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ISBN:9787204027484
作者:金应熙
页数:537页
内容概要
金应熙（1919～1991），广州市人。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曾任广东省社科院 原副院长，研究员。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职工运动史、东南亚史、思想史、香港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均有较高学术成就。曾兼任学术职务有：中国史学会理事、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等。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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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教授生前在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讲授“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课程的讲稿和笔记，由其子金雨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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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应熙（1919-1991）这个名字对于读者而言可谓既熟悉又陌生，所谓熟悉，大约缘于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对其与陈寅恪之间师生恩怨的一段描写，云其作为陈寅恪晚年最赏识的学生，于1958年初夏在北京开会时，风闻高层授意批陈，遂赶回广州率先组织对陈寅恪的批判，陈寅恪闻之勃然大怒，终身不许其踏入家门，后金应熙虽曾登门负荆请罪，终不得陈寅恪之谅解。由于此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在社会上掀起的“陈寅恪热”至今仍余波未了，“陈学”大有成为一门新学问的趋势，陆书中对金应熙的描述，使其难免作为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反面陪衬——曲学阿世之典型，定格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但书中的描写也多少激起了金应熙生前单位与友好的不满，其同窗好友梁羽生曾撰文《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婉转为之辩护，而陆书出版之后不久，1997年12月24日，广东省历史学会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行“金应熙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后发表的综述特设“师承关系”与“道德品格”两节，强调：“尽管金应熙与陈寅恪在世界观和史学观上有差别，但他一向十分珍视与陈先生的师承关系。虽然在50年代末的复杂历史环境下，他们曾有一段短暂的不愉快经历，但金应熙作为历史系领导，竭尽所能，在政治上保沪、在生活上照顾陈先生，其功不可没。在金应熙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一仍既往，以其彻底的奉献精神，悉心指导香港大学李玉梅博士从事陈寅恪专项研究，他完全不愧为陈寅恪先生的优秀弟子。对时下广为流传的一本传记和不顾当时的客观历史情况，对金、陈矛盾大肆渲染，有意贬低金先生人格的做法，与会者一致提出了批评。”（《“金应熙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多年来，我们消费那个作为“陈寅恪热”附庸的金应熙，但作为学者金应熙的真正面貌则隐没在一个单向度的形象背后，他的学问与著述，不但对于公众，即使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亦可谓陌生。大概没有人会怀疑金应熙治史的天赋，除了陈寅恪本人的赏识，同为陈门高足的周一良曾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后面特别补记一笔：“陈先生及门众多，影响深远，我认为脑力学力俱臻上乘，堪传衣钵，推想先生亦必目为得意弟子者，厥有三人：徐高阮、汪篯、金应熙也”。《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最初是周一良1988年为纪念陈寅恪诞辰100周年而作，周先生时隔多年之后，特别在1996年6月28日添入这条补记，或有所因。而当年4月5日，周一良曾收到陆键东的赠书，4月10日便读毕，并赞许作者抱理解与同情的态度对待寅老（见《周一良读书题记》），这时间上的巧合颇让人联想。而其他各种回忆文章中亦多有谈及金应熙记忆力惊人、精通多门外语，博学多识等诸方面的才能。但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一个重要悲剧是使得一些在民国时代或稍后已接受完整的学术训练，具备成为学术大师潜质的优秀学者，因为各种原因沉浮于世，并没有能完成与其学力相匹配的著作，这不但是学者个人的悲剧，更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断层，而金应熙不过是其中的一例。