父亲。”    年轻的律师开始哭起来,嘤嘤地说:“这样的英雄!”    梅根猜对了,律师的父亲和她的父亲,当年都是为了护卫西班牙共和国而战。三十多年来,在佛朗哥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他无法,也不能向自己的同胞流露这隐藏在心底的哀痛,是梅根这异国的善良,使他掀开秘密的一角,却惊异于梅根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西班牙阿.战的国际志愿军,是他心灵崇拜的英雄!  ’    纳瓦罗也是一位西班牙青年,因为参加反佛朗哥的地下组织,60年代不得不逃亡海外。他刚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当年去西班牙参战的美国志愿军。几个礼拜后,他终于找到第一个战士约翰。他惊讶地发现约翰眼里充满了压抑的恐惧,像极了他在西班牙地下工作的同志的眼神,他不知道那是50年代麦卡锡政治迫害的印记。约翰对他显得冷漠,而且很不自在,一直追问他为什么要来见他。经过几个晚上的交谈,约翰终于紧紧抱住眼前这个西班牙青年。    纳瓦罗没有忘记在西班牙的一个寒冬,他的父母要他保证:永远永远不要忘记从异国前来帮助我们作战的兄弟姐妹。并且庄严地跟他说:“将来不论如何,我们将永远敞开我们的家门,和国际志愿军的兄弟姐妹分享我们家中的一切。”    如果纳瓦罗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也一定会热情地伸出他的臂膀,像亲人一样把他们搂在怀里。同样地,如果那位年轻的律师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也一定会喜泣唤道:“我的英雄!”    然而中国志愿军早已消逝人间,连同他们在西班牙的经历。我们走遍了三大洲,去各地聆听古稀战士回忆他们中国战友的点滴,去寻访中国战士的亲友,去翻掘中国战士的资料,才拼凑出十三位中国战士残缺的面貌。虽然明知他们早已作古,可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毕道文医生在政变中丧生的传闻时,竟伤心地流下泪来。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战士恐怕不只这十四位。在我们收集的外国资料里,还有一些零星的关于中国护士、中国伤兵、中国战士的记载、诗篇和照片,却无法找出他们的姓名。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呢?有一说是“近百佘人”,然而比较中肯的数字恐怕是1939年《新中华报》编者写的“数十人”。期望以后能够有人继续挖掘下去。    在寻找中国志愿军的资料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其他的亚洲人——菲律宾、日本、印度、越南和印尼人,也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其中数日本战士白井的资料最丰富,在日本还有两本他的传记,但是关于其他的亚洲战士,几乎没有什么记载,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们在这本书里只列出他们的名字和简介,希望以后有人能够研究这个题目,使他们的历史能够活现出来。    对于许多国际志愿军,西班牙不是他们生命中的变奏,而是他们一贯的生命脉搏。譬如毕道文,还有十几位外籍医生,他们参加西班牙内战后,便志愿去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等到毕道文终于返回印尼,他合弃了公家分发的汽车洋房,每天一身布衣,像街坊的一般贩夫走卒,骑着脚踏车去麻风病院看病人。譬如像纳尔逊这些美国老战士,他们在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反核武、支援中南美的运动里,都是让人刮目相看的老兵。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么活着呢?    有一回,我们在巴黎跟一位当年也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波兰医生欧斯勒聊天,他正在研究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四百多位医生,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话题谈到这些医生,包括他在内,为什么当年会去西班牙参战。欧斯勒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总有一些人,他们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即使那是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内心有一种渴望,想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使他们甘愿做出被人们认为是合己利他的行为。譬如史怀哲,他跑到非洲去行医;譬如现在的“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Border‘s),他们专门去最危险最痛苦的地方去救人,像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这些地方,明知炮火的危险、病毒的传赧惨淡的生存环境,他们还是执意地去了,,不要求任何的报偿。欧斯勒说,其实那些人是为了自己,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饥渴而去的。    突然,欧斯勒把话锋一转,问我们:“那你们为什么去寻找中国志愿军的历史呢?”我愣住了,然后不解地说:“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就问过我们这个问题。”那年是1 991年。当时我们答复过他,显然他并不满意,八年后他还是问着同样的问题。    “也许我们也是为自己而做吧。”望着欧斯勒,我终于这么说。的确,我们想探视他们攀登精神高峰的神秘力量,使我们分享世间任何物质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的鼓舞与生命的意义,使我们在现世涌现的昏暗中,没有理由颓丧绝望,要像他们一样,无惧于任何挑战。    1999年12月12日,就在这本书写到尾声时,悲哀的太阳沉落在波罗的海的海平线下。德国志愿军白乐夫医生在他九十三岁生日当天离开了人间。    在这十几年当中,许多接受我们访问的国际志愿军,相继病老去世。白乐夫医生算是高寿的,也是我心爱的朋友。我无法忘记六十年前他是怎样从西班牙战场赶去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我完全了解西班牙青年纳瓦罗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拥抱美国志愿军,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激动地拥抱白乐夫医生。    白乐夫医生走了,可是就像比他早走的国际志愿军一样,他的心却留在人间。讣文上这样写道:“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内容概要

倪慧如、邹宁远,成长在台湾,后赴美国留学,在自然科学领域耕耘。异国的土地提供了他们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空间,在世界青年进步风潮的启发下,选择了自己生活的道路。相信“四海一家”不是梦。
倪慧如(英文名Nancy Tsou),邹宁远(英文名Len Tsou),一对旅美华裔科学家夫妇。

书籍目录

【代序】  写在记忆的荒漠上 / 刘禾
【自序】 谁说中国人真的只扫自家门前雪?
