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开国史
出版日期:2014-5
ISBN:9787101099173
作者:阎崇年
页数:996页
内容概要
阎崇年（1934年4月－），汉族，中国山东省蓬莱市人，历史学家。阎崇年创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现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论文集有《燕步集》《燕史集》《满学论集》等，专著有《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袁崇焕传》《中国古都北京》等，合著《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主编《满学研究》《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主讲《清十二帝疑案》《康熙大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大故宫》系列，相关图书《正说清朝十二帝》等均为超级畅销书、常销书，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书籍目录
上卷
自序
引言
一 满洲之源流
二 建州女真整合统一
三 统一海西女真扈伦四部
四 征抚东海女真与黑龙江女真
五 抚绥与征讨漠南蒙古
六 创制满洲文字
七 创建八旗制度
八 金政权建立及社会结构
九 抚清之战
十 萨尔浒大战
十一 开铁之战
十二 沈辽大战
十三 广宁之战
十四 宁远之战
十五 后金建都与迁都
后记
附：明朝、后金一清、朝鲜纪年对照表
下卷
引言
一 皇太极继承汗位
二 宁锦之战
三 迂道远袭燕京之役
四 大凌河之战
五 破塞攻明掳掠诸战
六 统一蒙古诸部
七 松锦大战
八 东征朝鲜
九 明清议和
十 改国号为大清
十一 统一黑龙江地域
十二 盛京宫殿与陵寝
十三 顺治继承皇位
十四 清迁都北京
十五 明亡清兴之鉴
后记
感谢辞
作者简介
《清朝开国史》是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的最新力作。分上、下两卷，上卷讲太祖朝，下卷讲太宗朝，为《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两书的修订合编本。该书上下卷各分15个专题，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经，贯穿讲述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至清迁都北京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大势。全书近120万字，在同类题材著作中，是规模最大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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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沙场上的战役结束，硝烟未散尽时，争夺历史叙述权的战斗便开始了。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在中国突出表现为为本朝撰实录，和为前朝修正史的悠久传统上。一部二十四史，大多由此而来。跟庙堂争夺历史叙述权的行为往往是危险的，在清朝尤甚：编《明史》的庄廷珑，作《南山集》的戴名世，写《国史考异》的潘柽章、吴炎，等等，皆因此罹难，妻孥不保。而在所有历史时段中，清政府最最忌讳的，就是建州女真时期和开国时期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三朝历史。不但禁止民间学者写，官修的《实录》，也反复修改，一直改到清末光绪朝，愈改愈失其真。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在清宫中发现好几种废弃的太祖实录，都是自我净化的痕迹。民国的明清学家孟森由此感叹道：“清改《实录》，乃日用饮食之事也”，“乃累世视为家法”。虽然原始材料扭曲，但由于这段历史极重要，还是吸引了一大批历史学家投入其中。中国的明清史学者，自民国的开拓者孟森、吴晗、萧一山以来，基本就只使用《清实录》《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中文资料，不重视也不能阅读满文文献。但正如德国梵语学者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所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自传”，遵循这种研究路径，几乎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清朝的统治者基本已经被汉族同化了。最近二十年美国“新清史”学派的濮德培（Peter C. Purdue）、柯娇燕（Pamela K. Crossly）、欧立德（Mark C. Elliot）等人却持不同观点，他们格外重视满文档案，将清朝视为一个女真本位、与传统汉族王朝断裂、不断对外扩张的新帝国，由此向旧的汉族中心主义研究范式提出了有力挑战。中国学者阎崇年最近出版了新作《满洲开国史》上、下两大册。