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之问》书评

杨炼：诗人，就这样认漂泊为天命

杨炼：诗人，就这样认漂泊为天命2014-09-02 10:02 来源: 晶报 作者： 叶长文近日，中国著名诗人获得意大利卡普里国际诗歌奖，得过此奖的包括米洛什、沃尔科特、阿多尼斯等著名诗人。杨炼说过，“我曾离散于中国，但从未离散于中文。”目前在柏林从事创作的他，认为自己的思与诗，就在中外丰富的空间里震荡——他到中国推进自己属意的外国文学，同时也让国际读者在自己身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出走与返回，欢聚与挥别，是水手加骑手的常态。他认这样的漂泊为天命。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杨炼最新诗集《饕餮之问》之际，杨炼接受了晶报记者的专访，他说：“用一行行诗，我交出了生命，却换回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饕餮，被我们问，更问我们晶报：您为什么用“饕餮之问”作为新诗集的名字？“饕餮”有个引申义是贪婪，您是用诗歌来拷问人性吗？杨炼：《饕餮之问》有个出处。我的朋友、考古学家唐际根曾有一篇文章，研究商代青铜器上饕餮纹的象征含义，但他的结论是“万里长征可以不走”，因为我们永远弄不清楚饕餮究竟象征了什么。对此，我的回答是：“别急，我会写首诗给你一个答案”。如果说这首《饕餮之问》有贪婪之义，那就是人类对提问的饥渴、对表达的欲望。“问”的激情，从三千多年前商代先人刻下的十五万片甲骨，到屈原的大作《天问》，再到今天我的文章《发出自己的天问》，一以贯之，构成了人类思想的根本动力。就此而言，问比答深刻得多，因为它确实拷问人性，永无餍足。我这首诗，全由提问组成，在精神传统和语言方式上，直接呼应天问。而在意象上，我借安阳殷墟博物馆中，一只青铜食器里至今盛着的一只人头骷髅，想象古老的人殉仪式，“我”跨时空地在“安阳”和“殷”之间轮回荡漾。追问至最后一行：“什么也不说的语言/已完成了祭祀吗？”既回答了唐际根的问题，更构成这部诗集的主题。饕餮，被我们问，更问我们，无尽无休——或许，我们正是它的祭品？晶报：有人说人性无止的欲望，使人变成了邪恶的魔鬼。近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李英于1月8日在悉尼去世的消息，这事过了将近7个多月才被报道出来，您此前知道英儿去世的消息吗？如今，顾城、谢烨、李英之间的悲剧最终划上了句号。杨炼：不知道。我也是看了报道才知道此事。我同意你说的，这是一个悲剧。但，从开始，我就强调，“顾城们”的悲剧是个人悲剧加历史悲剧。在个人，我们看到了畸形社会派生出的心理残缺；在历史，则是一种吞噬了无数个体的残酷命运。它们的纠缠变奏，产生出太多逆反人性的惨剧。英儿之死，或许终于可以让这个故事里的死者们不再被闲言碎语骚扰了（但愿！），可历史的悲剧呢？我们终于制止了它对人的毁灭吗？别忘了，还有那个能把一切炒作成利润的商业化悲剧呢，它很可能继续在此变本加厉！说到底，顾城、海子们不都是在它手里死了一次又一次吗？所以，我对你说的“最终划上了句号”，只能存疑。晶报：您多次在访谈上讲起屈原的《天问》对你的影响，这是您始终愿意当一个质疑者的原因吗？您质疑过自己的诗歌吗？杨炼：当然，《天问》给出了古往今来诗人的形象原型：一个提问者。我正在这最有活力的“传统”之中。每当我准备开始一部新作，都会回到那个问题中的问题：我还能提出更深的问题吗？当我说：《饕餮之问》应是一部“成熟的”短诗，那意味着，我不满意所有已经写下的当代中文短诗，包括我自己的旧作，它们幼稚、破碎、平庸，只靠自欺支撑，却完全经不起古典和世界杰作的检验。我曾给“成熟”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独创性和各种思想资源间的最佳组合。它不靠追新尚奇、剑走偏锋，而是正面把握古今中外思想的、美学的可能性，观念与形式齐备，典雅和野蛮并存，游刃有余地剥离、凸显出诗意。成熟的诗，在不极端的表面下，恰恰隐含着真极端，更难的极端。当铅华褪尽，枯藤倒挂，诗，不必给自己划“代”存在，它该包含一切时代，成为一部当代经典。“朦胧诗一代”的标签早已是过去时晶报：有人说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运动”，再到“口语诗”，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到如今出现了一个瓶颈期，您关注口语诗吗？您怎么看“口语诗”的发展？杨炼：如果孤寂被称作瓶颈，那一阵阵群体喧嚣，倒确实该叫做“瓶子”，它们把你装进去，封存、窒息，却不自知，我拒绝认可那样的“黄金时代”。一个反证：中国今天号称日产诗歌十万首，这还不够热闹？但几首诗能被人看到、注意、记得？于是，“黄金”等于了“粪土”的定义。简单说，依托流派、群体命名的人，都没出息。孤寂，恰是好诗的前提。我每一部诗作，都要沉寂几年来完成，这感觉很好，像隐居进深山铸造干将、莫邪，“热闹”就让给破铜烂铁们吧。至于“口语诗”，那命题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什么时候“诗”是“口语”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是口语吗？你日常这么对仗着说话吗？