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
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4
ISBN:9787548208983
作者:申江
页数:387页
章节摘录
我们终于考证出中国文化的真正爱神、原始《九歌》的真正主角——洛神，她是否真的就是原始重日中最重要的重五仪式的主角？首先，让我们确认一个问题：原始节日不可能没有具体的时间主角、意义主体，而且这个对象不可能是一种抽象、哲理、精英化的概括，必然要以生动可感的神话形象、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存在，然后通过仪式参与者的视听感受，借助巫觋（最早的演员）活灵活现的表演得到证明。其次，在对《九歌》诸神的仪式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现象：与充当自己所属时间符号的主角不同，这八位神灵都没有了在自己时间国度里的威风，都只是充当仪式的“配角”；不仅如此，古人还通过表现他们之间的情感生活，与其进行着善意的、亲热的、不分彼此的、“有失分寸”的交流，甚至让他们表现出与人类一样的孤独、失恋、吃醋、负荆、爽约、哀怨、恼羞等情绪。这绝不是对待君临天下者、至高无上者、不可一世者的官场心态、宗教心理，甚至就连那位掌握着生死大权的王母，在《九歌》里尽管曾经试图施展自己蔑视一切的傲慢，却在其夫公开的冷落面前完全丧失了王者的自信与体面，成为被仪式表演揶揄的对象。至于日神对老婆的负荆讨好、河神的风流多变、山神的寂寞无助等，都有失作为祭祀对象时的神国威仪。尤其是他们在公开自己的“私生活”时所表现出来的情欲冲动，更非道貌岸然者所为。显然，《九歌》并不是将他们视为节日仪式的祭祀对象来看待的，而且由于时间的错位，其中没有任何一位在重五这个特殊的时间符号里有资格接受众生的祭祀。他们不仅不再高高在上，而且更要努力通过展示自己“普通群众”的一面，实现取悦观众、取悦上帝、取悦时间的目的。因为在这个非天非地、亦阴亦阳的日子，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职能、能力可以独自成就自己的辉煌，都必须通过与“另一半”的结合，得到身心的全面平衡和谐、享受精神的高度快乐愉悦。于是他们只能从平时高高的祭坛上走下来，承认自己的过失荒谬，显示自己的并非万能，体现自己的七情六欲，导致一种比滑稽更加高级的幽默喜剧风格的形成。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节日精神，一种没存上帝、没有全能、没有等级、没有封闭的气氛。而这种节日气氛的出现，并非某位神灵或者角色的自我觉悟，完全因为还有一位比他们更加重要、生动、伟大，虽然暂未出场，甚至可能只会惊鸿一现的神灵存在的缘故。把仪式的祭坛让给抽象的在天之灵，是后世单一神教的思维方式，不是处于多神教阶段的氏族民社会的做法。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中涌动的充分想象力，实际上在其诸多有所创见的观点的论述中就已经让我们不断感受到。 与突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相互映衬，申江《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文笔优美，有文采，有激情，有些地方很有诗意，神采飞扬，富有吸引力。 ——段炳昌
内容概要
申江，云南昭通人，1965年1月生，1986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观为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文化学视阈下的古典大学／对易学、神话学／楚辞学、明清文学等非边缘学术话题均有独到研究，努力贯通交叉学科与中外学术，不盲从轻信，不生吞活剥，不趋时应景，尽可能弥合学科鸿沟、时间断层与思想裂谷，钩沉文明碎片，构建文化学的文学研究平台。如从时间符号角度对以重日、《九歌》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神话文明的全新探索，从人文启蒙高度对以《西游记》、《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所具文化底蕴的揭示等，是在相关学术领域补阙拓荒、揭秘辨真的成功尝试。曾获云南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地方电视台曾以“揭示古代文化真相的学者”为题作专题个人采访报道。
书籍目录
创见、想象与文笔（代序）
绪论：时间符号与中国文化
上篇 时间符号
第一章 神话思维与易图
整体思维、类比思维与汉语言文字
从二进制到十进制：先天图与河洛
如何看待易图传承的可靠性
第二章 释“五”：和谐的滥觞
道家之“道”：精神性和谐
儒学之“中”：秩序性和谐
五行之“五”：生态性和谐
第三章 天地之祀：重日及其节阈
春节：游子的回归
上巳：日神的新生
天中：和谐的祈祷
七夕：月神的女儿
重阳：天堂的向往
第四章 原始易图与重日作证
“其鸣自呼”与龙吟虎啸
残存的偶数重日
原始洛书·易有太极
第五章 时间的移植与匿名
龙虎文化“淮橘为枳”原因探析
古今历法变异的重日结果
下篇 神话仪式
第六章 千古之谜话《九歌》
有关《九歌》诸多旧说
从“五方十神”到“帝俊八子”
第七章 文本与神话原型
天南地北的神话爱情
云从龙风从虎
失乐园与复乐园
上天有路人地有门
第八章 重五的仪式
仪式结构及其功能
夏文明与山
失踪的节点时空
第九章 爱神的节点
先声注册的高唐
其他竞争者与洛神的胜出
爱神的《九歌》
第十章 戏剧与《九歌》
古代仪式的文化命运
《九歌》戏剧性质
《九歌》戏剧文本解读
后记
附：图表目录
作者简介
