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寻》书评

《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寻》述评

梁冠霆《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寻：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研究（1909-1951）》脱胎于作者2008年的博士论文，2010年作为徐以骅主编“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在近代留美史和基督教史研究领域较有影响力，有必要对其稍加叙述并作出评介。本文拟从作者、内容及特色、优缺点等方面进行评述，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一、作者梁氏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甲级荣誉毕业，2004年及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分获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读博导师为吴梓明），现为该系名誉副研究员，并任职于香港基道出版社，近期主要研究兴趣为香港基督教出版史。他发表的论文如下：《20世纪初年留美中国基督徒学生的信仰选择》（载陶飞亚、刘义编《宗教•教育•社会 ：吴梓明教授荣休纪念文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处境选择抑或信仰决志？——抗战前后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评析》（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 》第4辑 （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抗战期间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与中国政情的互动》（载吴梓明、吴小新主编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三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8）。这几篇文章与本书几个章节有相当重合之处，可互为参照。二、内容作者解释说，书名中“留美青年”意指一群亲身经历美国基督教精神和愿意对此作出省思的海外青年；“信仰追寻”即是所谓上帝国度的追寻（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基督化），留美青年的核心关怀是通过基督教的价值观重整中国和世界的社会、政治和国际秩序，冀盼在人间实现公义和平的国度。由此出发，本书关注对象是第二次留美教育运动（自1909年清廷选派第一批庚款生始）中与基督教产出共鸣的留学生群体，以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简写C.S.C.A.）的会务发展为经，时代处境的变迁为纬，解读不同时期的学生领袖和参与者如何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时代意义。以章节来看，除导论（涵盖研究概况、研究方法和本书题旨、各章主题、研究资料的发掘整理）和总结（结论）外，共有六章。第一章：会遇“基督教美国”：20世纪初年留美青年的信仰选择。交代C.S.C.A.的创会背景、早期会务发展以及留美青年与美国社会福音思潮相遇后的反应。第二章：“基督教中国”的构想：五四前后的信仰检讨。欧战令留美青年产生第一次信仰危机，五四新思潮也促使他们对西方旧神学提出质疑。同时他们在青年会法国华工教育运动和自由派神学中获得信仰更新。第三章：基督化的国际秩序：北伐前后的信仰反响与宗教舆论。20世纪20年代 C.S.C.A.关于国家主义、基督教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进行讨论。第四章：建立学界的情谊：20世纪30年代北美中国学界的处境。20世纪30年代 C.S.C.A.在面临留美中国学生联会（C.S.A.）解散、中日问题、美国华裔青年群体崛起等种种挑战中作出积极回应。第五章：战后的“基督教世界”：抗日宣传与学界的“宗教复兴”。第六章：拥抱“新中国”：建国前后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最后转向。这两章呈现了留美青年与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互动关系。在结论部分，作者认为，之前留美史研究中，舒新城、汪一驹等均认为基督教文明未曾对留学生产生重大影响。“留美归国学生史” 未能充分展现留学生与美国精神文明相遇产生的互动关系。而梁氏通过研究认为在40多年的留美教育运动中，C.S.C.A.扮演两种文明的中介角色。“留美青年”在社会福音的塑造下，成为一群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公共利益有着深切的关怀，从未在时局面前成为冷眼旁观者。三、特色作者在舒新城、汪一驹、叶维力、史黛西•比勒（Stacey Bieler）、曾祥雨（Timothy Tseng）等人研究基础上寻找突破的空间，集中处理基督教与留美教育运动之间的特殊关系。他在导论中提出留美教育的课题有如下讨论空间：究竟留美学生在何等程度上受到美国精神文明的影响？他们在留学时期所接触的“基督教精神”文明又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文明？假若这种特定的基督教价值曾经对某部分学生产生过影响，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影响？虽然梁氏对这些自己提出的疑问最终给出的答案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他对留学生和信仰之关联的强调贯穿本书始终。