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棉花让我们看清了世界纳尔逊和露丝•雷恩施夫妇在他们位于得克萨斯州斯迈尔市的农场上第一章从棉花生产看世界市场的变迁雷恩施棉花农场，斯迈尔，得克萨斯州与法国的红酒或佛罗里达的柑橘不同，得克萨斯的棉花从不因自己的产地闻名。得克萨斯州西部的旅游业不发达，那儿荒无人烟、土地贫瘠，要么热死人，要么寒风凛冽或冰雹肆虐。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坐飞机来到拉伯克附近的产棉区，眼前的景象酷似月球表面。这里没有山，没有树，寸草不生；没有汽车；渺无人烟，没有房舍。空旷平坦的虚无首先刺痛了你的神经，让你望而生畏，因为站在这里，你禁不住感到自己的渺小。尽管我曾经到过数十个国家，几乎去过每个大洲，但位于得克萨斯的拉伯克却是我见过的最怪异的地方之一。我的T恤和你们的T恤很有可能产自被当地人封为“世界棉都”的拉伯克附近。在这座令人生畏却又带有粗犷美的城市生活的人们，与这里的地形地貌相得益彰。的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块土地以其不可捉摸的性情和广袤使他们感到了自己的卑微，他们驯服它并收获毛茸茸的白色金子，在这方面取得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使他们感到自豪。根据当地的传说，上帝在创造得克萨斯州西部地区时犯了个错误，忘了为它点缀上山丘、山谷、河流和树木。看着自己的错误带来的荒芜与贫瘠，他想重新装扮这片土地，然而他却有了另外一个主意。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要创造一些喜欢这种风光的人。”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纳尔逊•雷恩施是位棉农，虽已87岁高龄，却依然身材伟岸，英俊潇洒。他很爱笑，同时言辞谨慎。他称他的妻子露丝为“甜心”，称其他女人为“女士”。纳尔逊是位老派绅士，彬彬有礼，打心眼儿里体谅他人。我与雷恩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显然他当时比我们2000年第一次见面时并没有老多少。在他走过的87个春秋中，他只错过了4个棉花采摘季节，而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国海军服役期间。若他们的客人想听，纳尔逊和露丝非常乐意（或可能仅仅是出于礼貌）讲他们过去的故事，但他们丝毫不沉湎于“过去的好时光”。尽管已近迟暮之年，但他们思想开放且不故步自封。对于纳尔逊和露丝•雷恩施来说，这个世界依旧妙趣横生。在我为写作本书进行的诸多访问中，我最美好的时光是在雷恩施家的厨房里度过的。我在那里吃着蛋糕，学着关于棉花的知识。2008年，纳尔逊和露丝仍然待在他们空旷的农场上。但此时，纳尔逊已决定缩小棉花种植面积并出租自己的大部分土地。种植棉花不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每年纳尔逊和露丝都要跟无常的自然和变幻的市场作斗争。每个夏天，他们都要与大风、沙尘、高温和害虫较量。每个秋天的采摘季节，他们都要与世界市场较量，与来自70多个国家的棉农竞争。若全种上棉花，雷恩施家的400公顷土地可出产大约50万磅皮棉，这些皮棉足够生产130万件T恤。纳尔逊终其一生从事着同一个职业，这本身就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美国棉花种植业的故事。历史证明，几乎所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主宰都是暂时的。即使最令人难忘的民族工业取得胜利的故事一般也以比较优势易主结尾。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代人的一生中，电子消费品的优势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和中国。服装生产优势从美国南部转移到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又回到了亚洲。钢铁方面的优势从美国的铁锈地带转移到日本和韩国。但200多年来，不管是从哪方面衡量，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全球棉花种植业的领袖。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难以与之比肩。在历史上，美国在棉花的总产量（尽管近年来逊于中国）、出口（尽管偶尔被乌兹别克斯坦超越）、种植规模和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均稳坐头把交椅。从表面上看，美国经济的成功似乎与棉花无关。一般情况下，美国的行业与“同类”国家的行业竞争。美国公司与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德国的化工公司以及瑞士的制药业竞争。但由于气候原因，鲜有发达国家出产棉花。因此美国的棉农是与世界上最穷、最不发达的地区的生产者竞争。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全球最高的）使诸多行业凋零或迁往别处，如服装、钢铁和造船业，为何美国的棉花种植业依然占据着全球的主宰地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一个像棉花种植业这样的“下游”基础行业如何能在一个先进的、以服务业为本的经济体中发展壮大？棉花种植业这样的行业看起来几乎不具备可持续优势。商业战略模型通常会预测此类行业的主宰地位只能是昙花一现：缺少产品细分、激烈的价格竞争、进入门槛低使这个行业不值得付出辛劳。商学院教授和战略家迈克尔•波特指出：这些行业的优势常常是极其短暂的……劳动力成本或自然资源对这些行业的竞争优势很重要，它们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常常很低。许多国家都可以发展这些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它们的竞争者往往过多……优势的快速易主不断地吸引着新的进入者，它们压低利润、降低工资……发展中国家常常受困于这些行业……处于这种形势的国家将持续面临丢掉竞争优势的威胁……这种对濒临经济悬崖的生活的描述对南亚和非洲的贫穷棉农来说是真实的，但不是拉伯克附近的棉花种植业者的写照。