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转型时代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
ISBN:9787514126686
作者:傅国涌 编
页数:304页
内容概要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曾做过中学语文教师，现在杭州家中读书写作，曾在国内多家重要媒体开设专栏，最近十几年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企业家本土传统等。 已出版主要著作有：《金庸传》、《追寻失去的传统》、《叶公超传》、《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另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编有《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追寻律师的传统》等。
书籍目录
重新开启一个时代?傅国涌
1993年
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刘东
1994年
渴望堕落——谈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倾向?王力雄
“短期行为症”——非理性机制中的合理选择?孙立平
经济发展会带来道德进步吗？?何怀宏
前苏、东：私有化的万花筒?苏文
辨同异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李慎之
民间领域民间组织民间活动?孙炳耀
中国宗教改革论纲?何光沪
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国知识精英内部结构的变迁?陶东风
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李慎之
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李泽厚王德胜
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下）?李泽厚王德胜
公正至上论?卞悟
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南非种族和解进程评述之二?秦晖
1995年
大学之道：精神重建与制度创新?杨东平
近年的反思?王元化
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陈小雅
财富与贫困——现阶段贫富分层评析?何清涟
人文超越与现实生存——与一位青年学生的通信?尤西林
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三论公正至上?卞悟
上流社会：拒斥还是营建?谷孟宾
1996年
上诉权与司法公正?方流芳
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文化结构解体带来的危机?王力雄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李锐
愧对顾准?朱学勤
理想之敌理想之友?刘军宁
公民舆论：清末民初商会报刊的作用与影响?朱英
民粹主义与五四激进思潮?顾昕
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
农民何以成为农民工?孙立平
什么是诺贝尔遗嘱的真精神？
——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陈敏豪
晚清兵魂再造与近代军人意识的觉醒?熊志勇
附录
作者简介
钟沛璋先生主编的《东方》双月刊酝酿于1992年，创刊于1993年10月，到1996年年底，共出版19期，短短三年多时间，发表了全国数百位学者、作家七百多篇关怀中国命运、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吸引了大量有精神追求的读者，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沉闷的空气，称《东方》重新开启了一个时代并不过分。《东方》有自己的定位，那就是自觉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直面眼下的转型时代，并逐渐形成清晰的表述，为读者搭建起一个“书斋与社会、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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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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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转型时代评论《直面转型时代》的文章节选自《东方》杂志，《东方》创刊于1993年10月，到1996年12停刊，一共出版了19期。其大部分文章如今读来，让人感觉仍富于真知灼见，对当今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筹办这本刊物的钟沛璋先生在发刊词中说：“知识分子需要有自己的园地，《东方》杂志希望成为这样的园地，反应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意愿，与之息息相通。《东方》杂志是一本民间刊物，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某个学派。”，最后一句发表之前勾掉了，不过从书中的多篇文章也能看出，书中的文章从多角度解析社会现状，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多条路径，大部分文章都很有深度，对当今的社会问题解决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也有观点脱离了当今的社会现状谈改革，我不敢苟同。书中的文章主要关注社会、文化的转型，“兼收并蓄地汇集各种批评性和建设行言论”，作者都是从现象出发而不是经典或概念出发，以见识见长。书中文章主要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讨论文化与意识、市场经济、理想与道德、社会结构与信仰及农民与民间社会的问题等。其中有一篇在读本科生的文章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上流社会：拒拆还是营建》。文中写道：上流社会由权利、财富、声望的三角共同支起，这三项指标在精英社会群体身上的有机融合与统一，才形成了上流社会。可能这里说是贵族阶层更合适，我想作者也是本意。上流社会已经具有了心里和文化的底蕴，而上层社会则是权威意识形态下的现实区分，如果知识分子阶层与上层权利集团关系冷淡或者紧张，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卓越者也不能被吸纳入内，那么，权威意识形态获得文化的底蕴将是艰难的，它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很难相处融洽。