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鉴：中国传统史学》书评

当代西方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史学

文 |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在海外，尤其是西方汉学和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其中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与关注，尽管迄今为止其成就似乎并不如其它领域。伍安祖、王晴佳合著的《世鉴：中国传统史学》是英文世界出版的最新而系统论述中国传统史学史的著作，此书位列2006年美国亚洲研究书籍畅销书榜第九名，并被全美图书馆杂志《选择》（Choice）赋予杰出学术著作称号。西方迄今为止，并没有系统深入介绍中国史学史的著作。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从未真正繁荣过，相关论著只是偶尔有之。1938年，嘉德纳出版了第一部较系统的百余页的著作，书名为《中国传统史学》。1955年，韩玉珊出版了《中国史学基础》，1961年，浦立本和比斯利等编辑了《中日史家》，一部有关中日传统史学的论文集。1975年王赓武等编辑了《中国历史资料论文集》。1992年崔瑞德出版《唐代官方历史编撰》，另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或就某个史家研究的著作，遂不一一列举。这就是英文世界中已经出版的最重要的几部著作。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西方文化被视为判断其他文化的标准，在这种不平等的语境之下，西方对于中国传统史学只有片面而不全面的了解，因而在讨论中国传统史学时，总是站在西方优越的立场上，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就。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对中国史学传统研究的缺失，不仅是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缺陷，而且是对中华文明了解的缺陷。伍安祖与王晴佳作为华人学者，兼通中西史学，希图给西方学术界提供一部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中国史学著作，进而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正如本书序中所说，本书按照时间先后，考察中国自远古历史意识出现开始，到19 世纪中叶，西方侵略之前，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状况，揭示历史与历史学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者把本书看作是与其它中国历史书籍密切相关的，把它看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将中国史学放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去解说。对于每个阶段的史学，作者试图从两个方面加以讨论：第一，历史书写：为了描述过去真实发生的历史，史学史既要保留原始材料，又要兼及历史叙述与书写，主要关注一些代表性史学著作的体例、思想与成就。第二，历史哲学：重点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史家、思想家们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思想。本书关注的是中国史学中主要的原则与线索，试图从理论层面上，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总体的把握。西方传统的看法，认为中国史学没有历史理论上的思考，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只有“剪刀加浆糊”的著作，而没有理论层次上的贡献。本书针对这种看法，特别重视有关历史意识与史学思想的梳理与论述。对照中国史学界史学史的研究思路，会发现本书的关注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学术界一般将史学史的问题分为六大类：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评论、历史编纂学、官方修史制度、史家史学活动等等。在中国严格的学科体制之下，在学科建立的初期，尤其是对于这个学科的建立与独立，这样明确史学史的研究内容，无疑是相当必要的。但当这个学科建立而且稳步发展以后，若研究视野还只限于这几个方面，不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势必又会阻碍这个学科的发展。因为学科体制是人为设定的，而真正的学术发展是没有此疆彼界的。本书的写作上，看不出这样的限制，或许是因为西方并没有人为地限定这个学科分支的内容，因而其写作上表现出与中文史学史著作很大的不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全书部头并不大，按照时间先后，分为八章。综合以上各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本书并未按照中文相关著作的思路，而实际上关注的是几个主要大的问题，也显示出它几个大的特点：第一，典型性与代表性的著作与人物，构成本书讨论的重点，从而勾勒出中国史学的主要特色与重要成就。第一章《孔子的时代：历史的起源》，从“史”的原始意义谈起，进而讨论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孔子及其《春秋》的地位，着重讨论《春秋》对于中国史学思想与规范建立的作用。第二章《从战国到汉代时期：史学的形成与成熟》，首先讨论了《左传》对于《春秋》史学思想与意识的发挥与完善，指出正是《左传》完善了《春秋》史学上的规范与意识，因而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形成，并对《史记》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史学因而走向成熟。接着重点介绍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第三章《分裂的时代：史学的繁盛与多样化》，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修正史以及诸朝所修汉代历史书及其用意进行了系统讨论,最后论及这个时期史学体裁多样化的问题。第四章《唐代：史馆制度与史学批评》，重点探讨了唐代的史馆制度及唐初官修正史，并细致考察了刘知几及其《史通》在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最后还涉及杜佑《通典》等相关著作。第五章《宋代：文化繁荣与史学兴旺》，重点讨论了欧阳修、司马光与朱熹的史学思想与成就。这三位史家代表着宋代史学的特色与成就，在具体论述时，作者将其放在宋代历史以至中国史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的，例如在讨论欧阳修的史学时，兼及五代史学，并将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对比，还兼及五代时以冯道为首一批士人的作为。这样时代感就非常强，而且重点讨论的史家也就更加鲜活起来。第六章《金与元：征服王朝的历史与正统》，重点研究了金、元史家与思想家对于正统与道统等问题的认识，以及金、元两朝私家史学与制度史上的贡献。第七章《明代：私家史学的繁荣及其创新》，重点讨论了明代官方对史学的干涉与控制，因而影响了官方修史的成就，与之相反的是私家修史的勃兴与繁荣，具体讨论了王世贞、李贽、何乔远等人的史学思想与成就。第八章《清代：历史与经典》，先讨论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思想，然后重点研究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贡献，最后探讨了今文学派在清代的发展状况与学术地位。因为全书部头并不很大，因而不可能面面俱到，把握和介绍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是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二，全书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把握中国史学发展与思想史的关系，极其注重思想史对于史学史的影响。一开始就注重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或者说，中国传统史学是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每一朝史学的情况，都离不开思想史的影响。汉代的黄老之学、东汉以后的玄学、唐代的佛教、宋、元、明、清朝的程朱理学以及清代考证学等等无不对于中国史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总是抓住这一条主线，讨论其史学的特征与成就。中文语境下有关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是大陆吴怀祺先生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史》，是以每一朝代最为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史家为中心，进行论述的。