2006年，广州历史学会曾举行纪念金应熙逝世十五周年的活动，并出版了《金应熙文集》，分为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三卷，使读者大体得以窥见其治学的面貌，从文集收录的文字来看，金应熙治学范围颇广，除了古代史外，涉及近现代革命史、香港史、东南亚史等诸领域，另附有一些回忆与随笔，但遗憾的是其本应擅长的中古史在论集中所占的分量极为有限，且多为49年前所作，陈门高第的身份似乎并未在其史学研究中留下特别的印迹。至于金应熙其他方面的研究，坦率地说，仍不脱时代的印记，很难说是第一等的工作，周一良云其“作为驯服工具，不断变化工种，终未大有成就也”，可谓的评。有意思的是在前引的那篇综述中，是将其研究方向的多次转变作为 “忠诚党的事业，把国家的前途和理想放在第一位”的优秀品质来特别加以表彰的。但除了文集所收之外，金应熙的另一部著作《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似乎鲜有人知（文集中仅将之前发表过几个章节作为单篇论文收录），此书是其生前为暨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开设“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课程的讲稿（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金应熙出任历史系主任），去世之后由其子金雨雁整理成书，于1994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但迟至1995年4月方印出），或许由于出版社较为偏僻，发行不广，故是书虽已出版近二十年，叶显恩亦曾撰《遨游于学海，与东西方汉学家对话——评介金应熙先生遗著〈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评述〉》（刊《学术研究》1996年第12期）一文加以介绍，但似乎未得到学界的重视。笔者最初注意到金应熙对于国外汉学研究动态的熟练掌握，缘于数年前撰写博士论文时曾读到其刊于《暨南学报》1987年第2期的《国外对于六朝世族研究的述评》一文（与邹云涛合署），士族以及中古中国统治阶层的研究早在1949年前就广受学者注目，又是东、西方汉学家长期关心的话题之一，但随着建国之后学术风向的变化，更多地强调对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因与时势违碍而转入沉寂，但在八十年代的国门重开，学术研究逐渐恢复的生机的氛围中，一些前辈学者特别注意引介域外新知，接续中断的传统，使得这一话题重新活跃了起来，周一良在1982年发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张广达在1984年发表《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皆关注于此，而金应熙此文亦是这一潮流的一部分，这些汉学新知的引介直接推动了80年代大陆学界士族个案研究风气的兴起。而金应熙的这篇文章中不但对于西方和日本汉学家的相关研究如数家珍，甚至还提到了苏联学者马良文（В.В.Малявин）对于谷川道雄豪族共同体说的评论，笔者当时便对其阅读面之广颇感惊叹，因而特别留意其相关著述，后偶然读到叶显恩先生的介绍文章，方知曾有是书出版，幸而有缘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一本，而且还是其子金雨雁的签赠本。《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一书四十余万字，分为八章，系统评述了从传说时代到清代中期以前，国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历史诸方面的研究，并兼及港台学者的相关成果，行文中间或对大陆学者相关论点也有所论列，并在每章之后附有详细的论著目录，方便学者检索，可以说是一部体例完备、收罗宏富的海外汉学研究综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但对于欧美、日本汉学的研究叙述颇详，对我们目前不太留意的苏联及东欧地区学者的工作也多有述及。其对各国汉学研究的总体评价颇有意味，如其认为“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仍具有巨大的潜力。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原始资料，更因为美国史学界注意运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程序、计量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代表着国际历史学发展的趋势”，金应熙已观察到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二战后汉学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的趋势，也注意到社会科学化对于传统汉学研究的冲击及欧、美汉学间路数差异，并在书中对施坚雅、郝若贝等人从区域、计量、长时段等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尝试赞赏有加。又其认为“实际上限于力量配备方面的原因，苏联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还是采取有重心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如中国民族文化的起源、中国民族关系、土地制度与生产方式以及明、清两代的中俄关系等，都出了不少专著和有影响力的论文。不过，这种研究体制的缺点是研究人员的视野比较狭窄，知识面不够广，不论从中国古代史发展的纵向与横向方面的研究研究，均缺乏融会贯通，全面概括的能力”，金应熙对苏联、东欧汉学的介绍，颇关注其对于中国社会分期及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方面的讨论。