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沦陷
出版日期:2015-10-1
ISBN:9787100112753
作者:卜正民
页数:338页
内容概要
卜正民，著名汉学家，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代表著作有：《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等。
书籍目录
致谢
略语表
第一章 关于“合作”
第二章 计划
第三章 外观：嘉定
第四章 成本：镇江
第五章 共谋：南京
第六章 竞争：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组建占领政权
结论 消失的四类历史真相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作者简介
《秩序的沦陷》为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近著，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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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利益的冲突，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家与国家里面的人并不能像人体和细胞一样协调，特别是在国家里面人的维系极其脆弱的时候，所以在大的背景下，小的冲突比有机化学反应中的副反应更复杂。中国作为一个被侵略国，以往研究往往关注于一个部分，现在有人来说说另一个部分，以后一定还会有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出现，接触的部分越多，对每个部分的占比越了解，那么就可以还原更真实的历史，而真实的历史才能启迪人有准确的认识。有时候越是大主题的历史描述越容易发生偏僻。所以想接近真实的历史只有大量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材料，本书就是侵华战争这张照片中的一些像素。书中用到一些宣抚班还有一些地方头面人物的材料，这些材料不能在普通的图书馆找到，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卜正民的反哺看到材料，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的战争材料数字化（而不是出一套极贵的材料丛编），并且公之于众，这样无论是对于研究者还是普通的对抗战史有爱好的人都有好处。不过这些东西会挑动政治的神经（比如国共之间的权衡），所以估计还得几十年才能“盖棺事则已”吧。 -
人类很奇怪，往往在面对极端复杂纠结的困境时，却愈加要求个人只能做出惟一正确的选择。在异族入侵造成的乱世中，可想会涌现出无数日常所不可能有的特殊情形（这也正是这些年代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一个恪守道德的人几乎无法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然而，长久以来，按我们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八年抗日战争是一场摩尼教式的善恶大决战：入侵者是坏人，抵抗者是好人——抵抗得越坚决越好，任何妥协、合作、甚至即便只是在斗争的态度上比较消极的人，都一律是在帮助敌人。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算错。在沦陷区，就算是保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固然堪称英雄乃至圣徒，但在客观上，他们帮助安顿难民也有助于日军统治下的征服秩序，何况如本书所言，在当时的情形下，“顺从日本占领者是帮助中国人的唯一办法”。在战争这种极端复杂的处境中，弱者的选择很少，而且通常都不可能是那种在道德上毫无瑕疵的选择。除了自杀外，唯一能免受谴责的行为是抵抗，然而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古今中外哪一场对抗入侵者的战争中，大部分沦陷区的平民都根本不具有抵抗的手段和技能，而那些抵抗的游击队固然英雄，却也不时会从民间榨取粮食或经费，否则他们也无法生存下去。说实话，如果日寇当时面临的仅仅是抵抗和通敌的两类中国人，那他们的任务倒也轻松多了。这种道德化的历史叙述最终会把自己逼到死角，因为它很难解释这样一个现象：既然投敌当汉奸分明是极可耻的事，那为什么还有人这么干？要说他们都道德败坏，但南京沦陷后那个钻营的王承典在通敌的同时却也在庇护难民。如果说他们是为了捞取个人的好处，但关于镇江案例的分析又显示，日伪组织由于经常面临财政枯竭的窘境，出任伪镇江市长的郭志诚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也无法保护，看来又谈不上有多大的好处。