中文古典诗形式——准确地说，该被称为“形式主义”——是个伟大的传统。最佳者如唐诗，形式精美严格，上口却恍若白话，这是形式追求的极致！我讨厌做作生硬的“死形式”，也反感粗疏低劣的“口水诗”（大多数“口语诗”的真名儿）。想写得既像口语、又是好诗吗？——三思而后写吧。晶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诗会跟现在的诗会有什么不一样？好像现在的诗会更多跟跑奖有关。杨炼：我认为，别说八十年代至今，就是三千年前至今，诗也没什么不同。谁给屈原、杜甫、李商隐发奖？他们的命运！就是可怕的奖项，但它成就了诗歌。谁号称写诗又去跑奖，不仅侮辱诗，更直接公布：自己是一个傻瓜！晶报：“朦胧诗”那一代还有多少诗人仍然在坚持写诗？您现在仍然还在坚持，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杨炼：如果非得“坚持”写，那就干脆别写了。诗的能量，来自自我追问，在思想上、美学上，当你有能力发现漏洞、缺陷、困惑，不满于旧作，诗就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了。我不在乎“朦胧诗一代”，因为那标签早已是过去时。写作三十年后，靠名声苟延残喘不难，但能拿出一部与旧作拉开思想、艺术上距离的新作，却大不易。诗人的能量来自自我更新，犹如一个不停从内部再开始大爆炸的宇宙，不断扩张自己的外延。远的不说，2011年，我出版自传体长诗《叙事诗》（《同心圆长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今年出版《饕餮之问》（请注意新作中最后四部主题、结构、形式各个不同的组诗，它们在拓展“组诗”观念），明、后年还会有别的大动作，要问能源，看看周围，领会一下内心吧——全球化的精神危机，把人逼入如此困境，提问汹涌而来，创作怎么可能枯竭？从未离散于中文晶报：您现在的诗歌观念是什么？回顾您30年的诗歌历程中，写诗让您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杨炼：我没有“现在的”诗歌观念，只有诗歌观念。那就是“从——不可能——开始”。每部诗、每首诗、甚至每行诗，完成得越好，越是一个不可能，我必须一次次面对这水穷处，再把它变成云起时。汉字提供的语言空间意识，还远远没有被发掘透彻。我从早期的《半坡》、《敦煌》组诗起，已经在进行这诗意的现实考古。三十年过去了，“古”越考越深，从“文革”，到中国历史、文化反思，到全球巨变，到我的国际漂流，到“9·11”，到伊拉克战争，到全球自私、玩世、血腥化的此刻……有时，我觉得自己恍若鬼魂，在一次次轮回。有时，我更觉得世界是鬼魂，也在无奈无力地轮回。我和世界，在哪儿轮回？除了一行行诗句，能在哪儿轮回？诗，紧紧握住处境，令水穷处、云起时一次性同在。摒弃了虚假的进化幻象，对“不可能”认识越深，再“开始”的能量才越强。用一行行诗，我交出了生命，却换回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晶报：1986年的诗歌大展让很多诗人的诗歌回家了，以后还会有这样的诗歌浪潮吗？杨炼：回家？诗人有家么？或者说，诗人离开过家么？潮流、口号、一时的流行，都不是家。真诗永远活在“下一首”中，或古往今来打动我们的同一首中。所以，1986年之类运动可以被叫做“热闹”，但可惜，那正是诗的反面。晶报：2004年，诗人多多结束了在海外的生活回到国内当了大学教授，您也曾多次提到回国与回家是不一样的概念，您最终会回国生活吗？杨炼：我说过，我曾离散于中国，但从未离散于中文。没离散过，哪有什么“回”的问题？对于我，世界全然开放，全都是“去”，而非“回”。过去二十多年，我漂泊世界，与陌生文化交流毫无障碍，因为我带着一部中国思想词典。现在，我时时来到中国，推进我属意的文学、艺术项目，感到极富创意，又是由于我有了一部世界思想词典。这两部词典交汇出一个认识：没有世界视野的广度，你就读不懂激变中的中国；同样，缺少对中国深度的体会，你也不能理解全球化为何物。我的思与诗，就在这丰富的空间里震荡。在可见的将来，我不会在中国定居，因为没这个必要——我的世界包括中国，这挺好。现在我坐在柏林家里，回答深圳《晶报》的问题，几天后，将带着中国飞去意大利领2014年卡普里国际诗歌奖，让国际读者在我身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出走与返回，欢聚与挥别，是水手加骑手的常态。诗人，就这样认漂泊为天命。杨炼杨炼，1955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70年代后期开始写诗。1978年成为著名文学杂志《今天》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并受邀到欧洲各国朗诵。1987年，被中国读者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同年在北京与芒克、多多、唐晓渡等创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并编辑首期《幸存者》杂志。1988年，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前往澳大利亚访问一年，其后，开始了他的世界性写作生涯。