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2
ISBN:9787010051734
作者:赵杰
页数:322页

章节摘录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是祖国的象征。按照国际惯例,由本国政府正式规定的国歌,代表国家。所以,但凡在本国隆重集会和国际交往仪式等重大场合,通常都要演唱或演奏国歌。但是,我们都不一定知晓她的历史。    在她包容的历史中,日本侵略者踏着中华民族昔日的创伤,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山河破碎,国恨家仇,不甘屈辱的爱国民众,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救国军、自卫军、大刀队、长枪队……这些东北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不畏强敌,毁家纾难,浴血厮杀,前赴后继。用中华民族不屈外辱的血肉之躯,忠勇报国的昂然魂魄,捍卫民族利益和祖国的尊严,孕育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激越的主题和旋律。    当年,抗日义勇军武装斗争冲破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禁锢,打响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序幕。面对诸多困境和穷凶极恶的日军,抗日义勇军最后失败了。但他们将永远得到人们的歌颂和敬佩。历史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也不应忘记历史,珍惜现在,面向未来。    今天,每当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所唤起的中华民族之魂,也一次次地重现在鲜艳的旗帜上。P1-2

前言

赵杰兄比我年长十多岁,且又是国内外知名的张学良和抗战史研究专家,我仍然愿意以“兄”称之。中国传统中文雅的学界和喧闹的江湖称呼是一样的——区别是学界称“兄”,江湖称“哥”或“大哥”而已。这样称呼他是我的一种攀附心理在作祟:他的学问,有那么多他写过的书在那儿摆着,称他为“兄”,自己岂不也可划人学界?幸好,赵杰兄还很江湖,在一片“赵教授”、“赵主任”的称呼声中,还能容忍我这个学术界小字辈的放浪。    最初认识赵杰兄,是从读文开始的。他的散文集《情奉张学良》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以情人史,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虽说传统中一直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文”与“史”毕竟是两个范畴,想让二者有机结合,既不失史的真,又能“散”得有文采,却不那么容易。而赵杰兄这本小册子做到了,因此得以再版。    我那时正在《炎黄春秋》做编辑。相对于一些正史刊物来说:这份刊物只能说是“姨太太面孔”——追求史的真,又苛求文的美。赵杰这样写史,正合本刊的要求。所以,在友人的介绍下,我们建立了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后来,我参与了另一家与《炎黄春秋》风格大致一样的刊物创刊后,赵杰的文章也随之到了这里。总之,成为我的固定作者了。    随着与赵杰兄交往的加深,对他的学术成果也了解得更多一些。他主编的《张氏帅府》、《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张学良将军资料选》、《张作霖被炸前后》、《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等一系列的有关挖掘张学良史料的书籍,对国内外张学良的研究有开创之功;而他的著作《张学良去台之后》、《张学良多彩人生》、《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留住张学良》等等,则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张学良研究的学术地位。    随着对张学良研究的深入,赵杰兄更关心的是与张学良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题目:“九一八”的历史。    “九一八”发生在赵杰兄供职的沈阳,这使他来研究这段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研究透这段历史,才能弄清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早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他曾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国歌的故事》两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学术观点:“九一八”是国耻日,也是中华民族抗争之时。赵杰的基本思路是: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到国歌的确立,确定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日,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但在10年前,却也并不寻常。    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每次赵杰来京或我到沈阳参加由他主持的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把酒浅酌,他的话题总离不开“九一八”。在谈到沈阳的“九一八”博物馆时,他说,我准备联合一些委员来搞一个提案,在博物馆里建立“国歌墙”,标明《义勇军进行曲》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渊源关系。他是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分内的事情。他阐述说:到1934年,尽管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在内敌外患的夹击下,已经处于低潮,但以东北爱国民众为主体的抗战中,用抗争和鲜血孕育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它表达了人们对东北义勇军的敬重,也寄托着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敌御侮的愿望。    2001年,我收到了他和辽宁政协的9名委员们联名提出的“关于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立国歌墙,提高精神文明水平的建议”的提案。这一提案,不仅在辽宁省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人民政协报》在“民意周刊”中开辟专栏,加编者按对这一提案予以登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专程赴辽宁,以《永远的国歌》为题,结合义勇军的遗址、遗迹拍摄,并对知情人做了专访。