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平装)

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03月
ISBN:9787534386916
作者:邹振环
页数:402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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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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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论》】《交友论》是利玛窦认识南昌府的建安王之后，承后者询问西方人士交友之道而特别撰译的一本小册子。把自己读过的西方哲人关于友谊的名言，以中文写成格言百则，请王肯堂润色后，于 1595 年在南昌出版。由于利玛窦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因此在《交友论》中，他注意把西方哲学家的名言与中国古圣贤哲有关五伦的 “朋友有信”的论点结合起来。他认为朋友关系在孔夫子的时代还是很受重视的，《论语》开宗明义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却把朋友之伦放到了六纪之末，并强解《论语》中的“朋” 是指“弟子”自远方来，把一种平等互惠的朋友关系，变为师生主从的关系。【《坤舆万国全国》】这种视中国为天下的地理概念和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夜郎自大的意识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于是利玛窦不再企图以一种理性去论证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巧妙地做了变通，把福岛本初子午线从世界全图的中央向左移动一百七十度，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同时为了减轻中国人心理上因欧洲人到来而产生的恐惧感，故意把中国与欧洲的距离从“六万里”扩大到“八万里”。这种迎合中国人盲目自尊自大的做法，这种似是而非的地理上的模糊数字，没有给中国带来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意识”，而且助长了中国传统中原本不注重数字精确性的恶习。不少愚顽的士大夫讥笑利玛窦是信口雌黄，南京礼部郎中徐如珂指责传教士“其徒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福建建宁人魏浚著有《利说荒唐惑世》一文，认为其说“直欺人以其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③连官方的《明史•意大里亚传》也断定利玛窦的五大洲的地理描述是“荒渺莫考”的谎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一部权威的著作也称利氏“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不少人甚至认为“大西洋”这一译名侵犯了中国的尊严，为此北京礼部还专门进行了有关大西洋地理名词真伪的争论。一些反对派所据即中国传统的盖天说和溶后的制图技术，根本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这幅世界地图的真实价值及其制作投影技术与方法。【《几何原本》】英国诗人华滋华斯曾讲：“如大洪水骤至，两本书必须先抢救，一为基督教圣经，一为欧几里德几何书”。正如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提到的，中国人只注重具体数，这种特征阻碍他们去考虑抽象的概念；中国人重视实践和经验的性格，又使他们倾向于重视“数”而忽视“形”，使中国数学史上没有出现公理化的数学理论结构，也未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泰西水法》】尽管明清之际从宋明理学的“囚缚”中挣扎出来的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一扫空疏庸腐学风而走向学术启蒙的重要背景下，然而可悲的是，民族生存与技术落后正不断困扰着学人士子。聪明过人的利玛窦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婉拒与徐光启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却鼓励后者译技术著作。他对徐光启说，自己“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诎”。他建议尽早译出“象数之流”的“水法一事”，“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这正合“尝留意兹事二十余年矣，询诸人人，最多画饼”的徐光启的心意，利玛窦所说水法大指，使徐光启茅塞顿开，“悉皆意外奇妙”。利玛窦未及与徐光启译述水法就去逝了，但他介绍了自己着意培养的学生、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Ursis，Sab-bathin de，1575—1620）与其合作。【《泰西人身说概》】《灵枢•经水》中最早使用了“解剖”一词。