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傳》书评

强国梦——储安平的丰满理想与骨干现实

本文发表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7期谈及近代中国报业史，储安平的名字不会陌生。相较于成舍我、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等几位1920至1930年代名扬天下的“四大报人”，生于清末民初的储安平尽管早在学生时代就曾崭露头角，但他成名较晚，真正为报界所瞩目是其在1940年代创办《观察》杂志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反右”期间，储安平因发表言论，被新政权列为右派分子。文革时期，储安平受到非人迫害，最后竟彻底失踪，给读史、研史者留下了解不开的谜底。由于储安平自身所留文字不多，加之时代原因，使得关于储安平的传记与研究相对较少，所涉内容也以供职《观察》杂志与《光明日报》时期的编辑工作与思想主旨为主。晚近以来，海峡两岸各种文献资料相继解密、披露，为钩沉、还原储安平的未详人生提供了契机。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储安平传》，是目前关于储安平的生平经历、情感波澜与思想变化等方面介绍与研究最为详尽的一本学术著作。该书在充分汲取前人已有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大陆与港台地区收藏的大量一手档案、报刊以及访谈部分当事人所得的口述史料，完整地再现了储安平一生的坎坷人生。作者韩戍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专业研究取向使得本书相较于一般性人物传记，在对一个亟变时代下个人思想变化的分析上尤为着力。该书按照个人生平经历进行篇章布局，很好地兼顾了家庭生活与工作事业两条线索的交叉并置。然而为了评议之便，笔者还是将其二者分别开来进行讨论。一、 黯淡的家庭生活储安平尽管生长于江苏宜兴的储家大宅，但如作者提及，自幼失怙一方面会使一个人的心灵过早成熟，生活提前自立，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高度自恋和极度自卑于一身的两极化性格。（页6）这种性格既成就了储安平羡煞旁人的报坛风光，又酝酿了储安平黯淡的婚姻经历和家庭生活苦果。储安平一生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早年与端木露西的婚姻始于1930年代初两者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的相互倾慕，终于两者在性格禀赋与婚姻理念上的差异。储安平尽管学生时代就显露出忧郁、敏感的文学才华，但他刻意抑制性格中的软弱面向，并有意淡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发展，而是积极介入对社会与时局的关怀和参与。出生于苏州富贵之家的露西尽管学生时代因受到新式教育而颇为摩登先锋，但自幼养成的西式娱乐休闲的生活习性与储安平一路“孤苦”的童年经历格格不入。1930年代中后期，储安平因负责《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工作而在报业声名渐起，事业开始扶摇直上，更加激发了他少年时期便已十分强烈的事功欲。他将更多精力投入赴欧留学的规划以及未来报业工作的设想中。尽管此时他与露西二人都供职于报业，家庭生活也较为美满，但他仍旧毅然抛下家庭，奔赴欧洲留学。尽管露西在1937年1月底辞去在《中央日报》的任职，来到英国与储安平回合，但储安平并未给予露西太多的共处时间。抗战爆发后，储安平更是激情澎湃地立即回国，投入抗战的宣传工作中。为此，不顾此时已有身孕的露西行动不便，再次离家出走，奔赴前线大展身手。在储安平看来，家庭、妻子和子女对男子来说都是连累，尤其是在国难期间。（页201）如果说在英国期间露西尚未流露出过多对储安平的抱怨的话，此时，露西对储安平无视家庭生活的一面已经流露出明显不满。二人间原本维持平静的夫妻关系终因储安平忙于鼓吹抗战的同时，孤身一人的露西受到之前供职的《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的乘虚而入，产生了无法抹去的裂痕。随着双方对事业、爱情以及生活的理念分歧日益加剧，两人终于协议离婚。尽管储安平一直将家庭视为男人事业的拖累，但结局是他的妻子对这段维系近十年的感情彻底放下，先行离开。集自卑与自负于一身的储安平尽管没有做任何挽留的努力，但这一结局给他内心留下的伤口注定是无法愈合的。此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不分昼夜的办报工作中，多年未再婚，未尝没有用紧张的工作冲淡内心的苦涩之意。然而，在某个夜阑人静的工作之余，往昔场景是否会浮上心头，如鲠在喉？他可以纵横捭阖于字里行间，在公众舆论的舞台上畅论天下时局，世事变易。但当他背对观众，面对自己时，却无法用文字和语言冲刷内心深处的无尽失落。少年夫妻老来伴。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易吟先原本只是一个“伴”。然而，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严酷氛围，加之储安平一贯的倔强与自负，使他的第二次婚姻也走向失败。不同的是，第一次婚姻失败的储安平正值事业的巅峰期，拥有足够的事业资本得以消弭婚姻的不如意。