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的革命
出版日期:2014-12
ISBN:9787509767350
作者:岳谦厚
页数:436页
内容概要
岳谦厚，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政权建设的逻辑机理
张初元模式：政权重构下的乡村领袖／3
组织与运行：晋西北基层干部体系／31
理想与实际：晋察冀边区的基层干部待遇问题／53
仪式与生产：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模运动／95
第二编 乡村经济的多重面相
小农经济：边区的经济基础／125
共产革命与米脂地主经济／161
晋西北的“中农经济”／187
第三编 土地改革的历史底色
历史的事件与事件的历史：郭四颗事件的表达／229
“人人过关”：偏关的土改实践／296
土改整党：太岳区的基层社会重建／341
第四编 女性婚姻的革命进路
婚姻自由与自由离婚：晋西北的女性离婚问题／369
军婚：革命话语与实践困局／395
法规与习俗：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财产权／416
后 记／435
作者简介
作者以大量原始资料为依据，对边区的政权建设、社会经济、土改及妇女解放进行了探讨，得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结论。本书尽力克服先前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中普遍存在的宏大叙事倾向和价值预判“偏向”，以一种“新革命史”的视角和逻辑手法，通过对各种新史料的多重比对和缜密分析，使边区革命进程中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并形成一个大致可视的“全相”。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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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在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对农民运动给予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学界有了不同看法。首先，传统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相对均衡，贫富差距有限，在许多地区，即使“打土豪”，农民受惠亦不多，那么，如何才能将他们发动起来？其次，农民阶级有所谓“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和分散性”，并非先进生产力代表，就算发动起来，对整体政局走向作用多大？其三，早在1926年，国民党便提出“二五减租”（减租25%），1930年6月《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实惠甚多，为何没赢得农民们的支持？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共给了农民们选举权，充分调动了他们“千百年来被压抑的创造力”，才“创造了奇迹”。而美国学者胡素珊在《中国的内战》中则认为：“土改”的最大作用在于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从而斩断了国民党与农村的联系，使其无法从中获得资源。胡在著作中罗列了大量史料与数据，但较少实证分析，易给人以“语焉不详”“大而化之”之感，而岳谦厚先生这本《边区的革命》恰好补足了这个遗憾。有实惠并非全部原因1938年，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争执不休，双方最大分歧在于：梁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而毛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严重。梁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乡村建设”，而毛亦在湖南等地农村深入调查，但山东较富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湖南则地处军阀战争前线，各方争相收税，土豪劣绅被重用，农民苦不堪言。当时农村贫富差距究竟如何？因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看个案。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江西1949年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而据1873年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并非农村全部人口）的1.4%，剩下98.6%土地拥有者，仅有26.1%的土地。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而2012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则为0.474。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还需推敲。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所辖边区的农民负担未必更轻。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第一，它说明公粮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八，比一九三七年只占百分之一点二八，增加了十多倍。第二，他说明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四升，比一九三七年只负担一升，也增加了十多倍。人民负担确实加剧了，党内外反应强烈……”虽然李维汉说的是1941年的“特殊情况”，但1942年征收公粮征收为1941年的80%，1943年为90%，1944年为84%，降幅不大。可见，农民被发动起来，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上有“实惠”。新权力精英的形成《边区的革命》对“张初元模式”的剖析，引人深思。 张初元是晋西北宁武县旧堡村人，这里只有60多户人家，吕姓、周姓居多，因日寇常来“扫荡”，村中仅有的两名党员不敢公开活动，村政被地主把持。