《汉书•王莽传》中说王莽“诛翟义之徒，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宋代的解剖记载更加清楚，往往由医官和画家合作，在犯人临刑时进行，并将解剖所见，绘制五脏图。赵与时的《宾退录》载：“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 为图以传于世。”这一详细记载还见之《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北宋太医局医官王惟一等设计制造的针灸铜人，体表的解剖部位和穴位关系比例协调，内脏部位、形状和相互关系也相当正确，与那一时代的解剖活动有密切关系。中国的解剖虽然发展很早，然而多为阴阳和宇宙本体论所阻，后又受礼教的束缚，有倡导无继承，始终未形成一种独立的体系。然而这种实践却为西方医学人体解剖学的传入做了重要的铺垫。【《圣经》】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载，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已有《圣经》译述了，如《天宝藏经》（即《旧约•诗篇》）、《多惠圣王经》（即《大卫王诗篇》）、《阿思瞿利容经》（即《福音书》）、《浑元经》（即《旧约•创世记》）、《传化经》（即《新约•使徒行传》）、《宝路法王经》（即《新约•保罗书信》）、《牟世法王经》（即《旧约•出埃及记》）、《遏拂林经》（即《新约•以弗所书》）、《启真经》（即《启示录》）等三十部，由房玄龄、魏征奏明太宗建寺翻译，其中除少数译自中亚细亚景教徒专用的一些经典外，余均属新旧约《圣经》的正典。可见基督教经典的汉译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些译本中，耶和华译成“慈父阿罗河”，摩西译成“牟世”，马太、路加、大卫、马可分别译成“明泰”、“卢伽”、“多惠”、“摩矩辞”，耶稣被译成“移鼠”、“序数”或“翳数”，马利亚被译成“末艳” 等。《圣经》中译本印数最多的是何种文版，尚无资料。但印数最少的要算是 1894 年上海美华书馆用二号宋体活字直排出版的《救世圣经》，初版只印一册，是上海一部分新教传教士倡议为慈禧太后六十岁祝寿，发动全国女信徒捐款特别印制的一本精美的特大《新约全书》，同年 11 月 7 日由中国牧师俞宗周作为寿礼北上献呈慈禧，可以说是第一本进入皇宫的《圣经》中译本。1910 年，宣统登基后，传教士又发动全国教徒捐献，共募捐得一千四百两银子，由上海美华书馆按 1894 年版本重版四本，分别进呈清朝的隆裕太后、宣统皇帝、摄政王及醇王福晋。该《圣经》亦是中国最昂贵的译本。【《四洲志》】《四洲志》主要是通过《海国图志》的流传发生影响的。据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林则徐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七月三日在扬州奉命折回东河，效力“赎罪”。就在从浙江到扬州途中，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会晤了魏源，嘱其将已所译编《四洲志》扩充编撰为《海国图志》。《澳门月报》和德庇时都认为《海国图志》的《筹海篇》是林则徐的著作，因为其中四文都是论海防的政策，非富有海防知识与办理洋务经验的林则徐莫属。林永俣也认为，依据当时情况，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清廷对于英国侵略者十分惶恐，所以魏源不能在《海国图志》中写出《筹海篇》的真正作者，以免惹是生非，而对当时的政治压力，发放伊犁的林则徐更是谨慎小心，作为《海国图志》的真正作者，他也不愿自己具名，只希望魏源把它编就，使朝野人士能通过这本书了解世界大势，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他的最终目标也就达到了。【《万国公法》】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是中国最早引进，并通过翻刻传入日本的。然而，“国际法”一词，却是由日本创用并重新译入中国的。《万国公法》1864 年出版后，翌年即在日本有准开成所的翻刻本出版；这本书在日本销行颇佳，先后被翻刻达五次之多，有 1865、1868、1875、1881、1886 各版，出版者亦不止一家。⑥日本学者箕作麟祥认为汉译“万国公法”不能准确地表述原意，遂首先采用“国际法”一词，后通过留日学生的译述再传入中国，并得到了普遍的使用。【西餐的出现与最早汉译的西餐烹饪专书《造洋饭书》】西菜最早是在中国的几个通商口岸出现的，有“番菜”、“大菜”、“大餐”等称法。1866 年出使欧洲的张德彝，在英国火轮船上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造成了不良反应，他在后来撰写的《航海述奇》中说：船上每饭必先摇铃通知。后来凡“一闻铃声，便大吐不止。盖英国饮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但若干天后，他就慢慢适应，并且能用欣赏的态度来记述西点与西餐了。在西餐引入中国的过程中，《造洋饭书》（Cookery Book）是值得注意的最旱比较系统介绍西方饮食烹饪技术的一本书。编译是 1852 年来华的美国南浸信传道会教士高第丕（Crawford ， TarltonPerry，1821—1902）的夫人。也许是因为其丈夫曾在上海传教十二年，发明了以注音字母学上海方言的方法，在语言翻译上颇多造诣，其夫人耳濡目染，此书编译得非常简明易懂。高第丕夫人在上海目睹西餐业的日益兴盛，为了适应在沪西人吃西菜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教中国厨师做出适应西洋人口味的西餐，1866 年她编写了此书，全书共二十五章，有美华书馆印本。