多年来，美国的棉农作为一个群体，始终处于市场的顶层。自1975年以来，美国一直经历着贸易赤字，如何解释美国棉花作为出口商品取得的成功？美国的棉花种植者能够将如此低端的商品出口到非常贫穷的国家，这又如何解释？为什么是美国？为什么我的中国T恤的棉花产自得克萨斯？英国的慈善机构乐施会认为它知道答案。乐施会的一系列言辞激烈的报告指出，美国棉农的比较优势在于他们善于获取美国政府的补贴。2003年秋，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谈判在墨西哥坎昆召开。在乐施会的研究基础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会议开幕时就大肆抨击最富有的国家。像贝宁和布基纳法索这样弱小且极为贫穷的国家立场坚定，它们的谈判代表怒目圆睁，使美国的谈判代表不敢抬头正视他们。他们控诉说，美国的棉花补贴挡住了他们的脱贫之路，山姆大叔对美国棉农的慷慨使他们无法与其展开公平竞争。最贫穷的国家愤怒地指出，美国的棉花补贴超过了非洲许多贫穷产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若美国打算支持自由贸易，美国人需要说到做到。这种怒目而视持续了数天。最终，谈判破裂，富国和穷国都放弃了。但是，他们的观点获得了赞同。几个月后，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的棉花补贴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美国给予本国棉农补贴是不公平的。2004年夏，因该项巨额补贴被放在聚光灯下，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同意把棉花补贴摆到桌面上，而且希望在多哈回合谈判期间“快速而具体”地解决棉花问题。然而，直到2008年秋季，谈判依然没有打破僵局，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棉花补贴仍在继续提供。毋庸置疑，美国政府给棉农的补贴数额巨大，它们对贫穷国家的不公平性也不用怀疑。但若有人认为美国在全球棉花种植业的竞争优势仅靠政府的补贴，他应该花些时间到得克萨斯州的拉伯克附近转转。尽管这些补贴是美国生产者的福音，但像纳尔逊•雷恩施这样的棉农的成功绝非如此简单。首先，在美国棉花补贴政策实施前，美国棉花种植业的优势地位早已确立了一个多世纪。如本书后面章节所述，早在200多年前，美国棉花种植业就把其竞争者甩在了身后。因此，尽管补贴可能是其成本优势的部分原因，却无法解释美国该行业长期主导全球棉花市场的现象。其次，用补贴来解释美国的主导地位是对美国棉农非凡的企业创新能力的漠视。在许多方面，美国的棉农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适应能力和创业精神的案例。美国的棉农已改进了其生产方式、市场营销、技术及组织形式，以应对全球市场的供需变化。棉花的供需变化有时很小，其变化趋势也可预测，因此美国棉农能够看清市场前景，但棉花市场有时也会风云突变，将他们眼前的世界重新布局。每一次，美国棉农都以富有创造性的新点子、新技术和促使美国政府实施新政策等策略应对这些剧变。我与纳尔逊和露丝•雷恩施的第一次会面只有短短几分钟，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必要，他们的开放性思维和眼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地区特质，也是比较优势，因为贫穷国家的棉农由于种种原因是传统型而非创新型的，他们因此失败。美国棉农非凡的适应能力和企业家谋略来自他们的性格以及美国的制度与管理机制，这是许多贫穷国家的棉农所不具备的。在美国，农场、市场、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各尽其责，所有这些因素在一个有效的链条内共同工作，而这要领先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数十年。在西非的大部分地区，不管有没有美国的棉花补贴，其全球竞争力的制度基础都很薄弱。此外，在许多国家已经实施的制度将资源和力量用在别处，而非向棉农提供便利。尽管补贴本身不足以解释美国在这个行业的主宰地位，但补贴是更广泛的现象的一个实例，正是这个现象使美国农民似乎永远处于主宰地位。200年来，美国的农民推动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不断完善的公共政策，这使他们能够缓解棉花种植和销售业务中内在的重大竞争风险。他们已经想出如何在市场中竞争以及在风险过高时避免竞争的方法。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有一套制度使美国棉农免受各种市场力量的冲击。考虑到棉铃在变成T恤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我们能有衣服穿简直就是个奇迹。棉花的生长环境太热了不行，太冷了也不行；水多了不行，水少了也不行；它禁不起冰雹的摧残，也经受不住大风大雨的洗礼。棉株很容易被杂草侵害，有数十种害虫可以置棉花于死地，所以棉花价格非常不稳定。还有来自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因为当棉农要为棉花除草或拾棉花时，只有提供合理的报酬才能请到工人。世界上的每位棉农都面临着上述风险。当然，还存在价格下跌、成本上涨、国外竞争以及融资方面的商业风险。然而，正如本书第二章至第四章所述，美国棉花种植业取得成功的故事，就是这个行业避免或减少风险的故事。如今，市场与全球化的支持者可以从美国棉花种植业取得成功的故事中找到许多他们喜欢的东西，但其反对者也能从中找到论据。但美国棉花种植业取得的每次高尚的成功，美国人比竞争对手更聪明、更快、更好的每一个案例都存在着可耻的因素。其中最可耻的就是美国棉花业发端于棉花奴隶种植园，这也是美国人首次痛击其国外竞争者的地方。而不那么可耻却依然令美国人尴尬的就是当今的高补贴。但是，若要了解美国棉花种植业的长期主宰地位的情况，我们首先要达成一致，既不能妖魔化美国的棉农，也不能将他们浪漫主义化。在美国主宰这个产业的200年间，有时候它可以光明正大地获胜，有时却不能。我的T恤的原材料—棉花产自美国南部的田野，这有许多值得美国人骄傲的地方，但也有些东西是无法见光的。