这种情况在元朝（应该是蒙古殖民中国的一百年）体现的最明显，而即使清朝的满族也在积极汉化，经历了两百多年才灭亡。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权威意识形态就会显得有些矫揉造作和漂浮不定，上层向上流社会转化是无望的。如果知识分子阶层与上层权利集团能够亲密合作，知识分子的卓越人才和合理简介也能将充分地整合自身，并达成意识形态同文化传统的默契，不言而喻，它将容易进展为上流社会，担负起民族和国家发达的责任。但是，当前的中国商人在权贵面前大部分都选择沉默，商人曾成杰被秘密执行死刑后，王石不再选择沉默，这算是看透了中国的规则，当别人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你不为别人呐喊，但下一个不知会是谁，或许就是自己。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沉默，比如商人中的代表：柳传志，在自己的圈内提出在商言商，这是莫谈国事的翻版，自己放弃争取改进的机会，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也要求别人也放弃，多少有些害怕承担责任的意味，这样发展下去，改革没有推动力，是很难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文中又写道：持精英循环论者认为新生的经济精英将代替政治精英掌握权柄，而精英再生产论者则认为政治精英将利用政治权利获得经济资源，最终重新稳固为精英。当今中国各阶层已固化，难于打破，是后一种情况。而不打破，只会是流血的改朝换代，如果能和平的打破，则是最理想的情况，这个动力不会来自既得利益的阶层，而是没有利益的阶层的倒逼，尤其要靠知识分子、商人等的努力。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晚晴兵魂再造与近代军人意识的觉醒》，作者熊志永在前面引用了李鸿章、谭嗣同、梁启超、冯玉祥等人的文章和言语论述了清朝的衰败与中国对待兵的态度及中国的兵魂有很大的关系。书中写到：“从一定意义上讲，启迪近代军人意识有助于国民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在亡国危机空前严重，‘兵战’居于突出地位的情况下，选择军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先导，是后发展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结果表明：‘无兵的文化只属于历史，而不可畅行于近代’。”不论是晚清还是民国，主要矛盾都是同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在这种大环境下强军救国是最直接的想法，而时代在发展，几十年后的现在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已变，而一味的引用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强调现在的仍需要铸军魂，觉醒军人意识就不妥当了。虽然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但政治制度改革只涉及行政性的改革，制度性的几乎没动，所以，国权仍很强大，挤压着民权，当前的主要矛盾也是国权与民权的矛盾，而加强军队意识会加强军队的实力（从国家层面看，这并非不好），但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只属于某个政党时，其首要任务是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不是保卫国家，可以说军队就是党卫军，加强军队意识，只会导致民粹主义，导致国家更加的专制与集权，纳粹就是一个例子。在中间部分，作者也引用蓝天蔚、蔡锷、鲁迅的观点：“中国无国民之军，所谓军者，则以警察之目的，奴隶之身份，贱丈夫之资格，三五组织而成。世界各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外，中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内”，可以说这些话都很中肯，但作者又说：宣言“中国无军人”，是要说明“中国无国民”；使国人皆有军人资格即是皆有国民资格。可见作者仍没有意识到当前的主要社会的主要问题，既然要建立国民资格，却硬要移植别国军事强国而建立国民社会，不顾国内的现状。走军事强国的路线是相对与当时的国民之精神而言的对策，如今国民精神、社会矛盾已变，仍提倡铸兵魂，建立尚武爱国的军人精神和军人形象可谓起反作用。书中的观点比较全面，如果只有一种观点，我们还需自己接触另外的观点，而书中直接提供了两种观点，不过对有些文章，我们要批评的看待，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为今后的历史会走向哪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而进行这种努力的第一步恰恰在于先去想清自己究竟应当和能够做些什么。所以，只要我们不再从思想深处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那就意味着我们既逃避了历史所赋的责任，又放弃了创造历史的权利。你站立的地方叫中国，只要心中充满阳光，中国就不会黑暗，从自己做起，做个知行合一的人，做个人格不分裂的人，坚守自己的底线，这样做的人多了，中国的公民社会之路才会好走。 -
作为回复法星社网站的赠书《直面转型时代》的书评，我总是提笔又止，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混乱的思维。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也在这龙卷风暴的周边观看，这转型的风暴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平静。付国涌老师精选了《东方》杂志在1993-1996年刊中的佳作汇编成书。无论是书中王力雄还是秦晖，抑或王小波，在直面转型时代之时都为我们展示出自己领域独特的视角。对罗尔斯颇有研究的何怀宏先生对于经济、法治与道德的探索、对历史有着独特看法的秦晖老师对于公正的研究以及经济专家何清涟女士对于转型中贫富问题的思考，对让我对我年少之时转型中的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我不善于写书评，偶尔写一下感想还是可以的。当提笔之时，发现自己理屈词穷。理之屈，在于现在转型社会抹不开情网与法网的边界；词之穷，在于读书少，腹中无法气自华。但有些人或事的是非还是可以清清楚楚地分辨，这点足以让自己庆幸。以下则表达个人看法：一、转型之殇——是否真的需要民主民主制度被公认为现代社会中最佳的治理模式，无论是西欧的英国还是中国一直敌对的美国，参众两院的政治体制基础加之三权分立的制衡方式，都是得民主制度在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中鹤立鸡群。