《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作者申江)是从时间符号角度对中国古代神话文明的全新探索尝试，是研究中国古代节日体系的神话源头、先秦《九歌》仪典努相的学术专著。上篇从时间序列的符号共相入手，还原上古节庆的符号源头易学象数的神话思维本质，证明时间符号同源同构、时间主题互补统一的节日真相，揭示了由于历法变迁导致的两种时间变形即移植与匿名。下篇根据对神话原型、仪式结构的分析，证明肇端干夏初的仪典作品、先秦《九歌》是“天中节”娱神表演的产物，在时间主题统摄的暂时性恋禁忌下，渲染了四场欲扬先抑的情感喜剧。《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既是对华夏节庆重日体系的首次系统学术考察，也是对上古经典仪式《九歌》真相的首次神话易学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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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想象与文笔——《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序言在信息膨胀爆炸的今天，各种出版物铺天盖地，命名为学术专著的书籍也是汗牛充栋，但我们所期待的有真知灼见、富有想象力、文笔优美的学术著作却很难见到，这不禁令人扼腕叹息，怅然释卷。真正的学术著作，最重要的品质当然是要有自己新颖的学术观点，或披荆斩棘，开辟新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别人没有说过的看法，或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开拓扩展，有所开新，有所发现。前辈学者常常说，写文章一定要有点“干货”，意思也是说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否则就是“水货”、“泡货”、假冒伪劣产品，不但没有价值，可能还会害人。学术活动又是一项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劳动，从事这项活动的人，要具备充分的想象力，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陆机《文赋》）。没有想象力，就不会有创见；想象力不足，写出的论著就苍白无力，缺乏生气。但不少学者却是排斥想象力的，认为学术研究需要踏踏实实的作风和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提倡想象力会腐蚀和损害科学精神。学术研究要实事求是、勤奋严谨，这肯定不错，但与提倡想象力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在学术研究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只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果仅靠经验和知识，收敛或束缚想象力的翅膀，只能产生平庸劣下、千人一面的产品，并不能创造出高水平的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如果没有想象力，就算是天天坐在苹果树下，看着一个个苹果落地，也不会想出万有引力定律。科学史上，进化论、大地漂移说和板块构造说、广义相对论等理论的提出，科学家的想象力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也是一样的，比如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观”，闻一多《伏羲考》中关于伏羲与葫芦的论述，都是在务实求真基础上充分运用想象力的结果。提倡学术著作文笔优美，这更容易被那些正襟危坐的学者所不齿。在这些人看来，学术著作就要一是一，二是二，反对任何修饰文采。一旦讲文采，讲修辞，就有把学术著作弄成文学作品的危险。其实，把学术著作写得优美一点，漂亮一点，生动活泼一点，甚至有点诗意，并非不好，而只会增加学术著作的分量和吸引力。人文学科的研究，更应该讲究修辞文采，如果一味的板起面孔，干瘪僵硬，冷冰冰的，没有丝毫温暖和诗意，即没有一点人文气息，那还搞什么人文学科研究呢？写出来的东西，哪里还指望吸引读者呢？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提倡“文质彬彬”。（《论语》）古人的著述是很注意文字优美的，《老子》、《孟子》、《庄子》等著作不仅思想深刻，洞见幽远，而且文字也十分精美，富于文学色彩。就现代来说，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寅恪、胡适、闻一多、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钱钟书等大师的学术著作，或雄放，或沉郁，或幽默，或典雅，或飞扬，或婉转，或明快，都文采斐然，韵味流溢，动人心魄。就是说，同时具备独特深刻的创见、丰富的想象力、又有优美动人的文笔的优秀学术著作，正是我们所衷心期待的。我以为，申江的专著《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正是这样的著作，正是具备了创见、想象力和文笔等方面的突出优势。这部著作深深吸引了我，打动了我，使我读不释手，竟连续花去了几天时间，将整部书稿悉数读完。隆 申江这部书主要是从时间符号和相关的神话仪式的角度，通过对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日节日现象和《楚辞》中《九歌》的研究阐释，从而探讨中国古代神话文明的特点、源流及其深远影响。