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1
ISBN:9787500436232
作者:路易斯・哈茨
页数: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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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该书在强调美国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有冲突存在，且认为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存在着某种起支配作用的精神，即由所有近代各种社会改革思想构成的“自由主义传统”。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保证了美国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内容概要
作者：(美国)路易斯·哈茨 译者：张敏谦路易斯·哈茨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扬斯敦。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1946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后，旋即留校任教，一直从事以欧美政治理论为主的政治学教学与研究。
书籍目录
译者序
1991年版引言
作者序
第一编 封建主义与美国的经历
第一章 自由主义社会的概念
第二编 一个新世界的革命
第二章 1776年面面观
第三章 美国的“社会革命”
第三编 民主政治的出现
……
四编 南方的封建梦
……
第五编 霍雷肖・阿尔杰时代的美国社会
……
第六编 大萧条与世界性卷入
……
中译本简明索引
附录：本书人物简介
译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既是一部政治学名著，也是一部历史学名著，在美国政治学界和史学界一直被视为经典之作。哈茨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探究了较早源于欧洲并更具普遍意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特征，此即信仰个体自由、平等，以及视个人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与能力，而不是其他。哈茨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表明，从其建国之初起，它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已成为其牢固的传统。这一传统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保证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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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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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建国之后，未发生过危及政权的大革命或大变动，就算南北战争也未从根本上影响到政权的合理性与存在，原因何在？我们当然可以列出许多重要或不重要的因素，但根本上的一点，这与美国的革命目的有关系。与法国大革命的“解放”目的不同，美国的革命目的是“自由建国”，当美国从英国殖民地的“身份”上脱身而出，恢复“自由身”时，国父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自由立国”，而不是“将革命进行到底”，阿伦特在那本著名的《论革命》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点，而关于制定宪法的过程，可以参见林达的那本《如慧星划过夜空》。追求“以自由立国”与追求“解放”是不同的，前者是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人间国家，搭好一个戏台，至于幸福不幸福，那是民众自己的创造了。而“解放”则对应的是“幸福”，革命向往的是推翻压迫，将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并为他们规定好什么是幸福，告诉他们如何才能获得幸福，甚至强迫他们获得“正确的”幸福。形成区别的是，美国以自由立国，而法国与中国则是寻求解放。所以各个国家在革命后进入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建国的时候，美国与中国状况相差不是太大，美国独立之后而对的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才好画最美的图，没有封建主义作为敌人，没有社会主义作为敌人，它当时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换言之只要建立不须打倒，因为没有封建主义或社会义与自己竞争政权。而中国在1949建政的时候，同样也没有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同自己竞争政权，经过数十年的民国战乱，封建社会的形态与心理早就被荡平，封建主义早已成为一个死掉的名词而无实体之残留。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都没有发展，连嫩芽都正在蔫掉，更不可能与共产党争夺政权或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当时也是一张白纸，也可以画最美的图画。同样的起点，为何就造就了中美两国国情的不同呢？美国一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非封建社会的中心特征之一是缺乏一种真正的革命传统，也就是欧洲那种与清教革命和法国革命相联系的传统，而且，就象不熟悉封建遗产一样，它对晚近社会主义的挑战也表现得麻木不仁。