前言

序言寻找我的T恤的出生地沃尔格林药店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 1999年春劳德代尔堡的民权运动领袖在最近几年里使新的印花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现在，烂醉如泥的冲浪者和喧嚣的大学生已不多见了，他们被新开的咖啡馆和高档酒店从沙滩上抢走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现在也已为人父母，手头有钱花了。这个城市像一棵棕榈树那样倒向了金钱一边，被抛光、清洗和上漆。跟所有的旅游目的地一样，瞥一眼这些显眼的印花，就能了解一点其内在的俗艳。虽然城市里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更喜欢画廊，坐落在沙滩上的却是T恤店，因为人们想买T恤。海滩附近的沃尔格林药店出口处有一只盛放T恤的大箱子。它被放在这儿是因为主人希望以此吸引从药店里出来的购物者，而且这个方法的确奏效：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翻这个箱子，哪怕只翻1分钟。箱子里装了上百件T恤，每件5.99美元或两件10美元。所有T恤都印有一个关于佛罗里达的主题—贝壳、鲜亮的鱼或棕榈树。我把手伸进去，拽出了一件T恤。这是件白色的T恤，印有火红的鹦鹉，下面是“佛罗里达”字样。我走到收银台付款，然后走出药店，来到太阳底下，透过包装纸看着这件T恤。“就是你了。”我想。回到华盛顿，我从聚酯袋中取出这件T恤，看着标签。上面写着“谢里制衣厂”，下面是“中国制造”。我在搜索引擎中键入“谢里制衣厂”。几分钟后，我就接通了该制衣厂总裁加里•桑德勒的电话。“当然，”他说，“来吧。从华盛顿到我们这里来的拜访者不多。”谢里制衣厂位于迈阿密的老工业区，这个离机场不远的工厂与仓库看起来有点荒凉。加里•桑德勒有着被佛罗里达的阳光晒成褐色的皮肤，非常友好，对大学教授有一种善意的怀疑态度。他没有丝毫傲慢，但明显对他和他的家族事业感到自豪。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孩子和他的销售团队的照片。加里的父亲昆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成立了谢里时装公司，这家公司是以昆廷的大女儿命名的。昆廷从独立批发商起步，他沿着海滩，走进一家又一家商店向店主推销小纪念品。在旅游季节，他通常去纽约提货，然后回到迈阿密兜售他的商品。那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喜欢在度假时购物，特别是购买纪念品。昆廷发现有热带主题的小物件儿在来自美国北部的观光者中尤其受欢迎。20世纪50年代，“可穿的”纪念品选择很有限，度假者通常想带些小纪念品回家，而非服装。然而，昆廷发现他最受欢迎的物品之一是一条方巾—一条印有佛罗里达主题的棉布方巾。这条方巾跟那个时代的许多旅游工艺品一样，在日本生产及印花。不久之后，谢里时装公司发现它处于一个经典的批发商的困境，即利润得从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挤出来。1955年，昆廷•桑德勒抛弃了他在纽约的供应商并在迈阿密开了自己的纺织品印花厂。谢里时装公司摇身变成谢里制衣厂。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里•桑德勒从大学辍学后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并且在1986年成为总裁。1999年年中，桑德勒的外甥（谢里的儿子）承担起公司日常运营的责任，总裁职位传到了第三代。如今，谢里制衣厂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印花T恤生产厂。它仍然以旅游贸易为核心。在基韦斯特、佛罗里达、德纳里山、阿拉斯加以及其他许多旅游景点，还有欧洲，都有谢里制衣厂的T恤出售。谢里制衣厂的设计师为每个旅游市场设计主题，而这些主题会在迈阿密的工厂中被印在或绣在T恤上。无印花的白T恤（还有沙滩毛巾和棒球帽）的存货装满了谢里制衣厂的一个两层的仓库。这些未印花的货物会被从货仓送到印花机旁，印花机就像矗立在货仓旁边的摩天轮。工人把每件T恤在轮辐的平直端上滑过，这样的翻转差不多有14次。每次轮子一停，就有一种不同的颜料从丝网上的微孔中喷出。当T恤回到印花机的初始点时，一位工人把它扯下来传给另一位工人，然后把它平放在干燥传送带上。另一位工人把它从干燥传送带上拾起后，再将它放在第二条干燥传送带上，该传送带将T恤传送至一条管道并将其从管道另一端抛出来。T恤被折叠整齐，不过它不再是T恤，而是一件纪念品。