民主的核心在公众的广泛政治参与，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虽说美英两国的民主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演进，已经到至臻至善的地步了，但仍无法保证公民的广泛参与。更不必说中国。如果说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异在与文化，那么我们可以假定民主也是社会文化或者更确切说是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传统 “三段论”推理来看，我们中国之所以缺少民主是因为缺乏民主文化的传承。法理学中间有对相反的概念——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法律传承在于一国内不同阶段法律文化和内核的继承与发展，而法律移植在于对外国优秀法律文化、精神等的学习和借鉴。按照前述观点，如果中国法律要进步，必须在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上面做足文章。而中国缺乏民主的法律文化传统不足以供现代继承，那我们只能进行法律移植来弥补。从移植的前景来看，中国理应学习民主的先进文化，而摒弃固步自封的小农思想。庆幸的是，在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孙志刚事件之后，我们看到了民主的曙光。可能这点微乎其微的光芒会让人感到迷茫，但是我们既然走出“洞穴”，有还有谁愿意回头？我们承认钻石实际永恒的，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具有普世性。或许经过科学论证，或许经过实践检验，世界看到其具有普世性。民主的悖论存在于社会的封闭环境中，这座城堡中的人不愿意看到人性恶，不愿意看到社会需要规范规制，不愿意听他人提起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台湾，大陆不能说的殇。龙应台曾今做过一个调查——有多少人支持台海两岸的统一，可是结果没有出乎大多数向往民主人的意料，接近百分之85的人不愿意台海统一。究其原因，却在于政治体制的不相容性。台湾经过70年代“美丽岛事件”、90年的“野百合学生运动”加之李登辉的民主化改革是得台湾地区的民主化程度足以媲美英美。单单这点大陆只能望其项背。二、道德的伪善——改革开放的遮羞布中国之平等在于机会平等，可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作为这一成果的受益者却看到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自古我中华大地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的教条，沉湎于人性的光辉之中。可一我看来，人性的善是人性最小的一面。毕竟人是经过社会规范后才成为的社会中的平常人，人在复杂的社会规范中，保持着自我恶的克制，信守着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即收政府法律等制约）。我们不能把道德的善恶强制性的用法律加以实施，也不能过分放大人性的善恶，保持理性的谦卑去面对人性的善恶。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富有而必须分割其财产去弥补贫穷之人，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弱小而过分去呵护其无理乞求。美国开征富人税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有多少人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我应该纳什么税？究竟应该纳多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看到了改革的经济成果。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中国广大人民应有的收获。如同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经济制度》一书中的描述：“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本应分享改革成果的广大中国人民的却被分成为了贫富两个层阶。近十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地产商人的崛起已经权贵资产阶级的粉墨登场，就算是有民营企业家的异军突起，可还是无法改变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邓小平提出的“先富与后富”的理论是个很好的思路，可是作为常人，他还是无法完整地预测未来。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亦或胡温“新政”都无可避免的忽略了人性中恶的基因，先富的人确实富了起来，可是后富的遗难可能会无尽地留给后人。人性中自私、邪恶的根源会利益的考量所唤醒，人内心的贪嗔痴会被细微的行为无尽地放大。即使社会每天都在呼吁道德的回归，却抵挡不住实践地检验。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品德会因为社会百态的原形毕露而顷刻崩塌，我们如何去挽救我们自己和社会的未来成为你我中心的疑虑。我们需要信仰，担忧找不到信仰。我们相信信仰，却又无往不在失望中怀疑信仰存在的必要价值。当没有人在愿意去相信共同富裕的时候，人们原本建筑的“信仰神坛”将会灰飞烟灭，到时一切又会归于何处？三、囚徒困境——沉默的大多数？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到了囚徒困境的例子，大致上说的是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为了争取个人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在转型中的社会中，我们看到了王小波描述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渴望自由却又不去争取，他们希望民主却又把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他人，他们追求新秩序却又安逸于这旧制度。举个形象的例子：转型中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有一个不小的“囚徒困境”，首先放弃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的是王石的万科，可想而知，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它预期到的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是未来困境下的房地产商之间的普遍相互背叛，也就是说，万科在这场“囚徒困境”中，之所以选择首先动手，出卖所有除它之外的房地产商，是因为它预计在这种困境中，如果不尽早出卖所有同伴，自己将面临被出卖的结局，毕竟，这是一个非零和博弈游戏，出卖行为是可以换取非常大的利益的。