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部金融史

章节摘录

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也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历代史籍对安禄山极尽辱骂之事，说此人不过是一个肥胖、矮小、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胡人），通过小丑伎俩取得了杨贵妃的信任，又通过杨贵妃迷惑了唐玄宗，然后掌握军权。结果，野心勃勃的安禄山骗过了无能的杨国忠，于天宝十四年谋反，一举击溃了大唐帝国……以上说法，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史籍杜撰！安禄山确实肥胖，却能以极快的速度跳出优美的舞姿，据说当时整个长安城在安禄山的影响下人人都在跳“胡舞”，谓之“胡潮”（类似于今天的“韩流”）；安禄山确实矮小，却能准确把握唐玄宗、杨贵妃、李林甫等人的心思，据说玄宗、李林甫在最闷闷不乐的时候只要见安禄山一面就能笑逐颜开；安禄山确实目不识丁，却能以地道的口音说出波斯、突厥、大食、吐蕃、回纥、汉语（陕北话）六种语言……安禄山从来就没压制过杨国忠，相反，他曾经像侍奉唐玄宗、李林甫一样侍奉杨国忠，无论春夏秋冬，但凡行贿都以上百车计算，那是相当殷勤。杨国忠的底子实在不够光彩，既无治国才能，又无过人的资历，甚至没有“科举帮”口头上的道德力量，他所有的本事都是来自“拉人一起分赃”，根本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更无控制边镇的本事。杨国忠要继续享受这种生活，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击所有有能力超越他的人。满朝文武，安禄山是第一号有资格“出将入相”的人，也是杨国忠最大的敌人。所以，无论安禄山如何行贿，都是不好使的。李林甫活着的时候，杨国忠不能为所欲为；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无能而又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不断采用愚蠢之极的方式刺激安禄山，试图以此堵死安禄山“出将入相”的路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安禄山推荐自己的群牧副使吉温来京担任兵部侍郎，在杨国忠的栽赃陷害下，吉温被成功卷入一起贪污案。尽管安禄山百般斡旋，甚至亲自向唐玄宗求情，杨国忠还是将吉温处死。—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杨国忠为了取得所谓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强迫京兆尹出兵袭击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然后对捕获人员严刑逼供，获得证词之后又将他们立即处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长安给唐玄宗拜年，当然，目的是为自己洗刷嫌疑。之前，杨国忠信誓旦旦地说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会再入长安朝见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杨国忠又以贪污罪处死了安禄山在朝为官的儿子。对大唐帝国来说，天宝十四年真是一个不幸的年份。那一年，安禄山在范阳镇起兵造反，率三十万铁骑南下；那一年，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京师文武百官星散；那一年，追随唐玄宗的军队在马嵬坡哗变，处死了万死不辞其咎的杨国忠和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玉环；那一年，留守关中的太子李亨未经李隆基批准，就擅自做主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在关中自称皇帝，史称唐肃宗；那一年，大唐帝国在唐肃宗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平叛历程……平叛是要钱的！在开战的一瞬，只有财富才能换来强盛的军力！以开元、天宝年间强盛的国力，大唐帝国并非没有能力对抗安禄山。只不过，浑蛋透顶的杨国忠，在长安即将陷落的时候还派人去太原筹集粮饷，既不肯使用也不转移长安、洛阳两京钱物，结果“      ”。唐肃宗登基称帝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丢掉了长安、洛阳以及河北、山东各地的粮仓和府库，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已经穷到一文不名的地步了。安史之乱初年，关辅、朔方、河陇等四十余郡的勤王之师约有百万之众，很快，唐肃宗能控制的钱粮告罄，到了“      ”的地步。危亡之际，一个胥吏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唐肃宗谋划钱粮，这个人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第五琦”。第五琦，后官拜御史中丞，是又一个被《新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聚敛之臣”。第五琦拿出的第一个方法，是铸行“大钱”，即封建统治者惯用的货币伎俩—货币减重。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在第五琦主持下，大唐帝国开始铸造了一批“乾元重宝”，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形制类似，重量也类似，只不过一枚乾元重宝要当十枚开元通宝来用；次年三月，第五琦又铸造了一批新的“重轮乾元重宝”，即这种铜钱有两道钱轮，故称“重轮”，也称“重棱钱”，只不过重轮钱要当五十枚开元通宝来用。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也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据说，大唐将士们得到了乾元重宝、重棱钱后非常高兴，经常有什么“斩首叛军十万级”、“横尸三十里”的记录。拿不值钱的钱来骗人，还骗得我大败而归，安禄山、史思明非常愤怒，愤怒之下就开始动歪脑筋。你不是以一当十、以一当五十吗？我就以一当百、以一当三百！看谁狠！↑乾元重宝↑得一元宝为应对唐肃宗的货币减重，安禄山开始在东都洛阳发行一种更狠的虚值货币“得一元宝”：在安禄山的辖区，一枚得一元宝可以当一百枚当年的开元通宝、三枚乾元重宝、二枚重棱钱。史籍没有记载这场货币战争的胜负，却明确记载了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物价暴涨、恶钱盛行。自武后年间起，大唐帝国就始终对私铸货币持开放态度，官铸开元通宝和私铸货币始终同时存在。之所以没出大乱子，是因为开元通宝始终没有减重，官铸货币和私铸货币的比价始终由民间交易自发形成—既然是在无数次博弈中形成的价格，当然剥削就无从谈起。