【前言】 第一次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
【楔子】 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西班牙内战(1936—1939)
“共和”与“反共和”的斗争
国际法西斯的干涉
自由的西方选择了佛朗哥
国际志愿军的浪潮
姑息与战斗
【第一部】 寻找历史的春天
[1] 纽约—西班牙—哈佛旧报—中国城—东欧之行—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柏林—布拉格—荷兰—日内瓦—巴黎
[2] 去台湾—再往荷兰—在北京—联络莫斯科—前往保加利亚
[3] 又访北京——去成都——再访北京——拥抱西班牙
【第二部】 英雄的故事
[1] 中国志愿军
谢唯进(林济时)—张瑞书与刘景田—张纪—陈文饶—陈阿根—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刘华丰
[2] 亚洲志愿军
华裔印尼籍人:毕道文
其他亚洲志愿军
[3] 参加西班牙内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外籍医生与护士
迪尔哈根之歌——德国的白乐夫医生
索非亚的中国情——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医生
简介与名单
【第三部】 咏叹的诗文
欢送演说辞 /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自由西班牙》序言 / 加缪
国际军团到马德里来了 / 聂鲁达
明天的种子 / 朗斯顿•休斯
诗 / 约翰•康福德
生之意志 / 斯蒂芬•斯彭德
献给在西班牙阵亡的美国人 / 海明威
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 约翰•塞尔斯
林肯兵团:对美国历史一点批评 / 纳瓦罗
《保卫马德里》歌曲 / 麦新词、吕骥曲
在回忆中重温往事 / 乔治•奥威尔
【余音】 橄榄桂冠的召唤
背着枪走进马德里大街
用鲜血护卫西班牙民主
四万多个志愿军只剩下几百人
转往中国参加抗日战争
理想之花散发着幽香
【后记】 接受我们访问的国际志愿军,相继病老去世

编辑推荐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编辑推荐: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全世界是我们的家乡。一场震撼世界良心的战争——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国际法西斯的干涉,国际志愿军的浪潮……那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它呼风唤雨,曾经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让加缪的心口淌血,让全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男女老少志愿去西班牙。一群参战西班牙的中国人——东战场,西战场,从抗日中国,从欧洲各国,分别来到西班牙战场,国际反法西斯的阵地上出现华人身影。加缪说:“西班牙使我们意外地了解到,正义一方未必成功,暴力是可能征服精神的。”海明威说:“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他们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一批无国界“西班牙医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序言感慨说,像白求恩一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的外国志愿者,还包括印尼华裔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印度医生爱德华等20多位医生和护士……一对旅美华裔科学家夫妇——2位台湾人→踏访3大洲→独立坚持10多年→居然拼凑出13位中国战士残缺的面貌→活出历史,他们不再是躺在纸上的名字: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陈文饶—陈阿根—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刘华丰……

作者简介


编辑推荐(作品看点)
★ 一场震撼世界良心的战争——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国际法西斯的干涉,国际志愿军的浪潮……那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它呼风唤雨,曾经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让加缪的心口淌血,让全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男女老少志愿去西班牙。
★ 一群参战西班牙的中国人——东战场,西战场,从抗日中国,从欧洲各国,分别来到西班牙战场,国际反法西斯的阵地上出现华人身影。加缪说:“西班牙使我们意外地了解到,正义一方未必成功,暴力是可能征服精神的。”海明威说:“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他们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 一批无国界“西班牙医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序言感慨说,像白求恩一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的外国志愿者,还包括印尼华裔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印度医生爱德华等20多位医生和护士……
★ 一对旅美华裔科学家夫妇——2位台湾人→踏访3大洲→独立坚持10多年→居然拼凑出13位中国战士残缺的面貌→活出历史,他们不再是躺在纸上的名字: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陈文饶—陈阿根—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刘华丰……

内容简介
“我们没有死光,实在是奇迹!”
20 世纪30 年代,当中国在日本法西斯肆虐下挣扎时,居然有中国人志愿前往西班牙抵抗德意法西斯,他们散发“四海一家”的情怀,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谁说中国人真的只扫自家门前雪?
历史唤起我们的记忆, 早在1868—1878 年古巴独立战争, 就有上千名华人参加;1917 年俄国大革命,华工参加红军人数高达数万人。1936—1939 年西班牙内战,华人的参与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延续。
从1936年到1939年,来自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军先后来到西班牙,与当地反法西斯军民并肩作战。在这支国际大军中,也有中国人的参与,但是,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半个世纪后的一次偶然机会,一对旅美华裔夫妇发现了西班牙内战时中国人的身影,在历史的尘埃中,如彗星闪过。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查不到资料?这对科学家夫妇决定追寻先人足迹,发掘这些勇士的事迹,填补历史不该留下的空白。历尽十余年,八方求索,终于完成这本第一部关于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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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9条)

  •       12岁的谢进珍被满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干休所一个外观普通的房间里,满墙都贴着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长相敦实的黑人,还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对着镜头演讲。  谢进珍的养父、一个西南小城里满脸沧桑的“书呆子”,站在屋里,对每张照片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年幼的她甚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后来谢进珍才知道,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的情形。养父谢唯进当年在战场上亲手拍下了这一切。他是“国际纵队”的一员。  类似的震惊,在20年后击中了另一个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台湾人邹宁远,原本正翻阅“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不期然看到了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  与谢进珍不同,他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内战:“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上,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的浪漫钟声。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续至1939年的这场战争中,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主动奔赴战场。这些人中,有中国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医生白求恩、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当然,还有海明威。  只是,那里怎么会出现中国人呢?**“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那些寻找中国人的故事,源于198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纽约城里播放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1936年,因为反对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他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了解历史的人们,会将西班牙内战总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当年,在佛朗哥军队与得到苏联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间,英美等国选择了保持“中立”。一时间,唯有德意两国的武器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该国成为法西斯实验最新武器的战场。  