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難》书评

溫情的悲觀︰《行路難》的善良與困局

董啟章在為李維怡《行路難》寫的序文中，把她小說集中的小說就內容分成三類︰成長小說、社會書寫和寓言。然而我們也可以以敘事的技巧來把小說分成另外三類。第一類是以第一身敘事的故事，包括〈蹲在牆角的鬼〉、〈那些夏天裡我們的蛹〉和〈笑喪〉。〈蛹〉是主人翁何宇漫的成長故事，談及成長中的出走與穩定、異質與包容，而〈笑喪〉則是寫新一代知識份子的困惑、困境與成長，也談及敘事者作為旁觀者所發出來的主體認同。然而，那敘事結構更複雜的、敘事認同更難定位的〈蹲〉則較少人談論。那蹲在牆角的「他」之所以出現，往往是與血、死亡和創傷有關，如敘事者自己的母親死時，又或後來她要把胎兒打掉時，她都看到「他」在一角出現。是以我們可以說，「他」是她生命中傷痛的具像，而她則是一個「受傷的主體」，在陷入弱勢處境時體會到人與人之間感同身受。這裏帶出的不只是如董啟章所說「每一個人也是人」的道理，而是進一步說明每個角色都是受傷的主體，因而敘事者能與阿喪感同身受，以致在小說後段她能與Mandy在浴缸中互相療傷。Mandy 以海綿擦著女主角的背，彷彿就是一下一下的把女主角的污垢擦乾淨，把她的傷痛撫平。這種「受傷的主體」在第二類以第三人稱敘事的小說中同樣出現。〈紅花婆婆〉講述一位婆婆想到自修室休息卻被工作人員攔阻的故事。故事是以文仔的視角去看這件事，但真正受傷的主體卻是以前是小販現在變成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傑叔。傑叔以往是賣臭豆腐的，但因為一次「走鬼」的意外，腳斷了，失去了當小販的能力，成為名乎其「受傷的主體」，於是就只好在圖書館上班。本來，按著〈蹲〉的邏輯，傑叔應該最能與人感同身受，但是在圖書館管理的大前提下，他與他的同事不得不運用些許的暴力把紅花婆婆趕走。故事固然在迫問究竟管理是否必然合理，並突顯口口聲聲說合作而不顧是否合理的可笑，但故事更殘忍的是把感同身受，暴露在權力結構和身體暴力之下，並把它撕破。在醫院或浴室這些暫時剝去權力階級的空間，感同身受或有可能，但在圖書館裏，沒有甚麼比管理和合作更高的準則，個體間的關聯顯得軟弱無力。至於〈聲聲慢〉一開始就把角色的狀況推得更遠，在屋村將要遷拆的大環境下，所有的角色都是受傷的。堅持不走的固然被政策所傷；先前堅持但在壓力下簽紙同意離開的心感歉疚；認同不走這理念的中學生小碧因著父親簽紙也受到傷害；連並非居民卻參與其中的社工因著要轉跟其他工作而不能繼續下去而神傷。在瀰漫著將要逝去傷感中，角色雖然面臨相似的處境，但他們的共同體卻因著彼此隱若的出賣，出現了裂縫，最終未能成為一體。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通感或能達到，但要群體建立感同身受的共同體則十分困難。而他們所能擁有的，就只有小說結尾中，大家在雨中觀看家居成為風景畫的記憶。作者雖然善良地把故事停於懸而未決中，不用叫角色面對清拆時共同體土崩瓦解的命運，但把屋村描寫成風景畫同時表達了書寫的困境，那個要保衛的空間注定只能成為記憶中的風景畫，實體將不會再存在。第三類故事就是〈花鬼〉和〈鵝們〉，論者都稱它們為寓言，而我卻更願意把它們看成是後設小說。這兩個故事中都有從群體中分別出來的獨行動物，如〈花〉中的未，如〈鵝們〉中出走去找幫助的瘦鵝。未是為其他同類送行的，見證著暴力與死亡，代表著記念與送行，若這就是作家的形象，那麼一篇又一篇的小說就變成是暴力世界中的輓歌；瘦鵝的形象就比較正面一點，是逃出魔掌尋求幫助的獨行者，而當牠回到鵝群時，與牠年紀相近的老鵝都死光，餘下的鵝就忘記了舊日的一切，瘦鵝的歌聲就成了被壓迫的文化記憶。然而不論是哪個形象也好，未和瘦鵝都在想要實踐自己的使命時遭到殺害，李維怡的悲觀就在這兩篇小說中表露無遺。