乾元重宝、重棱钱和得一元宝却不是这个样子，这三种钱的重量都与开元通宝类似，却要当十枚、五十枚、一百枚开元通宝用，是典型的虚值货币，也是典型的抢劫。无论叛军还是大唐帝国，这三种货币最初的获得者和使用者都是职业军人，三种货币都有着异常的强制执行力。更离谱的是，大唐帝国长期以来已经有了私铸货币的传统。既然铸行虚值货币有几十、上百倍的利润，私铸者当然不甘示弱，三种货币刚刚铸行，假币就充斥了全国各地。人们纷纷毁开元钱改铸大钱，甚至连寺庙中的铜像、钟磐等也被熔毁铸钱。至于物价，当然是一飞冲天，诗人杜甫气愤地写下了“      ”的诗句！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价也只是斗米四五百钱，到了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邺城被围的时候，斗米七千钱。通胀最严重的时刻，一位叫田神功的朝臣一宴就花掉了一亿铜钱，当然是以重棱钱计价的。后来，这种货币实在流通不下去，唐肃宗只得承认开元通宝与乾元重宝等值，重棱钱可当十枚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又下诏重棱钱改为一当三；后元载为相，各种大小钱等价流通。至此，双方铸币敛财术全部完败。盐铁专营的轮回“盐铁专卖”是一种非正常的敛财途径，会刺痛所有人的眼睛，这些人也包括无法无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盐铁专营，说到底是靠国家机器的暴力。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样可以，刀头舔血的暴徒还不都是为了钱？第五琦敛财的第二个方法，是重行盐铁专卖。《新唐书•第五琦传》记载，第五琦在拜见唐肃宗时阐述了一个真理：兵事强弱、战场胜负，其实只在钱多钱少。对此，第五琦也提出了解决方法：只要给臣一个职务，洛阳、长安指日可定，我能让粮饷即刻飞往战场（      ）；而且，这是一种百利而无一害的税收，不用盘剥百姓也能国富民强（      ）。这个职位，叫“盐铁使”。至于具体方法，不过是把桑弘羊的盐铁专卖重新拿了出来，彻底结束了大唐帝国对盐铁“      ”的美好生活。应该说，第五琦还是看到了盐铁官营的弊端，也尽最大努力想消除这些弊端。在第五琦的盐铁改革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私人盐铁的生产体系，只是将收购、运输、销售收归中央朝廷所有。也就是说，盐铁由私人生产，但收购、出售价格完全由官府制定，其中的利差就是官府的利润。仅仅一个购销差价，麻烦已经很多了。因为，这个购销差价实在是太离谱了，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实行盐铁专卖之后，每斗为三百七十钱（      ）。如果考虑当时通货膨胀的因素，以下记载则更符合实际：“      。”食盐、铁器不是什么奢侈品，是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生活的必需品—朝廷直接控制社会的生活必需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恶化了广大唐朝人民的物质生活。既然是必需品，那么，所有人就都不得不任由封建朝廷剥削，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财富，结果是“      ”。对朝廷封建官僚而言，终于找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历朝历代，所谓“官营盐铁”，朝廷得利不过十之其一，更多的利还是为执行朝廷敕令的官商所得。第五琦开始推行盐法时，为减少封建官吏中饱私囊和舞弊的现象发生，管理朝廷盐政的衙门叫“置巡院”，只是户部下面一个处级单位。后来，第五琦被贬官，“置巡院”被分设并升格为两个副部级单位，并在所有州、道、府、县都设置了朝廷直属的垂直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盐铁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只要能混进“置巡院”，即使是一个胥吏，一年也能“资累巨万”，也可以买豪宅、开名车，过上王侯一般的生活（      ）。盐铁专卖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从业者有的是钱赚，可以穿金戴银，可以锦衣玉食，可以珠环翠绕……大把的铜钱、迷人的珠宝、花不完的金银，多么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女香车，不仅封建官僚喜欢，普通百姓乃至犯罪分子也都很喜欢。“盐铁专卖”是一种非正常的敛财途径，会刺痛所有人的眼睛，这些人也包括无法无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盐铁专营，说到底是靠国家机器的暴力。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样可以，刀头舔血的暴徒还不都是为了钱？自此，贩卖私盐成了晚唐年间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私盐贩子或放火烧盐仓，或抢劫运盐商队，然后借助壕沟、篱笆、山林、黑暗（      ）对抗官军，再把抢劫来的私盐贩卖到全国各地。在利益驱使下，私盐贩卖者不但抢劫官府盐队，甚至对普通百姓下手，有店铺或普通人因惧怕而不敢买私盐的时候，也会被屠杀、灭门（      ）。私盐买卖是一种“暴力”与“暴利”相结合的犯罪活动，对帝国正常秩序的破坏性远高于普通流民。无形的利润之手无处不在，每一个苦难的黎民百姓都会成为潜在的反叛者，一旦有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最终发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首领黄巢就是靠贩卖私盐起家的……唐肃宗终其一生也未能目睹山河一统，继位的唐代宗更是已经丧失了禁军的指挥权，只得依靠一批节度使打倒另一批节度使。当然，只要节度使军队离开自己境内，帝国政府就必须为之支付“出境钱”。此时，帝国已经不能直接控制土地，当然也就无法直接控制百姓，第五琦所创盐税成为帝国最大的进项，占到帝国收入的80%以上。然而，盐税的弊端实在是太大，天下府县布满了朝廷的直属机构“盐铁使”，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把多少钱搂进了自己的腰包。就在“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之际，大唐帝国终于又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刘晏。刘晏官拜度支郎中兼领租庸事，是玄、肃、代、德四朝老臣，先后执掌大唐帝国财政二十多年，是唐史中唯一可以和宇文融比肩的“聚敛之臣”。刘晏的刀，砍向了盐税，这是一次有限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改革措施并不复杂，只是对民间放开了盐铁的运输和二级销售渠道，把盐铁专卖的范围缩小到当初第五琦的设计。也就是说，官家除了在批发环节以定价确保帝国税收以外，裁撤了盐铁的运输和销售衙门，把这些就业、赚钱机会让渡给了真正的商人。官府给定一个批发价，至于批发之后卖多少钱，商人自己看着办。而且，刘晏并未提高盐铁批发价，以盐价为例，刘晏官定为每斗一百一十钱，远低于改革之前。