然而,这场战争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许多国家的公民作出了与他们政府不一样的选择。  4万多名志愿者,也许是艺术家、诗人,也许是矿工、木匠、海员,或者码头工人,在那一年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当时则加入了民兵组织。  跑去西班牙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已经从这场内战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阴影:“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  “我记得半夜醒来,心想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他有关节脱臼的毛病。也许我该把这秘密告诉医生,他就准去不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纠结还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学体育教师,终究在西班牙战场遇难。提起往事时,老太太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即将落下的泪水说:“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观众席上,从事科研的华裔夫妇邹宁远与倪慧如被这一幕震撼了。  成长于台湾的邹宁远与倪慧如,当时是纽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着“写专利、发论文”。这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让这两位科学家第一次听说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西班牙国土上的战争:竟有这么多人自愿从这么多国家出发,为了一个陌生国度的人民而投入战争,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想象”。  因为这份感动,他们很快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团体熟悉了起来。事实上,老战士们依然活跃在全美的各大抗议游行活动中,中气十足地反对着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标语之外,他们也会骄傲地举着“林肯兵团”的大旗,那是他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旗号。  直到1986年,邹宁远在“林肯兵团”的纪念册上发现了中国战士的名字。  如今说起这事儿,他一连用了好几个“不可思议”:“听到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们没想到还会有中国人去参加——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啊!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气氛。那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君健常常会与他的老师、武汉大学教授朱利安·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西班牙内战。贝尔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疼爱的外甥,一位擅长作“朦胧诗”的诗人。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再安居于中国:“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挣脱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当年的报刊上,西班牙内战也总是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年头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卫马德里》,是一个名叫“国际研究会”的小组织里两个年轻人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至少在中国,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后来连教会大学的学生都哼着“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满街跑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曾撰文回忆称:“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保卫马德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游行中,《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了延安。正在当地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还用西班牙文写了“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高高举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邹宁远曾在巴塞罗那的国际纵队50周年纪念会上遇到过日本教授川成洋。这位教授带着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就为了搜集当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愿者杰克·白井的资料。很多美国老战士记得这个家伙,他是在西班牙时“林肯兵团”里最受欢迎的伙夫。  但杰克对自己被分到的这份工作,简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苏联步枪,我来这儿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线!谁能够在厨房里打法西斯!去他妈的厨房!”  这番抗议起了效果,白井在机关枪连队里成了一位“持枪厨子”,他跟政战官立下约定:一旦前线有战事,就去参战。最终,在1937年7月11日,为了给前线战士送饭,白井利索地跳出战壕,再也没能回来。  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个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儿。近30年后,白井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拥有了一块纪念碑,还有两位日本学者为他著书立传。  倪慧如猜想,对于当年正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国民去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许象征着一种救赎,因此他们分外郑重。  即便到现在,邹氏夫妇也没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华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不见任何记载。“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段历史继续空白。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我们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忆往事时,倪慧如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只觉得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  这念头一起,就是历时十多年、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寻找。为了还原这场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瞬间,邹宁远与倪慧如曾经在西班牙某小镇的档案馆里把所有格子中满布灰尘的卡片一张张抽出,试图寻找到一些旧日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走访过奥地利、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与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谈,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勇气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  国际纵队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一队“中国纵队”,可是,巴黎华文报《救国时报》1939年的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国人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在国际义勇军者和共和国军中者百余人。”  这百余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谢唯进。1937年春天,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西线战事》的小说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谢唯进如何“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受命赴西班牙参战”;但对于读过谢唯进书信与日记的邹宁远与倪慧如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邹宁远正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相反,他见到了谢唯进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篇费力地劝说对方接纳自己参战:“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似乎是为了打消疑虑,谢唯进还建议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国部核实自己的党员背景。  最终,他如愿以偿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队。  上海工人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会,他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而这艘轮船启程开往欧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不光会讲法语,还会5种中国方言。