然而，第二次婚姻失败后的储安平，不仅个人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被新政权彻底剥夺，妻子也不堪忍受种种歧视和压力，改嫁他人，同储安平彻底划清界限。此时的储安平，已步入人生暮年。面对一生事业付诸东流，妻离子散的现实处境，又当作何感想？二、“强国梦”的事功心态相较于以往对储安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定位，本书更凸显储安平民族主义精神与气节的一面。作者勾勒出详细的储安平早年生活经历。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部分中文师生愤然出走，成立了光华大学。时储安平正好从东南大学附中毕业，他来到上海，报考了光华大学附属中学被录取，成为高中一年级学生。光华大学鲜明的民族主义办校理念对储安平产生了影响，他开始憧憬一个独立、强大、自主、文明的现代中国的诞生。此后他不仅接触到激进的左翼文学，并身体力行，数次走上街头，参与青年学生的抗日请愿运动。1930年代中期，他赴欧洲留学时，正值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储安平为纳粹政权时期奥运会场内场外的秩序井然所叹服，认为“日耳曼精神”是使德国从弱转强的关键因素，极力呼吁国人仿效，主张由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建立自上而下空前强大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尽管储安平从德国转赴英国后，开始对自由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对一个主权完整、不受列强欺凌的现代国家的呼唤再度抑制了储安平的自由主义主张。战后的满目疮痍、社会经济的凋敝、百姓的生活困苦，使他开始真正对社会主义感兴趣。新中国成立伊始，储安平满心欢喜，认为终于迎来了新政权领导下自己人生事业的春天。然而，储安平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梦想最终孕育出的国家不仅吞噬了他的理想，更吞噬了他的生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笔者看来，贯穿储安平一生的民族主义观念是与他在童年时期的心理分不开的。作者已经明显注意到储安平在少年时代便具有强烈的事功心态，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锻炼自己，争取出人头地。（页6）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态的人生活在始终笼罩着民族危亡阴影的时代里，往往会关注国家、主权、政治秩序等公共话题，并推崇一个现实社会中具有空前权力和威望的统治者，以此为个人事业奋斗的终极目标。具备这种心态和性格的人往往具有超强的吃苦能力和充沛的工作热情，但也容易形成不易妥协、刚愎自用、独裁专断的作风。此后储安平虽辗转多个工作岗位，先后执掌过几个不同刊物，但每份工作他几乎都是事必躬亲，独掌大权。他对于文人做派、文坛各种不正之风也毫不留情地严厉批判。在一个集体主义“大我”盛行的时代，储安平没有私心杂念，一心为公。然而，他的性格不仅使他与周围同事落落难合，不易共处，更为他带来日后各种暗礁磨难。他性格中的固执与自负一面使他将所有遇到的挫折归咎于对方，不但看不到自身的问题，反而抱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壮心态，自视为时代的救世主以及知识分子的领袖。他一方面取得了常人难以匹及的事功，但另一方面又处处为人所不容。储安平在少年时期受过左翼文学的浸染，但他日后与左翼文学彻底决裂。尽管他在光华时期受到自由主义启蒙，但他与新月派的徐志摩、胡适等人的关系也并不融洽。无论在《中央日报》与《客观》任职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负责《光明日报》的编辑工作，储安平都因各种原因无法见容于周围同事与领导。他所凭依的人脉资源除了吴稚晖这样的贵人外，更多是光华时期的师友以及少数与他办刊理念相仿的人。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储安平性格中的固执一面更加突出。他用愈来愈超负荷的工作抑制内心的孤独与愤懑。他用燃烧生命所收获的事功在成就他的同时，也在一步步把他推向生命的深渊。三、是否“识时务”？读罢此书，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跃然脑中，储安平是否“识时务”？作为一个曾经以政治学为业，日后从事政治类报刊的撰稿与编辑工作，并且在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政权时期均有过政府部门工作经历的人，理当对风云变幻的政治有较常人更为深刻的理解，也当懂得如何在政治高压下适当保护自己。在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中，储安平也多次幸运躲过，并未引起太大波澜。在笔者看来，导致储安平一步步走到为新政权彻底不容之地步的原因，除了前已提及的他个人性格中的自负与固执一面外，还在于49年前的报业经历使储安平过于相信公众舆论的力量和作用。一个报人的思维定式使他屡屡以言论挑战底线，终为自己带来无妄之灾。读罢此书还有个小疑问。