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教训》章节试读

《改革的教训》的笔记-第217页 - 被“朋党”帽子压垮的改革派

【被“朋党”帽子压垮的改革派】
要问范仲淹为何会被罢免参知政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被戴上了“朋党”帽子；而说起这顶“朋党”帽子，多多少少还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自个接过来戴上”的。
此话怎讲？谁都知道，作为臣子，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就歇菜了。为何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还要“自个接过来戴上”？岂非咄咄怪事？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有个老臣叫夏竦，不仅政治主张上反对改革，而且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公仇私恨相叠加，对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痛恨至极。夏竦精于书法，还培养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此道。庆历四年（1044年），夏竦安排这个丫环模仿练习大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力挺改革。有一天，夏竦获得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心生一计，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这封信，篡改的内容暗含要发动政变把宋仁宗拉下马的意思。夏竦把这封信上交给宋仁宗，宋仁宗看了这封信，虽然不太相信，可内心还是犯起了嘀咕。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夏竦趁火打铁，和反对改革的官员一起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散布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的流言，全力煽风点火。不仅如此，他还串通太监，在宋仁宗面前反复捕风捉影，耸人听闻地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一时间，“朋党”流言甚嚣尘上，范仲淹等人“压力山大”。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宋仁宗对范仲淹将信将疑的情况下，欧阳修却书生意气地写了一篇政论《朋党论》呈交宋仁宗，并在官员中传阅。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但分为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和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还提出，作为皇帝，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不多久，宋仁宗召见范仲淹，故意试探：“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鉴于欧阳修的《朋党论》已经满朝传阅，没有退路的范仲淹只能继续力挺欧阳修，于是回答说：“臣在边关作战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这就等于向宋仁宗宣布，改革派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向宋朝皇帝的家法和宋仁宗的底线进行挑战。宋朝皇帝最害怕的，莫过于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
《朋党论》，观点创新雄辩有力，虽讲得通道理，却消不了皇帝的疑虑。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改革，对于庆历新政，等于是自寻死路。
果然，《朋党论》一出，反对改革的势力弹冠相庆（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是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朋党论》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本来对是否废止改革还在犹豫不决的宋仁宗，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这其实就是要搁置改革的前奏和序曲。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一过完春节，宋仁宗就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欧阳修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安徽滁州。不仅如此，还罢免了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改革的大名士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
真是书生意气害死人，不作就不会死呀！
要知道，戒除朋党是宋朝皇帝退无可退的底线！
也昭示，改革者要是缺乏“底线”思维是多么可怕！
（摘自第八章《宋仁宗改革：扭扭捏捏的庆历新政》）