筆記

- 文學, 真不是己那一路, 更遑論文學理論。甚麼作者、角色、讀者, 暗喻隱喻借喻, 明指暗指意指, 確實是力有不逮之餘, 品性亦非這類。- 咁講, 唔代表我不喜歡這本書呀。要不是有那麼兩篇意象超乎我的理解, 其它都是很本土的故事, 看上去就像發生在身旁, 就是這個城市會出現的東東。- 作者觀察很細膩, 故事可能就圍繞那棵萬年青, 或樓上樓下的那點甚麼, 慢慢揭開生活的幕。- 《那些夏天裏我們的蛹》是最喜歡的一篇吧。成長歷程, 從來都是好看的。個人的爭扎、家庭的互動、社會的觀察都有, 主角雖然不是走在行動的前線, 但也足見主角/作者的立場吧。- 作者的社會視覺很強, 她本身就參與社會運動的前線。據說她透過寫作來喊驚、療傷。能寫出那麼多文字故事, 看來這社會真害人不淺。

行路難--行路雖難 難也要走

花了點時間終於把李維怡的第一本文字結集看完,這是一本贈書,也是我人生收到的第一本贈書。事源是<<字花>>的20期當中有一個贈書活動,在當中9本讀物之中,我有幸收到了它。我和作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家都是讀新聞系的人,雖然地方不一樣。不自覺地與她有一種超時空的共鳴感,同時也有的是一份對她小說故事當中的人物有一份的身份認同的感覺。各個故事,跨越了香港的發展背景,從今時今日的中產角度看回成長的記憶,有著一份「生於斯,長於斯」的感情。當中的故事雖然沒有什麼的好結局,只有淡淡然的一份流逝,飄落在空中的失落感。我比較喜歡的故事是<<那年夏天裡我們的蛹>>和<<笑喪>>,都是長篇和有關成長的故事,<<那年夏天裡我們的蛹>>當中的何宇漫,何宇明,小碧三個之間的微妙關係,從小學再講到青年,結婚,離婚,重遇,一段一段的感情,一個一個熟悉的地方,是那麼的親切。就看著一個人的成長蛻變,命運的更替,人物的生活上的改變。好像是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插曲,各種不同的事件圍繞著我們的生活,改變著我們內在自身的意識形態。生命的流逝之餘,時代巨輪卻不自覺的轉動。生老病死,都是我們避不開,躲不過。這不只是故事中會發生的事,還有的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從故事中我們享受著生命的盛宴,生命的衰敗與生命的無奈。讀著讀著,一邊想香港少有這些社會寫實的作品,人性的真實。正如作者說的在大世界中寫作我們享受著被拋擲的快感和痛苦。這一類的小說不是看年青人無事強說愁的文章,而是真實的讓你享受著不一樣的人生。我們這一群80後90後,似乎什麼都擁有,但內心卻是被挖空的,大家都喜歡物質而沒有想過滿足現已足夠的思想。除了看到這些外,還看到了不同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提升,社會的流動。作者是社運界的革命者,也是文字的革命者。在這個別人口中的文化沙漠中帶領著一場文字和社會的革命。低下層的人,中產都在抗撃著一個無形的不公平。我認為當中小說的人物也與作者有著一定的關係,例如是<<笑喪>>中的林采希,她的主動,她在一些事件之後的憤怒,一種的自身的覺醒,不甘於平凡。有主見的少女,我相信這是維怡的縮影。一向我都喜歡現實主義的文學,電影和藝術作品,我認為這一種的現實就是我們的生活。它也是美的,是一種現實美。至於為共同體的寫作,我認為是必然要發生的事實。寫作可以是很個人的事,但文字卻包含著一種的公共性,對現實不滿的發聲,是一個話語權。面對著這一條難走的路,行路難,但難也要走下去。每條路上總會遇到不同的事,改變著你,衝撃著你的生命。

简介写得很动人

这本《行路难》希望立足于市井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同时贯穿香港过去二十年的社会事件，以致未知的未来，企图穿越创痛造成的空白间隙，以见证社会体制在小人物身上辗过的痕迹，还希望寻找挣扎者与反抗者留在迷宫中的红线。——凤凰读书网