堆在手推车上的T恤印着诱人的沙滩、高山、摩天大楼和冰川的图案。每件T恤都让人身临其境，人们会穿着它回家。你穿过临近工厂的货仓就像看旅行纪录片，对具有探险精神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凡是去T恤所到的地方你都需要防晒液，但是在它们的出生地，你只需看看T恤就行了。加里•桑德勒从墨西哥、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孟加拉国、洪都拉斯、中国、巴基斯坦、博茨瓦纳、印度、中国香港地区和韩国购买T恤。2008年，在我和加里再次进行交谈时，T恤的生意比几年前难做很多：竞争，特别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变幻莫测，外包业务更加复杂。另外，经济增长放缓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旅游业，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谢里制衣厂的生意。我的T恤来自中国。它可能于1998年年底从上海出发，几周后到达迈阿密的港口。这件T恤总共花了桑德勒1.42美元，其中包括24美分的关税。它是1998年在美国服装进口配额体制下从中国进入美国的约2 500万件棉T恤中的一件。这件T恤的旅程见证了经济力量克服障碍的能力。要来到这儿，这件T恤要击败美国纺织与服装业和美国南方的国会议员，还要克服迷宫似的让任何人都望而却步的关税与配额体制，但是加里•桑德勒不怕麻烦。尽管美国国会、工业领袖和议员竭尽全力阻挠，尽管有配额和关税的存在，还是有价格最低廉、质量最上乘的中国T恤进入了美国市场。中国是个大地方。我问桑德勒，T恤到底来自哪里？桑德勒搜遍了他的名片夹，从中抽出了一张。名片上写着 “许召敏（音译）先生，上海针织厂”。“打电话给他，”桑德勒说，“他是个不错的人。他会告诉你一切。”“许召敏。”我设法朗读出来。 “不，不，”桑德勒说，“他的美国客户称他为‘帕特里克’。”我邀请帕特里克•许和他的夫人在他们到美国旅行时参观华盛顿，他们接受了我的邀请。帕特里克•许的业务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穷国和富国。他每年都到美国旅行两次以上，拜访老客户和开拓新客户，关注西方的流行趋势，把美国人的想法带回工厂。尽管帕特里克乐意把白色的T恤销售给像加里•桑德勒这样的老客户，但他对上海针织厂生产的白色T恤的前景并不乐观。来自工资更低的国家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竞争太多了。他认为，用不了多久，他的来之不易的客户将会从其他地方购买T恤。帕特里克正试图把价值链提升到如毛衣这样的花哨商品上。在1999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帕特里克说：“到中国来，我带你看这一切。”我想了解整个故事。他能让我看生产T恤的地方？能。那么生产布料的地方呢？当然能。我想进一步试试我的运气：那么织布用的纺锤呢？纺纱厂呢？当然，他都能安排。但是，这可不是故事的开端。棉花呢？为了讲述我的T恤的一生，我必须从其发源地开始。我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地之一。我能去农场看看棉花是怎么生产的吗？帕特里克看着这件T恤，说：“好，也许会有困难，我想棉花种在离上海很远的地方，或许在得克萨。”“得克萨？得克萨在哪儿？有多远？”我问道。我把桌上的地球仪转到中国那边。他能在地球仪上指给我看得克萨吗？帕特里克笑了。他接过地球仪将其转到地球的另一边。“这里，我想它生长在这儿。”我顺着他的手看去。帕特里克指的是得克萨斯。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人入胜！T恤走到哪儿，瑞沃莉就跟到哪儿，每一个角落都有不可思议之处。这本书充满了难忘的角色和生动的场景。——《时代周刊》一个迷人的、具有启蒙意义的传奇故事。瑞沃莉对一个单一产业的颇具洞见的观察具有一本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一切要素。——《纽约时报》很少有经济学著作写得像这本书那么好，你会欣然地熬个通宵把这本书读完。—— 《企业经理人》杂志绝对的经典！T恤无法改变世界，但是它们的故事对解释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很有帮助。——《金融时报》发人深省！不管你对全球经济持何种看法，《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旅行》中的很多观点都能使你产生共鸣。——《中国日报》