这样，如果仍坚持按道德话语来解释，我们就只能放弃对这些历史人物复杂性的把握，而归结为一个简单偷懒的理由：他们都是坏人，而且是愚蠢的坏人。卜正民在《沦陷的秩序》中建议，我们不如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沦陷区建立社会秩序的种种现象。他强调一种深入到历史细节的、去道德化的技术性分析，“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能判断地方头面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有时顺从，有时抵制，一个‘占领政府’是不那么容易接受通常的安抚方式的。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学会质疑想当然的事，并且认识到将抵抗和通敌视为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两极是很少与事实相符的。”在分析了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这五个城镇在沦陷初期的经历之后，他意在表明：在当时那种极端的环境下，共谋、竞争、抵抗都是可能存在的，而日军为了给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也不得不谋求打造一个过得去的“外观”，但这又牵涉到“征服成本”的问题——入侵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侵略者当时试图建立的“新秩序”为何会失败：它既缺乏一套能赢得人心的合法性说辞，又无法给合作者带来更多机会和好处，甚至都不足以支付自己发动这场战争的成本，其结果，到后来就越来越依靠强制榨取，而这又进一步激起沦陷区人民更强烈的反感和抵抗意识。客观地说，沦陷初期的种种混乱，虽然在后来都被证明成了日本人的棘手问题，但这其实都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仍缺乏长远战略，一心只想来一次惩罚性远征，结果，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但离自己的政治目标却反而越来越远——因为它越是进攻，中国中央政府就越是迫于全国的压力而无法与它妥协谈判。不仅如此，日军在长江三角洲还未获授权组建政权，结果虽然占领了敌方首都南京，随后却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政治真空状态，不仅迟迟未能找到一个像维希政权那样的谈判对手，相反倒造成了自己也难以收拾的一地鸡毛局面，这恐怕是一个征服者所能做的最蠢的事。虽然关于“征服成本”的分析是本书最吸引人的观点之一，不过平心而论，日本在实施入侵计划时，恐怕很难说他们是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一样，是从“征服中国每年将带来多少收益、收支能否相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的确，关东军曾于1930年12月颁行《对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对未来三阶段内在东三省的收支做过规划；但在日本主要战略规划者的眼里，战争却不是一门生意，他们更惯于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问题。九一八事变前夕，板垣征四郎就曾明言：“现在的满洲，从经济上看虽无太大的价值，但在国防上对将来打日本的建设却是绝对必要的战略据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暧昧不清，但很难说是为了榨取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利益。要说从经济学角度理性看待中日关系的，倒是战前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但他的主张却与军部相反，因为他认为：在中国的扩张应该是经济扩张，在尊重“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的架构下，日本可以保护和发展在中国的权益，获得比直接出兵更大的好处。如果日本人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那入侵中国本身就不见得是最优选择，对吗？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大陆的扩张冲动，是一种混杂着浪漫主义的政治盘算。一如一位被派往战后地区收拾残局的宣抚班日本人所言，那时他们脑子里充满着“难以置信的天真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们期望着黄种人将西方势力完全驱离，但却又完全缺乏将中国视为平等伙伴的意识，而轻蔑地认为中国是一个“无国家社会”。