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数字，足以让人惊讶这项改革成果之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刚刚上任时太府每年收入不过四十万缗；广德三年（公元765年），朝廷盐税收入居然高达八百多万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刘晏主持财政十五年后，朝廷的岁入从四十万缗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缗。然而，一千二百万缗钱对朝廷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为讨伐“父业子承”的节度使，大历十四年朝廷的用度已经上升到三千万缗……向富人征税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着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西汉以来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均田制”，安史之乱后，经过以杨国忠为首的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天下土地已尽在其彀中，难怪乎杜甫仰天长叹“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中，皇权需要向千千万万小农收税才能生存。现在，土地不再属于每一个黎民百姓，而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就在中枢朝廷捉襟见肘之际，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力图挽救危亡，这个人就是杨炎。杨炎，生于“开元盛世”，完整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虽然杨炎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的文采却早就享誉整个朝堂。弥留之际，唐代宗任命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希望这位帝国的才子能力挽狂澜。大历十四年八月，刚刚上任的杨炎就上疏病入膏肓的唐代宗，以一封极为简单的奏疏阐明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经绝无可能，那么就应当彻底免除所有穷人的一切税收、徭役（租庸调），帝国税收就该“      ”、“      ”—谁拥有更多土地，就向谁收取更多税！由于杨炎安排在每年六月、十一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次改革也被称为“两税法”。两税法所谓“      ”、“      ”，说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税。从当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人有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运行成本，“向富人征税”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向富人征收重税，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贫者不丧失公平的起点。毕竟，只有富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穷人实在太穷了，富人的游戏也是玩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当代有社会责任的富豪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呐喊：请向我征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唐帝国向富人收税都已经迫在眉睫了：帝国政府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有固定的进项；封建官僚要想继续盘剥百姓，也总要先有帝国的统治框架；百姓要想结束这种军阀混战的日子，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朝廷……所有这些，都是要钱的！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刚刚即位的唐德宗批准了两税法：无论你的土地来自朝廷授田、开垦荒地还是贪污受贿，也无论户籍是否在耕地所在地，只要占有土地，就要按占有数量向朝廷纳税（      ），除了土地税，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对民户“概不再取”。“向富人征税”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财富来路必须光明正大，富人要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赚钱。换句话说或许更明白，财富不能来自封建官僚垄断的盐铁行业，更不能来自封建官僚的权位。否则，封建官僚本就不靠市场获得财富，他们才不会管自己是否太富、极端的贫富差异是否破坏帝国的统治根基。很不幸，杨炎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帮富人、这样一帮封建官僚。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两税法刚刚实施，宰相陆贽就上疏唐德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端：天下之大，真正的有钱人必定是坐在府县衙门里的人，他们的钱财来路不明，也就会把钱藏在自己的怀里、箱囊之中，虽然非常有钱，但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资产和土地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从土地名册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没有人知道封建官僚究竟有多少土地，又把土地放在了谁的名下；乡间勤劳者靠数代积蓄添置几顷地，就被县官说成是有钱人，就急急去索要租税，只能使得民间财货一空，使得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小康之家也没有了余粮。在成书于德宗年间的笔记小说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故事，完整诠释了宰相陆贽的判断，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应该不是个案。长安有一个叫索相女的商人，酒后不慎让马匹脱缰而去，撞死了一个朋友，论罪当斩（酒后驾车自古贻害无穷）。索家的人以十几顷地买通了京兆尹手下的一个胥吏，在这个胥吏的斡旋下，索相女被判流放五年。