他告诉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  后来美国人奥尼茨在俘虏营里和陈阿根成为好朋友。他问阿根:“那厨子鼓动你来西班牙打仗,自己为啥不来?”  阿根说:“他说他奉命要去苏联深造。”  遇上邹宁远与倪慧如的时候,奥尼茨跟他们说了自己后来的猜测:一个会讲多种中国方言、在船上当水手、还奉命去苏联深造的越南人,也许就是胡志明?无论如何,陈阿根自己看上去一点也没后悔。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明星是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雷诺连”去西班牙参战时,他俩一起报了名。  和白井一样,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国际纵队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他们: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  张瑞书知道,人家是嫌他“年纪大”。可这俩山东老乡也不说啥,就埋头苦干了起来,他们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土木工程师张纪。他是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37岁的张纪在1937年春天在纽约登上“巴黎”号客轮,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只要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与他同在“林肯兵团”的还有广东人陈文饶。人们无从得知25岁的他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华文报的信:“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  国际纵队里的很多人都记得华人医生毕道文。他原是印尼华人,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不愿在“国籍”一栏填上殖民宗主荷兰,于是总自称是中国人。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有关遥远中国的事情”,这位印尼大叔(没准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为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中国,波兰,自由。  那年头国际主义精神对这些人的感召,可以从张纪的一段回忆中看出来。有天,他在战场上打听陈文饶的消息,迎面跑来一个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老张定睛一看:嘿,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听着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汇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没有了害怕。他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不是年轻人觉得新鲜,想冒险,想去西班牙战场玩玩。他们是深深地觉得,人类——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什么种族——都应该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相互帮助。”了解了这些志愿者的故事之后,倪慧如总结说。**“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1991年,在东柏林的一间民居里,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医生白乐夫这样问远道而来的邹宁远、倪慧如夫妇。  当他们尽全力去探究这段故事的时候,被遗忘的历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扑面而来。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与当时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杂志上,张纪记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军官训练学校认识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俩在法国某站台上重遇。查理已经瞎了一只眼,但他满不在乎地冲着张纪嚷嚷道:“哎,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少了一个头灯,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与西班牙遭遇的是类似的命运。当年《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的锦旗上写道:“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德国共产党员Rolf Becker地道的汉文名“白乐夫”,就来自1939年的中国。从西班牙战场撤退以后,他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一路行经江西修水、河南南阳、云南楚雄等多个地方,“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来的经验,可以就地抢救伤病员。  直到8年后,他才登上二战后第一班从上海回伦敦的轮船。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两位女护士。他们都是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自愿赶赴中国,继续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为这段经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典雅的汉文名。这些人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来中国后第二年在陕北因细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国待的时间最久的,是白乐夫。  许多医生都忘不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贵州图云关山区的时候,每周总有一两天,大家结伴一起,唱着西班牙战壕里的歌曲下山,浩浩荡荡去贵阳城里听京戏。  在中国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后,白乐夫在山东遇到了印尼华人毕道文,因为有西班牙的共同经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忆起西班牙战场,白乐夫还记得国际纵队中有一个厨子是中国人,个子高高的,30多岁的年纪,是从法国过去的。“我们嫌他菜烧得不好,他气得不得了,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的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最开始,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心去查找。”邹宁远说。可是慢慢地,见过越来越多在美国、在欧洲的西班牙战场志愿者,了解了每个人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要留住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历史。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志愿军,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他们参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说起这项研究,倪慧如变得有些激动,“这是全世界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为了民主,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来做一件事。而中国人是参与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当属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锦旗足有一人高,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其中,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谢唯进带去西班牙的照相机就是周赠送的,他用它拍了后来那满墙的照片。  巴黎中国人民阵线一位名叫“赵建生”的联络人写信告诉谢唯进说,这面锦旗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海员送来的礼物。“赵建生”,是饶漱石的曾用名。  然而此时,国际纵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当年9月,辛苦支撑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撤除所有外国部队,希望德意两国也会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随着大部队,陆续撤退到法国境内专门安置国际纵队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建造在海岸边的沙漠上,四周没有草木,只有围了两层的铁丝网与网外看守的法国士兵。这样的境况下,谢唯进还带着一个西班牙语极好、名叫张树生的战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中国抗战情报》,向营里的国际战友们宣传中国的抗战问题。  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给远在中国的友人龚普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决定回国抗日的还有碉堡工程师张纪。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他告诉美国人门德,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没有人知道张纪是否曾成功抵达延安。关于他的所有线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门德在1986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向相关部门询问过这位老友的下落。对方告诉他,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终撤退之前,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奉命汇集到巴塞罗那。