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漫录》书评

季剑青：消逝的雅趣

2013.6.8 文汇读书周报《文房漫录》张耀宗、　张春田编三联书店出版笔墨纸砚，所谓“文房四宝”，是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书写工具。此外，尚有笔架、笔洗、臂搁等辅助性的文房器具，也是书写时必不可少的。除了练习书法者，今人对此大多都已十分陌生。近代以来，说中国人的书写方式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概并不为过。上世纪四十年代，纪果庵慨叹曰，“十年以后，自来水笔也许会葬送整个中国的写字艺术”，他何曾想到，到了电脑普及的今天，连写字本身都快成为一项特殊的技能了。今天使用最多的笔恐怕是“签字笔”，顾名思义，是专门用于签字的，对于以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自豪的国人而言，这实在是始料不及的。技术的发展固然不可阻挡，而那些在时间中被淘洗而遗落的文房器具，连带着其中所凝结的文人情感和趣味，却值得我们回望和追怀。张耀宗、张春田编《文房漫录》　辑录民国以来有关文房清玩的文章四十七篇，使我们得以领略传统文人文房雅趣的流风余韵。那正是一个新旧杂陈的转折年代，这些富于情致的美文也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可以从中窥见现代化转型中，文人生活乃至文化之蜕变的斑驳面影。传统的笔墨纸砚属于手工艺制品，随时空流变而生出种种差异，手工艺自身的发展，加之文人对书写之效能的追求，这些文房器具的制作工艺也愈加趋于精致。本来是出于技术改进的需要，由技而进乎道，遂在实用之外增添了观赏和把玩的情趣，成为值得收藏的文房清供。关于这些用具的材质、工艺、承传，年代之鉴别，收藏之系谱，遂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知识，为文人修养之必备，并著录于书，传之后世。最早可追溯至宋初欧阳修　《砚谱》、苏易简《文房四谱》，至明代曹昭《格古要论》、高濂《遵生八笺》、文震亨《长物志》等书中，均有文房器具的记述。明代文人精心于居住环境的布置和身份品位的构建，笔墨纸砚作为文人最为常用的器具，自然不可轻率从事。柯律阁（Craig　Clunas）在他的《长物志：中国早期近代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地位》一书中，对此有很精当的分析。晚清以降，西潮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大多数文人在书房中仍恪守传统的书写习惯，但亦不能完全逃脱潮流的冲刷。首先是现代技术的使用，使书写工具的生产开始一味向追求效率方向发展。如传统以砚磨墨费时费力，墨盒、墨汁遂逐渐取而代之，钢笔和圆珠笔的流行更不待言。其次，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传统文房器具的制造工艺也日趋粗陋。以墨而言，如梁实秋所说，“晚近需求日多，利之所在，粗制滥造，佳品遂少”。周作人亦亟亟以纸的命运为虑，“真怕中国的竹纸要消灭了”。瞿兑之谈及笺纸的制版时，亦云“近日雕手亦了无古法，波折纤琐，似画非画，似刻非刻，远不及前人矣”。在这一背景下，文房器具和文人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传统文人虽也把玩文房器具，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器具的工具性本身并未改变，即便是纯粹作为收藏品的古墨、古砚，也是着眼于一种必备的修养和知识。总体上，这些文房器具是作为文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在民国时期，则出现了职业的收藏，文房器具开始完全脱却其使用价值，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一些仍保留传统情趣的文人，则不再注目于器具本身之精粗，而看重器具与人的因缘。如黄裳买墨，便自陈“我觉得有趣的还是名人的自制墨”；而郑逸梅记述笺纸，也着眼于名人的自制笺。这其实已经偏离玩赏文房清供的正统，而更近于掌故家的态度了。意义更重大的，则是在现代的语境中，赋予文房器具以新的意义。鲁迅与郑振铎编辑《北平笺谱》，表面上是沿用传统的谱录体，实则有发掘和保存中国木刻艺术的雄心，而以“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唯一之丰碑”自许也。金性尧有感于文玩之凋零冷落，而刔发其在民族文化上的价值，指出它们“足以觇示一国的文化进退，美术消长，对于考古学家，一块远古的青铜，一件细小的器物，都可启迪他对于人类的历史文化，有了重新的认识，实物的探讨”，立意不可谓不高远。周作人虽自云“老去无端玩骨董”，然而他所谓的“玩古董”，则是“爱艺术品，爱历史遗物，民间工艺，以及玩具之类，或自然物如木叶贝壳亦无不爱”的现代情怀，主旨是要在粗粝的现代中国重建一种腴润的精神生活，用意之深切不是平常骨董家可以想见的。　　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已杳如黄鹤，渺不可寻，文房器具也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雅趣的消逝固然令人怅惘，然而在这消逝过程中留下的种种人与事与物的痕迹，却还有待有心人去钩索，去阐发，朴素地说是保留一段历史，若用学术语言，则也不妨说是为近现代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保存和整理一些文献资料。《文房漫录》虽不必担此重任，但已经为我们推开了一道门缝。与古人提供较为系统的知识的著述体例相比，书中的小品散文或许只是一些破碎的经验的呈现，但这不也正是世变的象征？其中正隐藏着时代的丰富讯息和深刻问题。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移用于该书正是再恰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