最贫困的张初元被县委关注，因其母亲、岳父刚死于日寇之手，但张初期怕耽误农活，更怕日军、地主报复。当时村干部无收入，有的被选为村长后，甚至以跳崖自杀相要挟，要求另选别人。为说服张初元，县委允诺先给他5斗粮食。县委将张初元扶持为村自卫队长，并绕过原有村组织，直接与他对接。由于手中有武器，下层农民渐渐接受了张初元，连头号地主（前村长）对他也惧怕三分。张初元本有胆识，在上级支持下，他多次组织民兵伏击日军，并建起互助社，让其他村民替民兵代耕，并强制村中地主分产减租，地主们被迫低价卖地，不到1年，村中只剩下一户地主，而张初元自己却趁机买进了13垧。因“成绩突出”，张初元被选为县劳动模范，他所在的区成了“张初元模范区”，他的村也成了“张初元领袖村”，七月剧社为他编了一个节目叫《拉洋片》，表演者边拉边唱他的事迹。“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学习敌后英雄吴满有、运动的模范劳动英雄张初元同志”的口号风靡一时，仅1944年，《抗战日报》对张初元的报道就超30篇。晋西北剧团为他编了《新屯堡》一剧，在解放区巡回演出。就这样，张初元成为新的权力精英，美国人韩丁曾描述过他们：“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他们苦大仇深，积极热情，用于创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自己人”占了绝大多数位置在《豆选》等书中，曾对边区选举制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从“公开投票”很快转向“秘密投票”，体现出历史的进步，而西方人实现这个转变却用了几百年，韶华在《体验选举》中也写道：一个民兵战斗英雄，在投票之后晃着他手中的枪激动地说：“为了投这个豆子，流血牺牲，值得！”但从1944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第2版《陇东先在一个乡试验，选出劳动英雄与二流子》的报道中可见，选举是先由上级指定候选人，再和群众做足解释工作，最后才投票选举，不仅选“劳动英雄”，还选“二流子”，前者挂红花，后者挂白条，并在选举大会上当众宣誓转变，找人担保并写保证书，群众可当众对其质问和羞辱。3天后，《解放日报》又刊登了《安塞真武洞市劳动英雄的选举》，文中特别提出要在选举前多做工作，提防好人“选不上”。延长县在《选举劳动英雄及群英会的报告》中，也说明先由乡政府派人到各村充分宣传候选人的事迹，“酝酿后再正式选”。以张初元为例，他所在的村中张姓只有一户，而村长需村民大会投票选出，他很难成功，但“为了保证选举的胜利，防止坏分子混入村政权”，县委果断介入，使他最终当选，在有的地方，上级甚至采取了幕后开票、暗箱操作等方式，到1945年初，村干部中“自己人”占据了绝大部分，地主只剩5%。值得注意的是，新精英被塑造为“全能英雄”，在当地不仅担负行政管理工作，且有伦理、文化、教育等方面最高解释权，当局显然是想以他们为典型，带动周边“进步”，但从实际效果看，吴满有乡、申长林乡、甄士英乡等后来工作并未取得较大进展。毕竟，新精英的成功完全仰仗上层的资源输入，而这几个乡离县城较远，领导不易照顾到。制造新精英的风险从张初元等人的崛起中，可以看到当时普遍采用的社会动员技术，即找对关键人，政府及时投入资源，通过英雄化等手段，最终实现对传统乡村精英阶层的替代。但存有两方面隐忧。首先是新精英们的堕落，如劳模张希望到处宣称：“我见过毛主席，谁在我跟前胡骚情，我就送他进禁闭室。”张初元也出现了减逃公粮负担、包庇亲戚、用上级发的武器打猎等问题，村民暗地称他为“烙饼干部”，还给他起了个“外鬼”的绰号。其次，在塑造新精英的过程中，媒体权力过大，易出现偏颇。比如“郭四颗事件”，郭四颗是汾西县霍家坪贫农，与乡里孟文华结仇，在孟的欺骗下，干部张祝三未充分调查，将郭处以死刑，不久后《晋绥日报》连发三篇报道，将该事件解读为“恶霸地主破坏土改，杀害贫农郭四颗”，其实郭四颗当时在村中拥有土地最多，并被部分村民视为“二流子”，可在媒体影响下，孟文华、张祝三被先后处死，郭四颗成了“反封先锋”。再比如劳动英雄吴满有，因交公粮多被竖为典型，从1942年到1947年，《解放日报》先后142次以其姓名入标题，比同期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10次。吴满有是富农，雇了两个长工，王若飞亲笔为他撰文申辩，称他为“革命的富农”，提出“要反对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的残余”，艾青还为他写了长诗《吴满有》，为此也当上了“劳动英雄”。1947年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吴满有被俘，南京《中央日报》用数版篇幅加以报道，并在广播中反复播发他的“访谈”，据吴后来说，那是国民党伪造，但因影响太大，使其后来人生充满悲剧。从细处看历史新精英的崛起，对中共掌握农村具有特别的意义，以往地主常联合起来对抗公粮征收等任务，村干部亦无可奈何，在新精英们的打压下，地主们不得不交出土地，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从而隔断了国民党与乡村的联系，就算有减租等政策，也无法传递下去，无法给农民带来实惠。在解放战争中，上海等大城市因粮食供给不足引发持续混乱与动荡，而解放区则无此虞。为应对这场“边区的革命”，地主阶层也采取了因应之策，其中米脂县最具代表性，这里富商多，他们鼓励女儿嫁给共产党军官，因而一度被戏称为“丈人县”，有些地主大量捐输，以和高层建立起复杂的社会联系，通过种种努力，他们一度保持稳定。但，随着国共战争爆发，失去乡村控制权的地主阶层还是被新精英们铲除。据统计，民丰和民权区108户地主中，74户被批斗，其中民丰区10名地主被捆，4名被吊，11名被磨。地主经济彻底被消除。对于“土改”，以往人们多从宏观去了解，但任何一场革命除了理想与口号，还要有具体的手段和执行团队。将潜在资源充分开发出来，转化为变革的动力，不仅决定着一项事业当下的成败，还会对其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历史应从细节入手，通过一个个案例去深入分析，而这恰好是本书突出的亮点。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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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稍有问题，资料还可以 -
典型课题结项文集。与13位学生分别合作，12篇已刊，改动程度不一。角度较全（基层政权建设、社会经济实况、土改事件过程、女性婚姻诉讼）但四编分立毫无综合，史料较详但微宏脱离，史观不旧但也不见拓展。仍属黄宗智《中国农村研究》已刊“郭四颗”与“偏关”两文最为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