作为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先生虽然不是正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却懂得利用《满文老档》等资料，并由满文入手，对八旗制度、建州人名、地名等进行新的讨论。但也许是满文读得太多，阎先生似乎对其研究对象后金-清世系帝王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多有回护和偏袒之说。但总体来说，此书基本可以视为一本瑕瑜互现，大陆学者中少有的，从满洲视角写作的满洲史。明与汉、唐等汉族大一统王朝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其实从未彻底完成“鼎革”任务，只是攻陷了大都，并把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赶到北边去罢了。大将徐达曾建议继续追击，朱元璋的反应却是：“元运衰矣，行自渐灭，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边疆，防其侵轶可也。”（《明史•徐达传》）北元后来在漠北继续传了八九代，直到分裂为鞑靼部和瓦剌部，持续地威胁北京。明成祖朱棣做了灭亡蒙古的最后努力，但他1424年崩于亲征漠北途中，壮志未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和北元及其残余势力并立的“大南朝”。由始至终，内亚势力都像一道难以驱散的阴影，横亘在帝国北边。与北宋类似，明朝的军事政策基本是防御性的，今天的明长城，便是这一政策的遗迹。阎先生说建州女真在宣德和成化年间，遭受明朝的“三次重击，从此之后，衰落百年”，其实都是明在持续受到骚扰后组织的惩罚性进攻。游牧民族的特点是茶叶、布匹等很多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必须依赖与汉人之间的贸易，一旦出现商业纠纷，便要入关抢掠。而对明王朝来说，长城以北已不是农耕区，得其地不能征税，得其民无法役使，建立及维持统治的成本皆高昂，除了个别好大喜功的帝王，一般没动力去征讨。所以阎先生说明朝“一次一次地焚掠女真寨屯，一次一次地屠杀女真部民”，“积下民族之怨，结下民族之仇”，“努尔哈赤将复仇的星火，逐渐燃烧称为焚毁大明皇朝的燎原大火”，却不谈女真焚掠汉地之先，似乎有些片面。更何况明代的防御重心主要放在蒙古，自成化三年之役后，按孟森的说法：“明中叶遂不以建州为意，而一意防虏，继而防倭，谈边事者无复虑及建州。”当时的辽东女真人分西边的海西、东边的建州和北边的野人三部。为何最后是出自建州的努尔哈赤一统辽东？阎先生在这里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做了颇为精彩的分析：建州地区“处于四面环山的河谷平原之台地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距辽东首府辽阳不远不近，既有山道通达抚顺而便于外联进取，又扼山隘、锁重关而利于御内固守”。相反的，野人部离辽阳太远，无法通过边境的毛皮等贸易，引进汉族先进的农具和耕作技术，所以一直停留在原始渔猎阶段。海西女真则离蒙古、兀良哈三卫太近，“受漠南蒙古直接的威胁与侵扰”，恰好充当了建州女真的天然屏障。于是，“努尔哈赤在此暗自发展，黄衣称朕，明廷昏昏然而不明其真相。”十七世纪初的建州，处于东亚各种力量回漩激荡的风暴眼。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的后金：“既是对中原汉族国家政权的模仿，也是对金朝政权制度的再现，还是对蒙古行政制度的借鉴。”顺治前的清，其实是一个博采满、汉、蒙、藏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新政权，这种开放性直到三藩之乱后，满人大范围地提防汉人时才被放弃。正如同我们不能因为清末的丧权辱国而否认其前期在民族融合、开拓疆土方面的成就一样，也不能因为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否认其早期的博采众长。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1644年甲申之变，在清与明六十多年的战争中，我们能看到一个两宋与辽、金、元对峙过程中一个不曾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汉族将领如孔有德、洪承畴、祖大寿等成批次、成建制地降清，并为其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钱穆很早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国史大纲》里感叹道：“惟清人所以得吞灭南明，其最重要原因，厥为汉奸之助”，“赖汉奸得占全中国。”但这是努尔哈赤对八旗制度的改造，尤其是创造性地将汉人八旗纳入体系之内密不可分的。“旗人”已经超越了狭隘的种族概念，将满、蒙、汉，甚至朝鲜、俄罗斯的骁勇士兵都纳入其中。另外，和明朝的重文轻武，猜忌将领，动辄撤职甚至杀掉——如杀熊廷弼后传首九边，寸磔袁崇焕——不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于汉族降将，反而相对能用人不疑。于是就像顾诚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最早的一批八旗子弟战死或老去，1644年讨伐南明时，清军士兵的主体其实已经是汉族了。