从学生时代便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储安平，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留学梦？作者似乎未能给予足够的交代和解释。作为英美国家在中国举办的贵族学校，燕京大学可视作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产物。然而作者已提及储安平在学生时代对燕大的精神方面评价有限。（页52）尽管燕大有优渥的物质条件，但那里的精神氛围令他感到不适，最终仍然回到南方。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储安平一定要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在作者看来，他未必真正知道自己留学归国后做什么，但是他要去。（页128）如此解释似过于简单，而使读者认为储安平的留学具有一定盲目性。尽管本书在资料文献方面相较于以往储安平的研究论述丰富很多，但个别论述之处仍有单薄之感。试举一例。作者在第十章“舆论建国”中论及战后《观察》杂志的巨大发行量以及取得的社会影响时，所征引之材料均来自《观察》杂志本身，未免有些单一，缺乏足够说服力。民国时期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均负有掌握对下属部门工作动态与情况之责。在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档案文献中，往往有大量下属对口部门报送的工作总结与调查报告。而此类工作报告往往由政府人员撰写，虽难以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但至少比某个被调查单位的自我汇报要接近事实。报刊杂志属重要的舆论工具，牵涉到民心向背之体察，政府岂有不重视之理？倘或能够在国民政府宣传部门的档案文献中找到关于《观察》杂志发行与影响情况的报告内容，或提供同行杂志发表的文字材料，当更有说服力。纵观储安平一生，似乎也呈现出某种游曳不定的特点。他的一生辗转变易多个工作单位，先后执掌过多个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然而，储安平的每一个工作，似乎都是雄心勃勃地起始，在遭遇到某种困难与阻力后，便一走了之，另辟阵地。如此不断变换战场的职业生涯，也使储安平未能持之以恒地办好一份杂志。他在《中央日报》工作时期获得业内名声。但《中央日报》有国民党官方背景，运作自有一套机制。抗战时期他在重庆陪都创办《客观》，后因结怨聂绀弩而离开，另办《观察》杂志。尽管储安平因《观察》而名声大躁，但终因经济危机与激进的抨击立场而难逃倒闭之运。新中国成立后，储安平更是在换过多个工作后才入主《光明日报》。尽管他颇有一番雄心借助这个报纸重现《观察》时期的辉煌，但洞察一切秋毫的掌权者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有开辟新战场的机会。作者：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民族主义者储安平

罗志田先生在研究近代中国各种思潮纷繁变化的时候指出，透过各种思潮的演变，可以感受到一条民族主义的潜流。在阅读储安平传的时候，也隐隐的感觉到，支撑储安平思想转变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储安平曾经在《观察》杂志上面批评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但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储安平并没有选择跟随国民党或者是选择流亡海外，而是留在大陆继续进行舆论的监督。新生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不存在其它的舆论的，其它的民间舆论都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肆意攻击。一代报人在新政权下也不得不解散报社，积极向争政权靠拢，但是其做诤友的心一直没有改变。双百方针的提出激活了这颗沉寂的心，这个事业心极强的报人有积极投入舆论监督的活动中，殊不知一张无形的网这在撒开，“党天下”的言论一下激起千层浪，开始时还以最高领袖的指示四处张扬早春天气舆论的储安平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一颗民族主义者的心“向人民投降”，在反右运动中储安平彻底失去昔日的理想与抱负。在那个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年代，他根本无法置身事外。如苍兄，我走了，储。一代报人就这样与世决绝。而右派这一身份始终没有得到平反，但这还有多少意义呢？

谢泳：储安平研究小史