书中开篇就是《厨房条例》，着重讲饮食卫生的重要性；接下去是各类西餐菜点食谱，其中有汤、鱼、肉、蛋、小汤、菜、酸果、糖食、排、面皮、朴定、甜汤、馒头、饼、糕、杂类等，共介绍了二百六十七个品种或半成品，另有四项洗涤法。【徐寿及其《化学鉴原》与《续编》、《补编》】养气、轻气、淡气、绿气、弗气后经加工成今名：氧、氢、氮、氯、氟；在至今所用的六十四种元素译名中，徐寿共确定了四十四种，占百分之六十九，又有十种经改造而被采用，占百分之十六，可以说，他的译述工作为元素译名的确定奠定了基础，给以后的化学工作者以很大的便利。【充满疑问的近代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听夕闲谈》】谈到近代西方文学的输入，人们都不禁会想到林琴南，以至造成这样一种误解，即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近代中国的第一部翻译小说。王无为在给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写的序言中，讲林译《茶花女》是“西方小说化输入吾国之始”。②1935 年傅东华主编的《文学百题》中吴文祺一文，也认为“林纾是最早翻译外国小说的人”。③前几年出版的刘湘如编的《榕荫漫话》也沿袭了上述的看法。【《普法战纪》】《马赛曲》，也是中国人译法文诗最早的一首。书中还在译名上注意区分“君为主”、“民为主”和“君民共为主”这三类政体，并准确地指出君为主的俄罗斯、普鲁士称帝，西语曰“恩伯腊”（即 Emperor），民为主者，称总统，西语曰“伯理玺天德”（即 President），君民共为主者，称王，西语曰“京”（即 King）。这种有关欧洲三类政体专有名词的译法，虽然并非王韬的独创，但这些译语经《普法战纪》的流传而为后来学人广泛采用。【培根《新工具》究竟是在何时传入中国的】培根首先出现在中文里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时有倍根、毕尔庚、比耕、贝根、备根、柏庚等不同的译名。目前，笔者找到的较严复为早介绍过培根的中国人，至少有王韬、郭嵩焘、钟天纬等。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前完成的《瓮牖余谈》一书中，王韬就在长达八百余字的文章中这样介绍培根：“倍根，英国大臣也。生于明嘉靖四十年，少具奇慧，聪警罕俦。既长，于格致之学心有所得。生平著述甚夥。其为学也，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而务在自有所发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于古人，而务极乎一己所独创。其言古来载籍乃糟粕耳，深信胶守则聪明为其所囿，于是澄思渺虑，独察事物以极其理，务期于世有实济、于人有厚益。” 并指出培根“生平为人，交友则忘恩，秉政则受赂，其人固碌碌无足取也”。【《百年一觉》与百车的乌托邦梦想】最早对中国人产生影响的乌托邦作品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1898）的《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一书。　　这位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牧师世家的后代，原打算是写“一部文学幻想、社会幸福的童话”，但随着写作的进展，小说“成了一个重组工业的明确方案的载体”。《回顾》写了 1887 年 5 月 30 日晚，一位长期患有失眠症的青年人被医生用催眠术送入梦乡。在他处于昏睡状态时，房子被火烧光，这位沉睡的年轻人被埋在地下，直到 2000 年挖渠道时才被发现。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了这位年轻人对 2000 年奇异世界的一系列反应。他发现自己沉睡的一百一十三年间，美国变成了一个合作式联邦，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被消灭，一切按劳分配，私人企业荡然无存。个人富裕取代了社会贫困，所有男女都由国家免费教养到二十一岁，然后每个人都有指定的职业，尽可能按个人选择和才能分配。虽然身份不同，但从国家货仓接受的报酬是同等的。这个合作体系的巨大优越性还在于，让每个在四十五岁退休的人都尽享余年。《回顾》的一大特点是，衷心拥护科技的进步，以机器征服自然，加上使用人力的庞大经济体系，使这个电子化和自动化的 2000 年的模范世界中，充满了安全和丰足。社会无等级，一切不平等现象全都消除，男女地位平等，但家庭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犯罪闻所未闻，处处歌舞升平，没有军队，社会舆论决定一切。该书 1888 年在波士顿出版后，《回顾》所揭示的这一充满安全感的、发达的未来世界很快被美国读者所接受，成了一本销售数高达一百多万册的畅销书。《回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在美国等国家，贝拉米俱乐部与贝拉米协会也应运而生。一些著名人物，如马克•吐温、威廉•豪威尔斯、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弗兰西斯•E.威拉德、托马斯•W.希金斯、陶斯坦•凡勃伦等都成了他的崇拜者。【《天演论》】《天演论》获得巨大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严复当时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异质，采用了适合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文字，以实践自己 “达”和“雅”的表达原则。