女英雄伊巴露丽在他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告别会上上台致辞:“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请回到我们这里来。你们如果没有故国可归,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如果渴望友情,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将满载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热爱与感激。”  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这天。半年前,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叶君健的老师朱利安·贝尔,也在西班牙牺牲。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国土的国际志愿者,仅7%毫发无伤地离开,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  海明威以自己的语句送别了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德意两国并未随着国际纵队的撤出鸣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溃不成军。1939年3月28日,首都马德里被占领,西班牙内战就这样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长达40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则由此开启。  离开西班牙战场后,因为在法国工作多年,张瑞书与刘景田很快就被工友们搭救了出来。虽然没有进集中营,却也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倪慧如读到了他们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新闻。在邹氏夫妇开始寻访之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张瑞书在1947年成为新华社的干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并于1968年去世。在亲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待自己近乎严苛的老党员;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浇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没什么人关注他的过去。倪慧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托人去询问,一位老干处的负责人告诉来者: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贡献。  然而邹宁远与倪慧如一次次在欧洲的杂志上见到他们。张瑞书的大头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马德里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一名令人难忘的国际英雄,他的西装照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法国杂志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与东德的报纸上,刘景田背着伤病员的相片,被当做那场满是国际主义者的战争中经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东德医生白乐夫最后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毕道文寄来的信函。他猜想毕道文在其后的苏哈托政变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毕道文给印尼国内的老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个词:自由。这个词把对方吓了一大跳。那时候的印尼,收一张这样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毕道文在一处偏远小岛上的麻风病院里当医生。人们认为他已近乎发疯。  80年代末,在东柏林的寓所中,白乐夫找出收藏多年的毕道文相片,交给了邹宁远夫妇。照片上的中年人身着民族服饰,圆圆脸,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给老友的这封信中,毕道文写道:“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战及中国的老战友。希望你能完整无缺地收到……不要忘记前进!”  白乐夫医生在1999年93岁生日的当天离开人世。他的讣文上写着: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对于生长在台湾、上世纪60年代赴美留学的邹宁远和倪慧如而言,美国的西班牙内战志愿军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么多年来,在美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中——纽约反对核武竞赛的队伍里,抗议美国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游行中,乃至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群中——他们总会看到这群白头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队伍前排。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个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站出来抗议。游行队伍里,他们看上去那么年轻。”倪慧如回忆说,“有回我们在纽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队伍里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个90多岁的老兵,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前走。他后来就是在游行时去世的。”  毫无疑义,西班牙战场下来的这群老战士,“不是讲讲而已,是要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他们用一辈子实践了自己的理想”。***“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说四川人谢唯进可曾如愿践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担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的谢唯进顶着一“谢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养病”,直到临终前也没能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的苏联妻子,他在苏联读书的儿子,还有他曾经在国外多年的“国际特务”身份……  但他告诉养女谢进珍:“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  谢唯进回国后,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在空军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离休了,两年后,更被送往偏远的南充干休所。  他人生最后的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一箱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资料上——它们陪着他从西班牙战场到法国集中营,再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四川乡下躲过了抗日战争与历次运动的摧残。  获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后,谢唯进把医院变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内战资料的工作室。他最终赶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资料。  在南充小屋里满墙战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养女说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让你知道这段历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知道,还不当废品给我扔了。”有一回,谢唯进感叹说。  但谢进珍不开心的时候,会跟爸爸顶嘴:“我觉得你这个老党员这么多年,今天落得这个结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当老百姓自由些!”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谢唯进依然对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讲述当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谢进珍的老师来家访,他也对人家侃侃而谈:“当年西班牙战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分种族去支援西班牙内战,那种气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记西班牙战场一样,西班牙战场上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邹宁远还记得一个奥地利的老战士特地来告诉他:“我在战场上遇到过‘林济时’。”“林济时”是谢唯进在参战时使用的假名。邹宁远最惊讶的是,50多年过去后,这些老人依然牢牢记得那个中文读音,这对欧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们的很多记忆都清楚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逐渐明白了,“那是他们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经历”。  “请务必回来”——1996年,伊巴露丽这句演讲词说出口58年后,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国际纵队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议会在那年年底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  “兄弟们,你们的名字照亮了马德里。”