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秦岐政權研究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8-01
ISBN:9787807366607
作者:王鳳翔
页数:303页
内容概要
王鳳翔，男，1977年9月生，山東萊州人，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現已在《史學月刊》、《江漢論壇》、《陜西師範大學學報》、《唐史論叢》、《中華文化論壇》、《文博》、《唐都學刊》等專業期刊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參與新版《山東通史》的修撰工作，參編《唐史解讀》等著作四部，主持或參與各級課題五項。
作者简介
本書為王鳳翔先生的博士論文修改稿，另附《“十國”之說的由來》一文。以下為博士論文摘要的一部分介紹：
晚唐以来，唐廷日衰，政令不行，地方则藩侯割据，称霸一方。此时，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开始以凤翔镇为中心向四周扩张，走上割据道路，势力一度达及十五镇四十余州。唐亡后，李茂贞开岐王府，建立秦岐割据政权，在北方与梁、晋两大势力集团成三足鼎立之势。秦岐割据政权虽然没有被传统史家列入“十国”之列，但从自身实力、割据时间及其影响来看，确比南方某些政权还强。客观而论，秦岐割据政权在晚唐五代的纷繁历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唐室覆亡及多元政局的最终形成，都起到了直接而又重大的作用，因此，秦岐割据政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学界长期关注中原“五代”以及所谓“十国”的兴衰更替，秦岐割据政权的存亡及其历史地位在历史和今天都很少有人注意和研究。近年来，李茂贞夫妇陵寝 ——大唐秦王陵的发掘，李茂贞家族多方墓志和一大批考古文物的面世，为客观还原李茂贞及秦岐割据政权的历史原貌提供了可能。笔者结合历史文献和文物资料，通过对秦岐割据政权的个案研究揭示晚唐五代多元政局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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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读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太史政地方性割据政权的兴衰所关涉到的地域政治史，一直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更是有着极多的个案可供探讨。虽然说五代十国的历史经常随着隋唐史而附见，但在人们普遍观念中的冷门领域，如今的成果也已经蔚然大观[1]。王凤翔博士的新著《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8月）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种。作者在博士毕业之前长期求学于历史文化氛围强烈的古都西安，通过当地丰富的文物、古籍资源，并结合日益发达的网络工具，选取了晚唐五代时期关中地区的秦岐政权为研究对象，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此大作。关于地域政治史，特别涉及到地方性割据政权时，总体上有以下几种研究范式：第一，以单个的割据政权本身为研究主体，涉及政权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史；第二，以地域集团为研究主体，揭示地域性社会集团对地域社会与政治的影响[2]；第三，结合数个相邻地域进行整体研究，以揭示某种政治现象的特殊性与普遍性[3]；第四，从外交史角度入手，重点观察各个割据政权之间的纵横捭阖[4]。这四种范式，自然并非全部，且其间界限也不一定分明，交叉情况时有出现。但大致能反映出地域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而王凤翔的著作就基本属于第一种范式。当然，本文并不试图对其著作进行归类，也无意于整理这些研究范式的总体情况。笔者对此书的定位，仅仅是从方便观察的角度所作的一项整理。在隋唐五代史研究整体偏重于隋唐史的情况下，作者师从于以五代史研究为主要方向的杜文玉先生[5]，并结合自身的爱好，从而选择了秦岐政权。因此，此书的优点，正如本书序言作者杜文玉先生所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格局的真实状况”（《序》，第1-2页），这不仅是就通常所谓“五代十国”并不包括秦岐政权，而作者填补了这一缺憾而言的，也是对作者清理晚唐五代史实的贡献之嘉赏。当然，关于晚唐五代北方政局的研究并非此书作者首次全面清理。五十年前，南洋华裔汉学家王赓武先生的博士论文就是针对883-947年的北方政局所进行的论述[6]，可惜作者没能参考王先生以来的相关英文论著。当然，这并不能遮掩此书的创新点，毕竟作者填补了对李茂贞（856-924）所创建的秦岐政权进行全面研究的空白。本书正文共五章，分别为：政权草创、割据立国、争霸中衰、称藩归国、家族研究。另外包括书前《绪言》、书后《总论》和五种附录。其中正文前四章按时间顺序论述了秦岐政权从创建经由割据再到归国的数十年历程，是为本书的主体部分，也是其精华所在。正文第五章是作者针对李茂贞家族所进行的探讨，附录中的唯一论述文字《“十国”之说的由来》[7]则探讨了通常所谓“十国”说法的来源及其为何不包括秦岐政权的缘由，各有其精彩之处。总体上看，此书的特色之处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用三层分析法来剖析秦岐政权的兴衰。序言作者杜文玉先生已经指出，此书涉及到了政权体制方面的藩镇体制、强藩体制、王国体制三层分析法。（《序》，第2页）作者认为，“李氏秦岐政权实际存在着两套统治体制，一为藩镇体制，二为王国体制。”“两种统治形式交织混杂，前后以李唐亡国李茂贞开府自立为标志。”（第59页）虽然这里作者并未区分藩镇体制和强藩体制，但这种差别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无法确定其具体的年份，或者两种情况前后反复多次出现。