全书分绪论、上篇和下篇三部分。绪论主要是阐述基本思路和观点，并对相关的几个概念、范畴进行了梳理。上篇“时间符号”主要探讨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日节日的特征、起源和与中国神话思维、易学象数的关系。下篇“神话仪式”主要研究解读《九歌》，从神话原型、篇章关系、仪式结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九歌》最早是一种神话仪式文本，与“天中”重日节庆有关，得到了屈原的发掘，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神话仪式戏剧文学文本。可以看出，就选题和研究对象而言，申江的选择并不新鲜，传统节日重日现象尤其《九歌》的研究，已有很多人做过，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学术成果，其中不乏名家大师之作，申江要有所创新，有所超迈，实在非常困难。难能可贵的是，申江能绝处逢生，熟处生新，在看似甚难下脚前行的选题中开辟了新途径，提出了新观点。关于中国传统节日中重日节庆的现象，很早之前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早在1926年，江绍原先生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就指出过：“试问五月五之外，一月一、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等日，不都是被认为一年里的重要之日吗？可知古人的确重数。”已经点出了重日节日的突出现象，但除了对五月五即端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索和附带提到三月三之外，并未对其它重日节日进行探索，而对端午选择五月五日的讨论，也只是从当日是恶日的角度说：“五月的初五有特别的理由，容易被人选为送灾之日。”似与他提出的“古人的确重数”的推断并无联系，并且没有涉及重日现象。除了江绍原先生之外，“五四”以来，研究中国传统节日的学者层出不穷，相关学术论著源源不断，对这些节日的解释众说纷纭，使相关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不仅在理论和方法的拓展、观点和具体问题阐释的创新方面有了新的进步发展，而且还直接推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广泛开展，推动了把一些传统节日正式纳入法定节假日系统的国家行为，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一般民众去关注、讨论和研究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近年来的研究中，申江的研究可谓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申江对中国传统节日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关于重日的系统研究上，具体说来有以下方面：一，把所有传统节日中的重日节庆尽悉纳入一个逻辑系统中进行全面探讨，并把这些节日与中国古代神话仪式、中国古代思维特征等的探讨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节日之间的相互关系紧密起来了，不再是互不相干的存在。应该说，学术界对重日节庆的研究活动一直持续不断，成果不少，但或重在分析某个重日节庆，或虽然探讨了多个重日节庆，但探讨却是分别进行的，各个重日之间平行并立，互不勾连，它们只是中国众多节日中被遴选出来讨论的几个特例，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它们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系统的关系。申江认为，重日的重数序列特点，说明它们是源于同一符号系统和思维逻辑，这个源头就是《洛书》象数，就是原始易学的神话思维，因而所有重日是不可分割的节日序列，是完整的系统，在研究中也不应当分割开来孤立地对某一个重日进行考察。显然，申江提出的观点是很新颖的，提出的这种崭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更具有启发意义。二，运用易学象数原理，不仅为流传至今的所有重要的重日节庆找到了恰当的位置，作出了言之成理的解释，还发掘了曾经存在却沉埋或式微已久的几个重日。前者如元日（一月一）、三月三、端午、七夕、重阳等，后者如二月二、重四、重六、重八等。这些论述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三，结合运用易学象数原理和十月太阳历原理，不仅用新角度解释了元日（一月一）、三月三、端午、七夕、重阳等节日的起源和形成，而且还把二月八节、中秋（八月十五）也纳入到了重日节庆系统中，指出如果用易学象数原理和十月太阳历原理来分析研究，那么农历二月八相当于十月太阳历的二月二，中秋（农历八月十五）相当于十月太阳历的七月七，同时白族的三月街、绕桑林也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通过这样的研究和阐释，以上这些节日都获得了新的意义。四，在关于重日节庆现象与中国古代神话仪式及神话思维的关系的解释、重日节庆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述、节日和节阈等概念的论证、一些神话和民俗的阐释等各方面，都发表了独到的新见解。