杨炼的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其诗集十一种、散文集二种、论文集一部，已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在各国出版。他积极参与世界文学、艺术及学术活动，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曾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等国际诗歌奖。自1997年起定居伦敦。2012年，获得德国柏林“超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奖金，目前住在柏林从事创作。http://www.jingme.net/content/2014-09/02/content_10113320.htm

杨炼：我铸造一动不动的诗歌之点

用E-mail联系上杨炼先生的时候，他正准备出发去瑞士。他说：“我要在冰川上朗诵诗歌。”杨炼朗诵诗歌的地点常常这样神奇——比如在意大利卡普里岛Macerata音乐节的舞台之上，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艺术节的“露天大棚”里……他带着中文诗歌，行走世界。我们互加了微信，杨炼对照我的采访提纲，逐条用语音回复。对着手机说了一个多小时，他自嘲，这是行为艺术吗？采访结束，回听自己的声音，他笑了：“我一认真，声音就像机器。”的确，曾听过杨炼现场朗诵诗歌的人都知道，当与诗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是最真实的杨炼。最初，我们所知道的杨炼是一位朦胧诗人，那首著名的《大雁塔》至今常有人提起。杨炼曾与北岛、食指、顾城、舒婷、芒克等诗人，为《今天》杂志打下深刻的烙印。上世纪80年代末，杨炼离开中国，开始了他的世界性写作生涯，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各个角落。当杨炼在世界不断的“出发”与“返回”时，在国内的我们常常能读到他的新诗，比如《同心圆》，比如《大海停止之处》，比如《叙事诗》。2014年，杨炼的又一部新诗集《饕餮之问》在大陆出版。本次专访，正是因新诗集而起。朦胧诗只是非常肤浅的起点深圳晚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诗集《饕餮之问》好吗？杨炼：《饕餮之问》是我最新出版的一部新作集，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精选的过去的组诗，其中贯穿了我对诗歌“智力的空间”意识。第二部分是过去两年间，我所写的最新短诗和最新组诗，总题为《饕餮之问》。第三部分是我翻译的世界各国诗人的诗歌。对于我这一代诗人，写作30多年之后，拿出一部有一定厚度的创作总集不难，但是拿出一部新作集要难得多，而拿出一部在美学上、思想上都和过去作品拉开距离的新作集要更加困难。《饕餮之问》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对于形式的极端精美的追求，同时在对诗歌形式极度讲究的基础上，挖掘人的精神困境的深度。饕餮包含的“贪婪、欲望”的意义，在这里被应用于“问”的这个动作，表达诗人对于精神生存的无止境追问。深圳晚报：不知您现在身居何处，可否介绍一下近况。杨炼：自1997年起，我和我的妻子在伦敦住了15年。2012年之后，我们住在柏林，直至现在。伦敦和柏林都是我思想和写作的基地。简单地说，柏林和伦敦是我生活的港口，不停地让我从这儿出发，又不停地让我返回。而不管是出发和返回，都可以用我的一句诗“眺望自己出海”来概括，是在拓展内心的旅程。深圳晚报：北岛、杨炼、食指、顾城、舒婷、江河、芒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打下深刻的“朦胧诗”烙印。以至于今天，人们仍会称您为“朦胧诗代表人物”，您怎样看待这个标签？杨炼：我并不太看重朦胧诗人这个标签。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标签，出现过，然后被忘记了，“朦胧诗”这三个字还算幸运。我们的脚曾经踩在一片荒原上，不管脚印多么幼稚，仍然带有一种先锋的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历史的标志。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朦胧诗只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起点。如果把人生的起点误以为是终点，只能让我们人生旅程变得非常短促和可怜。我自己非常高兴，早早离开这个标签，开始了我自己的旅程。我始终是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深圳晚报：20世纪80年代后期，您开始了旅居的生活。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到美国到德国再到英国，“漂泊”之于您意味着什么？杨炼：我确实曾经周游世界，而且现在，还在周游世界。