本文发表于《书屋》2015年第12期韩戍《储安平传》(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后，我感觉需要对二十多年来的储安平及《观察》研究作一个小结。韩戍《储安平传》在这一阶段的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收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中一个成熟的研究成果。学术史上常有“后出转精”的说法，但不是所有的后出成果都能超出前面的研究，这其中除了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评价及相关史料的发现外，还有研究者的心理动力，也就是说一个常见的研究对象是否还需要重新投入自己学术兴趣和精力去完成，这本身也包括了研究者对所选研究对象的判断以及对研究对象复杂性与丰富性的理解，韩戍对此有很清晰的意识，同时也有自信的判断。当我看到眼前这一部《储安平传》的时候，我认为韩戍对自己所选的研究对象的判断是富有想象力和判断的，因为他用自己新发现的史料和对史料的分析，再一次丰富了储安平的人生经历，同时解读了他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学术研究中选题很难，尤其旁人已做过的研究再要出新更难，但韩戍敢下这个决心，确实需要坚定的学术勇气。　　 储安平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大约是在1989年初，当时戴睛完成了《储安平与“党天下”》，展示了对了历史人物可能引起时代反映的敏感，在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的研究中，这个传统始终延续下来，即储安平及《观察》研究不纯粹是一个孤立的学术问题，它一定是建立在时代现实的真实感受中，章诒和写储安平的散文，同样也是这个传统的延续。这也是储安平在近二十多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总是在不同阶段可以引起时代回声的原因。到韩戍研究储安平的时候，应当说储安平的历史地位已经凝固了，启蒙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再把他作为个案来研究，需要对历史现象的极端敏感和判断，一般研究者可能回避，但韩戍选择了坚持，最终完成了这部《储安平传》，这个学术自信相当重要。　　 储安平研究是在启蒙时代开启的，一开始它的学术追求就没有简单停留在一般的报人和作家研究上，而是把重心放在了重新寻找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精神源头上。上世纪八十年末，最早自觉意识到储安平及《观察》周刊自由主义传统的是余英时和汪荣祖，他们分别在重新评价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时，对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给予高度评价，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储安平及《观察》周刊才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至少我自己是由此才开始试图全面了解储安平其人和《观察》周刊的。多少年后，我才知道1984年就有一位日本学者平野正完成了《储安平的立场与〈观察〉周刊的性格》的长篇论文。2009年夏天，我到厦门后曾开过一个“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在会议论文集中刊出了平野正的论文。当时陈永忠在台湾出版了《储安平评传》，加上我2004年公开出版的《储安平与〈观察〉》，算是这一阶段比较专注于储安平研究的几本书。这期间有大量的学位论文选择储安平及《观察》周刊为研究对象，零散的文章也时有刊出，但多数是冷饭重炒，能静心搜求储安平生平史料和佚文遗事的，我以为非韩戍莫属，我要对他的学术判断和学术耐心表示敬意。他敢于选择储安平为研究对象，内心肯定先就存了一分对先贤的敬意，同时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勇敢，因为储安平研究的风险有时候还不体现在学术史料的搜求难度上，其它方面的顾虑也常常让学者望而却步，而韩戍选择了继续前行。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近年能够进入公共话语的，似乎只有《大公报》和储安平的《观察》周刊。进入公共话语，意味着研究对象成为脱离专业研究的公共常识，也就是说离开专业研究，他们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谈论的热情，不是所有研究对象都有这样的命运，只有那些人生选择和个人命运包含了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人，才可能获得这的历史机遇，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为历史而生的，历史自然不会忘记他们。具体到储安平而言，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人中并不突出，但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每一次选择，却总能体现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对时代的敏感程度远超于他的专业成就，所以他可能是永远会被人谈论的对象，而多数在专业上远胜于他的同代人并没有这样的历史荣耀。1992年我写《〈观察〉研究》时，我就相信这个人以后会不断为人谈起，因为他为历史付出了他的勇气和智慧，今天看到韩戍的《储安平传》，我更感欣慰。　　 