在当时日本陆军中的不少“支那通”身上都能看出这样的毛病：一方面期待一个革新的中国，一方面却未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中国首先要打倒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缺乏把中国作为一个他者的尊重，其结果反倒阻碍了他们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此同时又无法真正信赖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他们会发现前来投效的只能是某些“三流人物，甚至更糟”。当遇到挫败时，他们更不顾一切地发泄自己的非理性冲动——把镇江60%的商业区一把火烧掉，在南京大肆烧杀——这完全不像是曾经理性地考虑过征服成本和政治后果。要说在战争中理性地盘算各种利益的，说不定倒是卜正民这项研究遗漏的另一个角色：伪军。台湾学者刘熙明在《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中举证大量材料证明，伪军虽然名义上附属于日军及伪中央，政权，但“在生存、自身或地方利益、民族意识等错综复杂的考量下，经常务实地依附其他强权”，一切以在乱世中生存为依归，而其立场的变换，都是出于保存实力的现实考虑；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都很难打动他们，他们倒是完全理性地以自己的利益为行动指针。相比起来，日本怒而兴师，却并不清楚怎样行动才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终迎来近代史上最大的惨败。话说回来，抛开道德善恶与意识形态不论，日军所面临的问题、其应对方式，其实至今仍能启人思考。固然它当时是非正义的入侵，而像美军2003年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号称是为了“民主自由”和“解放伊拉克人民”，但在政治和战略战术上，美军却可说重犯了日军当年类似的错误：击溃原先的中央政权，解散正规武装和警察，试图自己直接控制，但却没有谈判对手，而这样是无法结束战争的。即便出于成本的考虑，也不得不把战争本地化。然而，在此美军也遇到了日军当年同样的问题，即移交治安职责是长期过程，而征服者（或“解放者”）常常不愿给予太多信任，这些受训的新军队或警察部队，甚至还可能掉转枪口——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拥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反叛，在通州的400名日本人有一半被杀，即所谓“通州事件”；而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由美军训练的警察反过来杀死美军的事件也非仅一起。这一局面如果不能尽速改善，就会形成某种“泥潭”：经费太少而无法收编太多地方武装，正规部队又太少而无力镇压，兵力不足而又补充困难，既不愿进行长期战争，又无法结束战争。也正因此，1940年初在华日军甚至建议“日本缺乏战争余力，将在年底自动撤兵”。而在吃尽了越战泥潭的苦头之后，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想着尽早撤军。其实，中国才是这些现代战争泥潭的最早版本。说到底，所有这类看似实力悬殊的战争，最终的胜败都不取决于军事，而关乎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入侵的日军虽然因占领敌方首都南京而自感达到了这场战争的巅峰，但南京大屠杀已宣告日本在政治上输掉了这场战争。一场无法在道义和意识形态上自圆其说、并说服对方接受的战争，最终既无法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当然更不必提什么“征服收益”了。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估算，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耗费高达三万亿美元，最终又得到了什么呢？这些又非得通过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才能获得吗？已刊《三联生活周刊》2016-5-23（提前出版）---------------------------------------------------------------------------------------勘误：p.228：[1938.3.18黎明，日军攻打崇明]一艘军舰在新开河，另一艘在远离新开河的寿安寺：一般地方文献记载都说日军是在海桥港登陆的p.231：[崇明岛]该岛的人口相当多，战争开始时大约在40万和45万之间。人口多是因为地域广阔（那时崇明岛大约有1088平方公里）：崇明岛现在面积也仅为此数，而这是1949年后历次围垦大幅增加面积的结果，但在1940年代仅有600平方公里左右p.276-277：引爆地雷炸毁满满一火车的日本兵，正如1940年崇明岛上的游击队所做的那样，固然是一种抵抗行为。但当这种抵抗行为导致了附近100多个村庄的村民惨遭日本人的屠杀，这个报复行为对游击队袭击的评价会不会产生影响？按，崇明岛上无铁路、火车，此处应有误；地方文献的记载是，在竖河大烧杀的前一天，抗日游击队在油车湾东渡港附近埋设地雷，炸毁日军装甲车一辆，确切毙敌人数是7人，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45dd3f0102vivp.htmlp.292：朱元璋在1385年的第三个《大告》：大诰 -