关于《九歌》的研究，一直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的地域，历来号称《楚辞》研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姜亮夫先生指出过：“古今说屈赋最为纷纭，而至今仍无定说者，莫若《天问》与《九歌》两篇。”（《楚辞学论文集》）关于《九歌》的疑问很多，除了姜亮夫先生所说的“最为纷杂凡二事”，即“一则章数不应标题，一则歌辞内蕴之当何所指”（同上书）两方面之外，《九歌》祭祀的是什么神灵，屈原与《九歌》有着怎样的关系（屈原是创作者、整理加工者，还是没有关系），《九歌》与楚文化、民间文化、中原文化有没有关系？还有关于《九歌》各篇之间的结构、每篇篇内的结构、字句的疏解、有无错简断简现象等等，可以说问题多多，处处有疑。针对这些问题，自汉代王逸以来，历代的学者们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但至今皆无定说。申江正是在甄别、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认真分析研读，对《九歌》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了自己富有创见的回答，在《九歌》研究的奇魅风景上增添了一道瑰丽的色彩。申江的创见主要是：一，不仅细致深入地解读分析了楚辞《九歌》的章句、内容、结构，更突出的是，把《九歌》的研究阐释与易学系统及重日节庆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九歌》的解读观照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立场。二，申江认为，从仪式结构、基本内容、仪典风格等方面来看，《九歌》起源于夏朝开国初期；申江还认为，《九歌》不可能是起源于民间的“信鬼好祠”仪式，更有可能是作为“国典”、“广场仪式”而存在的最早的戏剧表演模式。应该指出，因为《离骚》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天问》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的说法，《山海经》也提到“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因此姜亮夫先生等前辈学者已论述过《九歌》最早是夏代的作品，是国家祀典。而更早之前，闻一多、孙作云等先生提出，《九歌》不是民间祭歌，而是楚王的“楚郊祀歌”。周勋初先生则认为，《九歌》不是楚国的民间祭歌或楚王郊祀歌，而是和战国时期齐国、秦国有关的国家祀典。这些前辈学者特别是姜亮夫先生的观点对申江是有影响的，但申江的创见也是鲜明的，那就是夏启《九歌》是仪式性作品，与神话易学最高境界“五”的仪式祈祷、最重要的重日“天中节”的仪式表演有关。三，认为，《九歌》仪式是一种具有狂欢性质的“广场仪式”，仪式的日辰是五月五日，序幕在辰卯时间开始，高潮在重五午时，即端午之“午”、天中之“中”的时候。四，从神话易学的角度，对《九歌》篇名的“九”和各篇祭祀的神灵身份即象征意蕴作出了新的解释。申江指出，从易学的角度看，“九”为乾数，以“九”名之，表示《九辩》、《九歌》等“天书”都来自天上，具有“天条”、“天歌”、“天乐”、“天舞”等性质。关于《九歌》之“九”，历代的研究者争论颇多，莫衷一是，主要集中在“九”是指实数还是虚数，“九”包含哪些篇章或神灵。何新先生独出机杼，从“天”的意义上理解《九歌》之“九”，认为古《九歌》是祭祀天神的古代仪礼，“九”字通“纠”，“纠”即“交”，《九歌》又可释为“交歌”，也就是郊祀之歌与交会之歌，是祭祀太阳神、太阴神和四季神的歌舞。（参见何新《九歌新论》）江林昌也指出过，《九辩》、《九歌》、《九招》是天乐，且与太阳崇拜有关。还认为楚辞和《易经》中体现出一种太阳循环观念。东皇太一即太阳神，与乾卦有关。（参见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与他们不同，申江独辟蹊径，提出《九歌》的“九”来源于象征天堂的神话易数“九”，应把《九歌》整部作品包括篇名之“九”纳入易学视野进行解读。关于《九歌》祭祀神灵的身份认定问题，是《九歌》研究中最为复杂、最为难解的难题，学者们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但从易学原理的角度进行整体解释的，据我所知，只有申江。苏雪林先生曾经注意到，《归藏》等书称云中君、东君，应系日月并称，同时提出《九歌》所祀八神与齐地八神即七曜加地主相符合。（苏雪林《我一生研究楚辞的成绩》）何新先生把五方帝与五佐神与《九歌》所祀十神联系起来，认为屈原运用了战国后期出现的五方十神天文哲学观念。（《九歌新论》）江林昌先生认为，东皇太一即太阳神，与乾卦有关。（参见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但都没有把《九歌》神灵群体与易学原理直接联系起来。申江则明确提出，《九歌》的主体人物群，即所祭祀的神灵，全部与易学八卦对应，原始神话易学是《九歌》的意蕴之母。申江指出，湘君、湘夫人、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八个神灵，代表着天、地、雷雨、风霜、月、日、河、山，各司其神职，对应着易学八卦中的乾、坤、震、巽、坎、离、兑、艮，除应属错位的云中君以外，排列秩序可体现出一种与《先天八卦图》、《古太极图》对应的顺时针太极平衡的性状，说明它们是根据易学原理排列的。这些看法显然为研究《九歌》祭祀神灵的名称、性质、象征意义、神灵与神灵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神谱系统提供了新思路。五，楚辞《九歌》是屈原在发掘了夏启《九歌》、并保留了其基本仪式结构和风格的基础上，独立创作的戏剧作品，是戏剧文学开始相对独立于仪式表演的证明，所写内容为舞台表演提供唱词，也为其他表演提供基本的情节参照。