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立一门新学科》书评

学术史的外部环境与内在理路 ——评施爱东《倡立一门新学科》

学术史有很多种写法，或意在社会思潮，或专注学理分析——这大体是思想史与学科史的歧异；而学科史，或列史实综述全貌，或择名家议其得失，又或就某些基本问题溯往及今——所谓问题史。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学术史的书写永远需要在外部环境和内在理路的交缠中把握平衡：外部大环境乃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内在理路指学人著述所体现的概念或范式的连续性；内外互为映照。但这二者之间还有一层“小环境”，即围绕相关机构、刊物、团体等最切近的建制规划及人事关系。如果说思想史是把学科发展纳入社会思潮史的轨道，放眼大环境；学科史则仅将社会思潮作为若隐若现的背景，更重内在学理和小环境。就中国现代民俗学（民间文学）史的既有专著而言，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偏向思想史；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侧重学理；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意欲兼收；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更为宏富，于“小环境”层面也多有涉及。上述书单并不全面，然据笔者所见，施爱东《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许是目前唯一以“小环境”为主要着力点的民俗学学科史著作。这种取向最受材料限制，正如该书导读所言：“如果一个学术史家手上只有一堆学术论著，他就只能从文本分析入手；如果他手上掌握了一批当事人的学术日记，他会更愿意从学术关系入手”（第1页）。作者正是掌握了大量诸如日记、信函、通讯、档案之类一手材料，才有底气再现当年种种人际纠纷、事件因果及其对民俗学学科构建的影响。而当材料丰富到一定程度时，如何划清边界，如何选择和使用材料，亦须拟出一以贯之的准则。作者对此有着清晰的界定：他将“学科史”看作第一重边界，即“一项学术成果能否成为本书的讨论对象，主要不在于该成果自身的学术价值，而在于该成果是否参与了学科史的构建（第2页）”。这里所谓“参与”是指当时就被认为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相关，并产生一定影响，而不是以后世的标准重新认定或再发现。第二重边界为“就事论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历史因缘，但叙述不可能无微不至。为避免小事被无限放大，必须坚持就事论事，舍弃那些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信息。至于边界之内，则优先使用直接材料；同是直接材料，又视重合度、记述时间等因素择善而从。后文论述基本实践了这些设定，虽有时稍嫌琐碎。除《导读》、《余论》、《附录》外，全书主体部分包括《总纲》和十个独立的章节。《总纲》单线描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历时发展进程，将其分为北京大学的发生时期、厦门大学的过渡时期和中山大学的建设时期。然后第一章梳理各阶段民俗学者对这门学科的想象与规划。二、三、四章分别从同人出版物、人才培训、西南民族调查等角度展开，深入中山大学时期民俗学运动的各项举措。第五至八章介绍该运动中重要人物对民俗学的态度及相应行为。类似设计在其他民俗学史著作中并不少见，本书区别前人处在于：一方面补充了更多史料，如傅斯年与民俗学会之关系，容肇祖、杨成志、张清水诸君的坚守和贡献等；往昔数语带过之处得以进一步扩写。二来叙述重心略有不同，关注点更多落在这些人身处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甚至个性特征，而非他们个人的学术建树（当然也不可能不提）。是以标题往往冠名“民俗学会的核心与灵魂”、“民俗学运动的中坚力量”等。纪人乃为纪事服务，从运动前中后期的代表人物入手便于多视角、生动全面地复原人物周边的学术生态环境。此外，第八章《民俗学运动的制约力量》尤其特别：“本章主要讲述戴季陶、朱家骅、何思敬三位曾经制约民俗学运动发展态势的行政领导或学术官员与民俗学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第262页）——这一层次前此著述鲜有着墨，正是作者思路独特性最突出的表现。接下来第九章以董作宾、钟敬文、江绍原等人为例，讨论不同时期民俗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第十章介绍后期（抗战爆发到四十年代）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向人类学的学术转型。由以上分布可知，作者实以中山大学的民俗学运动为中心，即中国现代民俗学进程的第三个时期（1927-1943），而不是如书名所示，建构整个学科的发展史。虽然先有总纲，尔后第一章和第九章也都提到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时期的成绩，但比例毕竟极不相称。