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章节试读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笔记-第119页 - 五（五）李陵案的原委

第119页原文：
他觉得也未尝不可以自杀，可是他想到他的文学天才，还没有表现出来，那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记》，也还没有脱稿，他于是倔强而坚忍地，“就极刑而无愠色”了！
在这时，司马迁并转而悟到古人的一切著作正都是产生在苦痛和寂寞里，在郁结而不通的时候，只好“述往事，思来着”；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只好“垂空文以自见”了！
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而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又象音乐中由之而加上破折、急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
在李长之的序中，李如此写道：
只是在初写时，最不满意的是关于李陵案的一章，谁知在重校时，我却为这一章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那一天是中秋的上午，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原不足为凭，有时希望太切，就容易格外不满，又有时不免溺爱，也就有些过分的宽容。总之，写过的东西，颇有些象疮痕，非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再去揭开的。
大概是李的文字横越千年，与司马迁形成共振，当我读到李陵案是，也是双目含泪，心泛凄楚。司马迁三十八岁受腐刑，四十六岁遁世，他如此的倔强，如此的隐忍，终归是完成了他父亲的遗志，实现了他自身的追求。而李长之呢？二十六岁即写出《鲁迅批判》这样的文章，自此一生受累，四十六岁之后更是直接受文化腐刑，被剥夺了其文化生命。何其相似！
1976年，终于某出版社曾找李长之接洽再版《鲁迅批判》事宜，条件是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之类云云。李长之傲然拒绝道：“我为《鲁迅批判》遭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两年后，长之兄凄然离世。自其四十六岁后，不着一字。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笔记-第135页

最近看多了演义戏说的，看到这本大家写就的《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有点不适应。学术性的著作，写得严谨，论据一丝不苟，作者的态度，让人敬佩。又写得潇洒，文气十足，实属不易。他对司马迁的评论定位是非常精到的。他说：“作为一个诗人的司马迁，他是一个不朽的抒情诗人；作为一个学者的司马迁，乃是一个无比深刻而渊博的学者。” “司马迁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情感本是常新的。因为他是抒情诗人，他的识力合哲学并没有引导他走入真正理智的陷阱。他对于若干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似乎很有理解，然而归根到底，他长期命运感的调子来了。因为他有命运感，所以他有深切的悲剧意识，他赞赏那些不顾命运的渺茫而依然奋斗，却又终于失败了的伟大人格。”在探讨司马迁的人格上，他如是说：“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终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了。”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笔记-第4页 - 再版题记

有趣的是，虽然当时这个观点（李长之先生考订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引者按）没有引起反响，一九五五年一位叫刘际铨的人却抄袭全文在《历史研究》上以自己名义发表了。同期《历史研究》上还发表了郭沫若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也持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的看法。两人之行状是让学术界深恶痛绝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