现在,  “国歌墙”已经矗立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了。    2004年春节刚过,赵杰兄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原来,随着他对“九一八”历史的研究,日本方面逐渐关注他的研究成果。一位友好的日本人给他提供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国内的《朝日新闻》《号外》上刊登的日本记者在中国拍摄的图片和报道。这当然是当年日本人为庆祝胜利的举动,而现今则成为日军在东北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暴行的历史写真。赵杰兄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些图片的历史价值,并问我如何围绕这些资料做文章。我说:明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你可以以这些图片和报道为引线,以钩沉的方式,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一一揭露,为六十周年庆典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稿子成了以后,可以先在杂志上发表,最后成书。其后,我们电话不断,“伊妹儿”不断。他不断地写,我不断地读。意见是提不出来的,但作为第一读者,我的鼓励或者说是鞭策,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2004年8月初,赵杰给我传来了第三篇稿子,告诉我,他要到青海征集史料,回来后要集中精力把这部书稿完成。并叮嘱我,帮他在京联系出版社酌情完成。不料,他在青海期间,却因高原反应而突然中风失语。我因与一些老同志接触得多一些,亲眼见过那些历经艰难岁月而在晚年依然生龙活虎的老人们,因中风失语后的凄惨景象,所以,一直觉得,中风失语这种病,对有思想、能写作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听到赵杰兄居然在这个年龄上得了这种病,心里陡然一沉,“完了,这位笔锋正健的汉子该怎样承受这种痛苦!”我不仅失声喊出这句话来。    得知赵杰回沈阳后,有一段时间,我时常给他打电话。当然,他住在医院里,无法接听,我只能通过他夫人和他老母亲来表达我的问候之意,关注之情。半个多月过后,我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刚出院,说话不但不连贯,而且有些词不达意,但意思我听懂了:他说话不行,但思维还行,他不会趴下,还会写作!这样几句话,他说了足有十分钟!一直以为感情平静如水的我,竟然心头一热,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他好像感觉到了,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是一条汉子!随后,他夫人接着和我说。她告诉我,赵杰稍好一点后,就让她把有关《号外》的资料带到病房,在病床上看资料,作笔记。她读了赵杰写在纸上让他转告我的一段话:“上帝让我少说话,却给了我更多的动笔的时间,我要用行动证明,中国人很有骨气!”    这段话让我知道,赵杰会完成《(号外)的自白》(当时的书名)一书的,而且他是以中国人的信念来浇铸这本著作的。    9月中旬,我到沈阳参加“纪念张学良将军逝世三周年暨张学良学术研讨会”,见到了赵杰兄。从外表上看,那场大病好像没有留下痕迹,但语言表达依然是词不达意。我们只好写字交谈。他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本书是历史的见证,一定要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公诸于世。    本来这次来沈阳,我的目的是与赵杰兄见面,也装满了一肚子鼓励鞭策之类的话。现在,我知道,这些话对这条硬汉子来说是多余的。我知道,在他看来,这本书不是普通的学术专著,而是历史的见证资料。他一定会完成的!    现在,这本书已经由出版社排出了清样。我又一次读完了。赵杰兄嘱我写个序言。序言不敢当,但既然是“兄”的话,当然要听。从学术和纪实角度怎么评判这本书,我不敢发言,但作为历史见证的分量是足够了。而且,再一次读,我感受更深的是:这条硬汉子是以历史的使命在写作。因为这使命,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贯注的是一个中国学者的信念!    2005年10月于北京    赵杰兄比我年长十多岁,且又是国内外知名的张学良和抗战史研究专家,我仍然愿意以“兄”称之。中国传统中文雅的学界和喧闹的江湖称呼是一样的——区别是学界称“兄”,江湖称“哥”或“大哥”而已。这样称呼他是我的一种攀附心理在作祟:他的学问,有那么多他写过的书在那儿摆着,称他为“兄”,自己岂不也可划人学界?幸好,赵杰兄还很江湖,在一片“赵教授”、“赵主任”的称呼声中,还能容忍我这个学术界小字辈的放浪。    最初认识赵杰兄,是从读文开始的。他的散文集《情奉张学良》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以情人史,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虽说传统中一直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文”与“史”毕竟是两个范畴,想让二者有机结合,既不失史的真,又能“散”得有文采,却不那么容易。而赵杰兄这本小册子做到了,因此得以再版。    我那时正在《炎黄春秋》做编辑。相对于一些正史刊物来说:这份刊物只能说是“姨太太面孔”——追求史的真,又苛求文的美。赵杰这样写史,正合本刊的要求。所以,在友人的介绍下,我们建立了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后来,我参与了另一家与《炎黄春秋》风格大致一样的刊物创刊后,赵杰的文章也随之到了这里。总之,成为我的固定作者了。    随着与赵杰兄交往的加深,对他的学术成果也了解得更多一些。他主编的《张氏帅府》、《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张学良将军资料选》、《张作霖被炸前后》、《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等一系列的有关挖掘张学良史料的书籍,对国内外张学良的研究有开创之功;而他的著作《张学良去台之后》、《张学良多彩人生》、《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留住张学良》等等,则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张学良研究的学术地位。    随着对张学良研究的深入,赵杰兄更关心的是与张学良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题目:“九一八”的历史。    “九一八”发生在赵杰兄供职的沈阳,这使他来研究这段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研究透这段历史,才能弄清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早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他曾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国歌的故事》两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学术观点:“九一八”是国耻日,也是中华民族抗争之时。赵杰的基本思路是: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到国歌的确立,确定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日,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但在10年前,却也并不寻常。    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每次赵杰来京或我到沈阳参加由他主持的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把酒浅酌,他的话题总离不开“九一八”。在谈到沈阳的“九一八”博物馆时,他说,我准备联合一些委员来搞一个提案,在博物馆里建立“国歌墙”,标明《义勇军进行曲》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渊源关系。他是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分内的事情。他阐述说:到1934年,尽管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在内敌外患的夹击下,已经处于低潮,但以东北爱国民众为主体的抗战中,用抗争和鲜血孕育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它表达了人们对东北义勇军的敬重,也寄托着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敌御侮的愿望。    2001年,我收到了他和辽宁政协的9名委员们联名提出的“关于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立国歌墙,提高精神文明水平的建议”的提案。这一提案,不仅在辽宁省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人民政协报》在“民意周刊”中开辟专栏,加编者按对这一提案予以登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专程赴辽宁,以《永远的国歌》为题,结合义勇军的遗址、遗迹拍摄,并对知情人做了专访。现在,  “国歌墙”已经矗立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了。    2004年春节刚过,赵杰兄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原来,随着他对“九一八”历史的研究,日本方面逐渐关注他的研究成果。一位友好的日本人给他提供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国内的《朝日新闻》《号外》上刊登的日本记者在中国拍摄的图片和报道。这当然是当年日本人为庆祝胜利的举动,而现今则成为日军在东北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暴行的历史写真。赵杰兄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些图片的历史价值,并问我如何围绕这些资料做文章。我说:明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你可以以这些图片和报道为引线,以钩沉的方式,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一一揭露,为六十周年庆典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稿子成了以后,可以先在杂志上发表,最后成书。其后,我们电话不断,“伊妹儿”不断。他不断地写,我不断地读。意见是提不出来的,但作为第一读者,我的鼓励或者说是鞭策,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2004年8月初,赵杰给我传来了第三篇稿子,告诉我,他要到青海征集史料,回来后要集中精力把这部书稿完成。并叮嘱我,帮他在京联系出版社酌情完成。不料,他在青海期间,却因高原反应而突然中风失语。我因与一些老同志接触得多一些,亲眼见过那些历经艰难岁月而在晚年依然生龙活虎的老人们,因中风失语后的凄惨景象,所以,一直觉得,中风失语这种病,对有思想、能写作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听到赵杰兄居然在这个年龄上得了这种病,心里陡然一沉,“完了,这位笔锋正健的汉子该怎样承受这种痛苦!”我不仅失声喊出这句话来。    得知赵杰回沈阳后,有一段时间,我时常给他打电话。当然,他住在医院里,无法接听,我只能通过他夫人和他老母亲来表达我的问候之意,关注之情。半个多月过后,我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刚出院,说话不但不连贯,而且有些词不达意,但意思我听懂了:他说话不行,但思维还行,他不会趴下,还会写作!这样几句话,他说了足有十分钟!一直以为感情平静如水的我,竟然心头一热,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他好像感觉到了,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是一条汉子!随后,他夫人接着和我说。她告诉我,赵杰稍好一点后,就让她把有关《号外》的资料带到病房,在病床上看资料,作笔记。她读了赵杰写在纸上让他转告我的一段话:“上帝让我少说话,却给了我更多的动笔的时间,我要用行动证明,中国人很有骨气!”    这段话让我知道,赵杰会完成《(号外)的自白》(当时的书名)一书的,而且他是以中国人的信念来浇铸这本著作的。    9月中旬,我到沈阳参加“纪念张学良将军逝世三周年暨张学良学术研讨会”,见到了赵杰兄。从外表上看,那场大病好像没有留下痕迹,但语言表达依然是词不达意。我们只好写字交谈。他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本书是历史的见证,一定要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公诸于世。    本来这次来沈阳,我的目的是与赵杰兄见面,也装满了一肚子鼓励鞭策之类的话。现在,我知道,这些话对这条硬汉子来说是多余的。我知道,在他看来,这本书不是普通的学术专著,而是历史的见证资料。他一定会完成的!    现在,这本书已经由出版社排出了清样。我又一次读完了。赵杰兄嘱我写个序言。序言不敢当,但既然是“兄”的话,当然要听。从学术和纪实角度怎么评判这本书,我不敢发言,但作为历史见证的分量是足够了。而且,再一次读,我感受更深的是:这条硬汉子是以历史的使命在写作。因为这使命,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贯注的是一个中国学者的信念!    2005年10月于北京