事实上，唐末五代的诸多政权，或多或少皆有这种一步步上升的政权体制之变革。如杨吴政权从淮南藩镇（892-902）经由淮南强藩政权（902-919）、吴王国（919-927）最终发展为吴帝国（927-937），正是这一程序的翻版。只是李茂贞并未正式称帝，所以没有秦帝国或岐帝国的形态。此书对于这种三层分析法的运用，体现于第二章第一节“政权体制”中，作者按次论述了秦岐政权三个不同阶段：藩镇体制、强藩体制、王国体制的基本情况及其特征。第二，在“一极多元格局”的关照下观察秦岐政权的历史定位。对于晚唐政局，作者提出了“一极多元格局”这一概念。在《绪言》中，作者论述了唐王朝、五代为“一极”，十国为“多元”的现象，并认为：“抓住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元，以其为切入点深入这个时代纵切面的个案分析，不失为独辟一径的视角。”（第1页）正是基于此，作者结合地缘优势，选取了秦岐政权：“秦岐政权在晚唐五代的纷繁历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是这个时期多元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对秦岐政权进行探究对于我们加强对晚唐五代一极多元政局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第2页）其实，这种“一极多元格局”的看法，自然不是作者首创，因为自从“五代”这一名号本身诞生以来，身为五代继承者的宋朝就已经出于王朝正统性的需要而排斥了“十国”，特别是其中称帝政权的正统地位。作者的贡献则在于以此为前提，自觉地深入到“多元”中的一元，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第三，根据强藩体制的三个层次来整理秦岐政权的实际控制地域。何灿浩先生曾经总结了唐末强藩的形态特征，并提出一个强藩应该包括主镇、属镇、附镇三个层次。[8]而本书作者以此为基础，在点明晚唐五代时期强藩体制应具备的三个特征之外（第64-65页），还厘清了学界历来没有重视的秦岐政权的实际控制地域问题。作者首先制作了“凤翔镇属镇与附镇统计表”（第66-69页），按照时间先后整理了秦岐政权（887-930）所拥有的属镇和附镇的整体变化情况。然后，作者在此书第二章第三节“割据地域”（第92-113页）中按照关内道、山南道、陇右道、剑南道四个大区域的划分，从地域上厘清了秦岐政权对至少四十五州的控制情况。其中，又分别按照每一个道的具体情况，列出各个区域内节镇的详细归属或分离情况，特别是由附镇到属镇，或者由属镇到附镇的转变过程。另外，在第三章“争霸中衰”（第137-194页）中，作者又通过对秦岐政权与河东、朱梁、前蜀三个政权之间的地域争夺之描述，来从宏观上把握属镇和附镇的归属或分离之具体动机。第四，虽然没有明言，但作者充分利用了心理分析法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三点：首先是对李茂贞“恋唐情结”的揭示，作者从李茂贞在晚唐时接受唐王室赐姓，唐昭宗（867-904，889年即位）被朱温（852-912）夺走后的失落，和梁亡后唐庄宗对其的优待等方面出发，论述了李茂贞在心理上“对大唐的眷念”。（第199-200页）其次是对李茂贞逐渐崇佛的心路历程之分析，揭示了他在经历了战乱和杀戮，甚至昭宗东迁，唐室覆亡等变故之后，心理底线被击破，从而遁入空门的过程。（第224-225页）最后则是对李茂贞、李从曮（898-946）父子不合的猜测，作者认为父子二人首先在性格和兴趣上不合，其次李从曮并未在李茂贞死后郑重处理丧事，（第259页）虽然尚无更确凿的证据，但足以让我们相信李茂贞父子之间的关系并非融洽。心理分析法虽然对于史料短缺的古代史，特别是中古以前的历史研究来说，并不适合，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作为偏霸一方的诸侯，李茂贞的事迹保存下来的材料足以支持这种分析，本书作者即大量运用了出土文物作为支撑性论据。当然，此书一些观点论述，尚有值得补充之处，如：首先，作者在第二章第一节“政权体制”中论述凤翔镇沿革特点时，特别提及了凤翔镇长期兼领陇右的统治体制形式，他称之为“二元一体的方镇统治体制”。（第60页）并认为“这种二元一体的方镇体制是特殊时代特殊地域的政治产物，仅存于唐朝京西北个别藩镇之中。”（第61页）笔者认为，这种“二元一体”的方镇体制之提法，甚是新鲜，但也不是西北藩镇所独有。晚唐五代时期的吴越国钱氏王族即历代兼任镇海、镇东两道节度使，且即使兼任两镇之间也还是有所区别，其藩镇幕职官“往往两镇分任，如罗隐任镇海军掌书记，而不兼任镇东军掌书记；元德昭任镇东军节度巡官，而不兼任镇海军节度巡官。”[9]另外，岭南刘隐（874-911）归附朱梁王朝时，也曾兼任“清海、静海节度使”[10]，当时的静海节度使所治之交趾地区一直为当地豪强曲氏所占据，刘氏并未实际控制该地。晚唐五代，由于中央权威下降，各地藩镇纷纷起而自立，互相攻伐，使得兼任两镇甚至数镇的情况成为标志一个强藩实力的标准，恐怕并非京西北藩镇之特例，虽然京西北藩镇的情况自有其特殊之处。其次，关于“一极多元格局”的概念，由上所述，作者所论自然独到。然而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应该或多或少受到了传统史家在正统观念关照下的“五代十国”之概念的束缚。以五代为正统，对古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但当我们放宽视野观察当时的政治实态时，不能不注意到契丹王朝的存在。首先，如果说唐末中央政府虽然无力制驭藩镇，但尚且存在其权威以羁縻强藩的话，那么自朱温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顺利建立朱梁王朝开始，全国的政治局势明显分成了拥梁和反梁两派。其中反梁派，自然以晋、岐、蜀、吴为代表，除了蜀国王建（847-918）在907年唐朝一灭亡就称帝之外，其余晋、岐、吴继续使用唐末天复、天佑年号，在政令上或使用“墨敕”，或“承制除拜”[11]，都可以说尊奉了一个虚体的唐王朝正朔。因此，无论是考虑到前蜀、南汉等政权的帝制，还是对晋、岐、吴的政治态度进行归类，都不便把五代时期的政局也称为“一极多元格局”。何况即使梁朝灭亡，后唐建立，一直到北宋初年，不仅自立称帝的政权并未完全消亡，北方契丹（辽）王朝对中原的压力更是越来越大。以致于即使北宋统一了全国，也还不能完全摆脱契丹（辽）的影响，从而造成了事实上的第二个南北朝时代[12]。