这些话题颇具时代的烙印，是那一代学者的关怀所在，尽管这些讨论多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时下已少人问津。但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这些学术话题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附属物，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早已开其先声，而日本学者二战之后关于中国史时代分期的论争，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书中对之亦有大篇幅的介绍讨论。因而同样宗奉马列主义的苏联与东欧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实际上可以成为我们反思性地回顾建国前三十年学术论争的得失的一面镜子。以1978年为界，中国学术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同时也形成了断裂，随着学术风气的移易，现在学人已很少有兴趣对时代性质这样宏大的命题加以讨论，但如果仅将建国前三十年视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失落时代选择性的忽视、遗忘似亦不可取。当然，笔者个人更为感兴趣的是从这本书中发现在学术史上隐没的中古史学者金应熙的影子，本书在某种意义可以视为金应熙本人阅读史的投影。从全书而言，唐代部分所占篇幅最大，宋代和魏晋南北朝次之，而元明清的部分相对较为简略，作者也直言“研究元、明、清史，内容广泛，资料浩瀚，论著不可胜数。要对国外之研究成果做一综合述评，本人是力不从心”，可见金应熙尽管在中古史领域中撰述不多，但与中古史的相关研究一直是他主要的阅读兴趣所在。叶显恩认为此书是金应熙独立撰写一部有分量的《中国通史》的准备工作之一，而写成一部《中国通史》亦被认为是陈寅恪生平的愿望，在此金应熙是否有受陈寅恪影响的一面？而在书中可能最为陈学家注意的一条是，金应熙在谈到《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时，特别提到其写作的背景：“陈寅恪教授写《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一文，是有深刻社会含义的，该文写成于解放前后，发表于1951年《岭南学报》。陈寅恪教授担心中国借用苏联的力量，日后会受制于苏联，文章的点睛之处在最后几句，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之所为……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这说明陈寅恪教授在历史研究中政治敏感性很强”，虽然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中早有类似的怀疑，但此语出自五十年初与陈寅恪过从甚密的金应熙之口，可谓当事者言，大约可以据此定谳。金应熙的阅读范围极其广博，全书论及评骘各种汉学论著的数量虽无法确切统计，但至少在千种以上，而且对于各学派的形成与影响、学者本人的学术背景、论著中的主要观点与论争皆有所涉及，并非泛泛而论。金雨雁在后记中云其通读数千本（篇）有关专著和论文，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实非虚言。从金应熙评述著作来看，至少涉及英、日、俄、法、德等五、六种外文，足以坐实金氏擅长多门外语的传言。颇让人好奇的是，在八十年代的学术环境下，金应熙是如何获读这么多的外文资料的，笔者最初猜测广州地处岭南的便利，或许使金应熙较早有机会利用香港各个大学的收藏。后获读史能《金应熙教授谈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收入《金应熙文集•古代史卷》）一文，方知其1980-1981年曾受教育部委派远赴墨西哥学院教授中国历史，因而得以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海外汉学的研究，并萌生向国内系统介绍之意。墨西哥之行可能对于金应熙影响颇大，《金应熙文集》中存有两篇其用西班牙文写作的论文，虽未标明写作年代，但应该与其在墨西哥的工作经历有关，叶显恩也曾提到其在墨西哥时用英文撰写了一部《简明中国古代史》，后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出版。《金应熙文集•世界史卷》也收录多篇其旅居墨西哥撰写的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的随笔。尽管汉学史的研究最近几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对墨西哥汉学研究的状况，似乎还少人关注，因而我们对金应熙在墨西哥读书任教的情况所知甚少，根据网络零散的信息，大约可以了解金应熙任教的墨西哥学院是一所以人文研究见长的小型研究院，目前国家汉办还有一个孔子学院设于此处。而金应熙在墨西哥所撰写的随笔中特别有一篇介绍拉美最大的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曾提到大学离其居住的公寓很近，图书馆的馆藏相当丰富，墨西哥国家图书馆亦建于大学内，甚至还谈到复印费用颇为便宜，或许便是金应熙日常获读各种汉学著作的所在。历史有时候真让人觉得吊诡，1939年，陈寅恪早年最欣赏的门徒周一良远渡重洋，开始哈佛七年的生涯。