后记

日月轮回。200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    一个世纪百年,对于人类跨入新世纪门槛来说,似乎没有拉开历史距离,但抹不掉上世纪法西斯的罪恶。    我所在的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从确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义勇军进行曲》的关系人手,组织政协委员和史学界多次论证。在得到共识后,多年来,文史队伍围绕这个选题,连续视察和调研。任何一项选题研究的阶段成果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仅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启动,就凝聚着有志者包括领导的关注和支持。    这里,不能不提到水野明先生。他身为日本爱知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显著,对张氏父子的研究也很深入。我与日本著名学者水野明先生,通过对张学良研究,结识多年。2000年6月,我们曾在夏威夷张学良百岁华诞国际学术大会上相会。8月,我们又一起参加了西安事变实证学术研讨会。华清池细雨霏霏之夜,水野明先生邀我小酌。当夜,议论九一八事变话题中,我谈到近几年正在围绕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之间有机联系等方面做研究。2001年,适逢九一八事变70周年,辽宁省采取多种形式举办《勿忘“九一八”》活动。水野明先生应邀《勿忘“九一八”国际学术研究论坛》时,送给我一套自己多年收藏的原始资料。    《大阪朝日新闻》这套号外总计29份,即58版。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开始,到关东军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实现了对东北的占领为止(最后一期止于4日)。这套号外可以说图文并茂地全程记录了这一过程。于是,历史也保存了号外的自供。    我得到这份珍贵资料后,请吴利薇翻译,她是辽宁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在古籍部从事日本文献工作。从夏暑到秋凉,翻译后,又经吴利薇的举荐,我拜请她的姑姑吴素英审校。吴素英出生在日本东京,青年是在日本度过的。眼下,老人已值耄耋之年,仍然担任沈阳市外语大赛评委、国家卫生部出国人员考试中心命题委员。    促使完成《起来》经过,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    2004年7月,我和同事高平原到西北收集史料时,不幸患脑梗塞,诊断为:失语。幸好得到当地朋友关照和医疗,单位及时将我接回沈阳治疗,我因祸得福,得以潜心将《起来》一书完成。一方面,不辜负朋友关注,当年曾承诺责无旁贷完成历史的交托。一方面回报医护、亲友关切治疗的情意,当日也表示用行动证明,在前人的肩膀上写出这一著作。    我从没有认真地思考:人生的定义,应包括疾病需用帮助的空间。感慨系之,但有良师益友,已是人生幸事。伴同《起来》问世,我感怀对疾苦的帮助,难忘医生姜仁海、冯景昌、于维东、王铁铮、于跃飞;携手相扶的鲁静、徐庆全、于虹投入的真情,胜似良药。    赵杰    2005年4月于沈阳