所以美国的自由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自我修正与自我完善的结构，就象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中所说的，“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在一个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其历史就会避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也遭遇了南方向往“贵族”与“封建主义”的复辟挑战，但南北战争将这种虚假的向往给摆平了，因为，按照马克思所说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再次返回到诞生它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去的。当然，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贵族，更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所以南方庄园主们的向往不达是一种幻象，而这种假的“复辟”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的稳定性，终其四年，虽然付出了六十多万人的性命，但南北战争也只是一场内战，不是一场革命。在一九二九经济大崩盘之后，美国的社会主义虽然蠢蠢欲动，但却并没有挑起有力的事端或影响到美国的政权，更不用说危及自由社会。因为在美国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工人们随时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而当时的工人，本质上也是中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一直无法有效地茁状成长。除掉这两次明显的“异形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美国的自由社会一起发展得很好，这种自由社会是心平气和的，并不塑造一些假想敌以使“不断革命”，甚至有塑造假想敌的机会时，比如南方的分裂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自由社会也麻木不仁，在意识形态上自然风平浪静。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当南方闹事时，北方感觉封建主义杀回来了，便展开如火如荼的向封建主义开刀的“思想战争”，要搞一场“思想大革命”，结果肯定是大清洗，大屠杀，将社会的经济建设转向思想清洗。如果当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有影响时，如果美国假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巨人在攻击它，也大举从内到外的再一场“文化革命”，结果又会是什么呢？自由社会并不害怕它的政权与社会的合法性，所以它不需要树立一些假想敌来进行斗争，以便确保自己的合法性。但中国则不是这样，同样在一片清理出来的平地上建国，目的却不是“自由立国”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没有监督机制的一党执政，所以所建立起来的不可能是自由社会。按理说在建国之后重要的国家任务是经济建设，但是，我们却一直心无旁骛地与假想敌进行斗争，一会是批走资派，一会是打倒右派，一会是左派右派之间的斗争，一会是各派系之间的“风云决”、一会是分裂掉苏修，一会是备战帝国主义，一会是反西方……在建国六十年来，我们的假想敌越树越多，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假想敌成了新时代的中国“万神殿”，只不过这万神殿不是保佑我们，而是供我们斗争使用，我们要在斗争它们的基础上不断塑造自己政权与社会的合法性，而真正在这种斗敌中受到伤害的，恰恰是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与人民内部、经济、文化……而正因为在每个阶段都塑造假想敌，所以我们的传统是“不断革命的传统。”当然，这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而美国因为放弃塑造假想敌，所以它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自由主义，恰恰是我们从建国到现在一直在大力批斗的“阴魂不散的假想敌”。 -
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间的裂痕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也概莫能外，且情况尤为特殊。与美国人修辞言语中强调的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相比，美国政治与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反主流价值倾向从未消停过。自2003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伊拉克战争及其后遗症让这种分裂走向新的极致。人们不免要疑问，美国是否存在一种真正的思想共识，来应对国内外诸多事物的挑战。已故哈佛政治学者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 ，1919－1986）在其著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美国政治思想的阐释》（简称《自由传统》）中借用洛克式自由主义社会概念，以美国－欧洲比较政治的叙述方式，重新定义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共识传统，并提出美国社会中潜伏存在的非理性政治因素乃是阻碍美国认识自身的最大敌人。[1]时隔半个世纪，回顾哈茨教授的这本著作，我们依然可以从文字间读出作者的思想激情，他对美国信念的执着和忧虑。一路易斯·哈茨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俄裔犹太人家庭，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1946年起开始在哈佛政府学院教授美国经济、政治思想课程。《自由传统》是他最负盛名的著作，出版后曾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伍德罗·威尔逊”奖（1956年）。1977年美国政治学会授予哈茨终生成就奖，表彰他对美国政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2]《自由传统》共有六大主题十一章内容。