正如鲁迅后来讲的，《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严复以旧躯壳容纳危机意识的“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①使那些旧知识分子特别着迷，从而使他们的思维空间得到了拓展，从主观臆想和传诵章句的迷梦中警醒。按照现代接受理论，作品的完成是作者和读者互为运动的产物，那么，《天演论》的译出和引起读者的巨大反响，也正是危机时代危机意识的产物。【《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刊与清末士人观念的转变】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是表达市民阶层爱情观念的特殊艺术品种。爱情故事中的才子，其性格刻画总是风流倜傥，才调卓异，儒雅清高而不入时俗，从而赢得了才女的爱慕与追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仍然视作士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白圭志》、《玉娇梨》、《平山冷燕》、《赛红丝》等爱情故事中找到。这种悲欢离合的大团圆结局，似已成了一种满足于士人荣华富贵心理的审美趣味。《巴黎茶花女遗事》描绘了一位如此忠于感情，如此不自私而富有道德感的女性，而与以往中国古典小说中应考才子与京都妓女风流韵事所不同的还在于，马克为了亚猛的事业前途及家庭幸福而突然离弃，却又不能向他解释原因，就给这种自我牺牲带上了更深一层的悲剧色彩。该译本如此受青睐，正在于其为中国士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参照系。正像张静庐在《中国小说史大纲》中所指出的：“人情好奇，见异思迁，中国小说，大半叙述才子佳人，千篇一律，不足以餍其好奇之欲望；由是西洋小说便有乘勃兴之机会。自林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著哀情小说《茶花女遗事》以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破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①中国古代小说在文人士子的眼中是没有很高地位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把小说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古代很多小说家之所以撰写小说，原并非为了立言或不朽，而是出于一种情感的渲泄。撰写小说很少被人看重，甚至作者本人也不愿署列真名。以至考证中国古典小说的真实作者，至今仍属文学史家的一大任务。直到已经出现了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样的巨著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仍把小说看作是“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的东西。①清末这种观念仍顽强地残存在士人的心中，如近代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署名蠡勺居士，又号小吉罗庵主，生平至今无从查考。林琴南与王子仁第一次合译《茶花女》时，也不愿署真名实姓，而署“冷红生”。林琴南还多次口口声声称译此书为“游戏笔墨，本无足轻重”，②就连高梦旦也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屡称此书属于“游戏之作”。③如果说林琴南语中还尚有自谦成份的话，那高梦旦的话则毫无疑问地表现出那一时代士人对小说的轻视。也就在同一时期，近代知识界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开始发生重要的转变。早些时候，严复和夏曾佑就在《国闻报》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提出小说在社会上的重要作用：“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林琴南以其高雅的诗文所译的这部女性血泪史，改变了白话小说粗俗文体的形象，从而把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推向中心，为 1902 年梁启超作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④的结论准备了条件。随着小说的升值，小说家的地位也直线上升，梁启超指出“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多作小说以伸其志，于是，作小说者当然也属于可列入“魁儒硕学”的范围了。⑤时人又有“开小说科举以考试，定其出身”的主张。⑥《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销路看好，自然会对译者带来声誉，于是“书出而众悦，畏庐亦欣欣得趣”。甚至林琴南也为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能“颇称吾书”而沾沾自喜。