《改革的教训》的笔记-第58页 - 《汉宣帝时期比汉武帝时期更繁盛》

【汉宣帝时期比汉武帝时期更繁盛】
汉朝最鼎盛、最繁荣时期，是谁在位时期？十个人当中会有九个人回答“汉武帝时期”。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实际上，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是在汉宣帝统治时期。
说“汉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并不是要哗众取宠而“语不惊人誓不休”，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客观概括和总结。下面就让我们从内政和外交全面对比一下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的情况。
★先看人口。★
在古代，人丁兴旺是国富力强的标志，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繁荣强盛与否的最主要标准。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初至汉武帝前期（公元前202年—前130年），在七十年“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加上汉武帝励精图治，西汉人口由1300多万增长到3400万左右，是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汉武帝中后期（公元前129年—公元前87年），由于与匈奴的长年战争等原因，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全国人口先是进入增长停滞期，随后显著下降，汉武帝末年，人口减少到2800多万；汉昭帝至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前86年—公元前2年），社会较为安定，西汉人口又进入增长时期，并达到6400多万的高峰。 汉武帝在位时期是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共54年；汉宣帝在位时期是公元前74年至公元前49年，共25年。也就是说，汉武帝时期，人口最多时约为3400万人，人口最少时约为2800万人；汉宣帝时期，人口最多时约为5000万人，人口最少时也必定超过3000万人。换句话说，汉宣帝时期人口最少时，也跟汉武帝时期人口最多时旗鼓相当。
★再看粮价。★
在古代，粮食价格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繁荣与否的最主要的标准之一。一般而言，经济繁荣时期，粮食丰收，粮食供应充足甚至出现剩余，粮价就会走低；经济萧条时期，粮食歉收，粮食供不应求甚至严重短缺，粮价就会走高，甚至出现畸高现象。汉初，由于连年的战争、不断的灾荒，农民流离失所，致使物价腾贵，奸商囤积居奇，粮食价格更是首当其冲。汉高祖二年，一石（读dàn，古代粮食重量单位，二百五十市斤为一石）米的价格超过一万钱。 通过休养生息，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了汉文帝时期，一石谷的价格下降到几十钱。 之后，粮食价格逐渐稳定，一直到汉武帝早期，都没有大的波动。但汉武帝开始对匈奴的战争后，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粮价开始大幅上涨，一石谷的价格上涨到百钱以上甚至数百钱。汉宣帝时，由于生产快速恢复和发展，粮食连年丰收，一石谷的价格下降到只有五钱。 虽然谷贱伤农，但这也说明汉宣帝时期粮食连年丰收，粮食储备极度充盈，甚至到了粮食过剩的地步。
★再看匈奴。★
汉武帝时，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开始反击匈奴，历经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最终在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决战中击败匈奴，奠定了战略上西汉对匈奴处于优势的地位。但是，匈奴没有真正臣服，经过十几年的韬光养晦后，匈奴又常常与西汉争斗，而且赢得多输得少。汉武帝后期，大将赵破奴的2万骑兵在受降城被匈奴击败、大将李广利的3万骑兵在天山被围歼了六七成、大将李陵的5千步兵在浚稽山接连失利，更惨的是大将李广利的7万骑兵全军覆没在燕然山。所以说，汉武帝并没有真正征服匈奴，与匈奴的拉锯战甚为艰辛。汉宣帝时，公元前72年，汉朝派出16万骑兵，兵分五路征伐匈奴，这是西汉东汉400年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兵出征。这次出征，将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又经过十年左右的持续打击，匈奴的国力被大大削弱，从此一蹶不振，匈奴对汉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逆转：以前，更希望与汉朝战，而不是和；现在更向往与汉朝和，而不是战了。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被封为归德侯。公元前51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西汉的首都长安，对汉武帝俯首称臣，被称为“北藩”。因此可以说，汉宣帝真正征服了匈奴，让匈奴彻底臣服了，虽然是在汉武帝的基础上实现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管中窥豹就可得知，在文治武功的大PK中，汉宣帝胜了汉武帝一筹。其实，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在其他许多方面，比如吏治好坏、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度等诸多方面，汉宣帝时期的状况都要比汉武帝时期更好一些更胜一筹，这在下文中，会逐一展开详细论述。
所以说，“汉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并没有言过其实、夸大其词，而是实事求是、名副其实！