五年后，索相女回到了故乡长安，发现衙门居然年年派人到家中为这十几顷地索要税收。因为，在这宗行贿案中，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受贿人收受了他的土地，也没有到衙门办理“过户手续”。索相女是一个商人，在他眼里，也许行贿买命根本就是一单生意：我用十几顷土地换回自己的性命，此后钱货两清、概不赊欠。现在，我已经把土地送给了你，你怎么能让我承担这十几顷地的税收？于是，索相女向京兆尹衙门递交诉状，要求衙门为他办理“过户手续”，承认这十几顷土地已经不姓“索”了。当然，这出卖了那个曾经救他一命的胥吏，索相女也因此再次获罪，后被流放。尽管笔记小说没有记载那个胥吏的下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十几顷地依然在索相女名下，官府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灰色交易。索相女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更多则是封建官僚把税收直接加在境内自耕农、佃农甚至部曲身上。最后，所有的税钱都是来自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用度，而广具庐舍的封建官僚，虽然手中地价以亿钱计算，却丝毫不用承担国家用度（      ）。岂能指望这样一批封建官僚真的为朝廷尽心尽力？这样的两税法又岂能真的为朝廷增加财富？本来，两税法规定，除了正税，任何人不得再征收其他杂税。仅到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南道节度使就奏请在本道两税之外，每千钱加收两百钱，朝廷不但批准，还命其他各道照此办理；此后，剑南道观察使再请加征20%，朝廷照准。至于州县小吏，也都粉墨登场，税收花样不断翻新：新竹木茶漆要交“什一税”、买卖成交要交“除陌钱”、住房要交“间架税”，甚至连出门走路、人口死亡、瓜果成熟都要交税……最后，提一下杨炎的下场。两税法改革的目的是增加税收，方法则是剥夺封建官僚阶层部分财富，所谓“      ”。这么干，杨炎无疑把所有封建官僚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包括那位治世能臣刘晏。为打击反对势力，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亲自在德宗面前做假证，将刘晏牵涉进一桩谋逆案，指责刘晏“      ”，最终刘晏被流放忠州，不久被唐德宗赐死、籍没家产、家属流放岭南。杨炎是一个很好的文人，政治素质却明显不过硬。刘晏被处死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为给自己开脱，杨炎居然把责任推卸给唐德宗，逢人便说：“刘晏今天的下场，是因为皇帝早就讨厌他了，不是我的过错。”很快，杨炎的话就传到了德宗耳朵里，德宗愤怒地说：“杨炎这是把杀刘晏的责任推给我，一定要找机会诛杀这个奸臣。”刘晏死后仅一年多，杨炎自不量力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叫板。他们和刘晏可不同—刘晏不过是一个刀笔吏，李希烈、段秀实可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李希烈、段秀实开始搜罗杨炎的罪状—那实在怨不得别人，杨炎的底子太不干净了：开元年间，杨炎刚在江南为官，就强占了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建元年间，杨炎又以宰相之威，强令京兆尹购买了他家的土地，当然，价格那是高得实在离谱（      ）。在李希烈、段秀实等人的指使下，另一位宰相卢杞以这两条罪状弹劾杨炎。最终，杨炎被贬崖州，不出京城百里即被赐死。唐德宗在赐死的诏书中历数了杨炎之罪：不思为国尽忠，但知朋党为奸，败坏法度、罔上行私、纵恣诈欺、贪污受贿……唐末钱荒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只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两税法对大唐帝国货币的演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税法规定，此后收税不收礼（粮食、锦帛），只收现金。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开始，大唐帝国经历了一场足以与萧齐年间媲美的大通缩，前后时间在七十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唐武宗年间。当时的人就将这场通货紧缩称为“钱荒（      ）。史籍记载，数十年间每匹绢从四千文跌到了八百文，粮食则从两百文跌到了二十文，最后甚至跌到了几文。两税法实施后，这场通货紧缩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认为贞元大通缩最直接的成因就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两税法实施以后，帝国政府税收只收货币，这极大减少了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于是中晚唐出现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荒。真的是这样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贞元钱荒发生的历史背景。就在钱荒发生前一年，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不啻于“安史之乱”的叛变—“泾原兵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勤王，结果，士兵到达长安的时候唐德宗居然不给士兵吃饱饭。士兵当然很愤怒，大家扬言：“我们即将战死沙场，现在仍旧不能吃饱饭，怎么能以这样的羸弱之躯抗拒叛将白刃？皇帝的大盈库财宝堆积如山，既然皇帝不给，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兵变在即，唐德宗也确实得到了线报。只是应急预案却非常愚蠢：赏赐中层以上将领每人两匹粗布，让姚令言率领这些将领，空口白牙去游说士兵不要造反！士兵造反就是为了钱，这些中层将领也一样，人家在地方上随便捞点怕也比两匹粗布多吧？结果，唯一真心劝说士兵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无法约束手下，泾原勤王之师在长安兵变，杀朝廷抚慰使，士兵首领朱泚率军攻入长安并自立为帝。次年，仓皇出逃的唐德宗下罪己诏，即《奉天罪己诏》，唐德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公开颁布罪己诏的皇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领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不但不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反而会增加领袖魅力。例证就是中国汉武大帝的《轮台罪己诏》，尽管刘彻一生出过很多昏招，但晚年所作所为力挽狂澜，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仍不失大节。