屈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神话诗人和第一位戏剧文学作家，他的《九歌》为中国文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最早的神话仪式、戏剧文学范本。这样，申江就不仅对楚辞《九歌》的性质作了新的界定，同时把中国戏剧的起源、形成的时间大大往前推移了，对关于中国古代戏剧产生和发展以及早期形态的研究探索方面也无疑是有益的推动。申江最后还尝试还原了楚辞《九歌》的戏剧文本，为其归正秩序、划分场次、分配角色、联缀情节、点明唱词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可依赖的、完整的戏剧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表演戏剧文学脚本，确实新人耳目，动人心情。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证论述也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比如，认为《九歌》八神神话原型是帝俊八子；洛神是原始《九歌》真正的主角，她可能就是原始重日中最重要的重五仪式的主角；在《九歌》八神对偶关系的搭配中，把大司命作为女性神灵，与云中君配对；山鬼即《山海经》所说的昆仑山神陆吾。凡此种种，都是有新意的。关于申江《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中涌动的充分想象力，实际上在其诸多有所创见的观点的论述中就已经让我们不断感受到。学术研究中的想象力，指的是一种把思想、知识、感觉融合成一个统一整体，从而构拟出新观点的能力，是在相干或看似不相干的多项资料中找到联系、发现宝藏的能力。研究的问题难度越大，越需要研究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申江在对重日节庆和《九歌》的研究中是很好地发挥了这种想象力的。重日节庆与《九歌》有什么关联，重日节庆、《九歌》与易学原理怎么会相通，二月八节、八月十五中秋节怎么也成了重日，楚辞《九歌》怎么会是戏剧文学剧本？等等，这些问题存在太多的疑点和空白，既存的资料零碎混乱，相互之间有很多抵牾吊诡之处，学者们的解释纷繁杂多，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笼罩着层层迷雾。没有十足的想象力，就会迷失在这四处弥漫的云雾之中，理不出头绪，找不到出路。申江能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照亮云层，拨开迷雾，虚处生实，实处生新，出人意料，对这些难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与突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廻互映衬，申江《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文笔优美，有文采，有激情，有些地方很有诗意，神采飞扬，富有吸引力。这里，我们不妨抄录几段话，以说明我们的观感不虚。在论述到生日与节日的仪式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时，文中说道：“他之所以能够度过一次次的危机得以延续生命，根本的巫术理由，就是他参与了象征生命轮回的时间符号——生日与节日的仪式，借助时间和仪式的符号力量，实现了生命的一次次更新。属于他个人的生辰符号、属于整个人类和宇宙的节日符号，就像他在一条封闭环行道上的衔接点、检查站、补给站，由于他对此关口的敏感、重视和周旋，得以一次次地通过生命之神的检查，买通冥河之舟的摆渡，从大地、祖宗那里获得再生所需的能量补给，消除了生命隐患，于是车况良好地把生命之车的时间比赛继续了下去。”这里不是枯燥干涩的说教，而是把深刻的思考和生动的文字描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论述到节日的性质、特点时，文中这样说：“节日是一种气氛，一种或者如良醇美茗般幽香，或者似鲜花佳人般馥郁，或者像大海旷野般空阔，或者若清风明月般爽朗，或者庄重，或者诙谐，或者抒情，或者狂放，或者兼而有之的气氛。这些形形色色的气氛，足以诱导思维活跃者、情感丰富者对她产生不可遏制的冲动与想象，予以各种借题发挥。而且，无论节日初创的情境如何，都不可能改变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的参与者对她进行个人创造与发挥的冲动。节日一旦产生，除了她的基本内涵及基本形式相对稳定外，那些依附于节日的外在因素总是以其随机、多变的特性活跃在观察者、参与者中。”完全是抒情的笔调，诗的语言，但其中又深深浸润了对传统节日承传与变异特征的成熟思考。《九歌》的大多数诗篇中，都描写了由于时空阻隔、无法约会、愿望落空的惆怅与失望，在引用了相关的诗句之后，《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中这样写道：“思恋而又不得亲近的叹息声始终不绝于耳，说明恋神之间的相聚时刻、仪典的高潮时候尚未来临。如果《九歌》就以这样的文本格局结束仪式的话，就好比一桌盛大的宴席刚吃到一半就没了饭菜、一场隆重的演出刚到一半就没了声音、一次精心的约会正在渐入佳境却失去了目标，真正的《九歌》绝不可能如此收场。是什么原因让众神非得如此按捺情盼、压抑等待不可？这样的咫尺天涯，岂不与神话风格、《九歌》主旨相矛盾？答案就在仪典高潮中。”写得排比铺陈，纵横开阔，抑扬顿挫，引人入胜。对楚辞《九歌》主旨的分析、推理、论断，都从优美流畅的文句中自然地展开生发，取得了不同于全然逻辑论证的佳妙效果。