第一主题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哈茨的核心概念和比较政治学方法。第二至第五主题按照独立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南北内战、进步主义时期的政治情况作具体的实证分析。第六主题除阐释罗斯福新政思想内容外，在最后一章内集中探讨自由共识理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纵观《自由传统》，笔者认为以下五个重要概念构成哈茨理论的整体框架，值得我们关注。一．“自由主义社会”：哈茨认为，美国是从旧世界封建压迫和教权压迫中逃离出来的人垦殖创造而生，“如果有什么同民族传统本身一样古老的东西的话，那么，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中，美国社会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存在欧洲式的压迫（封建专制）……对压迫的反动便是自由主义的。”而缺乏封建土壤的社会缺乏一种真正的革命传统。[3]作为自由主义社会对立面的封建传统，哈茨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相反，他指出在欧洲近代政治词汇中，没有比封建（Feudalism ）更能引起争议，其包含的制度和观念差异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产阶级革命中变得复杂。《自由传统》中的封建主义更倾向宽泛的解释。相类似，哈茨认为他笔下的自由主义也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名词，相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哈茨宣称“它包含了近代西方社会历次改革的所有涵义而变得难以确定。”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宽泛界定为哈茨的比较政治视野提供了正当性：即努力揭示美国社会缺乏封建结构与封建特性的尝试将反证自由主义社会的存在。二．“洛克式自由观”哈茨借用17世纪英国著名政论家洛克的自由主义理念和个人主义色彩，赋予美国的国家理念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社会契约论、政治分权、宗教宽容等观念中。美国人所公认的自由、平等、宽容、民主和个人主义原则都是源于洛克式的理性思考观。哈茨将洛克学说象征化的目的在于要强化他的自由社会理念，个人财产权保证了美国人不会面临欧洲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困境，即缺少来自封建专制和社会主义真正有威胁的挑战。此外，哈茨想要说明，这种“生而存在”的洛克主义虽然看上去十分理性和追求实际，但是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之时，所表现出来的恰恰却是自由理想的相反面：热情、极端、以及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癫狂。三．欧美政治比较方法哈茨认为，缺乏革命传统的美国不存在欧洲社会所普遍存在的社会对抗性，呈现的却是欧洲经验中的自由主义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的影响不是消极的，而是能动与积极的。只有在欧洲经验的参照下，美国所谓的“独特性”才能展现出来。哈茨采用二元对比的分析手法，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传统与美国历史上的诸次重大变革所贯穿的主题，例如制宪时代的联邦派与反联邦派之争、杰克逊时代的辉格派和民主主义者的冲突、内战前夕南北关于奴隶制废存之争、战后进步主义运动与国家主义理念的兴起、罗斯福新政等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做内在的“虚拟冲突”和外在的欧美经验比较，从而论证自己的观点。四．霍雷肖·阿尔杰情结（Horatio Alger Complex）阿尔杰是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他创造的主人公大都出身贫寒，但通过个人勤劳奋斗，加上好运垂青，最终获得成功。这种兼顾乐观积极和实用主义的精神在哈茨眼中成为进步主义时期民主资本主义的最佳写照。阿尔杰情结在哈茨的笔下与“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内涵一致，强调个人能力与自由竞争。五，共识思想（Consensus Theory ）共识思想是哈茨在《自由传统》中最具原创性的，同时也是以上四点逻辑上的导出。Consensus依此源于拉丁文动词Consentire加后缀tus而成，初始意译为“相似的感觉、协调一致”。美国历史上的共识理念则特指包含美国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原则和进取精神四大领域。 而在政治思想中，论证美国历史上的确存在的核心价值观在美国历史与社会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哈茨认为，理解美国历史的关键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中产阶级居主导的绝对优势。美国政治从未像欧洲政治那样发展出建筑在阶级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中产阶级价值的共识非常普遍。缺乏竞争性意识形态的美国自由主义因而缺乏意识形态的系统和严密，僵化，绝对化。二《自由传统》对美国历史几个著名的政治激情期进行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述体现在对19世纪美国政治思想，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思想的分析，以及美国所应秉持的对外政策观。首先谈的是美国早期联邦主义－辉格党的兴衰。强调经济冲突论的进步主义学派认为，独立战争后，美国社会对国家政治形态的构成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辉格派，他们继承了英伦辉格党伯克式的保守心态，宣称需要在社会精英阶层的引导下才能最终接受自由主义的原则。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更坚定了联邦派的“极端保守性”和对源自欧洲激进主义思潮的抵制。以杰弗逊为首的南部农业民主派则在坚持自由民主制的同时，对联邦派要求加强拥有高度权力的联邦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哈茨没有否认美国内部思想冲突的存在，但他从与法国作比较的基础上，批判联邦派自视为欧洲“贵族”幻象的意识。