与《轮台罪己诏》一样，唐德宗在《奉天罪己诏》中承认现在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      ），自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负天下黎庶（      ），由于自己的错误激起了兵变。所以，叛乱者只要放下刀枪就可得到赦免，只要重得天下太平，皇帝将“从我做起”，停用高级车马，停建奢华的宫殿，不再无故靡费臣民财力（      ）……与韦伯的预见一样，《奉天罪己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叛军见到诏书后，“      ”，大部分将领自去伪号，首领朱泚逃亡吐蕃后被杀。唐德宗以最小的成本平定了“泾原兵变”，但是，重新进入长安的唐德宗却未能像《奉天罪己诏》中说的那样励精图治，所作所为也没有真正惠及天下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中晚唐这场史无前例的“钱荒”。所谓“贞元钱荒”，并不是所有人手里都没钱，而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没钱，一小部分人手中的货币又多得不可胜数。中晚唐年间，长安、洛阳各地大商人、高利贷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专门为大官僚放债，这种新业务有个专有名词叫“京债”。这些人专门对在京新选任的官吏放贷，作为朝廷新贵买官的运作费用，待他们到任后再还钱。齐州有一个叫刘十郎的人，他获得了全州醋的专卖权（德宗年间，醋、糖也均被列为专营的榷品），不过数年，刘十郎家财就已经积攒到十万缗—相当于当时帝国一年的铸币量。以此为基础，刘十郎在京专门贷款给即将当选节度使的人，待他们上任后再归还贷款。—放高利贷给人运作方镇节度使，无论本金还是利息，所涉及的金钱数岂能是小数字（      ）？在某一个固定的时点，货币总量必然是一定的，有人积蓄多达帝国一年的铸币量，就必然有更多的人为一文钱游离于生死之间。—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仅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甚至有人“      ”来装饰自己的府邸，在这座府邸辉耀山谷的背后，究竟毁掉了多少枚铜钱呢？小人物的救赎“二王八司马”的势力范围只在长安附近，地方节度使是否买他们的账，完全要看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遗憾的是，这几位理想主义的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轻易对军权下手了。柳宗元有篇寓言叫《黔之驴》，意思是黔地（贵州）从来没有驴，有无聊的人把一头驴运到了黔地；开始，驴只要一叫唤，当地的老虎就很害怕，以为驴要吃自己；后来，老虎发现，驴只会用蹄子踢几下；最后，老虎很高兴，认为驴“      ”，就把驴吃掉了。这篇寓言《黔之驴》流传了上千年，还出现了一个“黔驴技穷”的成语，意思是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坚持斗争，假以时日必定会不攻自破。其实，驴倔强而又无畏，并不一定是贬义词，美国民主党的党徽就是一头驴。在这里讲《黔之驴》的故事，不是为表明寓言之后究竟还有什么高深的暗示，只是希望能借作者柳宗元的生平为大家解读当时的金融财经故事。或许我们能看到，柳宗元和他的战友才是那头倔强的黔之驴。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志大才疏的唐德宗病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唐顺宗的能力如何，还真无法评价；唐顺宗身体如何，我却知道一点，此人刚刚登基就中风了，此后一直躺在病床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处理过国事。比较奇怪，接替唐顺宗处理朝政的不是太后、皇后、宦官，而是陪他读书的两个书童：王伓、王叔文。王伓、王叔文均是寒门出身，既无科举功名，也非豪门大族，在唐顺宗登基之前二人甚至没有过多机会接触政务。唐德宗是一个猜忌心很强的人，在李诵朝不保夕的太子岁月中，王伓、王叔文与这位未来的皇帝结下了良好的情谊。唐顺宗即位后，马上身患重病，不能接见百官，所有奏疏由王伓、王叔文代为传递，实际上也是由二人作出决断，二人甚至一度掌握了任免宰相的权力。关于王伓、王叔文秉政，史籍上赋予一个专有名词—“二王八司马”。“二王”当然指代王伓、王叔文，“八司马”则是文官集团中与“二王”走得最近的八位高官，其中一位就是写出《黔之驴》的柳宗元（其他七位分别是刘禹锡、韩哗、韩泰、陈谏、凌准、程异和韦执谊）。在“二王八司马”领导下，大唐帝国进行了一次治标不治本的革新，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虽然只有八个月，却是晚唐昏暗政局中最为靓丽的一笔。此前“二王”只是太子的书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两个小人物成为帝国中枢的决策者。如此人生际遇，对“没吃过、没见过”的人来说，更有可能的是在骤然出现的利益面前丧失自我，在众多封建官僚的吹捧下得意忘形，最终成为遗臭万年的奸佞之臣，例如此前唐朝杨国忠、此后明朝王振。然而，“二王”却没有这么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道德良心撑起这个破败的帝国，虽然这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二王八司马”是黔之驴的话，他们的第一声嘶鸣是拿皇室开刀—反正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不能享受了。唐德宗当了二十五年皇帝，皇帝的小金库—大盈库，早就经不起毫无节制的靡费了，于是唐德宗发明了很多小儿科式的搂钱新方法。第一种方法，宫市。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叙事诗《卖炭翁》，故事大意是两个宦官（      ）拿着皇帝的敕令，强行以半匹红绫（      ）换走了卖炭翁的一车炭。《卖炭翁》的故事，记述的就是典型的宫市。为了满足日益浩繁的宫中用度，经常有宫里的内侍拿着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在京城市场上跟商人强行做交易，有时拿走数千钱的东西却只给人几百钱。开始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皇宫就会发布一份采购物品名单，要求商人参与宫市，并规定宫市价格必须足以偿付商人的本钱。后来，皇宫的采购名单不见了，偿付本金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至于那些所谓的“敕令”是不是真的，那就只有老天才知道。白居易的《卖炭翁》中那些“      ”已经很仁慈了，起码是给了卖炭翁一点补偿，也没直接把卖炭翁的牛牵走。而在现实中，“      ”更加野蛮。我们以当时一个著名的治安案件说明。这是一起以少胜多的群殴，打人者是一个与卖炭翁类似的卖柴翁，被打者是一群“      ”。