自1937年抗战爆发后 ，日本在华夏大地肆虐，以横扫千军之势令南京政府在正面战场几乎难以招架。作为传统抗战研究可能更多侧重诸如：战场或国共关系、中日关系、抗战期间外交关系国际政治走向。但卜正明《秩序与沦陷》跳出并突破了传统的抗战史研究视野，转而在日本大肆扩张之际注意到的是日本攻城掠地后的“坐江山”。此“坐江山”不是开展所谓“打进来，拉出去”或者爬高钻深主要针对政权上层、中层方面的谍报活动，而是在沦陷区建立、发展、组织、扩张基层政权。卜书中主要围绕沦陷区基层政权和沦陷区“合作者”的史料展开。在基层政权的地域上具体以长江下游的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个城市为切入。伴随日本侵略扩张期间，以“满铁”宣抚部门文官为班子，怀柔政策为幌子，当地亲日的“合作者”为辅助，构建以宣抚部、宣抚班、维持／自治会为架构的基层政权形式。保证日本在沦陷区的经济、社会稳定，革除传统中国农村的旧俗习气，以实现乌托邦色彩的“大东亚共荣”的终极目标。但是实际在操作中，日本在沦陷区虽建立了相应“秩序”，但此秩序如同沙中之基，是难以协调和平衡。一方面由于国内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国内脆弱而分散的经济社会属性使得难以建立稳固的基层组织政权，也难以满足并承受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不论中日之间抑或“合作者”内部之间的相互交错的观念分野将导致问题的进一步复杂。所以沦陷区的基层政权注定是松散且不长久。从基层政权的施政主体着眼，卜更多聚焦于沦陷区与日方的“合作者”。“合作者”（collaboration）一词从本意上看应当是中立客观的，并不包含立场性。但在实际，该词的内涵与外延却有些复杂。“合作者”中不仅包含了里通外国的“汉奸”，还包含了游离于亲日但不叛国，爱国但被迫妥协日本之下处于“灰色地带”的人物。从本质说，不论是汉奸或“被汉奸”本质均可视作日本在沦陷区设立的“以华制华”的傀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游离态的“灰色地带”人物比起彻头彻尾的叛国者更有种难脱历史宿命的悲情，有句粗俗的谚语恰如其分可以表达：“裤裆里的黄泥，分不清泥还是屎”。所以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是容易被错解甚至被忽略的。作为传统的国内史学非黑即白的评定标准，这些人物因其行为的矛盾，最终难以形成统一的界定。而正是这种难以界定才得以反映这个世界的残酷与复杂从而凸现其真实。卜对于此书所采用的架构（范式）是以二战期间贝当元帅的维希政权与纳粹德国以及丹麦政府与纳粹之间的关系为参照。但就中国历史而言，早在1276年之前，忽必烈以金莲川幕府为依托，拉拢利用中原地区的军阀权贵势力，不费吹灰之力笼获了北方的半壁江山。甚至在南下襄阳保卫战前后对于刘整、吕文焕兄弟的优待政策与法国之维希，丹麦政权或有形似。但元史研究中的案例与卜书案例比较起来不论是在对象阶层、研究的视野上存在不同的。譬如元史研究中忽必烈的怀柔更多侧重军事和对于上层的统战政策，而卜的研究侧重基层政权的组织与基层代理人与日本之间的互动。尽管存在差异，但二者在突破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念的窠臼上却是贯通的。传统国内史学受制于道德叙事的春秋笔法，正邪立场泾渭分明，这可能会造成视野狭隘与偏差，最终背离历史事实，造成误读误解。诚如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书所强调“表象里的真实与真实里的表象”其目的在于立足史料基础，将文本情感逻辑结合，非硬套范式理论机械按图索骥生搬硬套预设立场。唯有客观中立符合情理的叙事和分析才有可能大致趋近于事实。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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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抱着持平的心去看待那一段历史。即便是在九十年代出生的我，在阅读这一本书时试图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站在旁观的角度上思考两方的对立与合作，这一种努力却又往往归于失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就这个议题，这一段历史——国人心中最痛的那一点，也只有通过一些海外的汉学家的眼光，才能在“公允”这两个字上做得更好吧。然而这一种公允却又往往被我们视之为敌人的辩护，这便是情绪与理智的冲突吧。 -
