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资本主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06-01
ISBN:9787309015140
作者:(日)都留重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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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中国，房价问题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现今飞涨的房价，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日本。此时阅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学生都留重人关于日本“地价革命”的著述，正是适逢其时。“价格革命”是指一段时间内价格的过度增长。都留重人列举了于16世纪出现在西班牙的价格革命，并引用《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对价格革命产生原因所作的解释，即“价格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应量的急骤增长……尤其是由于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之后白银生产的爆炸性上升。”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工资增长却明显滞后，这将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都留重人引用凯恩斯的相关论述，即“伊丽莎白和雅各宾时代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成果的重要部分为投机商所攫取，而不是被工资收入者所享有”，这种分配偏向“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相对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而言，都留重人将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土地价格飞涨称之为“新价格革命”。“前者或多或少是由单个外生因素引起的相对价格结构的突然和较大的变动”，而在日本的“地价革命”中，“失衡的价格发生于几乎普遍应用的生产要素”。在日本，石油冲击的“价格革命”发生于1973-1974年；地价革命在田中角荣于1972年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之后“也莅临日本”。石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外部原因，即中东标准品质石油的每桶价格大幅上涨所引起。原油价格上涨推高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批发价格指数”。石油价格上涨还推动了相对价格结构重新组合，提高了能源和原材料的份额比例，还“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得以在受发达国家长达几个世纪的剥削和压迫之后，开始从它们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为应对石油“价格革命”，日本政府着力寻找替代能源，并降低单位GNP的能源消耗。截至1988年，“石油进口在所有初级能源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57.3%”，而在1975年，这一数字是72%；另一方面，在1973-1988年这一时间段，“每单位GNP的能源耗用节约了36%”。可见日本政府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但“石油价格革命的影响仍在继续”。与石油不同，土地是无法找到替代品的生产要素。对土地而言，“提高使用效率总体上说也是有限的”，因而“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土地的需求超过供给是不可避免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会造成地价或多或少地持续上涨”。不过，从历史数据来看，日本城市地价在二战时和二战后初期“并没有与通货膨胀同步上涨”，城市地价上涨分别出现于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1972年“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公布之后，第三次地价上涨则始于1986年。都留重人汇集的统计数字显示：1956年至1990年批发物价指数大约上升2倍，而大城市的平均地价上涨到145倍，其差距达到68.2：1。城市地价上涨的收益归了谁？首先应该提及政府，它通过房地产税、赠与税和遗产税等渠道获取地价上涨的收益；其次，房地产交易商等地皮炒家“在地价飞涨的这数十年间大发其财”，其中“工商业公司一般都从事土地投机活动，充分利用地价的‘棘轮效应’。各种金融机构在土地投机的狂潮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不容怀疑”；再次，还有一些“存在于土地所有者手中尚未实现的潜在收益”。面对城市土地的飞涨价格，政府为何没有及时调控？“其原因之一是，很多执政党的政客都是土地价格革命的受益者，并且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去中断他们政治基金的重要来源”。这些政客“对土地价格飞涨采取‘无为’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辩解是：我们不能违反宪法中关于似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条款”。针对这一辩解，都留重人提出“有必要分析一下当今日本土地，特别是城市土地的价格构成部分”。事实上，根据日本战后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是“一种属于个人的、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凭借自己的劳动和/或资本赚得的活积累起来的财产权利”。相比而言，个人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属于财产权界定范围之列的。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价格是供给与需求的函数。对土地来说，供给和需求似乎都模糊不清。在供给方面，“土地的供给通常是有地区性的，并且指的是某一类土地，不管用于农业还是住宅或商业目的”，这意味着土地供给存在多个种类；在需求方面，与其他商品不同，必须分清是对土地使用权的需求，还是对土地财产权的需求，如果是后者，那么“为投机目的而持有土地将是一种正常的行为方式，并且极可能在一个预期价格将持续上涨的时期内，会产生所谓的‘备用需求’”。也就是说，“当财产权成为主要关心之点时”，土地的总需求就超过了实际供给，从而会推动土地价格上涨。按照上面的分析，必须将额外需求对土地价格的推动作用，从土地的私有产权之上剥离开去。都留重人认为：所必须去除的外层是（a）投机活动引起的价格上涨部分；（b）外部经济引起的价格上涨部分；（c）必要的建设费用所造成的价格上涨部分。由此可以得到结论，即“所谓私人此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只能限于我们所用的比拟——‘洋葱的内核’。而这‘不可侵犯’的信条，却被保守的当权政治领导人用作他们不采取对策来制止过去三十多年来城市土地价格不同寻常地上涨的托词。”在必须去除外层的三个因素中，“投机因素是造成三十多年来城市土地价格上涨到145倍的最大的持续的原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要为这一论断寻找证据的话，可以参看1989年日本政府对工商业界的调查结果，即“工商业界持有的未利用土地中，至少有78%尚无使用计划。”都留重人将这一调查结果解读为“这是对持有土地用于投机目的的最明白的招供”。此外，土地价格上涨的助推器，莫过于日本政府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1972年提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政府对土地价格上涨现象也难辞其咎。都留重人还分析了土地价格革命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第一，“普通市民希望在东京这样的城市里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尽管很小的房子的梦想破灭了”；第二，“就像可能预期到的那样，土地价格革命的分配效应是极其不公正的”；第三，“对公共工程的影响十分明显”；第四，“无节制地价上涨所产生的离心作用，剥夺了社区生活原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作为对策，都留重人提出“土地政策必须向充分承认使用权的方向调整”，从而调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减少对土地投机而产生的“备用需求”。都留重人赞成日本政府所制定的《土地基本法》的政策思想，即“在土地使用上，公众福利将处于优先地位；应采取符合各地区实际条件的正确方式使用土地；对土地的使用应做出规划；土地不得作为投机的目的物；当土地升值时，受益者应按其收益大小承受相应的负担”，他也认为中央或地方政府应当扩大其所持有的公共土地面积。都留重人最后对宏观经济管理予以批评，他认为：日本政府于1970-1973年所实施的积极信贷的扩张政策推动了石油价格和土地价格的“价格革命”，“要不是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过度流动性，从1972年开始的城市地价‘第二次浪潮’也许就不会如此泛滥。”此外，日本政府为刺激出口，而人为低估日元对美元汇率，也是推高石油价格的因素之一，因为日本的石油严格依赖进口，进口份额甚至达到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