本书以C.S.C.A.这一特殊团体呈现的留学生海外集体经验（非归国之后；非留学生个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史料运用方面，叶维力、比勒使用留美中国学生联会（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of America ，简称C.S.A.）及其机关报《留美中国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丰富的史料；至于C.S.C.A. 叶维力书中有所提及，曾祥雨撰文做过研究。而以C.S.C.A.有关资料成书的正是梁氏。在史料发掘方面，他所采用的新史料如下：1.Archives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1909-1952 （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内容包括会务报告、会议记录及书信往来等近2000页资料）2.《留美青年》杂志Liu Mei Tsing Nien （1914-1917）The 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Journal （1917-1919）Christian China （1920-1922）C.S.C.A. Fellowship Notes （1922-1925）The 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1925-1947）四、总体观感：优缺点通读该书，我发现梁氏的长处在于精细的研究和处理史料时的扎实。由于他所依的史料集中于C.S.C.A.档案、杂志，要对这些长达四十余年的英文材料梳理贯通、确立主线、分期整理的难度是可以想象的。我们看到，作者不仅以时间维度，完整建构各章主题，而且阐发史料蕴含的大量信息时也可以说是游刃有余。本书无疑是梁氏精心构思之作。与此同时，在阅读时，偶尔会感到该书存在略显“小气”，“名”“实”不副的问题。从书名到各章节名，有些地方有“雷声大雨点小”之嫌。无可否认，作者文笔流畅，用词精致。然而，以书名“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寻：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研究”而言，“留美青年”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整体，而是作者在导论中定义的“一群亲身经历美国基督教精神和愿意对此作出省思的海外青年”。这种定义显然是为了把群体局限于C.S.C.A.之内。另外如第五章第一节“烽火中的基督：中国基督徒学生领袖的动员工作”，涉及动员的内容极少；第二节“东来天风：战时夏令会与基督教信仰意义的寻求”，夏令会主题、演讲嘉宾所占篇幅过多，有些游离。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作者被C.S.C.A.的单一史料“牵着鼻子走”，全书的建构基本是围绕C.S.C.A. 史料进行处理的，史料的局限造成了以上所言的局限。 书中也有一些舛误与可商榷处：1. P35：“……张彭春是其中的关键人物。笔者相信，这个评价与彭氏所推出的会务改革不无关系。”“彭氏”当是“张氏”，这可能是手民之误。2. 第四章标题：建立学界的情谊：20世纪30年代北美中国学界的处境。“学界”一词，以我们通常的理解当是学术界。此书改为“学术界”可能更符合语境。3. 第五章标题：战后的“基督教世界”：抗日宣传与学界的“宗教复兴”。此处“战后”不妥。以时间和内容而言，作者在本章所述为抗战时期，“战后”应为“战时”。五、余论留学史看似专门，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实则它的研究不仅旁及政治、外交、宗教、文化等诸领域（国共、抗战、社会福音、中西文化、身份认同、知识分子等议题），且以其实际内核的特性契合近现代史所有的重大议题（其实一切有重大研究价值的领域都可作如是观），由此我们须对它的深度与难度有充分的重视，同时它内含数不尽的话题也足够带给我们思考的线索。本书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上，的确不无创见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正视历史研究成果与创新之关系——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肩膀上，在前人不足、待完善之处获得创见。因此，即便得出“新”的结论，也不必沾沾自喜。先后之间，更多的并非陈旧、推翻的关系，而是互补、互证，历史的多维面向由此呈现。作者在导论中曾提到曾祥雨的贡献，他对曾氏研究成果其实多借鉴而无重大突破，因为针对曾氏研究不足的“宗教复兴”问题作者也未有令人信服的陈述。而且本书对舒新城、汪一驹的结论能否产生重大修正？作者通过对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这一团体的研究，强调“留美青年”在社会福音的塑造下，成为一群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以此试图反驳前辈的观点，可能同样失之片面。且不说这一群体所占留美学生的比例到底如何，更不必拿不知凡几的个案进行反证，仅仅就“基督教美国”之基督教对这些留学生的影响程度、留学生本身对中西文化的迎拒融化考察，就会发现其中有更深刻而暧昧的历史情境。一份新材料能带来一本扎实细致的书，却并不一定能带来一部伟大的著作。此言并非全然针对此书，这样近乎苛刻的要求当然不能强加给一本青年学者，我们只是要对此做出反思，反思当下学术论文的写作困境。学术研究每一步要细致入微，稳扎稳打，不过也有“好高骛远”之必要，眼光和野心不可或缺。所谓“求实”与“务虚”并行不悖是也。这是题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