除了以上两个问题的商榷，以及一些本不该出现的明显属于印刷错误的地方从略之外，作者在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可以改进的有：第一，关于唐史分期说。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一个脚注中归纳了学界对晚唐开始时间的观点，认为有“乾符四年”、“广明元年”、“光启元年”三种说法，各以黄巢起义的开始、攻占长安、败亡为标志。（第9页）然而，作者所谓“学界”的观点，既未表明出处，亦归纳有误。事实上，学界对唐史分期所持最普遍的说法，还是来源于唐代文学史学界的四分期法，其中晚唐的起讫为开成（836-840）年间至唐梁禅代（907）[13]。第二，关于唐末篡位自立的势力中对董昌（？-896）的描述，作者在书写为“杭州董昌”（第199页）。但事实上董昌是在越州观察使的任上僭称大越罗平国皇帝的。另外，董昌被迅速平定，固然与其称帝行为有关，其临近的钱镠（852-932）以此为借口扩张地盘，并且依靠北方军人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因素。[14]纵使董昌不称帝，钱镠也会寻找其他借口出兵。第三，关于李茂贞之子李从曮的排行问题。作者在第四章第二节分析了李从曮虽然身为李茂贞长子，但还有庶兄的情况。（第201-202页）其实，在其书所引的另一条材料中，已经明确提到李从曮并非长子，作者却没有利用。即作者在论述李从曮“无节操”之性格时所引宋人陶岳（？-1022）[15]《五代史补》的记载：“李曮，岐王之子，昆仲间第六，官至中书令，世谓之六令公。”（第207页）作者在论述李茂贞子女的时候也有提及这句话，但仅仅在脚注顺带提及，似未深入阐释。（第228页）第四，关于李茂贞妻刘氏（877-943）墓志的断句问题。在此书第五章“家族研究”中，作者利用了墓志铭和敦煌文书来进行李茂贞的家族史考证以补史之阙，其功自不待言。但关于李茂贞妻刘氏的墓志《晋故秦国贤德太夫人墓志铭并序》的录文，却有一处小错误。原文中云：“夫人以开运二年乙巳岁十一月二十七日祔葬于先王宅，兆礼也。”（第246页）此处当断句为：“夫人以开运二年乙巳岁十一月二十七日祔葬于先王宅兆，礼也。”其中，“宅兆”一词作者误为断开，其实“宅兆”即指坟墓，《孝经·丧亲》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上文中，笔者针对此书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价，似乎书评的功能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过笔者还得呼应一下本文开头对于地域政治史研究的四种分类。在本书中，如果说对于秦岐政权本身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之研究属于第一种范式的话，那么对于活跃于关中地区的秦岐政权的众多武将，特别是李茂贞的养子之研究（第115-129页）则属于第二种范式，而对于秦岐政权在晋、梁、蜀之间的军政纷争之梳理，便可以属于第四种范式了。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在此书以后的研究中，我们所应当特别注意的就是对与秦岐政权相似的其他割据政权的综合观察。只有通过这种观察，我们才能看清秦岐政权与其他地域割据政权之间的异同点，以便于更清晰地认识到秦岐政权未能像朱温一样取代唐朝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分析作者所提示的关中地区的边缘化问题（第8页）。本文已刊於：成建正主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8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362-366頁。[1] 以十国而言，吴-南唐有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杜文玉《南唐史略》（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何剑明《沉浮：一江春水——李氏南唐国史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葆真《李后主和他的时代：南唐艺术与历史论文集》（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简体字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曾严奭《南唐先主李昪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吴越有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闽国有Edward H. Schafer（薛爱华，1913-1991），The Empire of Min, Charles E. Tuttle Co. fo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54;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2006. 徐晓望《闽国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前后蜀有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Hongjie Wang（王宏杰）, Power and Politics in Tenth China：The Former Shu Regime, Cambria Press, 2011. 楚国有罗庆康《马楚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南汉有陈欣《南汉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关于十国的学位论文更不下数十种，就综合性视角的博士论文而言，吴-南唐有Robert J. Krompart, The Southern Restoration of T’ang: Counsel, Policy and Para-history in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Chiang-Huai Region, 887-94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3. 