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十五年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ISBN:9787218036731
作者:周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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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以下简称《太和十五年》）是周建江博士于2001年出版的一部关于北魏政治变革的论著。据本书后记所述，作者曾长期在大同煤矿工作，对这块土地有着浓厚的感情，故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有着强烈的情感体验，表现在论著中则是“理性的分析与感性的激情交织融合”，形成了既轻松又严谨的论述风格，雅俗共赏。作者借鉴了黄仁宇先生的研究方法，以特定的历史年份（即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经历即皇帝位20年、加冕5年的“架空”生涯后，终于得以“亲政”，总揽国家权柄。）为结构分水岭，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纵向、横向扩展开去，展示了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的全景图。这种结构安排，重点突出，脉络清晰。全书共有十章，涉及北魏前期的政治、冯太后后党集团的崛起和灭亡、孝文帝迁都、六镇兵变、东西魏政治的反动等诸多问题。作者在本书自序中阐明了自己的写作思想：“在国际间的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民族性是维系其生存的生命保障，民族性的丧失便预示着自我灭亡。” 基于此，作者抛弃了以往的对孝文帝汉化变革推崇备至的观点，而是重点考察了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亲政后所推行的“不成熟”的政治文化改革对北魏政治肌体的分解和破坏。正是这些改革，“引导北魏国家走向灭亡的深渊，并导致了整个拓跋鲜卑民族从肉体上和文化上的灭绝，教训极其惨痛” 。在作者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乃是一场悲剧，它是北魏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因为它放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根基，不单导致了国家政权的覆灭，也毁灭了自己民族生存的土壤，使得整个拓跋鲜卑民族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它是由错误的人在错误的时间里所发动，而导致错误的结果，尽管其发动者的用心是出于好意，但历史并不对其认可” 。作者在书中不遗余力地倡导着民族文化中心论，张扬着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意在说明文化冲突中保持自己文化的重要性。作者在“孝文帝迁都”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推陈出新。关于孝文帝迁都，传统观点将其视为孝文帝汉化措施的一部分。而作者则考证指出，孝文帝迁都乃是匆忙之举。太和十五年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亲政，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从亲政到迁都这三年间，孝文帝没有迁都的任何举措，只是在大军南征江南的路上，突然发难，裹挟群臣在行军的路上迁都，随后派官员回平城宣布迁都事宜。整个事情完全是孝文帝个人意愿所为，根本没有考虑到整个国家的政治。迁都洛阳耗空了北魏的财力，使其无力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也引发了国内各种矛盾，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此外，作者还认为，北魏从平城迁都到洛阳，固然是汉化变革与汉文化辐射使然，更是孝文帝急于建立带有自己烙印的新政治使然。作者分析了以下三个原因：（1）摆脱冯太后后党集团的阴影，特别是除去冯太后的影响，还孝文帝以清静的心理。（2）打破拓跋鲜卑贵族集团对政治的干预，甩掉贵族元老这个包袱，建立自己的政权运作体系。（3）甩掉庞大的官僚集团负担，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办事效率轻装上阵。（4）利用南方政权此时的内乱荡平江南，统一全国，大展身手，建立超于祖先的光辉伟业。这些见解，尤其是后两条，其他人很少涉及，显示出作者的学术魄力和敏锐的政治透析力。不过，作者只是以史料论证了迁都之前北魏政府架构的臃肿和效率的低下，对于孝文帝在迁都之后究竟如何裁剪冗员，作者并未给出任何史料支持。况迁洛之后，百废待兴，事务应比在平城时更多，且北魏疆域已广，如何保证官僚架构不扩充呢？由此笔者认为，说迁都是为了解决冗员问题，实有待商榷。关于孝文帝迁都是为了建功立业一说，作者使用的是心理分析的方法。作为认为孝文帝胸怀大志，其迁都、汉化改革以及对南作战，目的在统一天下、建功立业。作者在探讨六镇之乱时，也曾透过孝文帝在迁都前后的北巡行动，描绘了孝文的复杂而矛盾的心境：既想彻底放弃北镇，却又存有愧疚、怜惜之意。所以，在最后一次北巡中，孝文帝对北镇每一事物都仔细留意，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显然，作者在努力地把孝文帝还原为常人，从而揣测其心理状态。诚然，历史研究需要有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却不宜加入太多个人猜测和想象。在书中多处，作者往往流露出自己的主观情绪，难免让人产生偏离史实、臆测太过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