①1896 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和 1899 年徐维则《东西学书录》都把小说列入“杂著”类，徐维则还把《茶花女遗事》看成是“琐录”，而 1904 年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已专门把“小说”列为一类，与杂著分列，由此可见，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立地位，在社会上已得到了确认。阿英认为：“小说在中国文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林译小说’，最先是小仲马这一部名著译本，起了很大的作用”。②这是颇有见地的。如果我们同意寒光《林琴南》一书的意见，即把中国旧文学以林译小说为终点，新文学以林译小说为起点，③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新旧之际的转变应当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的译刊为界标，也可以把这一转变看作是清末士人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拜伦《哀希腊》在中国的幸运】也许在近代中国，还没有哪一位外国诗人像拜伦那样幸运的，《哀希腊》一诗竟连续被这样四、五位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译述。《哀希腊》之所以在中国近代风靡一时，除了这首诗本身感人至深外，更重要的是它出现在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立志要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历史时刻。拜伦的那种慨叹古代文明之邦的后世子孙沦为异族之奴的铿锵诗篇，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鲁迅曾经分析说：“那时 Byron 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辜鸿铭与《痴汉骑马歌》】辜鸿铭（1857—1928）是中国近代一位以“痴”出名的“怪杰”，他出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祖籍有说是福建同安，有说是厦门，也有说是晋江。七岁就由传教士布朗带到了英国，曾先后熟练掌握了英、法、德、拉丁、希腊语，获得过十几个博士和硕士学位，其中一个本土的学位是宣统皇帝赐给的文科进士。　　他在翻译上有很高的成就，他在自己译述的英文本《论语》中，无情地嘲笑那本被西方汉学家奉为经典的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雷格博的《中国经典》的译文，指出其译书时只具备粗疏的文字训练，始终缺乏批判眼光和文学感受性，讥为不过只是一个“具有甚为渊博而死板知识的学究”。他说自己的翻译原则是，译《论语》要使中国人的才智和道德面貌能为一般英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想使孔子和其弟子的讲话，就如同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在想要表达中国这些尊者所表达的思考时那样从事”。为了去除英国读者会产生的误解和古怪之感，只要可能他总是一概不用中国人名、地名，并引用欧洲作家名句作为附加注解。他的目标是想使《论语》内容为一般英语读者所接受：你们西方误以为我们的《论语》疙疙瘩瘩，其实不过是和你们的宗教神明如出一辙，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呢？这一出发点倒与清同治年间董恂译朗费罗《人生颂》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想以优美的中国诗句译西方诗来吸引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而辜鸿铭煞费苦心、旁征博引，也无非是要让西方人能直接阅读中国的经典译文，从而对儒家伦理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达到归化中华文明之理想。尽管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有迂腐之嫌，但实际效果却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沈来秋《略谈辜鸿铭》一文讲德国施宾格勒轰动一时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也曾受辜鸿铭思想的影响【《科学管理原理》最早的中译本及其译者】列宁在 1913 至 1922 年先后写了《榨取血汗的“科学” 制度》、《泰罗制是用机器奴役人的制度》、《白璧微瑕》等文，精辟地指出了泰罗制“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书中所阐明的学理管理法之精义有六条，一是工作定额原理，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合理的日工作量，为此必须对工时和动作进行研究，从而制定出标准的工作定额。这是科学管理的基础。二是“第一流工人”原理，在制定工作定额时，要以那种“最适合于他的工作而又有进取心”的所谓“第一流工人”，在不损害其健康的情况下维持很长年限的速度为标准。三是标准化原理，包括操作方法标准化、工具机器和材料标准化、作业环境标准化等。四是差别计件工资制，即以标准工作定额为基础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五是精神革命。