《改革的教训》的笔记-第18页 - 《越级爱国遭遇人人喊打》

【越级爱国遭遇人人喊打】
什么？爱国也有错？！
是的！在周朝，爱国也会被称之为“贼”，即“爱国贼”。南蒯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南蒯是鲁国执政官季平子的家臣，为费邑宰，为季平子管理费邑这个地方。季氏家族凭着当执政官的便利条件，结党营私，在鲁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仅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季氏富于公室”的局面，而且专权，不把鲁国国君放在眼里，国君俨然成了傀儡。南蒯看不过眼，就找到鲁昭公的儿子公子慭，说：“我负责扳倒季氏，把他家的钱财归还鲁国公室，我只要求您把费邑分封给我，让我当大夫。”能把专权的季氏搞垮，还能得到一大笔意外之财，公子慭当然愿意了。随后，南蒯就联合了鲁国大夫叔仲穆子等人，形成了一股反对季平子的力量。
没想到政治斗争进行到关键时候，公子慭居然临阵脱逃开溜了，陪父亲鲁昭公去晋国进行外事访问了。失去了公子慭这个政治靠山，南蒯在与季平子的政治斗争中，就明显处于下风了。
南蒯不想坐以待毙，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跑到自己管理的费邑，准备发动起义讨伐季平子。到了费邑，南蒯和家乡人喝酒，家乡人却不同情他也不支持他，还唱了一首歌曲指桑骂槐的嘲笑他：“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怎么能生出你这种杂草呵！和我们步调一致的，我们尊称你为先生；离弃我们的，我们集体鄙视你！背叛了友好邻居，更是可耻的事情！算了吧，算了吧，你不是我们的人了！”
南蒯听出了歌曲的弦外之音，但他还不死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想和费邑人结盟，然后举事起义。费邑两个德高望重的头领司徒老祁、虑癸就假装生病，派人请求南蒯说，下臣愿意接受盟约，然而疾病发作，如果托您的福不死，就请等病稍好一点再结盟。南蒯天真地答应了。后来，司徒老祁、虑癸两人联合费邑人士将南蒯劫持，并义正言辞地说：“下臣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主人，只是因为畏惧你，这才三年听命于你。如今大家觉得应当对得住季氏，不再怕你。既然你在这里不能满足愿望，就请你走吧！”南蒯仍不死心，以五天为期限，希望这期间情况发生变化，然而丝毫逆转也没有出现。五天后，众叛亲离的南蒯，无计可施，只好逃奔到齐国谋生。
逃到齐国之后，南蒯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有一次，南蒯伺候齐景公喝酒。齐景公突然厉声骂他：“叛徒！”南蒯吓得胆战心惊，赶紧解释说：“下臣是爱国，是为了富强鲁国公室才不得已这么做的。”结果，齐国大夫韩皙严厉批驳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意思是，你身为季氏的家臣，却妄言加强鲁国公室的权力，你这是越级爱国，罪过没有比你这个更大的了。
越级爱国，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事情何以至此？周朝层层分封代理制使然。
周朝封邦建国，分封诸侯，各诸侯国国君在封地内代表周王室进行统治，除了要听从天子的调遣外，还要按时的朝见、进贡、跟随天子出征等。周朝分封诸侯，本意是一箭三雕：
其一，可以很快稳定局势。周原本只是西边的一个小国，现在分封的土地原本就不是自己的，而通过分封殷商遗留下来的土地却可以换来众多诸侯国的忠心和支持，有利于快速稳定战后的局势。
其二，可以很好拱卫王室。分封的诸侯，比起周天子直接拥有的自都城为中心的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和人口，小巫见大巫，不会挑战中央，却可相互制衡，拱卫王室。而且，分封的诸侯中，绝大多数都是同姓宗室子弟。
其三，可以助益扩大疆土。每一个诸侯国都是一个根据地，可以以此为据点，对外进行扩张，达到扩充自己地盘的目的，进而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也就间接地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域。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封地内，周王并不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通过所分封的诸侯来落实、执行。也就是说，周天子作为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仅仅是名义上的，而诸侯国国君才是真正的政治实体，在自己的封地内拥有最高权力。很快，周朝就表面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局面，然而在层层代理制下，何尝不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虽然，周天子有权力废黜任何一个不听话的诸侯，但随着形势的千变万化和实力的此消彼长，权力代理制的弊端就会日益显露出来，各诸侯国“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倾向就会越来越明显，终致尾大不掉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而这也正是周厉王改革想解决的问题。
（摘自第一章《周厉王改革：史上第一次全面改革》）