后记

结论我的T恤的故事只是一个扩展了的逸闻，因此它不可能证明或否定一个理论，或决定性地解决与贸易或全球化相关的争论。我的T恤故事也不能概括为广义上的全球化。这些产业、这个时间点、这个产品和这些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即使这个非常简单的产品的故事也能揭示，大量的争论仍无法得到解决。在过去的10年里，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街头抗议开始的反全球自由化的对抗情绪已演变成更主流的对全球贸易的保留性意见。这种演变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中显露无遗，因为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挑战、外包、劳动和环境标准以及许多其他相关问题。当商业机构和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称颂自由贸易和竞争市场的影响时，还有大量其他团体对无情的市场力量感到害怕（尤其是对工人和环境造成的后果）。但是，关于竞争市场的希望与毁灭的争论至少在“我的T恤”案例中有点儿不合时宜：不管竞争市场好与坏，“我的T恤”的环球旅程中几乎看不到自由市场。由于历史悠久的公共政策传统，我的T恤诞生于得克萨斯州。这种公共政策使棉农不受各类风险的侵袭（包括价格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天气风险）。尽管美国的种植者在棉花种植业的技术和商业方面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出卓越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但支撑这些趋势的还是美国的经济、教育和政治基础，它们培育出的有效的公私伙伴关系促进了种植者的创新和进步。适用于T恤全球生产的游戏规则是数代激进主义者努力的结果，这些激进主义者继续逼退市场，并推动重新制定劳动法和公认的公司实践。“我的T恤”是在中国生产的，那儿有户籍制度，这个制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尽管全球的激进主义者喜欢以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为靶子，但“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中的大多数公司都是相对较小的家族企业（谢里制衣厂、上海光明厂、跨美洲贸易公司和雷恩施农场），而非大型跨国公司，而在我的T恤生命历程中最大的两家企业（上海针织厂和上海第三十六棉纺厂）都是中国政府所有的。今天，由政治对市场的高度限制织成的网络操纵着我的T恤的中美之旅，在这个网络中，富裕和贫穷国家都寻求政治保护，以免受来自市场尤其是中国的挑战。反过来，中国的挑战因政治对T恤生产行业的保护而变得越来越明显。我现在明白了，即使最疯狂的、受市场驱动的旧衣服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尽管坦桑尼亚不能使埃德•斯图宾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中国不允许进口旧衣服无意中对跨美洲贸易公司提供了一些保护。在修订本书时，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汉斯•彼得•兰克斯 “绕着佛石花园转”的形象。当然，他绕着花园转表明，他每次都能发现新东西。随着我不断地转，在我的结论中，政治在理解我的T恤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在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政治对市场的反作用力以及政治在市场中的参与，而非市场竞争。无论是赞美还是诋毁市场，都有过度简单化世界贸易的危险。用詹姆斯•卡维尔的话说：“是政治，傻瓜。”我们或许将所有的政治保护措施视为“人为地干预”市场机制。的确，将市场机制与适者生存这样的生物进程之间画上等号已成了一件时髦的事了。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最好撒手不管。但是尽管跟经济政策比起来，干预或许不那么合适，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反之亦然。还有什么比寻求保护以免受进化论的侵害更为自然的呢？因此，“我的T恤”的故事讲的不是亚当•斯密的市场力量，而是卡尔•波拉尼的双向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一方是市场力量，另一方是满足保护的要求。这种对保护的呼吁不仅来自纺织工人或棉农，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对全球化越来越感到不安，即使他们的工资在增加也一样。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保护使穷人的日子更加难过（美国的棉花补贴），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让事情变得更好（最低工资标准）。而在所有的情况下，它们都是这个故事的中心。无论是贸易还是关于贸易的理论都不是始于亚当•斯密。甚至在经济学家问世的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以及围绕这个贸易所引起的争论。几个世纪以来，贸易都是道德与宗教辩论而不仅仅是经济分析的话题。的确，在仔细阅读早期有关贸易的基督徒的争论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竟然没有经济学争论。尽管经济学家常常对非经济因素影响了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感到失望，但从长期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经济因素进入贸易讨论只是相对近代的事，更别说成为讨论的中心了。因此，道德说教继续渗透进贸易争论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我的T恤表明，如果双向运动会获得大范围的支持，那么道德和政治讨论在今天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中，有些参与者（纳尔逊•雷恩施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工人）得到了一些保护。