写抗战史中的空白地带 很难得 但是总感觉翻译还不是很流畅 不知是外国人的叙述方式差异 还是什么原因 总感觉看的不太舒服 -
史料还是略显少 -
史料不多，以大陆的角度讲角度新颖，但海外中国史研究一般都是这样的视角吧 -
书名很赞，内容而言，不够有趣，资料也不够充分。 -
第一次从不同的角度看这段历史，很好。 -
试图在被湮灭的历史中挖掘一些现象和规律，不管它们值得不值得。但，真的很费力。 -
不是特别引入入胜 -
选取五个城市作为不同视角很见功力，但史料不足减弱了其说服力。日军无意也无力为合作者提供资源以满足贪欲或保境安民，自然也无法吸纳一流人物参与其中。历史的暗角同样不容忽视，对合作者进行研究无疑自有其意义。 -
非常好的研究角度，对于抗战那段历史的研究，可谓独辟蹊径，给读者揭示了抗战之后的灰色区域。人们过多关注于战争本身，而对战争之中普通人的生活有所忽略。对于沦陷区的人民来说，复国之心总是有的，但最为迫切的，是需要秩序的恢复，能过上稍微安稳的日子。因此，对于在当时情形之下出面的人，或许需要我们从较为人性的角度去看待。书中所写的几个人物，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
志大才疏。 -
视野下移，关注“伪奸”。资料匮乏，难溯昔年。人道主义，重看史篇。尾页结语，有感其言。 -
民族暧昧，与个体无关。 -
讲沦陷区复杂隐晦且多层次、多方向的政治与社会一一道出，沦陷区的合作，无论原因多么复杂，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猥琐的通敌者相比，现实里的合作在效果上更模棱两可，在运作中更困难。不能根据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评估他们的行为。 -
书读起来还是有些枯燥的，都是一些没有见过的名字，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情，在正史中永远不会提到这么小的细节，但这是实实在在的发生过的事情。 -
人们在拒绝讲述“合作”时都是事后诸葛亮。 -
对于长期受民族史观影响的我们，本书有很大的拓宽视野作用。其次，沦陷区的人民真的被太多人忽视，还有对于合作者，也真的颠覆我的史观，不过这才是复杂的人性。 -
断断续续用一个月时间读完，正文琐碎且难啃（序和结论比正文精彩）。如果除了关注宣抚班和伪政权职员，再描写一下沦陷区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就更好了。能看到这种关注战争中“灰色地带”的研究著作出版还是很高兴的--尽管过程不那么顺利。 -
看了太久，拉拉杂杂地也暗示出这本书对我吸引力不大，只不过在习惯敦促下必须看完。研究的角度依然是中国学那种刁钻又趣味盎然的角度，只是许多结论太弱了，有不言自明的常识之感。 -
王承典(吉米·王)挺有意思的，视角不错，但是结语完全是强盗逻辑 -
时间能彻底改变一切，比如讲稀奇古怪之物变成司空见惯的东西，将零星侵扰改变为日常控制，将征服看成下一个政权。时间能不动声色地让人们认为屈服于军事统治是一种错觉，而且时间也能使抵抗看上去是一种错觉。生活在有抵抗行为的沦陷时期，人们发现自己处于无法忍受的情境之中。一方面，当占领者和合作者的力量不足以保证安全的时候，抵抗力量便要求人们给予支持，但他们不保护其支持者。“为抵抗运动做了哪些事？”生活在占领区但没有反抗的中国人，经常被困扰，大多数人，他们既没有通敌，也没有参与抵抗，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处于中立地位而使生活稍微容易点。通常情况下，留下来的人在通敌和抵抗的选择上，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如果我们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而不是向上看熟悉的通敌或者抵抗的大树，我们更有可能理解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中国人。 -
太过沉重的话题不忍评价，赞同作者关于乡间士绅的某些合作态度便于zg更好的自底而上的改造的说法 -
作者选材太好了，几乎是瞄准了一个空白。不过，也许正是因为相关史料太少，所以对这段与侵略者“合作”历史的研究才难以开展。总体来说这本书很不错，但作者在某些问题上的三观我接受不了，比如游击队的反抗引来更大规模的屠杀、为日军指出国民党伤兵的人是帮助了其他老百姓等等。 -
受史料的限制，五个城市的故事略显片面和单薄。但是仍能看到作者为了还原沦陷区早期的合作行为所尽的努力。道德批判之外，才是学术讨论研究开始之处。译者在前言末尾中写道：“这应该是我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译作了。”谁又能写尽这种糟心的事呢？ -