卖柴翁遇到了心黑手毒的“      ”，不但没给他那可怜的“      ”，反而要把卖柴翁的驴车也拉走（      ）。卖柴翁对“      ”哭诉：“我有父母妻儿，一大家子人都靠着这头驴吃饭。现在我已经把自己辛苦砍来的柴薪白白送给你，你还执意要断我生路，那我只有以死相拼了。”拼命的人一定是有力气的，拼了命的卖柴翁居然一个人打好几十个，把来抢钱的宦官都给打了。事后，负责治安的小吏（街吏）不但擅自放掉了这位卖柴翁，还从内侍身上搜出十几匹绢赏赐给了这位卖柴翁。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朝廷对卖柴翁和街吏的处理意见一直很不统一。最后，这起治安案件居然闹到了唐德宗面前。不能说唐德宗不知道宫市的坏处，因为他最终没有惩罚卖柴翁，也没有责罚那个小吏，反而贬黜了那几个宦官—毕竟为小喽啰犯众写《卖炭翁》的白居易怒是不划算的。处理结果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但是，天下又有几个卖柴翁能得到德宗特别对待？终德宗一朝，宫市都没有被废除，结果，开元年间辉煌的长安市场现今门可罗雀，人们只要听说有“      ”，就连卖鸡蛋灌饼的都赶紧收摊走人（      ）。第二种方法，五坊小儿。所谓“五坊”，就是给唐德宗养宠物的地方，雕坊、鹊坊、鹤坊、鹰坊、狗坊，这些地方的小官小吏自然没有真正的权力可言，但是绝对不能低估皂隶的无耻与创造力。有权力，我们要用权力去抢夺；没有权力，我们就创造权力去抢夺！对大唐帝国来说，如果一个微末小吏都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无所不至的话，那老百姓真的会没法活了。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些人经常把一张大网罩在人家门口，不允许人出入，因为我这张网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这些人在村落的水井上罩上一张大网，不让全村人来汲水，因为，这张网也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这些人在酒肆吃喝之后不给钱，临走时还给人放下一个鸡蛋，说这是一个“皇帝的鸟蛋”，现在必须在酒肆里孵化。酒肆主人只得任由这批人在这里白吃白喝，皇帝的鸟蛋可是不能随便碰的……德宗年间，宫市、五坊小儿，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二王八司马”秉政后，以最快的速度废除了宫市、五坊小儿，遣散大批宫女。当然，在“二王八司马”第一声嘶哑的“驴鸣”中受损的只是封建官僚集团中的最底层。只有这些没有权的皂隶才会把掠夺之手伸向赤贫的农人。“二王八司马”“踢之”的对象则是封建官制。结果，暴露了黔之驴的本来面目，“二王”败亡，“八司马”均被流放。封建官僚之所以能为所欲为，说白了不过是靠封建帝国掌握着的财政资源，能以此豢养一批为自己卖命的人。王叔文没白在太子面前混了十多年，唐顺宗刚刚登基，他就把盐铁、度支使换成了自己的人，并亲自兼任户部侍郎，盐铁、度支副使（起点实在是太低，没法任正职、实职）。公平地说，“二王八司马”确实找到了正确的切入点，他们动手的第一个对象是京兆尹李实。当时，京兆尹（相当于今日首都市长）是最没势力的地方大员—总不能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训练军队。而且，李实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人。—德宗年间，李实任盐铁转运使，居然将告发他贪污受贿的江南盐商崔善贞活埋！—任京兆尹期间，为了讨好唐德宗，李实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的大旱灾中依然要所有农人纳税，不少小户人家为此拆房子卖地，当然，李实在这一年以极便宜的价格弄到了不少田地。—长安有个叫成辅端的说书先生，他编了几个段子讥讽李实巧取豪夺，说：“      。”事后，李实把成辅端抓了起来乱棍打杀。实际上，唐德宗对这件事的批示是：这人不过是以调侃的口吻说了点建议，算了吧（      ）。收拾这样一个既没真正实力又人神共愤的京兆尹，“二王八司马”当然不会有太大阻力。在“二王八司马”弹劾下，李实被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吏，京师内外“      ”。此后的事情，“二王八司马”却露出了“黔之驴”的本性。“二王八司马”的势力范围只在长安附近，地方节度使是否买他们的账，完全要看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遗憾的是，这几位理想主义的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轻易对军权下手了。放逐京兆尹李实后，“二王八司马”任用老将范希朝总领神策军。神策军早就成为高级宦官的禁脔，各人在神策军中都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大家都在神策军中派驻低级宦官充任“中尉”，直接统领神策军。“二王”此举等于把所有高级宦官和整个神策军都推到对立面。于是，高级宦官指示神策军中的“中尉”不听范希朝调度。范希朝本是退休的边镇将领，个人影响力完全在边陲，至于神策军，没一起喝过酒、没给士兵发过钱、没给将领提过官，怎么可能有人听从这位老将军指挥？恰在此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看出了“二王八司马”的窘境，便派亲信刘闢与王叔文相商，希望王叔文支持他吞并剑南三川。刚见面，刘闢就开门见山地说：“皇上身体不好，若有一天驾崩，您危矣；不过，若您能提出让我家主人当上三川节度使，一旦朝中有事，剑南三川当以死相助；如果您不愿意，那么韦皋自当也有所‘报答’（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韦皋图谋剑南三川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来自朝廷的借口。无论王叔文是否答应，韦皋怕是都要总领剑南三川。现在，不过是让王叔文为韦皋来背这个骂名，王叔文却可能因此换得外藩强援。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经济理性”，这确实是一票划算的交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经济理性，我巍巍大唐还有气节，要知道很多事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王叔文很有骨气，他当面斥责韦皋的使者刘闢：“韦皋手握强藩，本就有图谋不轨之迹，我王叔文岂能以江山社稷与这样的人做交易！”当然，这把西川节度使韦皋得罪到家了。韦皋很快就给“二王八司马”送来了回报：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韦皋逼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拥太子李淳称帝，是为唐宪宗。唐宪宗称帝当年，王伓被贬为开州司马，很快就病死了；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司马先后被贬，开始了“      ”的流放生涯。“永贞革新”虽然仅历时“      ”，却给寒冬中的大唐帝国带来一丝回春之意。