在他看来，法国式的意识形态土壤中，会产生类似掘地派与巴贝夫派的反封建运动产生，革命的目标是直指封建王权和旧制度的；而美国的激进主义运动，如戈登·伍德所说的反抗旧世界的封建遗产，是“美国的资产阶级精英对不列颠君主制所依赖的忠诚理论的无言敌对情绪。一旦这种斗争的目标消失之后，美国只能“产生一个代表人民自由主义延伸的丹尼尔·谢司。” [4]拥护霍布斯国家哲学理论的联邦党人错误地将法国的冲突“虚拟”至北美，“其表现之强烈，就好像联邦派真的就是欧洲的极端保守派，而他们的对手也就是欧洲的‘平等派’。”[5]联邦—辉格主义者的对美国社会的误判，使得他们在1800年革命和杰弗逊时代强大的民主主义力量面前一触即溃。在第二主题部分，哈茨指出，辉格主义者势力随着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上台而失势。杰克逊执政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削弱联邦权力和强化民主政治的思想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比照同在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英国“辉格党改革”受到顽固的托利党人反对，虽以微弱优势得以议会通过，但劳工阶层却毫无受益；同时期法国七月革命后上台的代表大金融资产阶层的路易斯·菲利普王朝的所作所为同样激化了与农业阶层的矛盾。美国的情况，是根本“无需面对像欧洲一类的贵族、农民、以及无产者所组成的体系。”当欧洲的小店主被卷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中去，美国的农民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与辉格党力量的消沉相对应，美国的民主主义者的特点同样在于他们无法寻找到可与之对应的欧洲受害者与压迫者，哈茨论述到，“在西方政治辞典里，并没有一个可用来描述美国民主主义者的词汇……其结果，就是他们对所有类型的政治伤害都产生了免疫力。”在哈茨看来，民主主义者继承了自杰弗逊以来的美国自耕农传统，通过北美早期的垦殖运动，早已成为一名农场主、企业家、南方种植园的“贵族”。任何的称号都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如果你在杰弗逊时代称他们为土地贵族，他们会说，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在杰克逊时代，当你将其称作一个危险的无产者时，他会是坚定不移地热爱自由主义和各种财产权力的危险者！”[6]哈茨进一步论证这种关系与欧洲启蒙时代关于多数派统治与少数派权力之间的关联：就欧洲而言，这是理性主义和封建传统的斗争；对于美国来讲，则是多数派统治的问题。他肯定，正是约束多数派的洛克式自由主义思想，引起人们对多数派可能带来的后果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神经性忧虑”。[7]没有目标明确的对手，辉格党和民主主义者就不会发生根本的冲突。如果说在内战爆发前，这种关系是犬牙交错式的，那么到了内战结束，南北在霍雷肖·阿尔杰情结的鼓舞下开始了新的融合。在哈茨看来，阿尔杰情结贯穿整个工业化时期，新生的辉格党（即共和党）借助它在战后重建时期发挥重大的影响。与内战前相比，辉格主义者开始接纳民主主义思想者有关个体利益的论述。经济的繁荣使得辉格主义者进一步认同和接受强调个人竞争和机会均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自由主义，使得关于共识的理念初步形成。哈茨把它形象地比喻为理性的自由主义与非理性的美国主义（‘阿尔杰情结’）的奇妙融合。哈茨式的美国主义既然成为共识，那么它在美国社会面临内外压力时的表现又是如何？罗斯福新政成为哈茨运用共识理论的思想实验地。三十年代的美国面临严峻的经济萧条和思想危机。对多数美国人而言，大萧条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对“自由进行清算”。所谓“美国式的生活”，这句曾代表二十年代消费文化的时髦口号，此刻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经济危机的发生，使得那种认为社会进步是以无限制的财富追求为基础的思想彻底破产；这种失望的情绪还让许多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理念、共产主义重新燃起了激情。新政时期联邦政府的强势和对私人生活领域强有力的干预让改革派感到满意，同时也激起保守派的不满。哈茨指出，新政非但不能说明美国式自由共识的衰落，相反论证了欧洲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失败。因为就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而言，新政完全拥抱实用主义态度，而并无任何系统施行国家干预或社会主义措施的计划。罗斯福抱着做试验的心态来应对新政所引起的道德指责，诸如破坏美国主义信条等。哈茨指出，“在罗斯福的实验思想中，洛克主义是无意识的，而问题则以非洛克主义的方式加以解决……新政的‘激进’之处在于，美国的洛克主义信念抑制了社会主义对其形成的挑战”。[8]这种无意识思想的根源在于美国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体现在同时得到两种不同阶段共识思想的影响。三十年代的美国政治理念之争，一方面是以胡佛为代表的老“美国主义”，另一方面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得到新生的“美国主义”，两者除了对调取何种方式的实用主义略有不同外，在思想层面仍然是相互重合一致的。哈茨归纳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实用主义成为协调政党一致的有效工具。”新政史专家布林克利曾指出，应把罗斯福的国家干预理念看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新政最终关切的仍然是个体自由主义信念不受侵犯。戴维·肯尼迪则认为，罗斯福新政的最大贡献在于拓实美国人信仰自由的信心。所以，看似激进的新政措施，实际上借实用主义之名，排外性地消解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激进思想的侵袭。