西班牙老诗人在老兵的聚会上大声吟诵诗作,几乎同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不许法西斯通过!”  谢唯进与张瑞书已去世,更多的人则从此不知所踪,重回马德里的老战士中,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邹宁远和倪慧如的寻访进行到最后,写出的文章被集结成一本关于中国志愿军的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橄榄桂冠的召唤》。  “不管写得是好还是不好啦,只要查证之后是确切无误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出来。”每篇文章后都附着很长的注释,每条信息的来源都被仔细标注,“希望后人如果有兴趣、有机会,能够把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这本书有了简体中文版,取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头,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西班牙汉学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红旗图案为底色的封面上,中国工人刘景田背着伤员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头的硝烟中。  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邹氏夫妇刚过不惑之年,现在,两人已头发花白。  在书的末尾,他们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多人为此而牺牲性命。  “‘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  去年的圣诞节,一位巴拉圭裔美国音乐教授给邹氏夫妇打来电话。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战场上国际纵队的一员,在祖父从法国集中营带回的诗集里,他发现了一段中文留言。“你们能帮我翻译吗?”  倪慧如觉得很欣慰:“70年后,孙辈还把它当宝一样地珍藏着,历史播散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泛黄的诗集上,是邹宁远与倪慧如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来自1939年的对未来尚充满希望的谢唯进。在与这位巴拉圭战友告别时,他用中文写下祈愿:“特书此以作我们将来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为我们公共事业而奋斗之纪念。”
  •     西班牙内战如同1968五月风暴,是我成长的重要坐标。尤其是西班牙内战,我越来越发现它对我必然的引力。奥威尔、卡帕、洛尔迦、加缪、奥登、薇依……这些人引领我走近它。倪慧如、邹宁远夫妇合著的《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则给了我一个契机整理一些对西班牙内战的想法。阅读这本书几乎可以满足你对西班牙内战的一切浪漫想象。你会看到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四万多名国际志愿军不远万里来西班牙保卫共和国、反抗法西斯。经过作者令人钦佩的调查走访,我们读到了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等十多名中国志愿军的故事。他们身份经历各异,但出于同样的理想,受到同样的感召来到西班牙。还有印尼华人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等出现在西班牙、后来又去了延安的国际主义战士。作者引用奥威尔的记录:“这儿的主流思想是社会主义……正常的阶级划分完全消失了。……当然这种情形不可能永久存在,这只是全世界大游戏中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情形,虽然如此,它已让每一个亲历其境的人留下了终生的影响。……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否则它就没有意义了。”(403)内战期间某部分的西班牙似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意义,这种意义犹如对共产主义的幻想,永远有吸引人的魔力。正如作者所言,“鼓舞着我们的,是前人超越国界的正义行动和捍卫人类真理而无私奉献的精神。”(131)他们想“从勇者们身上发掘闪光的精神,为这个冷酷现实的世界,带来生活的勇气与希望。”(85)然而我知道的西班牙内战并非全然如此。拿奥威尔本人的经历来说,他和妻子匆忙奔赴西班牙,没有通过共产国际,而是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POUM)的民兵团。“在1937年,当共产党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权(或者说部分控制权)并且开始迫害‘托派’以后,他们夫妇俩发现自己已在受迫害之列。他们很幸运地逃出了西班牙。但他们的许多朋友却被枪毙了,其他人在监狱中关了许久,有的干脆失踪了。”(a译者前言2)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书的第5、11两章他详细说明了左派内部的分裂和矛盾,苏联和共产国际不想借机发动革命,“苏联提出条件:‘阻止革命,不然就得不到武器’,而对付革命分子的第一步就是把统一工党开除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a41)“‘战争第一,革命第二。’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迟到一个更合适的时间,而是确保革命永远不会出现。”(a52)“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持的是超然的态度。几万人来参加战争,但他们身后的上百万人却对此很冷淡。”(a53)内部清洗规模相当大,“几个月后,政治囚犯的人数已上千,还不算法西斯分子。”(a159)在西蒙娜·薇依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西班牙内战的残暴。在一封信中她写道,“出发时作为志愿者怀着牺牲的思想准备,实际却陷入了一场雇佣军的战争里,残忍暴行数不胜数。”(b156)当时她加入的是无政府主义民兵组织,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非常不满。秉持着和平主义思想的她目睹了战争的残暴:“种种这些罪行使我感到害怕,但并不使我惊讶。但每当我想到我自己可能也会干出这种事的时候,我感到更加恐惧。”(c535)而且她发现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西班牙内战已经演变成为俄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家与国家的战争。”(c541)因此她对西班牙革命的前景非常悲观失望:“当一场自发的起义变成有组织的战争的时候,革命就会被专制所替代。”(536)回到法国后,她更坚定了反战和平的信念:“同志们,为西班牙而战吧……那里步枪已经准备好……还是为理想而战?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有没有过一场战争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公正、自由和福利呢?”(c539)另外,薇依的这句话深深感动了我:“从西班牙回去后,西蒙娜对我说,当她想到退路被敌人切断并将被敌人杀死的时候,她当时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丽。”(c530)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的15~19节有很多对西班牙内战的思考,他笔下的西班牙内战与我们在《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中看到的西班牙内战非常不同。“西班牙的左翼和右翼之争,有它特殊复杂的‘西班牙情况’,更不是人们想象的民主制与法西斯的决战。”(d307)他指出这场战争实际有三方力量,极左的苏联、极右的德意、二者之外的美国等国。“很少有人敢指出,反法西斯一方的激进派,也有过和法西斯相同的作为。……这使得这些左翼以后在长久的岁月里,戴着反法西斯的桂冠,把同样的杀戮行为,长久地掩盖下去。”(d291)“在西班牙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两翼大致不相上下。假如只提其中一半,那么就有另一半的事实和教训被忽略了。”(d293)例如共产党方面卡利约负责的“马德里模范监狱屠杀事件”。其杀害人数根据不同方面统计在两千到五千人之间(后来他把责任推给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是对敌人痛下杀手,对“同志”也毫不手软。同样引用奥威尔的话,“共产党和共和派军官之间,爆发了内部冲突。四天巷战中有一千多人被杀。……面对残酷现实,他(奥威尔)已经不由自主地好几次要把内斗的对方叫做‘法西斯’。”(d344)“当真正的1984来临时,很多人对奥威尔的‘先知先觉’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惊叹他在20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看穿了由政权参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变做一种社会改造,隐藏着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对私领域的抑制,对大公无私的理想颂扬,很可能造成‘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大规模侵犯,而对竞争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随之扼杀人的创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后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尸走肉’。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d357)奥威尔从西班牙返回英国后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之后写出了更为人熟知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后两部著作的思路是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内战的。而下面这段话更值得我们仔细思考:“1936年8月14日,佛朗哥的摩尔兵在巴达霍斯屠杀战俘,人神共愤,全世界为此谴责他们是法西斯主义。共和派是在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进行这场战争。假如共和派一样滥杀无辜,持有一样的逻辑,它脚下正义的立足点就消失了。