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章节试读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的笔记-第25页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是范围上的，而是性质上的，认为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只是落后了若干年的“时间滞差论”，其理论基础是“发展阶段论”，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偏见基础上的。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的笔记-第17页

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变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之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中国经济改革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经济领域。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的笔记-第15页

一般而言，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总是强调自己国情特殊，借口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西方文明和历史经验的特殊产物，而放弃政治民主制，只是坚持以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认为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高于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对这些国家的生存来确实是基础性的，但却导致了更大的几圈和更严重的不平等，所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都通过权力市场化而流入了少数特权者的口袋里，而广大人民却被排斥在分配财富的过程之外。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的笔记-第16页

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从来就只有问题，而没有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往往相当复杂，经济理论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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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改革，都是对旧秩序的一种颠倒和社会利益的重新配置，势必要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
考察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矛盾：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在政策上都赞成更大的平等，它们在计划工作中通常突出地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作一个实际的目标。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宣布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让极少数的特权阶层更富有来创造更大的不平等，它们都自称坚持平等理想并正在制度层面上落实这一理想。但实际情况却表明：赞成更大平等的郑重宣言与明显的更大不平等的趋势之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问题。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必须与不发达国家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比如当代中国正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权力市场化的劣变，严重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才导致在短短十多年内，迅速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大这一段漫长的路。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有两项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不可不处理，一是国家资源的管理配置，二是庞大的国有资产。我国现在的“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那就是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政府代行市场功能，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严重缺陷，又使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有此亮点，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却有少数权力圈中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与改革目标相违背的格局：一部分人承担改革代价，另一部分人却享受改革成果。而这种格局的形成，引起了社会种种不良事后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一个国家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就会导致全民群情汹汹地追逐金钱，置具有超越性的社会目标于不顾。……因为一个国家毕竟不是一个巨型公司，国家领导人的职能也不是董事长，国家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理念导引。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社会动力（金钱至上）及社会交易规则（权钱交易）的形成，完全是制度的产物。本人曾多次谈到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个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制定新法规的难度相当大，需要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出台，而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就毫不含糊；而所以的发展中国家则都有这样一种通病。出台法规容易，而执行起来却严重走样。……因为在全能政治下的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必然造成价格的扭曲：只要公告政策是由非市场力量所决定，那么在缺乏有效监督和有效政策手段控制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就具有增大扭曲性的巨大潜在可能。
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其实就是人类扩张选择的一个过程，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也是扩张人类选择。经济增长往往通过三种途径达到。一是扩大资源基础和积累资本；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等方法来改善人力资本；第三则是通过改善制度结构。制度对人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成功的制度创新往往能对个人和社会选择权利起到很好的影响，并通过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对发展作出贡献，最后通常导致经济基础性的调整。
所有亚洲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社会中的不平等原则。在19世纪以前，不平等原则主要是由出生所造成的不平等，人们因出生而简单地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中，而各个阶级具有其自身的义务和功能。19世纪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殖民者的到来，导致了一个新的阶级——小企业家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受过教育的新贵们——的形成，为原来的不平等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受过教育的统治精英们在亚洲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后用暴力对亚洲社会权力结构进行破坏的社会革命中，少数精英成了号召者与组织者，而亚洲的群众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必需的能力参与现代的政治活动。……亚洲的人民在选举仪式上仅仅是一些观赏节目的旁观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将选举时期当作可以通过出卖选票的交易而为个人争得一些小额收入的时期。选举过程没有真实的选择，这样的选举也不会导致较大的社会或政治的变化。在形成独立精神方面非常重要的民间结社活动，也通常处于国家控制或管制之下，任何一种社团在成立以前都必须通过政府有关机构审批，而且任何社团都不准参加政治活动。普通人民都将政府看作是行动指南，习惯于社会条件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命令等级制，因为如果新的军事或政府精英们获得比其他人更多大“自由“或”特权“，这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一般而言，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总是强调自己国情特殊，借口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西方文明和历史经验的特殊产物，而放弃政治民主制。只是坚持以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认为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高于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对这些国家的生存来说确实是基础性的，但却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和更严重的不平等，所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都通过权力市场化而流入了少数特权者的口袋里，而广大人民却被排斥在分配财富的过程之处。……在资源的有限性与条件的不平等性状况下进行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社会问题，反而使饥饿、贫困、暴力和下层人民生活悲惨的问题更为突出。人口大量过剩、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的对立与冲突、源于制度结构的社会性腐败、社会不公正、技术转移和发展的高成本问题、技术官僚的出现及政府机构的膨胀等，构成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的”命运环境“。以腐败闻名狱世界的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曾根据切身体会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了深刻的剖析：”看起来存在着个人的而不是全民的进步。每一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拥有自己的策略，但是不存在为了全民生存的策略。“由于现代社会的民众都很清楚他们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东西，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不发达国家虽经多年经济发展，许多国家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稳定的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直处于动荡混乱之中，单纯的物质上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政治基础，最终威胁了政治精英自己。
在中国，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就有点编织皇帝的新衣一样，在制作伪理论，从而永远使经济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从来就只有问题，而没有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往往相当复杂，经济理论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在改革中牵动国家每一根神经的资源分配，其实完全是市场前权力分配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产生于经济行为，而产生于政府行为。
在发达国家，与“效率“相对的”公平“是指结果平等而言，因为竞争出效率，但竞争的结果有输赢之别，取消输赢之别的平等无异于取消竞争，因而会影响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效率与公平的选择确实陷入了两难之境。然而即使在西方，在第一公正原则（即起点的公正）实现了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人认为竞争过程的公正与效率不兼容，因为过程的公正恰好是竞争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而也是效率的前提。因为对于我们这个正在为起点及过程的不公正所苦的社会来说，一些理论家们老是过分强调”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在是完全不顾及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着国界之分。在我国现阶段，先得解决起点不公正的问题，让权力从经济领域中退位。
以奠基于这种知识基座之上的国家竞争力去追赶别人，当然很累。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这压力也不是凭借企业组织形式以及产权形式的改变，如组建“强强联合“的企业集团之类就可以消解的。因为说到底，企业的知识基座奠基于社会的制度环境之上，而制度环境的优劣以及全民素质的高低，最后都会反映在企业竞争力上。企业完善自身的功夫再好，也没有办法去和社会的制度环境对抗，而只能顺应它以求生存与发展，比如这种制度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隙，企业就只会产生行贿冲动，与掌握各种资源配置大权的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否则就无法图存。可以说，中国的”制度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力量，左右着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以及目前的改革走势。被这种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的中国企业，以及同样被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的中国金融行业，它们又能够怎么办？虽然知道结局不好，但在这种结构性力量作用下，还是不由自主地朝着大家主观上不希望的结局狂奔。
中国经济的断裂带
——关于我国经济危机隐患分析
拉鲁什理论研究的分析方法从经济过程的双重性开始，他认为，经济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金融和货币过程；二、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包括技术进步。在拉鲁什和EIR看来，当今世界上巨大的金融财富价值，其形式上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底层是实际物质产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商业贸易，再其上是复杂的和名义上的债券、股票、通货、商品期货等等，在金字塔顶端则是衍生期货与其他纯粹的虚拟资本。拉鲁什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体系中，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必须平衡，否则将产生危机。