《改革的教训》的笔记-第30页 - 《秦献公带领秦国完美逆袭》

【秦献公带领秦国完美逆袭】
通常，我们认为商鞅变法是秦国转弱为强的起点。真的是这样吗？不是。
其实，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就已经推行了系统改革，让秦国转弱为强了，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秦国转弱为强的起点应该是秦献公改革。空口无凭，请看史实。
虽然秦国“祖上也曾阔过”，比如秦穆公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但自从秦穆公昙花一现后，秦国就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一直到秦献公执政前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秦国一直是“打打酱油”的角色。
怎么个“打打酱油”？
起初是东进受阻，只好留在西陲自娱自乐。秦穆公死后，继任者秦康公想往东扩张版图，于是向楚国靠拢，与楚国形成对晋国的夹击之势。当时晋国政局不稳，霸权基础不牢，于是楚庄王率军北上与晋国争霸，秦国就趁火打劫，数次攻打晋国的后方，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秦国不仅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还吃了许多败仗，丢掉了少梁等城池。秦康公之后，继任者秦共公、秦桓公，也多次跟晋国交手，同样是屡吃败仗。晋国就像一座大山挡住了秦国东进的道路，屡屡受挫之后，秦国只好囿于西陲自娱自乐，中原的事统统插不上话。
秦桓公的儿子秦景公即位后，起初也是奉行“联楚攻晋”的方针，可惜后来楚国主动退出了争霸行列，晋国重新成为当仁不让的霸主。至此，秦国再也无力与晋国周旋了，于是就安安分分地偏安一隅，向东不能出崤函，往南不能及巴蜀，在与霸主为邻的日子里，战战兢兢、踉踉跄跄地走完了春秋之路。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号称“三晋”，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然后是三晋伐秦，秦国节节败退处处挨打。当时，魏国实力最强，统率三晋联军。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将，侵吞了秦国的河西之地。秦简公、秦惠公数次发动战争，想要把河西之地夺回来，但次次都被打败。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大战，发生在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做了充足的准备，起兵数十万，信心满满地要夺回河西之地。结果，在阴晋一战中，秦国大败，几乎输得倾家荡产，从此再也无力抵抗三晋的攻势，完全落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就是秦穆公死后到秦献公执政前的两百多年间秦国一直“打打酱油”的真实经历，说秦国是“积贫积弱、节节败退、处处挨打”，一点儿都不夸张。
但是！秦献公执政后，短短20多年，就实现了完美逆袭。
怎么个“完美逆袭”？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威胁周显王，秦献公借机起兵勤王。这事搁以前，简直不敢想象，像这样的麻烦纠纷，秦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如今却主动“找麻烦”。结果，秦军打败了韩、魏两国联军，周显王大大赞赏，秦国的地位飙升，又重新开始参与中原的事务。
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下令秦军攻魏。这一战意义非凡，秦国不仅夺回了故土河西之地，而且“一竿子插到底”打过了黄河，深入魏国境内的石门，斩首六万，如此大捷前所未有。周显王投桃报李，特意向秦献公祝贺这一胜利，赐予秦献公与秦穆公一样“伯”（通“霸”，春秋时一方诸侯的首领）的称号。
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秦国又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不仅大败魏军，还把魏国的丞相公孙痤给活捉了；不仅收复了失地，还侵占了魏国的庞城（今韩城东南）。
……
从屡战屡败到屡战屡胜，从节节败退到势如破竹，秦国从此威震东方！
怎么样？说秦国“完美逆袭”，名副其实吧。
怎么样？由弱转强从献公开始，所言不虚吧。
其实，司马迁早就告诉过世人，秦国由弱转强是从秦献公开始的。他在《六国年表》里写道：“（秦国）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可惜后世解读出了偏差，拘泥于字眼，认为既然是说“献公之后”，那就不包括秦献公本人了。实际上，是应该包括秦献公在内的。就好比我们今天说“邓小平之后，中国就逐渐富起来了”，当然指的是“从邓小平时期开始，中国就逐渐富裕起来了”。
（摘自第二章《秦献公改革：秦国超级逆袭真起点》）