[9]行文至最后一章，《自由传统》的问题意识扩展至共识理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二十世纪欧洲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发生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版图上的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使得欧洲的政治版图彻底改变，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导者。哈茨对美国在卷入世界事务之前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可是在俄国革命，特别在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与苏联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之时，哈茨的忧虑显然增加了不少，因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基本伦理问题并不是在其意识中存有担忧的多数的危险，而是其无意识中潜伏的一致的危险。”当美国人面对“外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压力”的时候，一种全国性的歇斯底里症就会爆发而出，麦卡锡主义即是非常突出的例证。[10]哈茨提出，为了化解冷战带来的世界危机，美国不应该沉浸于其固有的自由理念，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或是抱有偏见。美国应该做到的是打破本土意识，设身处地为他者思考，建立交流对话的可能。美国在冷战中是否能够取得胜利，关键问题在于“是否能树立一种新的意识，能否超越坚守洛克主义的非理性化立场……自由世界的希望无疑有赖于美国自由主义超越自身的能力。”在全书的结尾，哈茨延续了托克维尔的经典命题：“一个‘生而平等’的民族在任何时候都能否理解其他定要实现这一（自由）理念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否在任何时候都能理解自身？”[11]这正是他竭力所要探询的，也最终成为他后半生孜孜以求的哲学命题。[12]三《自由传统》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正逢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新保守主义尚处萌芽的阶段。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哈茨和他的理论为自由主义者大唱赞美歌。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哈茨的《自由传统》“醒示我们，在具体划分美国政治演进的前提下，它必然是基于自由的一致性，尽管私下里美国人不会承认这一点。”加布里埃尔对哈茨运用阿尔杰情结象征美国主义，并论证社会主义法则在美国的失败大加赞赏。萨缪尔·亨廷顿则赞许哈茨的共识思想准确地抓住理念追求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13]半个世纪以来，哈茨在《自由传统》中提出的自由主义社会观以及随后提倡的比较社会研究都成为美国政治学科中讨论的经典范式，与之相伴随的学术争论也持续进行着。哈茨的成就还体现在他极为卓越的讲课风格和个人魅力，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政治学者，有种说法，称20世纪的美国政治思想学界，真正的精神导师只有两位，其中就有哈茨（另一位则是列奥·斯特劳斯）。有学者认为，哈茨的“自由社会”理论体现出20世纪以来对美国进步改革思想的一种反动。进步思想起源于19世纪末期美国平民主义运动，强调学习模仿欧洲社会民主改革的经验，新国家主义成为改革的共识。到了四十年代后期，随着大萧条阴影的散去，部分学者提出与进步改革观相对应的学说，他们对美国制度在经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战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叹为观止，坚信存在着一种为全体美利坚人所共有的“一致精神”。对这种“一致（或共识）”传统的崇拜，促使他们把思想视做历史的主要动力，否认进步学派的物质决定论。从宏观上讲，进步思想的内部冲突论已经不能适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面临的新情况。寻求对美国共同体的一致性渴望，源于战后美国所取得的霸主地位和对冷战远景的焦虑，这不仅凸现在国际政治的层面，同时也反映于美国自身的变化。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美国的政治学者对战前占据主流的文化相对论做反思检讨，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有对自由主义理念的重新检讨。正如历史学者方纳所言，“冷战重新定义了美国自由的内容和实践。”哈茨的《自由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讲，也确实是一部“应时”之作。他对自由社会传统的客观承认，并视之为美国最持久不变的政治遗产，自然受到当时主流学术界的极力赞许。但很多人忽视了哈茨对于这种单纯的文化政治因素所包含的忧虑。哈茨曾指出，美国主义思想若不退回孤立，则势必要走向海外。这其中包含一个巨大的反讽命题：当美国愈来愈多干涉世界事务，并以道德和秩序领袖自居时，美国人将在在思想上却愈来愈陷入自我封闭的泥潭。当2003年4月美国军队开进巴格达市区，举国上下庆祝完美战争（Perfect War）再次光临之时，有良知的学者再次提醒民众勿忘哈茨的告诫，而如今事实证明哈茨当年的远见并非妄言[14]当然，从当代学术标准来看，诞生于50年代的《自由传统》存在相当多的硬伤。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哈茨借用历史的模糊概念，将封建制度象征化，联邦党人辉格化，使得在论证自由主义理念上缺乏学理依据。其次，他对洛克式自由主义社会存在的论证方式上缺乏应有的史实深度，往往令人觉得气势有余而底气不足。第三，也是哈茨遭诟病最多处，乃是对美国社会中隐匿但十分重要的移民、族裔、宗教、女权四大主题的忽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美国主流话语体系，哈茨及其《自由传统》成为新生代学者批判美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佳臬。许多学者挑剔哈茨的史实基础和叙述方式，却把哈茨命题的现实关怀感束之高阁，不能不说是种遗憾。