『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隐患：南韩式、墨西哥式、泰国式等几种金融危机的混合』
南韩式危机：南韩大企业集团与银行之间的不良信贷关系。这一点与我国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巨额债务链极相类似。
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与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极不对称的趋势，使我国金融系统对内支付链条随时都有可能断裂。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则不能否定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严重衰退的可能性。
泰国式危机：一是投资导向有误，在房地产业上挤压资金过多。二是在金融体制调控机制不健全时过分依赖外资，埋下金融风险隐患。中国已成为第三世界的头号引资大国，是世界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引资大国。但从国际收支状况看来，除了外债与GDP比例呈良性之外，其余如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比例、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外汇储备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等5项主要指标均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或超过国际标准。虽然中国总是强调中国国情特殊，不能仅以国际通行标准来判定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但上述指标严重偏离常态至少说明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但上述指标严重偏离常态至少说明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应该放缓。因为过量外汇储备首先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政府抑制通货膨胀的各种努力的效果降低。为了抵消外汇占款的增加，信贷规模不得不相应收缩，从而使得没有外汇收入的部门很难得到贷款，被迫限产甚至停产。而过多外汇储备，又使得本可以利用的大量外汇资产闲置不用，在客观上限制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国际上通常用将储备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所能增加的产生来表示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尽管企业经营效率、投资配置效率，甚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很不理想，但这种低效率还不应该低到投入产出比例比外汇存款和购买国外债券的收益还要低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
墨西哥式危机：资本大量外逃。“不是所有长期资本外流都经过政府批准。大部分长期资本是通过非法转移的形式留到国外的。（英国《金融时报》）“
任何国家的大量资本外逃都会对当事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资本外逃严重时，可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其表现为：官方外汇储备耗尽；国外信用被冻结，并对外汇实行限制；国外贷款无从获得；利率不能再上升——利率上升的作用可以遏制资本外流；国内通货紧缩，但无助于增加资本账户的收入，因为它在国内会造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在国外会招致其他国家担心“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而采取报复行动。这一系列因素最终会造成国内政治骚乱增加，并引发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仰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
如果说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对外支付链条断裂，那么我们则在于对内支付的链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危机，比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更难应付。
『实物生产与消费的断裂带』
自从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近几年通过各种手段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如房地产、汽车等启动内需几乎都成无效之举，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金融状况恶化之外，还在于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了大量无效供给；其次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之一是：20年经济改革当中，我国走的基本上是这样一条路子：高投资，高通胀，高就业，高增长。超高速的投资一方面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突破了能源、交通等“瓶颈“，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产能过剩。……这种过剩完全是行政权力继续对资源进行配置所造成的恶果。
我国现在虽然经过20年经济改革，但至今为止，还处于“模拟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种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一点：国家资源不是通过市场进行配置，而是由行政权力在代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而各级官员之所以对配置资源保持如此之大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为了累积政绩，二是个人经济利益驱动。只要存在这两大利益驱动机制，只要制度允许或鼓励行政权力继续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我国的经济结构就无法达到合理状态。……我国市场制度的特点是产品市场较发达，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则很大规范，建立近十年之久的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完全是种“政策市场“，成了投机活动过度滋生的场所，根本不能对多种经济信号进行有效反应，从而也就不能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表现之二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大大滞后。
东南亚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导向模式过度膨胀的结果。中国由于汇率没有放开，躲过了这次灾难，但出口也深受考验。
我国目前的商品过剩是在社会分配不公、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下、消费层次不高，尚存7000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的过剩，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收入型的相对过剩有着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