另一种是台湾雷家骥先生的《中古史学观念史》，是一部以史学思潮为主线而论述自先秦到隋唐时期的力作。本书在写作上吸取了雷著的一些特色，将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为重要的论述方式，史学的发展融于思想的发展当中，加以论述。这样使得史学发展不至于脱离其应有的思想与学术语境，从而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把史家、史著、史学体裁等作为探讨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与理论的基石，中心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历程，进而揭示出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在特质。也许正是针对西方批评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上的缺失，因而本书将此问题作为主要线索，加以探讨。即如第一章中，作者用了很多笔墨讨论中国历史上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的原则，因为这不仅是中国史学上要处理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主要关注孔子对于天人关系的论断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问题。这样，作者将视野扩大到中国思想史上，而不只是局限于史学史上，从中国思想史上来看待相关的史学问题，能够更为深入地揭示中国史学史上一些问题的内在根源及其内在特质。在讨论史学的形成过程中，着重论述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尤其是《春秋》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一些基本理念与体例上的贡献。正是孔子作《春秋》，将一种道德教化观念注入中国传统史学之中，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第二章的结语指出，汉代除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史书体例上的创举外，历史哲学也萌发并走向了成熟，一种将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发展视作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其中心就是“大同世界”。汉代的儒家文化氛围是笼罩在马融、郑玄的经籍考证上面，但是东汉以后，这种考证既没有改变汉代的命运，也没有提高儒士们的社会与政治哲学。也显示出其思想史的关注。以后各章中，对于典型代表性的史家，也多是关注其史学思想与史学意识上的贡献。第三，重点讨论中国史学上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分野及其各自特点，中国史学史领域中，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有着此消彼长的特点。中国史学有官方与私家之分，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因为西方并没有官方史学，长期以来只有私家著述，没有官方撰著。只是启蒙时代以后，随着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以后，西方才建立了一种较为完备的修史体系。中国文明有着悠久而连续的历史编撰传统。从远古开始，历史书写就成为定义和规范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当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帝国以后，王朝统治者就把历史编撰变成一种日常而官僚化的事务。而中国史学的官方色彩，则是始于孔子的。公元前4、5 世纪，也就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中国的史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与周王室的衰败，从而冲击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秩序密切相关的。从公元前3 世纪开始，编撰王朝史就成为一项重要事情。新兴王朝一项重要而无法推卸的责任就是编撰前朝的历史，这既是一种对过去的掌控，也是一种权威与正统的宣示。这充分表明中国人喜欢以历史叙述的方式重组过去。本书第一章中，就注意到中国史学上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分野，指出孔子的《春秋》及其“微言大义”对于官方修史有着深远的影响，《春秋》的正统学说又被后世官方修史奉为基本原则。因为官方史学的发达，也就形成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正史的繁盛、史馆制度的健全以及一系列典章制度史著述的发达，也因此而衍生出官方修史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修史对于正统论的重视。官方修史已经不只是史学的问题，变成了每一朝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而王朝甚至皇帝的直接干涉，也造成了“直书”的困难。官方史学是解构中国史学的重要问题。而与之同时的是私家史学既受官方史学的影响，甚至打压，又可以补充官方史学的阙失。因而每一朝代史学问题都关注着这两大分野的问题。这样也就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对于史学功用的认识，本书中文书名中，将“世鉴”二字作为书名，实际上是对于中国传统史学功用的一种基本表达。以史为鉴，也就是“世鉴”的基本含义，在作者看来，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功用。因为官方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导，从而决定中国传统史学的功用，也就是为统治服务、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目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特色。事实上，“世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正如唐太宗的名言：“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现实政治的资鉴，前代的兴亡得失是后代的宝贵经验。历史研究也就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还在政治的正统与宣传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朝修故朝的历史，就是强调这种正统性，新兴王朝继承过去王朝的天命。第二，从史书的撰著方面看，中国历代史家始终将为统治者服务，看成是史书撰著的重要目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三，历史对于统治者与老百姓来说，是具有一种教化与道德功能，资治、教化、惩恶扬善既是史书的目的，也是读者对于史书的要求。“疏通知远”、“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一种普遍的认识。第四，正因为有“世鉴”的意识，史家治史也就讲求经世致用。明清以后，史学界提倡经世致用思想成为一种主流意识，治史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能脱离现实，不能厚古薄今。中国史学强调“世鉴”意识，与官方史学的发达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可以说，本书抓住了中国传统史学最为重要的特色。“世鉴”意识尽管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功用，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史学家不重视史学的求真，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极。历史上，中国史家如实直书的事例俯拾即是，作者在书中也肯定中国古代并非只有教化史学，也有求实的精神，为了真实的历史记载，而不惜生命者大有人在。柳贻徵称之为“史权”，即史官的权力，乃是超越政治教化之外的，中国史学强调“君举必书”、“书法无隐”，颂扬直书实录精神，春秋时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兄弟皆为其典范。杨雄称颂司马迁《史记》：“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花，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书实录精神就是一种求真的思想，不畏强暴的史官事例就更为普遍。唐代以前，史官强调“以史制君”，也是一种求真精神的显示。刘知几从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史学功用的不同情况。《史通•辨职》篇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这是刘知几总结的史学功用的三个层次，其实都反映出史家的求真意识，中国史学的功用并非不讲求真实。（原文刊载于2008年03期《史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