从以上三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申江的《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在学术上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着突出的特点，他的研究对民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和楚辞《九歌》的研究，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赞同申江的观点，也不是说申江的论述和观点无懈可击，我觉得，至少在以下这些方面还可以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一，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域广远的多元一体的国家，文化上的多元性、多样性特征相当明显，在上古时期（相当于申江说的神话仪式时期）更为突出，也就是说在研究古代文化问题或使用相关材料时，不仅要注意到同一性，还要更应该注意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看法，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来源的材料囫囵凝集在一起，只关注其某些相似性，而不注意其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这样的方法早期人类学家使用过，在中国也有不少学者使用过，但这种方法的使用有一定的危险性，得出来的结论也难免会存在疑点，除非能够证明它们之间的同源性。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二，在资料的使用上，除了充分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民俗学、民族学资料以外，还应该尽可能利用考古发现的材料，把三种材料结合起来对勘比较，这就是前辈学者所强调的三重证据法。申江的研究在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民俗学、民族学资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如果能在利用考古发现的材料方面做得更为充分一点，对于相关问题的论述就会更为精彩。比如，要理清夏启《九歌》与楚辞《九歌》的关系，就必须探讨楚文化与夏文化之间有无渊源或受到影响，而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和民俗学、民族学资料较少，不足以论证解答问题，必须要借助于或者说应主要依靠考古发掘才能作出合理的回答。根据湘鄂地区新石器、青铜器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们指出，湘鄂地区曾经存在着一支土生土长的文化，大致到相当于庙底沟二期阶段时，受到了东方和北方龙山文化的影响，后来又受到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参见《楚文化考古大事记》）一般认为，上述湘鄂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楚文化有关，而二里头文化则与夏文化有关。这些发现对我们探讨楚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大有启发的。三，对于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来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穷尽其中所有的问题，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有疑问，有迷惑之处，就应该进行叩问，追踪挖掘，绝不放过，可谓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不可不问，力求作出自己的探索和回答。对于作者来说，《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涉及并提出的问题太多，面临的困难太大，不可能在这样一本书中一一予以详细解答，但不能回避，至少应该尝试回答。比如说屈原“由于某种未知机缘发掘夏启《九歌》”；又说“屈原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九歌》世界？也许这是一个永远的秘密”；说八月十五（十月历七月七）从古一直传承于西南，“直到中唐前某个时期，由于某种未知的机缘，才被引入以长安为中心的汉民族地域文化中心”。这样的表述，虽然可以说表明了为学的诚实态度，毕竟代替不了学术的探索思考，反而会使人产生作者是在回避甚至搪塞敷衍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并非可有可无，可写可不写，它们是题中应有之义，必须要有一定回应。这也说明对重日节庆与《九歌》的研究还有空间，还有空白，还有可供作者继续驰骋才情、施展身手的场地，希望申江能继续前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以上是我读申江专著《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的一些感受，拉拉杂杂记下来，竟成几千字冗文，作者请我为序，无法推脱，就拿这篇读后感权当序言，不知是否恰当？ 段炳昌 2012年3月1日于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