阎先生引发争议最大的，就是粉饰清军屠杀的言论。但在此书中，他却并不讳言这一点，写道1618年努尔哈赤攻下清河城，“文献没有记载对俘获的清河民兵编户，可见大部战死或被杀。”皇太极继位后“后金贝勒，旧习未改，攻占城镇，杀戮汉民。”清军所过之处，经常“蹂躏京畿州县，攻陷城堡，焚毁村庄”，“一望荆棘，四郊瓦砾”，“荒草寒林，无人行踪。”但必须指出的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屠杀，尤其1644年以后发生长江以南的那些，并不能全部安在满族身上，很多其实是北方汉族士兵所为。我们必须在明代中期后，商业发展导致中国南北、东西之间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下理解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赵世瑜在《识宝传说》一文中曾指出，明清时期，由于华北民众对江南的后来居上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便创造了很多传说，内容大同小异，主人公都是狡诈的、具备某种识宝超能力的“南蛮子”，“把本地的衰落归结为南蛮子把导致本地繁荣的‘宝’盗走了”。这种说法既可以向北方民众解释南富北穷的反差，又暗含某种隐晦贬抑和精神胜利法，是某种从先秦华夷之别观念传承下来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异化。当这些降清的华北汉人八旗兵南下镇压反清势力时，并不比满族士兵仁慈多少。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兵在扬州抢掠妇女时，“一卒横刀跃起，向后疾呼曰：‘蛮子来，蛮子来！’”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则记载在清军汉族将领、山西人（一说陕西）李成栋之弟被乡兵打死后，其部下哭于路曰：“嘉定县何物蛮子来，数日杀我副将六员，几日无援，我军生路绝矣！”后来李成栋攻下嘉定，遂下令屠城：“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取腰缠献之，意满方释”，待腰缠献完后，最终还是死于刀下。满洲士兵来自偏远的东北，没有华夏中心观念，不会称江南人为“蛮子”，恐怕连会不会汉语都是问题。只有来自北方黄河流域中华文化发祥地的汉人，才会视江南这些较晚开发地区的汉人为“南蛮”。这个词一转而为口语化的“南蛮子”，再转即是“蛮子”。在蹂躏南方城镇的清军士兵身上，依稀能看到唐安史之乱以降南北经济重心转移后，北方某种郁积许久的失落感和自卑感之喷涌而出。所以明清之际杀戮问题的定性极为复杂，其中既有满洲人杀汉人，又有北方汉人杀南方汉人；有南方的投降派杀南方的反对派，又有义兵反杀降清者。把这种复杂性简化，一股脑全推到满洲头上，究其根始，很可能是来源于清末革命党人为了宣传排满革命，在大量刊刻清康熙、雍正、乾隆朝禁书时所做的片面宣传。当年革命党人政治目的先行的历史观固不可取，历史叙述的另一个大忌，则是带着今人的后见之明，从结果出发回溯原因，逆着事件的自然发展逻辑去评判当事人。殊不知他们是在一个信息极度不充分、各种利益、情绪和考量盘曲缨绕的情况下行动的，不基于某种“同情之了解”，很多时候便会觉得匪夷所思——比如导演了三屠嘉定的李成栋，到了1648年时，又出人意料地和金声桓一起反正归附南明永历朝，并最终战死。阎先生这本书的长处在于对各个战役过程、得失的分析极为细致，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后见之明”色彩太过浓厚。比如1622年广宁之战打败明军后，阎先生认为努尔哈赤随后犯下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移民，二是止兵，“他如乘胜进兵，直叩关门，或可创一大局面”。这里作者明显是在暗示，清兵若直击山海关，就不会有1626年袁崇焕的宁远大捷，明清易代的时间就会提前。但当时的努尔哈赤自己，恐怕也根本没有料到他的后人竟能够入主中原。直到皇太极时期，清兵的进攻很多还是与东北的饥荒有关，是为解决生存问题的权宜之计，女真族其实并没有某个“开国”的精确路线图。阎先生也同意1616年后金的“天命”年号是后来编纂实录时史官追加的，努尔哈赤在当时并没有使用过它。这种怀疑、考辨史料的做法很值得赞赏，可惜在这部“至今国内外清朝开国史著作中字数最多”的书中，还是显得不够多。（已发表于第697期《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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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清朝通史前两册,就看了上册, -
书展上翻了翻。基本可以肯定是秽史一部。推荐 魏斐德 写的 洪业：清朝开国史。老外才有做学问的样子。 -
这书还可以吧，皇汉们对作者义愤填膺，意图杀之而后快实在是让人费解。研究某一领域几十年，难免有倾向性，此书还远没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
实话实说，某些地方写得还可以，看得出来确实下过工夫。 -
文笔相当古雅啊，读起来很有味。史料翔实。还有对于各方政策军略的详析评价，使读者能够透过历史事实了解更深的思想和道理，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