《改革的教训》的笔记-第1页 - 《前言●改革的教训》

【前言●改革的教训】
多年以后，道光皇帝批准《南京条约》这个近代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时，准会想起祖父乾隆皇帝带他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是1793 年9 月的一天下午，马戛尔尼在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借向乾隆祝寿（八十大寿）之机递交了国书，提出通商要求，但遭到了拒绝。在回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复函中，乾隆说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究竟从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使天朝上国一步步陷入被动挨打局面的？当道光皇帝思考这一问题时，他会无数次地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却从来没有从中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仿佛批准《南京条约》和那个遥远的下午就像“鱼与飞鸟，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不可能有任何瓜葛。殊不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那个遥远的下午早已为《南京条约》埋下伏笔。
不会吸取经验和教训的人，他通向成功的道路是遥远的。同理，不会吸取经验和教训的改革，通向成功的道路也是遥远的。
本书要说的，正与此相关。
●永远都无法让螃蟹蛙跳
谈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问题是：应该主要吸取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还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让我们先看一个跟螃蟹有关的故事。
螃蟹在树林里迷了路，遇到青蛙，问道：“青蛙你好，我要到河边去，怎么走？”青蛙指着前面说：“你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达河边了。”螃蟹走了老半天，可是连河的影子都没见到。后来，螃蟹又遇见青蛙，就埋怨指责青蛙：“你害得我好苦，我走了老半天，连河的影子都没看到。”青蛙摇头笑着说：“我没有骗你，叫你一直往前走，你却横着爬，当然到不了河边了。”
这个故事也可以反过来讲，变成青蛙向螃蟹问路，但核心却不变——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改革的道路，何尝不是要“走自己的路”。故事正着讲，如果西方发达国家是青蛙，那么顺着它指的道路，中国这只螃蟹，是到达不了代表成功的河岸的。故事反过来讲也一样，如果西方发达国家是螃蟹，那么顺着它指的道路，中国这只青蛙，也同样抵达不了代表成功的河边。必须明白，你永远都无法让螃蟹擅长蛙跳，也永远都无法让青蛙习惯横爬。
归结为一句话：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十几亿庞大的人口，中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国家，不可能亦步亦趋走别人的路，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用独特的制度文明、独有的价值追求、独到的文化范式，才能给予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美好的未来。
●教训往往比经验更管用
在此基础上，第二个问题是：应该主要吸取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经验，还是教训？恐怕是教训，原因有三：
★其一，经验总结得多，教训汲取得少。
当说起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时，往往说的都是那些成功的或者基本成功的改革，绝大多数写中国历代改革的著作和文章，侧重的都是那些广为人知的成功改革，主要是谈经验。这就造成对中国历代改革的经验总结得多，教训吸取得少。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短板效应”警示我们，在汲取中国历代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时，我们最应该做的功课，是补齐对教训汲取不够的“短板”。
★其二，经验侧重顶层设计，教训关注具体落实。
翻翻写中国历史改革的著作和文章就会发现，对经验的总结侧重点在顶层设计，突出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匹配性和衔接性，彰显举措的针对性、合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但对改革措施的细节和落实的重视不够。可是千条万条，不落实就是白条；千招百招，不落实就是虚招。对教训的反思，恰恰较为重视改革举措的贯彻落实。综观古今中外的改革，大多数的落实情况都很糟糕，以至于根本轮不到拼顶层设计。
★其三，经验往往不管用，教训却常常很顶用。
经验要怎样才会起作用？要符合很多前提条件，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等等，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世易时移，彼时得出的经验，由于众多条件发生了变化，此时不一定管用。但教训就不一样了，它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讲究，不需要各种条件的协调配合，只要有一点符合了，就有可能被触发，“很顶用”地起作用，时刻准备着再次给你一个“下马威”。
也就是说，在同等的情况下，教训往往比经验更管用。正所谓：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但昨天的风雨，仍能泥泞今天的道路。
本书要谈的正是“改革的教训”，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教训。
●这些教训只是冰山一角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给了我们哪些教训？
总结归纳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对历史的概括。因为“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尽管如此，仍值得一试。
★比如，有一个改革的教训是——缺少群众基础，没有人民支持，再好的改革也只是空中楼阁。
古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暗喻了这个道理。安泰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与大地保持接触，就不可战胜，因为他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大地女神那里获取力量。后来，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俄斯举到了空中，使其无法从大地女神那里获取力量，便将他扼死了。其实，大地女神暗喻的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一切改革的力量源泉。
西周的周厉王改革揭示了这个教训。由于脱离了人民群众，周厉王虽然身为高高在上的天子，推行改革却十分无力，还被守旧的贵族发动政变赶下了台，流放至死。要进行改革的周厉王，就像一只奢华却不自主的风筝，其实就是东方的安泰俄斯，一不接人民群众这个地气，就脆弱得不堪一击。
★再比如，有一个改革的教训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当内忧还没积重难返时，当外患还没黑云压城时，当政治还算清明时，当经济还在发展时，当社会还能稳定时，不抓住时机改革，等到国家元气大伤，人民水深火热，起义暴动呈星火燎原之势时，才想起改革来，还能补救什么呢？
王莽改革就是如此。西汉末年，由于皇帝荒淫无道，错失改革时机，整个社会沦为一个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不可救治的烂摊子，没有了回旋余地，无论是拿着“新船票”的王莽，还是拿着“旧船票”的刘姓皇族，都无法阻挡西汉这条破船要沉的命运。于是，王莽的改革就成为这样一种“历史的行为艺术”：王莽拿着一个叫改革的气球，要穿过一个种满仙人掌的花廊，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能够撑多久，那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还比如，有一个改革的教训是——改革要做到“蹄疾而步稳”， 不能坏了节奏、失了章法，乱成一锅粥。
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都不可小觑，必须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做到“蹄疾而步稳”，否则就会步子不稳、后劲乏力，甚至葬送改革前途。
隋炀帝改革就吃了这个亏。隋炀帝推行的改革，在当时可谓力度大、程度深、站位高、谋划远，但他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关联性、系统性认识不够，没统筹好主次顺序坏了节奏，没协调好轻重缓急失了章法，有的改革急于求成，有的改革仓促推进，没能做到“蹄疾而步稳”，结果改革马失前蹄——栽了！
★还比如，有一个改革的教训是——改革要见成效往往是“病去如抽丝”，但颠覆改革成果却“病来如山倒”。
改革是针对问题产生的，是要解决问题的，而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改革不可能立竿见影，不能够药到病除，只能在久久为功中一个一个克服困难、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正所谓“病去如抽丝”。但要颠覆改革成果却容易得多，正所谓“病来如山倒”。
唐武宗改革就遭遇了这个问题。唐武宗励精图治，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式的改革，创造了唐朝后期最为平稳安乐的一段时期，成为“灰暗晚唐”的一抹亮色。可唐宣宗继位后，把唐武宗推行的改革悉数废止，将改革大业葬送殆尽。于是唐武宗改革沦为这样一个历史情景：唐武宗像一个街头的绘画家，他把安史之乱后的历史涂鸦，变成了凡· 高笔下宁静的绚烂星空。只可惜，他离开之后，不断有人来涂鸦。
……
这些教训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改革的教训在时光深处等你，等你在后面的章节中自己发掘，这将比我为你概括总结的精彩千百倍。