少数人（埃德•斯图宾和杰夫里•米朗基）要么赢得市场竞争或至少没有受到它的影响，要么从针对他人的间接保护中受益。但是，双向运动的双方都没有触及成百上千万人。比如，大部分的非洲棉农既没有受到政治保护，无法获得市场机会，也无法获得技术知识甚至基本的识字能力。这种排外做法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也来自富裕国家，它们在贸易政策上继续奉行双重标准。幸运的是，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削减农业补贴、民主化、在贸易谈判中允许贫穷国家坐在谈判桌前都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自从我完成我的T恤之旅后，我已经相信贸易的道德案例比经济案例更让人兴致盎然。在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前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已开始相信贸易是一种和平的工具：我明白，你不能将贸易的想法同战争与和平的想法分开。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不能在大战时还期待像以前一样通商……而且我明白战争常常是由经济竞争引起的……因此，我开始相信……若我们能以更少的贸易和关税壁垒在国家之间加大贸易交流，并消除国际上的贸易障碍，将会有助于消除战争本身。当我在全球追踪我的T恤之旅时，每个人都将我介绍给下一个人，然后再下一个人，直到我拥有了遍及全世界的朋友：纳尔逊和露丝•雷恩施、加里•桑德拉、帕特里克和珍妮弗•许、穆罕默德和吴拉姆•德维杰、杰夫里•米朗基、奥吉•坦蒂洛、埃德•斯图宾、苏琴（音译）和陶永芳（音译）。如果不是跟科德尔•赫尔观点一致，我怎么能列出这个人名列表？得克萨斯人、中国人、犹太人、西西里人、坦桑尼亚人、穆斯林、基督徒、白人、黑人和棕色人，他们在全球经济中传递着我的T恤，相安无事。事实上，他们做得非常不错，十分感谢。所有这些人，还有成千上万的像他们这样的人，被棉花、纱线、布料和T恤贸易绑到了一起。我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联系下一个人时，都是在为和平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一些早期的基督徒认为，上帝不愿让我们贸易。圣•奥古斯丁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因为他们是积极的商人……他们就不会受到上帝的眷顾。”海洋的存在本身就被视为贸易违反上帝的意愿的证明。圣•安布鲁斯建议，我们可以去钓鱼，去观光，但是绝不能利用大海来进行贸易：……上帝创造海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大自然增色。大海被风暴肆虐；因此，你应该畏惧它，而不是利用它……用它获取食物，而非通商……但是，其他人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或许贸易正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帮助我们跟不同于我们的人友好相处。利巴尼乌斯在近2 000年前写道，他相信：上帝没有把所有的产品安放到世界上的所有地方，而是将他的礼物分散到不同的地区，因此，人类应该建立社会关系，因为一个人需要他人的帮助，于是他创造了贸易，所有人都能够分享大地的果实，不管它们是哪儿出产的。当我亲眼看见我的T恤的大家族中许多分布广泛的成员都在“培养社会关系”，我只能同意利巴尼乌斯的观点。尽管在2000~2008年间，许多观察家看到的主要是战争和不宽容，但我的T恤继续在搭建着理解之桥：我的T恤所形成的纽带是一支好的力量。那么，对那位站在乔治敦大学的台阶上，非常关心底线竞争的邪恶，非常关心她的T恤的生产地和生产方式的年轻女性，我该说些什么呢？我会告诉她，要感谢进行T恤生产和贸易的所有人，她应该担心所有注定要在农场生活的人。我会告诉她，被政治排斥在外跟不用承担市场风险比起来，穷人遭受的痛苦更大，若她有剩余的精力，她应该把它花在让人们参与政治，而非保护他们免受市场风险上。我还会告诉她，她站在哪些人的肩膀上，她还有她的志同道合者、荣耀的激进主义者的家族，以及他们对全世界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所作的改变。我会告诉她，就在短短的几年间，我已经看到了她这一代所带来的改变，总有一天人们也会站在她的肩膀上。我会告诉她，耐克、阿迪达斯和GAP需要她的不断监督。我会告诉她，工厂的缝纫工需要她，工厂主和棉农的后代也需要她。我会告诉她，要从两方面看问题，而且要不断开拓思维。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代的激进主义者最困难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虽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已完成，但改变全球服装业的运行模式的艰苦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也很重要，但是它们都是实地工作—一个工厂接一个工厂地检查大型跨国公司如何为它们分布广泛的供应链的生产条件负责，而非讨论是否应该负责。今天的校园激进主义者们继续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步，这些进步提醒我们，全球化并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怪物。人类制定了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每天都在变化。在乔治敦大学的校园里，今天又有了新一代的抗议者。目前乔治敦大学最活跃的学生团体之一是 “生态行动”。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与我交谈过的所有服装公司的高管都认为环境问题将会是（事实上已是）他们的全球产业所面临的最新挑战。尽管时代的主题在变化，但击退全球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却惊人的相似。“双向运动”又一次开始了—市场力量对抗保护需求。不管保护的是大气、水还是工人安全或童工，无心的共谋依然生机勃勃，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已满足了激进主义者的要求，然后是广义上的普通平民满足他们的要求。