正是这样的原理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为什么转型时期会有沉默的大多数。有时候不是自愿选择了沉默，而是有人比你更懂得沉默的危害。毕竟只有少数人明白沉默的坏处，看到了沉默的后果，所以他才不会是沉默的大多数。从1992年深交所发行第一支股票以来，多少中国人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来到这里，却又大多铩羽而归，进而又渐渐地沉默在了茫茫人海，最终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习近平访美时说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这点我不敢苟同。个人认为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即人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而中国梦仍旧停留在一夜暴富的美梦——多少中国人在赌博（炒房、囤房等）中追寻着自己的中国梦。中国人好赌确实与农耕文明密不可分，封建时期的商业和金融业不发达，发财的机会相对较少，而相对于明火执仗的抢掠，赌博的危险性要小很多。而且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赌局为贫富人搭建了一个平台——创走了一种平等游戏的幻觉。个人不是极端的右派，也并非对国家充满了失望与无奈。社会治理需要基础建设与相应制度的协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和每个左派和右派一样期盼着东方能够出现东方红。作者刘熊擎天，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学生。 -
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是千古未有之变局。我们现在正处于后极权时代到威权时代的转型时期。我的原因有三个。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第一，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本数据为官方数据可能有水分，有人说真实城镇化率应该是百分之三十七），农民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那城市化的进程就不会停止，并且新一届政府为了扩大内需，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所以未来的十年，城镇化率的增长应该还会持续一个较高的势头。农民数量的减少，市民数量的增多并超过农民的数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经济基础发生改变时上层建筑也会发生改变，农业社会相对与工业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形态，在农业社会里生活能接触到的信息较少，人们的文化素质较低，当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 新的生活方式会带来更加丰富的信息，民众的文化素质会相应地提高，对于民主法治的诉求也会增加，这些诉求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源动力。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第二，现代科技将是中国转型的催化剂。2013年中国的网民数量已达到五亿之多，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2009年新浪微博出现，到现在用户已达到四亿之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越来越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中国许多地区直接进入了信息社会，现代科技使得人们可以用最简便的方式获取海量的信息。互联网打破了极权时代政府对信息的绝对垄断，人们可以通过翻墙看到网络时代以前永远也无法看到的信息，信息的相对自由对启蒙民众具有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启蒙。因为青年人是接触网络最早的一代，是新科技的最先应用者，他们最先成为这个信息时代的受益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组织方式，降低了组织成本。通过网络我们可以组成读书会，可以建立互联网虚拟大学，可以用网络组织起来维权。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第三，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是和平转型有了可能，公民社会可以提高人们的公共理性，使人们以一种更加和平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变革。虽然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建设还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公民社会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公民社会会更加发达，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会提高，参与机会也不断增多。公民的公共理性会得以培养。当公民社会的底盘稳定之后，这个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动荡，甚至可以说建立公民社会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部分。中国人不能一直这样一盘散沙下去，学会组织起来才有对抗强权的可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改变，最终为人们组织起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起来才有出路。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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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些短文章。可以让你关注到一些平时没有关注到的点和分支。 -
选文内容很丰富，经济政治社会学等无所不包。从中便可窥见当年的《东方》在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无怪乎为当局所忌惮。倘能持续至今，水准不变，即便不能“大革命”，“启蒙”还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