韩戍是许纪霖先生的学生，纪霖先生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早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学者，韩戍能选择为储安平立传，我想他的学术灵感一定与纪霖先生有关，韩戍在学生时代即能完成这样一部传记作品，不要说纪霖先生了，连我这个仅见过韩戍两面的人，也为纪霖先生感到自豪，有这样的学生，我们做教员的人，对以后的学术事业应当更有信心。　　 韩戍掌握储安平史料是我目前所知最完整的，我后来没有再继续关注这个题目，一是学术兴趣转移，再是感觉储安平史料再发现很难，但韩戍在这方面的判断显然比我高明，他不但发现了相当多的新史料，更发现了相当多的储安平佚文并且整理出版，在这方面韩戍表现出了相当出色的学术素质，同时也展现了相当优秀的学术潜质。　　 韩戍这本书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我略说两点。　　 韩戍生活的时代，获取史料的第一手段是网络，网络的第一便捷是发现史源，但要真正得到史料，也还不是一件易事，韩戍在这方面的努力很成功，只要有史源的，他绝大多数得到了，所以这本《储安平传》是我所见史料最丰富的一本，再发现新史料的可能是存在的，但要超出韩戍则有极大难度，因为韩戍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再一点是韩戍扩展史料的能力很强，他能在已知史源的方向上，扩展很多史源方向，比如在储安平的生平史料中，对端木露茜及储安平交游人物史料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同时韩戍也非常注意域外史料的获得，比如欧洲方面的史料，他在台湾早期情治部门的档案中也发现了储安平史料，这体现了韩戍成熟的史学训练。　　 2015年5月18日，我参加完储安平衣冠冢揭墓仪式后，在回厦门的高铁上读完韩戍《储安平传》，当时我就想为此书写一篇书评，谈谈自己的感想。我当时的阅读感受是这本书在储安平史料的搜集上花了很大功夫，为进一步提高储安平研究的学术水平加厚了基础，但韩戍对储安平的理解，我以为可能与其师纪霖先生和我这一辈关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人还有区别。这是本书的优点还是缺点?我一时不好下断语，但我感觉在对储安平的理解上，我们这一辈人有比较强烈的时代感受，而韩戍可能更多学术判断，简单说就是，我这一辈人，多看储安平的优点，而韩戍这一代学者可能凡事更愿意用客观和学术观点来来判断。比如对储安平思想倾向的理解上，我们更愿意将储安平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而韩戍则特别愿意评论储安平身上的民族主义特征，就一个人的思想倾向来说，说储安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似无不可，但就其一生事功判断，最后可能是自由主义思想起了根本作用。还有对储安平当年对希特勒的一些赞扬言论，韩戍的评议似乎也稍嫌简单，其实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多以动态和结合世界局势变化来判断，方能更切近事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可能有他们自己成长时代的特殊性，当对国家的感情和自己思想倾向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身上通常表现出浓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这可能也是一个时代印迹，不独储安平，其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何尝不如此?但在思想倾向上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判断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个人以为大体还是不错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曾经中断，所以我这一辈人中，凡在一些历史人物身上发现了自由主义思想倾向，都感觉亲切，有时候愿意夸大他们身上这方面的优点，这是肯定的。我们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当代情感和思想倾向不自觉带进研究对象中，这是难免的，但我至今也还不完全否定这种感情，因为理想的历史研究，很难成为一种纯粹对客观历史知识的追求。我要说，在客观历史知识的追求方面，韩戍这本《储安平传》远胜于我那本《储安平与〈观察〉》的小册子，但在将研究对象与个人历史处境结合的情感交织中，我以为我的情感多，而韩戍的情感少，我忽略储安平身上的缺点(有些是我当时还不知道)，但有些是我有意为之，我愿意夸大他身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思想火花，但因为时代变化的原因，韩戍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了，这可能是一种学术进步，但我们愿意将历史研究和时代处境联结的追求，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可取处。这也许就是所谓一代有一代的学术吧!　　 2015年7月2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