这是科学管理的核心，即必须使工人和雇主双方认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大家都有利，雇主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利润；工人提高了工资，改善了生活。六是行政控制原理，主张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开，这种分权化原则能大大提高企业管理效率。【风靡一时的《富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尽管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一直是最畅销的外国小说之一，但文坛学界似乎对之并不怎么看重，甚至还颇有微词，如郑振铎就认为，林琴南译出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属于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是虚耗宝贵的劳力。③ 鲁迅 1932 年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也认为，那些包探案，“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④事实上，侦探小说的作用实不应低估。在清末中国小说翻译史上，侦探小说是最早离开日本翻译这一中介，直接从欧美译述的少数几个小说品种之一，据日本学者中村忠行《清末侦探小说史稿》①研究，似乎在步伐上甚至比日本还要快。侦探小说作为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在“情”与“智”方面的优势，在接受过程中给读者以强烈的参与意识，使读者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起去观察、探究、集证、演绎、归纳和判断，这种阅读行为是其他文学题材难以产生的。侦探小说往往还含有“智”的意味，可以扩展人们的理智，培养人们的观察力和增进人们的社会经验。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侦探小说也带来了西方社会的一些法制观念和人权思想，这对于习惯读《施公案》、《彭公案》、《龙图公案》的中国读者来说，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远比人们估计的要高。侦探小说的输入，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变异中也具有积极的价值。陈平原所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指出，《福尔摩斯侦探案》一译过来就有人模仿，尽管它算不上文学名著，可却切实地帮助“新小说家”掌握了倒装叙述手法。《老残游记》就借白公之口，称老残为“福尔摩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民国的翻译与影响】早在 1918 年，鲁迅就用文言体译出了《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的一至三节，当时未正式发表，译稿现存北京图书馆。这可能是此书最早的节译。 1923 年著名作家郭沫若也加入了该书译者的行列，他译出《查拉图司屈拉钞》第一部全部和第二部一部分，在《创造周报》分三十九期连载，题名《查拉图司屈拉之狮子吼》。 1928 年 6 月 15 日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了两千册，列入“世界名著选”。目次为三种的变形、道德之讲坛、遁世者流、肉体之侮蔑者、快乐与热狂、苍白的犯罪者、读书与著作、山上树、死之说教者、战争与战士、新偶像、市蝇、贞操、朋友、千有一个的目标、邻人爱、创造者之路、老妇与少女、蝮蛇之啮、儿女与结婚、自由的死、赠贻的道德二十二个部分。译者起初每周译一篇，兴趣非常高，后来误以为反响不大就中辍了。鲁迅对此曾深感惋惜，他说：“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①半部即郭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　　以后鲁迅力促此书全译本的问世，1935 年他把《尼采自传》的译者、留德归来的徐诗荃（梵澄）介绍给当时主编《世界文库》的郑振铎，推荐他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全本。1935 年 12 月第九卷起至 1936 年 4 月终刊的第十二卷，陆续刊出了徐诗荃译出的《苏鲁支如是说》全文。郑振铎在该书前言中，对译文予以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从德文本译出的“一件伟大的翻译工程”，“译笔与尼采的作风是那样的相同”。赵家壁在《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中认为，这是该书以“完整面目第一次与中国广大读者相见”。徐诗荃这一译本，1936 年 9 月又以《苏鲁支语录》为题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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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选题就很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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