[15]法国历史学者马克·布洛赫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喜好按自己的口味来重新确定自由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哈茨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潮经历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过程。从哈茨后来的学术兴趣转变，特别是在冷战氛围中思考文明的比较，我们可以洞察他对现实问题的哲理思考和道德抱负。这种抱负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他的哈佛同仁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着哈茨的思考。前者影响巨大，而后者则以更隐蔽的方式影响美国看待世界和自身的角度。[1]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A Harvest/HBJ Book), 1991. 中译本可参看《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张敏谦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哈茨一生发表的著作并不多，其中有《经济政策与民主思想：宾夕法尼亚1776－1860》(1948)，论文集《新社会的建立》(1964),以及《世界历史的综合》(1984)。[3] 哈茨：《自由传统》，第3页。[4]戈登·伍德：《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第282－283页。[5] 哈茨：《自由传统》， 第71页。[6] 哈茨：《自由传统》，第104页。[7] 哈茨：《自由传统》，第117页。[8] 哈茨：《自由传统》，第234页。[9] 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 (Knopf, 1995); David M.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 (1999).[10] 哈茨：《自由传统》，第269页。[11] 哈茨：《自由传统》，第275页。[12] 哈茨后来对从文明层面思考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当时冷战意识形态为主的对立中，他的文明调和论并没有受到重视。[13] 萨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失衡的政治》，周端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版。第13页。[14] Eric Foner, Not All Freedom Is Made I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Week in Review), April 13, 2003.[15] 对哈茨批判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见James T. Kloppenberg, Retrospect: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y, Vol.29 (2001,September); 有关哈茨及其《自由传统》引起的学术争鸣内容，亦可参看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Robert B Fowler 提交美国政治学年会（APSA 2004）的长篇综述“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and Their Critics”。注; 该文由我的本科毕业论文（2004年）部分删减而成，发表于复旦《美国问题研究》另： 有关亨廷顿对哈茨的回忆，见Passion, Craft,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7，P212)的描述。 -
除了爱理生外，我也心慕哈兹教授，不仅因为他为史华慈论严复的书写序，而且因为他的讲课口才，真可谓出口成章，如把他每堂课的录音整理出来，就可以出版成书，可惜我当时没有带录音机。哈兹上课时穿着很正经，总是打着一个领结，西装笔挺。他是研究欧洲和美国自由主义的大师，我印象最深的一门课是“民主和它的敌人”，在那堂课上第一次听到像康斯当(Benjamin Constant)、帕累托及卡塞的名字，这些陌生的思想家经过哈兹教授“照明”之后，立即生动起来，令我逐渐领悟到原来西方民主产生的环境是如此复杂，再也不敢乱叫几声自由平等的口号就以为懂民主了。至今我依然对高呼民主的政客们反感之至，皆是受哈兹教授的影响。据史华慈老师后来告诉我，哈兹教授晚年郁郁不得志，竟然患了精神病而去世，我听后久久不能释怀。哈兹教授的大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是一本经典名著，不知有无中文译本(后来才知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哈兹教授的课引起了我对欧洲近代思想史的兴趣，他的论点不少是和芝大的摩根索教授相通的，但内容更详尽，而且讲起来滔滔不绝，纵横各家思想，令我更佩服，而摩根索却要以此建立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反而不够深厚。我遂觉得历史还是比政治重要(虽然哈兹教授也属于政府系)。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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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翻译一般 -
我败了。看不懂本书任何一个自然段的意思。 -
需要一些美国史和思想史的知识，不然读起来有点糊涂。 -
真的很深奥，看了跟没看一样 -
经典著作，可以拿来解释茶党的起源 -
中译质量一般，建议读原文。 -
可以看出，译者译得很辛苦，但是这种“翻译”式的译法，很可能会让研究政治学的人摸不着头脑，读起来相当艰涩……有点想去看看原文了，或许比译本好懂些…… -
不知道是不是没翻译好，啃起来不爽 -
论述有力！ -
美国史读书报告，读了一半就觉得选错书了……读起来的感觉和读《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样，自己太没文化了…… -
比较难，知识点太多，放弃了。 -
深知共产主义危害性的人为毛会把麦卡锡定义为恐怖主义。减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