一方面，我的身体在不停的移动，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我是一动不动，因为所有这种旅行都转化为，我对内心的追问和诗歌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没有改变位置。我通过铸造这个一动不动诗歌之点，衔接了杜甫、屈原、但丁、奥维德，所有这些诗人的杰作和流亡命运，也都在这个诗歌之点上，不停深化它。以诗歌承载人之处境，且唯美的超越，是我们的天命。我主动选择了漂泊，这个选择，包含了出走，也包含了返回。我曾经离散于中国，但从来不曾离散于中文，我始终是一个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深圳晚报：您虽然多年旅居国外，但诗歌在国内却从未“空缺”，您看重自己的诗歌在祖国的存在吗？杨炼：我事实上很看重。我以“内在者”的身份，不停参与当下的中文创作；同时又作为中文“外在者”，从国际审视发生在中文之内的状况。在这个双重视角之下，我能保持一种清醒。当代中国文学的最大弊端，就是人们关在国界之内，关在语言的边界之内。在一种极度喧嚣但是极度肤浅的状况中，通过团伙似的互相追捧，达到一种自我满足。但很多这种喧嚣迈出国门一寸远，就立刻显出了它们的空洞和无意义。深圳晚报：三十多年来，您一直站在当代诗歌的前端，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是什么让您保持着创作的生命力？杨炼：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敲击出诗歌的种种可能性”，这个语句本身已经包含了另外一个词“不可能”。对于诗人来说，每个诗句都是“不可能”，下一个句子恰恰都要从“不可能”开始。我的创作生命力来自于对各种层次的“不可能”的认识。我的每一部作品，必须构成一个向前深化、向前递进的阶段，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验证一次一次对不可能的认识，同时验证我一次一次从不可能开始的能量。深圳晚报：《今天》杂志在2013年进入了100期，您如何评价过去的《今天》和现在的《今天》？杨炼：《今天》在当代中文诗的历史上，是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杂志。《今天》的作者，抛弃了大而空的政治词汇，回返到土地，太阳，生命，死亡，河流，等等。《今天》之后，诗不再是和非诗进行争夺，而是诗歌和其他诗歌之间的竞争。从《今天》开始，一个当代中文诗的传统建立起来了。我们需要一个杂志，能够呈现出当代的深度，具有突破性和挑战性。对于《今天》的今天，是否具有这样的含义，我表示存疑。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情。深圳晚报：谈谈您眼中的北岛先生可以吗？杨炼：北岛先生已经写作很长时间了，作品出版了不少，也被翻译成不少的语言。我看一个诗人，不看他名声，也不看他写作的历史的长度，而是看他在文学里走出的旅程和距离。在这个方面，我希望看到北岛先生更有深度、更有分量的作品。直到最近，我才听说，非常著名的《今天》杂志的名称是芒克起的。《今天》杂志最有影响力的诗歌，也是当年芒克作为诗歌编辑主持的。北岛一直作为《今天》的代言人和代表者，这只是《今天》的一个方面，北岛先生现在应该凭借自己的文学质量在世界上存在，这是我的期待。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深圳晚报：2012年，您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14年，获意大利著名的“卡普里国际诗歌奖”。您是否有“将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展现给世界”的努力？杨炼：我当然看重“将汉语诗歌的独创性展现给世界”。中文诗人在国际上获奖，特别是获得拥有纯粹文学含义的国际奖项，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新的事情。冷战时期，政治的观念代替了文学的观念，文学遭遇了被“简单化”的厄运。冷战结束之后，这样的“幸运”对于中国作家越来越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转变。表面的、肤浅的标准越崩溃；深化的、深刻的文学的性质才被凸显。深圳晚报：诗人与当代的关系，是不是在所有文学样式中最为密切的？诗人应该如何在当代自处或影响当代？杨炼：艾略特曾经说过，小说可以处理虚构，诗却必须面对现实。我认为，艾略特直接抓住了要害。因为诗歌不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它只能直接抓住诗人的内心，诗人活生生甚至血淋淋的经验。诗人不可能装饰自己，伪造一个自我。好的诗歌，就是在给整个时代把脉，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无论哪一个诗句，只要还能感动你，它就是当下的，它也就是用你自己的语言写下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汇合到了一起。记者：李福莹，来源：深圳晚报http://wb.sznews.com/html/2014-08/24/content_29828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