何永成《十国创业君主个案研究——杨行密》（中国文化大学，1992年），南汉有周加胜《南汉国研究》（陜西师范大学，2008年），楚国有彭文峰《五代马楚政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荆南有曾育荣《高氏荆南史稿》（暨南大学，2008年）。[2] 以地域集团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就五代十国时期来说，有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曾现江《唐后期、五代之淮蔡军人集团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等等。[3]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玮平《唐末五代初长江流域下游的在地政治——淮、浙、江西区域的比较研究》（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当然，比如任爽主编的《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2004年）中温运娟《十国宰相制度考》、宋靖《十国地方行政考》这样的研究，也属于此类，但略显笼统。[4] 如：谢昭南《五代时期各国关涉契丹史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1年）、高学钦《五代时期十国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彭艳芬《五代时期契丹辽朝与吴越、南唐的交聘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胡滨《五代时期南方九国“善和邻好”政策与史家评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5] 关于杜文玉的五代史研究，集中体现于其所著《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而其心路历程则参见杜文玉：《行远自迩、积铢累寸——研习五代史的一些体会》，《唐研究纵横谈——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文集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32页。[6] 王赓武先生在其就读于伦敦大学时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此书，即Wang Gungwu,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3. 近年，作者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个别繁杂注释的删减和语句的调整，并使用新书名出了修订版，即Wang Gungwu, Divided China Preparing for Reunification：883-947,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7.[7] 此文在收入本书之前，曾经单独发表于《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第128-130页。[8] 何灿浩：《唐末政治变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101-120页。[9] 参见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184-189页。[1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7，梁太祖开平二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705页。[11] 本书作者在第二章第二节论述秦岐政权的制度结构时也讨论了“墨制行政”的情况（第76-79页），可惜并未参考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如：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33-46页。[12] 对两个南北朝的观察，参见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第5-19页。[13] 关于唐代文学史学界四唐分期说的发展历程，参见申东城：《高棅与“四唐”分期的定型》，《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20-23，31页。[14] 关于董昌以越州称帝，旋又在钱镠的打击下覆灭的情况，以及钱镠取胜的原因分析，参见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108-117页。[15] 宋初人陶岳颇嫌史乘，又兼其去五代不远，故记载可信。关于陶岳的史撰成就，参见晓天：《北宋史学家陶岳其人其书考略》，《求索》，1988年第6期，第123-125，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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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岐政权专著 -
一部不错的博士论文，只是不认同李茂贞对后唐称臣的主因是他对唐朝的感情。20150529 -
非常不错的博士论文，五代十国历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的西北藩镇，特别是岐国的研究。而事实上这个关中方镇比南平马楚之流有趣的多。 -
读过博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