一开始,它就已经从根基上垮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样的逻辑,就是假如我们受到残酷对待,那么我们的残酷报复就是合理的。其实,你不是在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在证明对方行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变得和邪恶一样!你在高喊着:换一换吧,其实只是邪恶互换,而不是以善替恶。任何对抗,真正的提升,是有勇气和能力让自己变得和对手不一样。否则,就依然是落在对手给你预设的陷阱里。”(d362)这其实是并不新鲜的目的与手段的问题,但在需要唤起这种思考的时候,人们却往往跟从了原始的暴力。更不堪的是出于现实利益而假借高尚合理的借口(我想起普京关于克里米亚的演讲)。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邪恶互换,而在西班牙内战中,我们至少看到了一点点以善替恶的可能。尽管历史与浪漫想象往往相距甚远,但我们仍会惊讶于在西班牙内战中那些人类最高尚的闪光,哪怕那些闪光比起整体的黑暗十分微弱,挑剔起来更所剩无几,但那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再次引用奥威尔,“当然不会有绝对的平等,但这种平等比我以前曾见过的或在战争时期所能想象的更接近真正的平等。”(a21)尽管这种平等仅仅在很小的地区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这是人类希望的火种。正如作者在本书结尾处所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总有一些人,他们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即使那是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内心有一种渴望,想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使他们甘愿做出被人们认为是舍己利他的行为。……我们想探视他们攀登精神高峰的神秘力量,使我们分享世间任何物质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的鼓舞与生命的意义,使我们在现世涌现的昏暗中,没有理由颓丧绝望,要像他们一样,无惧于任何挑战。”(418)如何在当今的时代,当今的中国重新找回理想主义、国际主义这样的信念,如何以信念介入现实的行动,这是我们难以解答又必须解答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摆着的答案,面对历史我们很难不顾虑重重:从西班牙战场奔赴中国的白乐夫医生晚年在接受作者访问时问道,“‘天安门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书中出现这个名称我心头一惊,之后作者写道,“望着白乐夫满脸的凝重,我想,在他们面前谈这件事,是多么的不忍,然而又不能不说实话。白乐夫静静地听着,不出半点声音。我讲着讲着,手脚竟发凉起来,我极力控制着颤抖的嘴唇,像一头孤雁飞向落日的悲鸣。白太太一旁劝说:‘不要只顾着讲话,吃饭吧!’我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历史的发展似乎对人性最崇高的无私奉献,开了一次致命的玩笑。‘我还是深爱中国。’白乐夫最后平静地说。”(340)刘禾在序言中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子里,民主和自由的呼声主要发自于左翼阵营,在很多国家,右翼法西斯是压制民主和自由的力量,这和‘二战’后由于冷战所形成的世界格局完全不同。”(6)是的,形势完全颠倒了。苏联的幻象破灭了,中共曲曲折折走上了一条自己也不太好解释清楚的道路。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反讽的对象,它失效之后造成的真空又成为难以排解的精神压力。自由民主成为西方攻击别国常用的说辞,而我们,曾经最理直气壮呼喊这些字眼的人们却越来越底气不足。国际主义面对“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样道貌岸然又道德空洞的现实说法时更是无所适从。在我们之前,逝去的是几代人的理想,留下的是让人哑口无言的“理想”破碎后扎脚的碎片。如何迈出脚步,走过刺痛、危险又别无选择的荒野抵达新的理想,并提醒自己要时时小心它重蹈覆辙,这是不知道又要过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征途。最后,要向倪慧如、邹宁远两位作者致敬。“有时我忍不住会想,这么多文笔好的作家,要是由他们来写,那该多好;可是偏偏由我这样的人来写,千辛万苦找来这么多好的材料,恐怕都要被我糟蹋了!但是人间事就是这么矛盾,有文笔的人,未必愿意写这个题目,没有文采的人,却死心塌地的要做。我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而且非把它写好不可!”(125)他们本也无意做文人,他们是志士。就为了这样的作者,也该读读这本书。——a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许卉艳等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b 卡博,《信仰与重负》,顾嘉琛 杜小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c 佩特雷蒙特,《西蒙娜·韦伊》,王苏生 卢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d 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2007
  •     1书名起的很好,当时看是广西师大,觉得应该不错。2给还行是因为两位作者用心颇多,但是传记专业性实在欠缺,前后文章有好几处重复。很多待验证之处,以“也许 也许” 等次带过。3去西班牙支持的中国人真正从当时中国出发的只有一个,还是逃亡路上被船上处理忽悠的。

精彩短评 (总计62条)

  •     无意在新闻上了解到的,买来一周多就看完了,感觉很好,然后又因为这本书找了奥威尔的《1984》,真是书又生书无穷尽也
  •     本年度阅读最佳。向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致敬。
  •     现代西方人加入ISIS,历史何其相似。
  •     热泪盈眶。
  •     这是一本好像流水账一样但是你又会每页细细品味,感受新潮澎湃的书。
  •     没有理想的人是没有青春的。
  •     国际主义情怀
  •     文字一般,素材重复(两位理科作者的业余研究,可以理解);编辑也有明显错误,那么多空括号是怎么回事。当然国际主义精神依然动人。某种程度上这是左翼文艺在当下的一个困境,让人产生敬意,但并不想加入他们。最感动的话来自一个西班牙人瓦纳罗:“我确信有一天,在美国人民赢得自由时,街道、广场和花园终将以林肯兵团的战士取名。”
  •     “何必回故乡?看,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是兄弟姐妹,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上中国人的话。那是1938年,这群人,离民族主义要多远有多远。真正年轻过的人,一辈子都年轻。不等独裁落幕不送《格尔尼卡》回西班牙的毕加索说的。
  •     来感受一下朴素的英特纳雄耐尔精神。可惜的是,在科技发达、交通便利、跨国交流更加通畅便捷的今天,世界大同的理想反而更加遥不可及了。
  •     后面有些重复
  •     虎头蛇尾,文章措词有点做作。
  •     真是难得的书,作者有心了
  •     去年的《寻找苏慧廉》与本书有相似之处,不过那本比本书更客观,虽然资料堆砌较多,但更有价值也更值得信任。书中“我”“宁远”已经喧宾夺主了,这不是内外行的问题。non fiction作品中过于渲染感情,身临其境的描写其实效果并不好。不过,从本书中至少知道有曾经中国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     沉溺在自己鸡毛蒜皮的小世界太久,也需要多抬头仰望星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那些无私的无畏的年轻的心
  •     这是一本不错的书,虽然作者并非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在《读书》中见到李零教授推荐,买来一看,果真不错。
  •     我们都曾年轻过, 都曾怀揣改造世界的理想。
  •     两位科学家作者有一种拼命追求文笔的执念,但写出来的文字就文笔来说确实乏善可陈,因而展现出一种初中生写作文碰到自己喜欢的题目时的认真与热诚。“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够挣脱这羞愧之感?”究竟他们为什么要去西班牙?这个问题因为一代人的奋不顾身才能被问出口。它表明一切相信所谓“年轻时不相信共产主义便是无良知”云云的人才是最大的犬儒主义者。
  •     “西班牙是我们心上的伤口,她让我们首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使我们意料不到地了解到,虽有正义也不会成功,虽有勇气也会一无所得,暴力可能战胜精神”,然而迟来的胜利总会追上无情的历史,“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     值得让世人知晓的历史断面,确切说主要是华人,有从中国去欧洲留学的,有从印尼和越南去欧洲学习的华裔,有西方国家的资深医生,他们一同怀揣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西班牙抛头颅洒热血,然后在转战于中华大地,但历史并没有犒劳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晚景凄凉,让人唏嘘。
  •     你总能在革命文学里找到理想、感动、和多多少少的悲伤。
  •     什么叫左派,真正的左派是啥样?什么是人的样子,真正的人的样子。书里说了。
  •     虽然有点小贵 但是新书质量什么的真心可以
  •     虽有累述,但终究瑕不掩瑜,光彩处仍十分动人,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读书》的推荐是不错的。
  •     我倒不想吐槽这本书在写作上的问题,人家本来就不是要“写”而是要“记忆”。但这分明就是我们熟悉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里面的很多人物根本就是本国共产党或者第三国际通讯员,书末收入的文章也纪念了苏联对于西班牙的援助和美国麦肯锡时代对于共产党的打压,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就是不敢说这个词,结果标题只好归结于“年轻”──这算个毛?荷尔蒙吗?而出生于台湾的作者会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关心这个问题,除了经济条件的限制,那就是我们真的──已经不喜欢这个叫做国际主义的东西了。
  •     或许是他们让世界变得年轻
  •     感谢你们,让我相信这个世界存在过如此纯粹的信仰。
  •     被宏大历史掩盖的小角落。记得在看天才编辑传记时就记得里面会提到海明威多么热烈地去参加西班牙内战,没曾想中国当时也会有那么多的“国际主义者”。学西辅时对内战这种历史太缺乏关注了,都是那代人的伤痛,不过也是力量。
  •     开卷有益,好读书,读好书!