此后十五年，唐宪宗为宦官毒杀，帝国中枢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帝国的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从汉代的吕雉到唐朝的李隆基，历代帝王的梦想都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东篱南山的田园梦想在封建官僚毫无节制的掠夺下不断幻灭。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问题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瞬间吸干帝国财富。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生活，能缔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世外桃源吗？答：绝无可能。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认识对方。比如，今天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可能转眼间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做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法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无远弗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比如，19世纪托拉斯掌握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12%的人拥有全美财富的90%，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城市之羞》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时代：一面是辉煌的大工厂，一面是肮脏的贫民窟；一面是光鲜的托拉斯总裁，一面是妓女和童工；此外，种族歧视、妇女歧视、对工人残酷的压榨、肆无忌惮地在药品中作假……据《城市之羞》的作者斯蒂芬斯自己说，书中内容都是经过亲自实地考察且“往往是历经生命危险”才写成。当然，中国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备“坏的市场”的特征。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夺之财。在农耕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有效的财富象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玄宗才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土地买卖禁令—“开元限购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都不准买卖天下土地！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这道土地买卖禁令奠定了帝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基础，在强势皇权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势力，也无法明目张胆地通过土地兼并蚕食民间财富。然而，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下，监督之制是一条单行线，皇帝一人又怎么可能看住天下封建官僚？晚年，天纵英才的唐玄宗陶醉于自己缔造的盛世，也逐渐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警惕。秉政二十多年的铁腕宰相李林甫更是给了唐玄宗一种幻觉，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位宰相都能像李林甫一样出身于贵族世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林甫一样能在所有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这个寒门出身的宰相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土地市场上重新拿到了财富分配的利刃。从放开“开元限购令”的那一刻开始，情况便失控了：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全帝国境内40%以上的人都变成了毫无土地的流民。数代大唐帝王的积累毁于一旦！杨国忠聚敛了财富，却无法收敛自己的贪婪之心，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不断以弱智的手法打击、挑衅、诬陷边镇节度使，尤其是安禄山。最终，安禄山率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反叛，说到底，安史之乱不过是封建官僚间的财富之争变成兵戎相见。安史之乱使唐帝国彻底丧失了权威，“均田制”的皇权基础也就随之崩溃了。为挽救帝国于危亡之际，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试图向大土地所有者收税，进而实现均贫富的梦想。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他们的财富本就不是来自公平竞争的市场，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最终使唐朝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发动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公元904年唐昭宗为宣武节度使朱温所杀，907年唐哀帝禅位给朱全忠（朱温后被赐名“全忠”，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大唐帝国，一个历时三百年的王朝崩溃了。大唐帝国撤销了羁绊商旅的“关津”，通过“检田括户”对土地兼并进行了严苛的限制，终于缔造了“开元之治”，巍巍而立。然而，唐朝官府对铸币缺乏必要的经济激励、也未能有效管理私铸货币，货币流通始终受到“钱荒”困扰，唐朝一代经济运行始终未能走出东篱南山的小农田园，难以达到华夏历史的巅峰。从汉代的吕雉到唐朝的李隆基，历代帝王的梦想都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东篱南山的田园梦想在封建官僚毫无节制的掠夺下幻灭。为了破解这个缠绕千年的魔咒，大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弃了“均田制”，中国古代经济终于也在宋代达到了巅峰。新的盛衰嬗变中，得失几何？我巍巍中华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敬请期待《中国是部金融史Ⅱ》。