为何如此设计，作者不曾集中解释，据上下文，理由可能来自两方面：从历史发展看，“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时期，学者们还来不及对民俗学的学科问题展开讨论。经过了厦门大学时期的沉寂，到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时期，逐渐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历史民俗学派……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第61页）；或涉及行文技巧，“关于歌谣运动的过程和运动产生的思想背景，已有大量的论著。为避免重复，这里只做极简单的回顾。”（第18页）。可不管怎样，各章节在叙述方式并详略上的确存在明显差异，忽而纵向贯穿始终，忽而横面铺开、潜挖深掘，如第二章到第八章加上第十章，都主要针对中山大学的民俗学运动。倘着眼于学科发展史，具体章节的内容涵盖面和写法会截然不同，起码不太可能照此划分整个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核心、中坚与制约力量。对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的勾画既是全书重心，也是最出彩的地方。在我看来，只截取这一段便足够，大可不必为了照顾周全，将论述范围扩展到整个学科史；否则不仅不可能周全，章节间还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异质性。对于这部资料翔实、功力深厚的著作，上述问题或许只需加个小标题（如“以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为中心”）并辅以章节调整就能基本解决。我这里更想说的，是同类学术史思路的呈现方式。无论“从学术关系入手”，抑或“还原他们所处的学术生态”，以“小环境”为主的学术史叙述，优势恰在精微，最适合取一截面，围绕某具体对象展开。对象可以是一种刊物、一个组织、一场运动或其它，但时段不宜过长，范围不宜过广，不然要么无限延伸、漫无边际，要么比重失调、布局尴尬，甚至可能损害立论的严谨性。以本书为例，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运动较易掌控，放大到中国现代民俗学则理论上其他时期亦当均匀用力，可这样既耗神又有失掉中心的危险，没准写成一部鸿篇巨制的资料集。若想重点突出，便不能不采取详略处理，但“小环境”摹写要求尽可能细密，往往多侧面铺开，很难与个别依时序陈说的部分协调。而为了努力弥合二者间的缝隙，叙述偶或由局部推及全体，如第十章“把中山大学民俗学向人类学的学术转型视作中国民俗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的学术进程”（第305页）。和那些串起所有阶段的章节一样，这个小小的判断也暗含着勾连整个民俗学史的意图——只是未必成立。“民俗学向人类学转型”的表述妥当与否且不说，单就具体指向而言，“转型说”主要不是立论于民俗学对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借鉴，因为无论对田野调查的推重，还是调查范围遍及多民族多层面，之前都早有了，何至于到三四十年代才算转型。不过这个时期，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确与人类学民族学处于极为紧密的交融状态：一方面，复办《民俗》的杨成志有意识地以西方人类学方法重塑民俗学的研究范式，将民俗学看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从《民俗》季刊的发稿状况看，人类学的篇目则占据绝对优势（第304页）。但这些皆属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特殊现象，不代表整个民俗学史有此阶段。事实上几乎同期，燕京大学学生的十九本民俗学论文，中法汉学研究所对神祃年画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对沦陷区民俗学刊物及论文的编目，西南联大师生的民间文学采录，徐旭生、闻一多等人的神话研究……如此种种，也都很有影响。但它们与抗战前的民俗学发展一脉相承，无法为“人类学转型”所涵盖。不过即便有些缺憾，施爱东《倡立一门新学科》仍然不失为一部典范之作。围绕着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组织建构、宣传策略、人事矛盾、出版审查、活动经费及与校方领导之关系等，本书将早期民俗学者在艰苦的物质和人事条件下，“为理想而奔波，凭热情而工作，为经费而斗争，因经费而夭折”（第108页）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总的来说，外部大环境、小环境和内在学理相互关联，所有学术史叙述都不可能彻底脱离其中任何一环，只是不同路数各有侧重，各有长短。以“小环境”为主要切入点的写作，不说最难，也至少是最花气力的：尽量广泛地搜罗材料，尽量小心地甄用，又要多而不乱、细而不碎，实非易事。这种“扎马步、碎大石”式的硬功夫，今时今日尤其令人敬重。《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施爱东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