内容概要

赵杰,1948年10月生。曾任抚顺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故事报》总编。现任辽宁省政协巡视员、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西北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辽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美国张学良研究中心顾问、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长篇纪实作品《张学良去台之后》《留住张学良》《张学良多彩人生》《国歌的故事》《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及多部散文集。先后征集、主编了数十部有关张学良和“九一八”的文史资料。

书籍目录

用信念浇铸的书(代前言)引言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黑暗里爆炸了九一八    打响反击的枪声    血与火的浩劫    一衣带水邻邦的垂涎    动乱中的张学良    事变前夜的狰狞    不抵抗命令的悲剧发出最后的吼声    怒吼    “救国会”的宣言    “请愿团”悲愤交加    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保卫家乡当义勇    审时度势应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御敌西犯锦州    殊死的搏杀    大凌河畔拼死阻敌    古贺成为祭奠品    衔恨转战    “天狗吃日头”    三雄打虎    “石本事件”    遍燃的烽火筑成新的长城    古城枪声    辽海风云    “老北风”三袭海城    “安平”不平安    驰骋在蒙边    巧取金家镇    敲响紧锣之后血沃辽东三角地    首捷凤凰城    挥师频捷    “招抚”之时又见风骨    喋血苦战    五尺身躯何足惜    铁血军    正气千秋起来,在东边道    誓师桓仁    鸭绿江岸的怒潮    讨逆杀敌战通化    血战新宾    平顶山惨案    山林里走出的伐木者    白山啼血万众一心    长春,沦陷在铁蹄下    敢效前驱    激战榆树城    忠勇墓    保卫哈尔滨    秣马厉兵依兰城    战将田霖义愤填膺    “老三营”举义    镜泊湖连环大战    联合击敌    挥泪走他乡    不熄的烽火前进,汹涌的怒潮    江桥喋血    林海雪原    归去来兮    重整旗鼓的第一仗    悲壮的征程    海满风云    四射的利箭    北疆怨冒着敌人的炮火    奔袭九门口    热河的生力军    无奈的沦陷    长城烟尘    梦断长城下    慷慨悲歌    尾声中的序曲后记

编辑推荐

2006年9月18日,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那场罪恶的“九一八”事变75周年。同时2005年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一个世纪百年,1931年,对于跨过新世纪门槛的人来说,似乎并不遥远,但是若非深受其害或饱受灾难的当事人,而能够清晰那场罪恶的善良人,却不一定完全记得。本书正是为了为了让读者真正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颂扬东北人民面对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了纪念这段历史。

作者简介

多年来,由于作者在辽宁省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有利条件,对张学
良、“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及义勇军和《义勇军进行曲》、《国歌》
之间有机联系等方面的研究正在向深入的方向发展。是一位日本朋友得知他
近几年正在围绕研究“九一八”事变专题后,把自己多年收藏的这份珍贵的
原始资料《大阪朝日新闻》,从国外捎给了作者。《大阪朝日新闻》是关东
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引爆当日,便抢收胜利果实地发出号外。这号外一直出
到何时才停止了机器的转动,不得而知。记录时间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
天,即1931年9月19日开始到关东军1932年1月4日占领锦州为止。此时,日
军已实现了对辽宁的全面占领。这套号外可以说图文并茂地全程记录了这一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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