虽然资料不够，但我还是打五分。很棒。 -
这本书发掘出的内容不应该被忽视 -
总体还可以，尤其说日军打乱了底层社会的秩序，使国民政府在战后难以恢复，从而中共能抓住机会渗入。这个观点和王奇生的有些类似。 -
视角独特，“民族主义”之外的多种可能，动机和选择并不能完全对应，不要以道德准则去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概念新颖，外观、成本、共谋、竞争、抵抗，揭示出occupation state与当地头面人物的collaboration的多种形式。 -
地方社会史范式的沦陷区微观研究，视角独特，史料较弱，对通敌与抵抗采取去政治、去道德的评判方式也未脱离魏斐德的轨道。 -
他曾坐精致的轿车，他曾听黄浦江里的声声汽笛，但他也曾仓皇奔逃，也曾衣不蔽体。 -
史料搞不到，我也很绝望啊~ -
开辟了抗战史新的研究方向，但材料太少且过于琐碎，最后的结论也有些语焉不详。 -
书是极好，缺少个人的故事稍嫌不过瘾。 -
絮絮叨叨，就一个「人在非常状态下立场选择与结果的边界不确定性」这么一个命题非要写成五部分，抗战期间民众的道路选择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并不取决于其传统道德观念，而是对生活惯性的渴求，不是历史选择了他们，而是被「出逃者」与「誓死抵抗者」选择遗漏的。汉学家毁人不倦。 -
视角独特，很有启发。但，翻译减分，可能觉得不算科研成果吧，不开心的事情永远做不好吧… -
作者最大的亮点是找出历史另一面 或许在大陆“传统教育”太久了 不免耳目一新 毕竟脑残抗日剧本太多了 从史料的 分析 运用而言还是可以 -
关于抗战期间伪政权的研究已有不少，早年大多集中于汪伪等伪政权成立的背景、沦陷区的统治以及著名汉奸人物的研究，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投敌者的动机和内心世界，试图重新认识这一特殊群体，本书也是致力于这一研究，但通读下来没有特别惊艳之处，除了呼吁我们重视投敌者行为的多样性之外，作者似乎也没得出什么特定结论。个人认为，从保障民生的角度来说，投敌者是值得理解的，但从放弃对抗性的角度来说，其行为在民族国家是永远不会被允许的。 -
试图去民族主义与政治化的“人道主义”叙事模式，尽可能展现沦陷区的多元化面相，令人耳目一新。章节安排相当漂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历史叙事固然要警惕纯粹政治化与道德化倾向，但一味照搬西欧社会模式二者影响肯定也不行，加上史料利用上也不那么“多元化”，得出的结论实在值得商榷。翻译不太好。 -
作者所写的跟不上喊出来的宏大目标与野心。 -
“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新压力，社会汲取率的迅速增长，这就要求有能力的、负责任的政治精英来应对向现代国家政权的转型。然而这一切几乎还未准备就绪。这就导致了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即‘与政权正式结构相伴随的是非正式结构的出现，比如赢利型经纪人’。...在基层社会，非正式群体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力量，并代替了传统地方政府的管理。” -
最大的提醒是，在殖民的初期和殖民者合作太难捞到好处，感情光谱最亲殖民者的一方日子也极为如履薄冰，和台湾的中后期历史情境差距太大，以抗战为框架一起讨论两岸的问题，还是太困难了。就本书而言还属于基础工作，档案多理出线索不易，但也确实枯燥了些，除关键词外的收获似乎少了点，不过本书还是驳论性质浓，头尾两章谈立场很不错，具体研究还有待学界推进。 -
带入几个月的历史，放下所有成见。去经历，去选择，会有很大的体会。 -
关于抗日时期江南的地区的合作的研究，看起来耳目一新，而且把通敌应该加以汉奸这样感情色彩很重的对象用合作者这个较中性的词语来代替，也真说明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全书的结尾那个问句很引人深思，合作或许永远在继续 -
collaboration，逆向思维。 -
理论与具体的案例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隔离，试图展示合作者道德与生存的困境，但因为史料的原因，依旧无法还原具体的景象。 -
八卦之魂！ -
卜正民能找到的角度常常让人觉得特别。讲述确实有点乱，不过换一个角度看“汉奸”，很有启发。 -
对研究抗战史来说很有新意，黑白之外还有很多灰色，但总体论证稍弱。 -
外观，成本，共谋，竞争，抵抗，合作的根源、情境、形式、过程、评价 -
“合作者”是作者反复强调的，避免太多感情和道德色彩。这类研究，小崔口述史有汉奸一节，樊建川有汉奸馆，其他回忆录什么的估计没有听闻，只有少部分介绍沦陷区的生活和学习，或者所见所闻。至于合作者，忙于掩盖，更不会有回忆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