  •     其实很羡慕这样的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只是纯粹地前进。然而现实的残酷粗糙,注定,他们都是折翅的蝴蝶。我伤心的是,自己从未年轻过。
  •     有些事需要执着的人去做,虽然两位作者写出来的文字不是那么好看,但如同需要向国际纵队致敬也要向他们致敬
  •     总共三“部”前言后记来了六篇,第一部还是自己的生活流水账,自恋情结可见一斑。
  •     书其实有点枯燥,但是致敬之心支撑我看了下去。看完几个收获:1.西班牙内战的大致来龙去脉以及相关国际局势。2.感佩当年诸热血青年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国际精神,多次几欲落泪。通过阅读各位华人的个人历史,体味生活的艰辛,华人的不易,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跟西班牙内战跟抗日战争跟那个大时代串在一起的。3.作者坚韧不拔之毅力,八方求索之艰难及国内某单位之丑陋嘴脸,两位作者受国际精神感召,也是这种精神的传承践行者。4.口述历史的急迫性。5.感伤英雄落寞,物是人非,不免让人感到凄凉。6.中国人数以亿计,这些人当得起为其著书立传。另外,我觉得第三部分“咏叹的诗文”是本书最后的升华。
  •     Rafael 推荐
  •     了解中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只是作者叙述略显啰嗦。
  •     2014.01.26
  •     记录这件事确实很难得,特别是在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当事人都死的差不多了的情况下,依靠蛛丝马迹慢慢拼凑出了几个人的故事实在是很不易。 遗憾的就是因为上述情况,本书厚厚一本实际没有多少涉及到西班牙内战的情况,多数都是在讲他们从西班牙回来之后的事情。 第一部分是在讲寻访的过程,掺杂了当时收集到的故事,顺序非常乱,到第二部分又重新顺着讲了一遍……略蛋疼。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态度倒是不出所料,不管什么事儿都是一副官僚主义的嘴脸,谢唯进他儿子也是,一样的操蛋……
  •     “因为毕道文自称是共产党人,范女士便百分之百地信任了他。”[微笑]那个年代信任一个人就那么容易?经历过延安整风,布拉格之春的印尼华裔共产党员,参加过国际纵队的医生毕道文,回到爪哇老家时亲苏派打击亲中派,他被调到小医院里工作,最后似乎躲过了印尼的反共风波。这本赞扬理想主义的书,努力还原了不少人凄凉悲壮的现实故事。有趣的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死去后共产主义也差不多一起死去了。
  •     向西班牙致敬
  •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非常好的一本纪实或是历史的书,因为限于各种原因,许多细节都没能得到还原。但这并不能够对作者有所苛求,感谢作者历经千辛搜集史料,为我们呈现了在当时中国面临日寇入侵时,在西班牙依然有中国人为抵抗法西斯一同浴血奋战着。我们不应遗忘这一段历史,也为那种国际精神所感染。值得推荐!
  •     主要篇幅是作者的搜寻过程,而不是具体的事件,与主题有些偏。
  •     Interesting but a bit disjointed, three stars for their efforts at tracking down the remaining witnesses.
  •     主要是这个主题实在太高了,而历史这个东西,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写,还真的不能一概而论。
  •     主题立意非常吸引人,揭示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但是读起来感觉。。。没有那么激情和激动,也许是为了保证材料的客观?
  •     年轻人的激情、热血、岁月。
  •     读这本书 真的好像是心灵受到了洗涤。老的太快了 纯粹赤诚之心或许曾经到此一游过 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有的只是岁月涂上的垢。
  •     最感动的一段,是来自一群人翻越比利牛斯山的时候,大家抹黑牵着绳子前进,不知是谁开的头,二十几个人开始唱起国际歌,十几种语言在漫天星辰的伴奏下显得如此磅礴,那一刻,人离自己的理想前所未有的近。
  •     想到两位作者赤手空拳地展开这一段跨越多个国家地区,甚至是跨越时空的研究,心生敬意。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     曾经,大家为了反抗法西斯暴行,为了世界和平,而自愿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组成国际纵队抵抗佛朗哥政权,尽管失败,但是真的让人为他们的勇气和信念而敬佩!而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同胞!
  •     已经逝去了的我们先辈曾经拥有过的崇高的理想和可贵的品质。
  •     书的质量是不错得,待看中
  •     如果讲做人的责任感,两位作者和张纯如一样,并且在骨子里,我觉得二位作者应该和张纯如一样年轻,有朝气。八九十年代时的作者,岁月匆匆,他们也变老了,但他们曾经年轻过,好些人,未曾年轻就老了。书中的人,无论年龄几何,都是积极向上,怀抱全人类。以前我会觉得那时的年轻人傻,现在想想,如果有理想,有热血都算傻,自己算什么!总觉得在历史浪潮中应该做个弄潮儿,其实从内心深处已经达不到他们那种境界,留给我们的只有膜拜和无限的感慨!
  •     有人做了,有人写了,有人看了。。。【公交车上听梁文道介绍这本书差点听哭了,最近泪点真是有点低。【【睡前读物看这个老实说有点胸闷。
  •     空白括号的确无语。。
  •     存在过的东西需要很多证据。有想为之奋斗的就年轻。
  •     2015年6月份买的这本书,最近花了一个多星期读完了,首先是了解了西班牙内战和国际纵队这段历史吧,其次是震撼于倪慧如、邹宁远这两个人的追求,再次,其中的一些观点也使我很受启发,比如:“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否则它就没有意义了”,说得很对。读书过程中,我震撼于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了理想和主义而勇敢献身的举动,难道他们就不害怕吗?他们就没有思考过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值得吗?我很困惑,设身处地去想一想,我不敢说自己有勇气做出他们那样的决定……当今的社会,依然没有达到他们的理想,或者说远远没有达到。就像书中所说,真正的法西斯不是外表像野兽而好辨认,而是经常具有迷惑性,潜在的贪婪才是最可怕的,那才是法西斯。2015.10.29
  •     人类曾经也是有理想的
  •     纸张和印刷都很不错,内容看了才知道,别人推荐的。
  •     前面真是有点太枯燥了,不过从那里只能窥见作者的不易。每每想起一群不同肤色的人同唱国际歌就感觉热血沸腾。
  •     国际纵队的历史的确让我兴奋和向往了好一段时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人士的确很了不起,抛弃一切去为心中纯洁的东西战斗。但又觉得这些东西太美好了,美好得近乎浪漫主义。Anyway,我们需要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平衡一下过于现实的世界。对于作者夫妇,则更是钦佩了!自己偶尔也会有些浪漫的想法,但是基本上是很快就放弃了。而作者夫妇,居然能一直坚持下来,而且时间那么长,有那么多的困难,实在是太钦佩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官僚态度,实在令人觉得可恨!好吧,我有愤青了。
  •     第一次知道还有中国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大概有数十人,又一说百十人,这里面大多是华侨、华裔和在他国谋生的中国人,从中国本土去的只有一人,叫陈阿根。他们是为理想奔赴西班牙战场的,毋容置疑,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今,烟云消散,世事飘渺,世界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也不再年轻了。
  •     这么难看到的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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