而时隔四十年余年后，陈寅恪晚年最得意的学生金应熙竟然是在一个离美国最近、但至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极为陌生的国家，利用八十年代初难得的出国机会，疯狂地阅读各种汉学的研究著作，以弥补十余年来封闭国门所带来的损失。因而金应熙书中所引述的汉学论著，以1960-70年代发表的所占数量最多，这恰好也与他书中的绪论中所谈到的“在广东，在国内各地的许多图书馆，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社会科学方面的外文期刊杂志缺刊严重，有的竟然整段期间全缺”的现象相印证。除了墨西哥之行外，可知金应熙回国后依然利用各种途径获取各种外文论著，其书中提到国外汉学研究著作时间下限集中于1985年前后，1985年参加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或许也是其获取国外学术信息的一个机缘，其在书中多处引述了国际历史学科大会上的论文。除了以上所述的情况，笔者另有一个大胆的猜测，金应熙可能在六七十年代都未中断阅读国外的研究论著，金应熙于1963年被借调到北京“中俄关系史研究组”工作，参与当时“中苏论战”中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资料收集研究工作（见黄启臣《热情奖掖后学的金应熙教授——回忆金应熙教授对我的教诲、爱护和帮助》，当时主其事者为黎澍，预其事者尚有余绳武、齐世荣、李龙牧、蔡美彪、张岂之、宁可、张文淳、刘祖熙、李嘉恩、洪兆龙、廖学盛、戴逸等，见戴逸《回忆金应熙同志》），与之有类似经历的是张广达，张广达曾经回忆说因参与中苏论战的资料收集和翻译工作，北大历史系唯一的一张北京图书馆的集体借书证长期在其手中，得以有机会阅读大量新旧书刊（《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可以推想金应熙应该有类似的待遇，而其似乎对北京的外文书刊的收藏情况亦颇为了解，“要想要多看一些国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图书资料，往往要跑到北京。北京各图书馆馆藏的这一方面书籍比较多一些，但是有时候到北京也找不到所需要的书籍”，特别是其对苏联、东欧汉学的了解，书中还有几处提到中苏论战背景下苏联学者对中国学者的批评，如讲到齐•拉皮娜写过一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十一世纪中国变法运动的问题》，批评中国史学界对王安石的评价有“民族主义的偏见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这些或许与其在北京的阅读及工作经历有关。尽管说不能这部著作是没有缺点的，受时代条件的局限，其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介绍尚不能说是完备无遗，亦有一些重要的论著并未被提及，书中各种排印错误甚多，有些已经影响到了读者的理解。但研究综述的撰写作为一种“为人之学”可谓用力多而程功少，甚至在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下并不被视为一种可供“计量”的研究成果，故当下学者的学者愿意致力于此者恐不太多。相比而言，日本同行在这方面的工作要精细有序地多，不但《史学杂志》每年五月“回顾与展望”的专号会对去年一年各个断代的研究工作有详细的综述，而且各种专门的研究指南与手册出版层出不穷，且更新较快，持续追踪吸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而大陆则几乎找不到一本合适的古代史研究指南，往往只能用出版较早的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充数，或用台湾学者高明士在山根幸夫著作的基础上增补港台学者研究而成的《中国史研究指南》，但这两本书所收录的研究皆截止于1980年代前期，对给教学研究工作展开颇为不便，金应熙早在1980年代便有意以是书为学术津梁，引导初学了解海外中国研究的大概面貌，追踪国际学术潮流，可谓颇具先识。而在目前的学术环境中，大约亦不可能再有一位类似能通晓多种语言的学者，潜心阅读数上千种论著，独立完成一部通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国外汉学研究综述了。金应熙这辈学者在建国之后的人生选择或许有很多可以被议论的地方，其实利用现在的各种数据库也很容易检索到金应熙曾发表过的一些大批判文章，时下不少人对自汪兆铭以下各色落水文人都愿意持一种同情的态度来加以理解，若此，似也不应独苛责于金氏之甘为驯服工具。更何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左翼激进思想对于年轻人几有无可阻挡之魅力，陈寅恪最得意的几位学生周一良、汪篯、金应熙皆有类似的经历，另一位徐高阮虽远遁台湾，但早年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后来才逐渐右转。陆键东提到陈寅恪感慨他最好的学生还是共产党员的学生，其实这在当时绝非个别现象，洪业也曾提到“我很多最聪明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陈毓贤《洪业传》）。加之金应熙之父金章二曾是汪伪汉奸，若要让出生香港，背负“原罪”的金应熙不趋时趋新、追求进步，恐亦不易（陆键东曾在书中引用过《金应熙生平档案》，若能公布对于我们理解金应熙的生平与思想当有重要价值）。唯所惜者金应熙这样的学人在具备成为伟大学者的一切条件之后，却虚掷了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远远没有完成与自身能力相称的学术业绩，给自己及中国学术史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刊于东方早报2013-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