环境责任作为公司的信念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已成了主流。当我继续绕圈时，不管问题是劳动条件还是干净的大气，做个悲观者越来越难了。不是我愿意粉饰问题，而是我发现它们远没有解决方案那样有意思。在过去的几年里，当我不断地绕着佛石花园转圈时，我看到了我的T恤生命中的大量环境挑战。但是，每转一圈，我都看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案—风力供电的纺纱厂、基于大豆的印染、有机棉、转基因棉种、玉米纺的纱线和得克萨斯州棉田里的风车。解决方案似乎以令人晕眩地速度被提出来，每一个方案都比上一个方案更有创意、更令人称奇。这些发明背后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是乐观派，而且全球化不断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尽管经济活动明显地产生了环境问题，但全球化和持续的繁荣也使创新成为可能，为我们星球的生态未来保留了希望。2008年年底，我在华盛顿召开的智囊会议上遇到了迈克尔•谢伦伯格，几个月后，我们又通了电话。迈克尔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反全球化的激进主义者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花了几年时间研究所谓的耐克在亚洲的“血汗工厂”。当我们于2008年交谈时，迈克尔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都改变了，他觉得自己老了，也更有智慧了。他在本书英文第一版的开头几页看到了自己，并认同站在乔治敦大学台阶上的那位抗议者。迈克尔告诉我：“我曾经认为贸易和全球化是恶魔。我认为公司是恶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恶魔，世界银行也是恶魔。我认为穷人在全球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迈克尔继续说：“我对农民持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旧情怀。我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愿意待在农田里。他们希望像我们一样生活在城市里，而且我没有明白全球化是怎样使他们摆脱极端的贫困的。”迈克尔告诉我：“我现在支持全球化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向善的力量，因此我希望改进它，而非阻止它。但是，倡导变革依然重要。你可以一方面支持全球化，同时希望公司作出改进。”迈克尔承认他年轻时的困惑，但对他的激进行为并不后悔。他将继续看到他和他的激进主义者伙伴们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他告诉我：“我对以前做的事情感到自豪。”21世纪初，迈克尔将他的注意力从劳工问题转移到了环境问题上。2004年，他和特德•诺德豪斯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环保主义之死》，这篇文章很快风靡全球。这些观点也发表在他们2007年出版的书里，名为《突破：从环保主义之死到希望政治》（Breakthrough: From 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to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简而言之，迈克尔和特德认为，保护环境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给环保主义者去做。环保主义者的主导范式认为，经济增长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方案只能在“有限政治”中寻找—即从“停止”、“限制”或“管制”等词中去寻找。迈克尔现在认为，“有限政治”有其落后性。尽管他是民主党人，并将自己视为“进步者”，但迈克尔自从那个年代起就由衷地承认经济发展和投资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生态问题。迈克尔认为，繁荣能激发人性中最好的一面，因此经济增长能成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迈克尔和特德“呼吁环保主义者放弃他们的末日言论，代之以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充满希望的、面向未来的言论”。在清洁能源和技术上的投资和创新因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并会创造未来的繁荣，就像高速公路、铁路、微芯片和互联网这样的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造就了今天的繁荣一样。2008年年底，巴拉克•奥巴马任命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朱棣文执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朱棣文大力提倡用投资和创新解决环境问题。事实上，奥巴马已经提出了将“绿色”工作和投资作为美国经济和环境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案，而且迈克尔和特德的许多思想现在都体现在奥巴马的环境和经济政策中。2008年，这两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被《时代》杂志评为“环保英雄”。如果迈克尔和我在10年前见面，我们会对几乎所有事物都持相左意见；桌子的一边是一位反全球化的激进主义者，另一边则是一位商学院的教授。自那以后，我们两人都 改变了许多看法，因此我想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重大分歧了。首先，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我仍然保留着我的红鹦鹉T恤，但是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古董和一个不同时代的遗迹，那是个有着杀虫剂和邻苯二甲酸但却没有行为准则和工厂监督的时代。看到过去几年里出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我只能相信，明天的T恤会有个更好的故事。未来并非完美，但它比过去更光明。