為了共同體而寫作

（本文乃《字花》第二十期「現實作為方法──李維怡專輯」的專輯啟首語。）記得李維怡當初拿到台灣的「聯合文學小說新人奬」（2000年）時，便曾向朋友開玩笑說那筆奬金是「不義之財」，並二話不說，將奬金拿出來支援一些想搞「另類」文化活動的朋友。她並在〈得奬感言〉中這樣記述自己參加的「另類」文化活動：「收到得奬通知這一天晚上，一群朋友在榕樹頭──就是故事裡那個怪爸爸失蹤前常去下棋的公園──搞了一個聲音＋影像＋劇場的文化集會。我也在當中做個小嘍囉，負責和警察叔叔們『打打招呼唱唱歌』。一個平民夜總會式的活動，還有菲律賓女子和在公園溜達的伯伯出來跳舞唱歌，朋友和我便出迎『伴舞』。」這段記述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因為我在字裡行間隱約感到某種跟香港大多數文學作者不同的取向和態度。或者更清楚點說，打從一開始，李維怡便不把自己定位為純粹的文學人或作家。對她來說，更重要的是她以行動親身介入的「另類」文化活動和社會運動。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一方面，這種態度決定了李維怡與香港文學界的關係，使她在得奬後的這九年間，始終以某種邊緣人的姿態徘徊於香港文學版圖的邊界上。縱然她持續不斷在各種香港文學雜誌發表創作，縱然她甚至幫忙組織過類似「詩．人．光影」的跨界別的文藝文化活動，但她卻始終自外於某些香港文壇的核心圈子和活動。另方面，這種態度又決定了她對「書寫」的理解。她說：「透過書寫，把自己綁在椅子上，好好的看看這個既美麗且恐怖的世界，希望多些關心和反省到社會上各種強弱勢的差異（以及自己身處其中的位置），然後想像一下不『一樣』的未來，並將這些和對此有興趣的人們分享、互勉、共同實踐……」她在這裡講得再清楚不過了。對她來說，文學書寫等同於一個中介環節，她在這個中介環節中凝望「這個既美麗且恐怖的世界」，並與某個她期盼著的別樣的人群連結起來。她「不過是一個想透過講故事來反省生活並想與人分享的人而已」。因此，重要的不單單是「書寫」和「故事」，更是某個她能與之連結起來的人群或共同體。在這種藉由「書寫」而引發的反省和連結中，我們才得以想像某個「不一樣」的未來。李維怡在她的小說寫作生涯快要進入第十年之際，決定清點過去，以便更好地迎向未來。於是，便有了她快將出版的首部小說結集《行路難》。董啟章在他為這部小說集撰寫的序言中劈頭便道：「李維怡出她的第一本小說集了。我說『第一本』，因為我期待將來還會有第二本，第三本……。事實是，我們很需要李維怡寫的這一種小說，也需要像李維怡這樣的作者。」董氏講得不錯，我們是太需要「像李維怡這樣的作者」了。因為正正是像李維怡這類型執意要在寫作中貫徹和落實跟不同的人群建立關聯和共同體的作者，才能讓我們的文學寫作在地上紥根，讓我們的文學寫作重新與我們的社會以及生活其中的各式人群連結起來，共同迎向某個別樣的「將臨的共同體」。後記：《字花》第二十期（JUL-AUG 2009）「現實作為方法──李維怡專輯」收入的文章包括：李維怡：〈笑喪〉（節選）陳智德：〈兩種自由與白色灰燼〉郭詩詠：〈寫作，以克服：讀李維怡〈笑喪〉〉「書寫的人」：李維怡──如何用小說減輕這個世界的重量

新耕作結集:《短衣夜行紀》將於今2013年書展出版

內容簡介：《短衣夜行紀》是李維怡繼2009年《行路難》後於本地出版的文字耕作結集。集子中，維怡繼續以文字錘煉各種社會參與的思考和感受，並逐步走向一種詩歌、散文、紀錄片、小說共融的筆耕方式。集子以真實世界的緩慢、細緻，紀錄下各種被輾過的裂痕，以圖在這高速消費化、廣告化、偶像化的都市中，持續拷問「人」的立足點。雄仔叔叔在序中寫道：「歷史和瑣事，會被遺忘，至記不清楚。從1966年的反天星加價事件到2005年的反領滙收購，途經1995年的金輪大厦天台屋抗拆再到2010年的反高鐵，我們記得什麼呢？除了『歷史的算術』，我們記得那些人嗎？．．．在社運、抗爭的呼喊、激昂中，理論、認知只是抗爭堡壘部份的基石，這部份的基石可在權力運作下朽壞，只有人與人之間的愛和尊重，才是抗爭的人間正道．．．」文字耕作：李維怡 出版：KUBRICK 設計：Renatus Wu售價：感謝 KUBRICK工作人員在沒有資助下仍做＄62的街坊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