前言

序VII毋庸置疑，当代金融学教学科研的根基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特征是“科学化”，西方经济学者希望通过计量工具检验经济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推导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当金融界醉心于那些繁复的金融工程理论的时候，不知可曾想过，金融学“科学化”可能正在把世界引入歧途：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甚至不能模仿最简单的人类感情，数学模型又怎么可能阅尽人世繁华？果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华尔街金融巨鳄们把贪心隐藏在貌似繁复的金融模型之中，自己赚到盆满钵满，却把风险搭售给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流行至今，是因为在1929年的大危机中美国政府想花钱刺激经济、全世界的政府都想对经济运行有发言权；新古典经济学等一系列倡导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流派之所以在20世纪末成为主流经济学，是因为美国政府必须为“新经济”中的信息产业再造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各国要模仿这种产业，也就必然要缔造相同的经济环境。说到底，所谓经济学流派，其观点一旦落地，必定是一国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而不是那些字面上的经济学论文。是美国政客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中为自己寻找论据，而不是《美国经济评论》可以左右经济政策。很遗憾，西方文明引领世界至今不足三百年时间，他们的祖先没有机会反复验证这些经济理论。煌煌华夏数千年往事，有过辉煌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也有过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纷纷乱世，尘封的故纸堆早就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些不可重复的社会试验中，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金融学文库，也演绎了所有经济学流派的政策建议：《史记》看懂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盐铁论》通篇都在呐喊“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钱神论》序VIII则戏谑货币为“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论多么复杂的金融学理论，都应该能以先贤这种平实的语言说明，毕竟金融演绎的是普通人的一颦一笑。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2007年开始试图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试图从历史的视角追寻金融的脉络，并形成了《金钱统治》《世界是部金融史》两部书稿。《金钱统治》的创作时间颇显仓促，仅描述了货币制形演进，很多关联的史实和金融学道理尚未交代清楚。这部《中国是部金融史》最初的基础便是《金钱统治》，有幸在现在这部书稿中对此进行了重新梳理，希望能再次为大家交代孔方乾坤中的货币天道。书稿从最初构思至今已五年有余，这期间我虽然经历数次工作变动，但即使最忙的时候也不曾中断书稿的写作。然则人事牵缠，直至今日本书的第一册方与读者再见面。其间，我和杨忠恕博士都经历了无数不眠之夜，主要的讨论集中在午夜的电话里，搜集史料、考证史实、凝练语言，其中苦寒不足为外人道也。书稿写作经常要熬到午夜两三点，周公、汉文帝、曹操、晋武帝、唐玄宗..一干历史人物都先后走入过我的梦境，得缘神交古人也算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吧。陈雨露2013年1月

内容概要

陈雨露，金融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高级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入选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首届教育部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

杨忠恕，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后、金融学博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青年发展研究基金获得者。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此朝无钱胜有钱（周朝）

恩惠能换来忠诚吗

谁毁掉了西周

管仲的刀

三千越钱可吞吴

小结：国家的金融精神

第二章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秦朝）

商鞅功罪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大秦无货币

小结：血族的衰亡

第三章  犯我货币者，虽强必诛（汉高祖—汉武帝）

汉初大通胀

盛世铸私钱

汉武之梦

抢劫无极限

第四章  迷失的货币（汉昭帝—新莽）

轮台罪己诏

盐铁之辩

通货紧缩是好事吗

王莽古钱的奥秘

小结：财富的循环

第五章  国家与土匪（东汉）

无官的世界

钱断桃花源

铜臭的由来

无字的小钱

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第六章  铜钱三国志（三国）

曹操“隆中对”

曹操土改

悠悠我心，不负五铢

祭坛上的蜀汉

货币战争之三国演义

小结：礼崩乐坏的时代

第七章  两晋衣冠（两晋）

炫富的下场

司马炎的绝招

一钱杀二士

钱，国之重器，不可轻废

小结：胡马过阴山

第八章   南朝金粉（南朝）

生而不平

钱财断手足

全民高利贷

萧齐祸福

小结：逝去的贵族

第九章  大隋悲歌（隋朝）

壮哉盛隋

隋五铢的奇迹

隋炀帝的国际贸易

尽道隋亡为此河

白钱的故事

小结：隋之殇

第十章  今有大唐初长成（唐高祖—唐玄宗初年）

另类贞观

无字碑上的轮回

金简除罪

官无事，民自富

钱上美人痕

第十一章  开元全盛日（开元四年—天宝十四年）

钱味甘，大热有毒

开元限购令

增发货币的两种方法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李娃传》中的金融故事

第十二章  国在铜钱破（唐肃宗—唐宪宗）

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

盐铁专营的轮回

向富人征税

唐末钱荒

小人物的救赎

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编辑推荐

《中国是部金融史》编辑推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全新力作，具备专业性与权威性。作者陈雨露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金融、货币以及历史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乃至国际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的影响力。畅销书《世界是部金融史》姊妹篇，具有良好的读者基础。《世界是部金融史》自2011年出版以来即广受好评，取得了很好的销量，仅在当当网上实体书就有约3500条评论，电子书也有400多条评论，而且都是五星，目前此书已经全新修订重新发行。借助《世界是部金融史》的热销效应和良好读者基础，《中国是部金融史》将有很好的市场预期。以轻松活泼的语言，从金融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内容具有独创性。《中国是部金融史》用生动诙谐的语言将中国古代的金融实践和历史经验逐一展现，从金融的视觉重新解读历史，让你读懂其间的贫富逻辑、金钱规则和盛衰玄机，历史故事迭宕起伏，文笔生动活泼，是适合大众阅读的金融类、历史类普及读物。

作者简介

《中国是部金融史》内容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全新力作，《世界是部金融史》姊妹篇，透过金融读懂中国三千年把金融那些事儿一次说清楚，三千年来谁著史——文明盛衰的密码是什么？人间沧桑的正道为何物？金权有着怎样的规则？贫富有着怎样的逻辑？

全书以时间为纲，以朝代、人物、事件为目，围绕金融实践这个核心，用生动诙谐的语言，条分缕析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盛衰密码和进退定律。无论是“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的海晏河清，还是“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浑浊乱世，都有金钱的力量在背后驱动。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下分割社会财富，所谓盛世，不过是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赚钱的机会，而皇权和小农最后无论如何变招，都会被霸气外露的封建官僚逼入绝境。在盛世与乱世的循环交替中，以货币为工具的金融是那双看不见的手。

一部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金融史，透过《中国是部金融史》，你能将它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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