内容概要

皮翠拉•瑞沃莉博士，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里的社会问题。她著有《国际企业》一书，并在《国际企业研究》、《商业道德期刊》、《商业道德季刊》和《金钱、信用银行期刊》等多家刊物上发表文章。《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旅行》曾荣获多项大奖并被译成14国语言。

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

序言　寻找我的T恤的出生地

第一部分　棉花让我们看清了世界

第一章　从棉花生产看世界市场的变迁

第二章　中国为什么败给了美国—从棉花生产说开去

需求拉动：贫苦阶层爱上“华美的服装”

给小提琴手提供足够的琴弦

伊莱遇到了风险资本家

竞争何在？

所有的天灾跟白人无关

棉花工厂落户得克萨斯州

第三章　回到雷恩施农场

雷恩施夫妇西迁

白人都拖沓

官僚消灭了佃农

没让所有人气馁的机器

赶时节

雷恩施家的孩子离开农场

旧敌人，新朋友

转基因棉花

回归自然还是迈向未来

第四章　谁是全球化的赢家？

从种子到牛仔布：农场主每一步都在获利

不再“抓一把”

又是补贴

漂亮的猪

非洲“没有口红涂”

竞争在哪儿？

恶性循环

穷得都没有进行污染的能力

苏云金芽孢杆菌棉子来到中国

虫子获胜

第二部分　中国制造

第五章　走进中国纺织厂

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

上海光明服装厂三分厂

第六章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了?

擅长发明的英国人与勤俭节约的中国人

招工启事：温顺、绝望者优先

第七章　与中国打工族面对面

有约束的服从

肯定不选种地

亚马逊网站和戴尔开办工厂

第八章　美国也有“血汗工厂”

制定竞争规则

激进主义者提升了底线，1780-2008年

回到乔治敦，乏味的会议就是进步

对雄幼鼠不利

贸易对地球来说是友，还是敌？

中国的挑战

竞争在继续

第三部分　贸易纠纷何时休

第九章　西方人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

中国T恤与美国就业

2008年，尝试这些疯狂的规则

第十章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奥吉赶赴华盛顿

达成协议与例外

1985~1990年：从种子到衬衫的联盟

反唇相讥

持续太久

缓慢的瓦解

第十一章　意料不到的后果

不再有落纱机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双赢的朋友

沃尔玛支持穆沙拉夫

配额竞争

奥吉和亚里士多德 Vs. 沃尔玛

创造性破坏

恐龙到哪儿去了？

意外的胜利者

第十二章　中美要一直斗下去？

宇宙大爆炸

政治大交易

如释重负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友与敌，2008年

奥巴马的交易

试一下这件新内衣

第四部分　从一件T恤看全球贸易

第十三章 T恤走向了何处？

停车场见

打算在新泽西州“淘金”

T恤的来世

第十四章　谁在穿美国人的旧衣服？

旧衣服国度

一便士两件

在坦桑尼亚淘金

寻找杰夫里

对旧裤子来说，太大了

第十五章　米图巴传奇

隐蔽的中间商和经济民主

不要看现在，中国就在你身后

结论

致谢

编辑推荐

《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获《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中国日报》等多家国内外知名媒体倾情推荐，被亚马逊网上书店评为“编辑首选十大好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作者皮翠拉•瑞沃莉亲自到三大洲考察T恤的生产与贸易情况，掌握着第一手资料，使《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实证详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皮翠拉•瑞沃莉通过T恤在全球的流转情况，深入地讨论国际贸易背后涉及的全球化与贸易壁垒之间的关系和国际贸易背后交织的政治与权力的关系，属于开创性的尝试。

作者简介

一件T恤的全国经济之旅 所属分类： 图书 >> 经济读物 作者： 皮翠拉•瑞沃莉 著 ISBN： 9787508624990 出版日期： 2011/01/18 定价： ￥39.0       本书讲述了一件普通T恤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犬牙交错的利害关系？由一件T恤折射出来的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主义倾向如何改变着这个纷繁杂乱的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国际贸易愈加频繁，各国相互依存的发展趋势也更加明显。但谁又能意识到，隐藏着国际贸易背后的政治与权力角逐？

著名的商学院教授皮翠拉•瑞沃莉却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在本书中，她首先将你带到德克萨斯州西部的那一望无际的棉田里，告诉你T恤的原材料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然后请你陪同出口的棉花一起乘船前往中国这个T恤生产大国，与你分享T恤生产的点点滴滴。随后，本书将带着你漂洋过海，沿墨西哥湾经巴拿运河再次回到美国，让你见证中国T恤进入美国时面临的千难万险。最后，美国人穿过的T恤被装进大集装箱里，运往非洲获得第二次生命。皮翠拉•瑞沃莉并没有止步于对T恤的生命历程进行惟妙惟肖的阐述，在她的眼里，贸易保护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远非水火不容那么简单，其关系的微妙程度让世人无法想象——即使最疯狂、最受市场驱动的旧T恤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的产物。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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