《改革的教训》的笔记-第297页 - 《后记●替这个残酷的世界给自己一记温柔的棒喝》

【后记●替这个残酷的世界给自己一记温柔的棒喝】
常说，世界很残酷，它不仅吝啬地不给你想要的，还强塞给你不想要的。
其实，其残酷在于，它貌似慷慨给你所有想要的，实则夺走真正宝贵的。
中国历史上运气最好的君主、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生前想必是极为心满意足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
实际统治时间最长。乾隆在位60年，还当了4年太上皇，实际掌权64年。相比之下，在位时间最长的康熙皇帝，在位61年，但剔除从8岁登基到14岁亲政的时间，实际掌权时间约55年。
君主之中寿命最长。从夏禹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为止，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将近500人，只有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乾隆活过了80岁，乾隆寿命最长，享年89岁，而且一直掌控实权。
统治政绩最为光鲜。他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的时期，比之前的最高点高出了近三倍；横向比，从总量上看，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社会财富最多的国家。
皇家气度最为彰显。乾隆六下江南，次次都带着上万人的庞大队伍，威仪之严，排场之大，前所未有；建成的圆明园，面积五千二百余亩，一百五十余景，集天下胜景，有“万园之园”之称。
……
然而，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乾隆万万不会想到，他自己洋洋得意的文成武功，不过是“雄伟的废墟”，他引以自豪的丰功伟绩，正是后世诟病他的“罪证”。
正是在他掌权的60多年间，错过了历史性的、跨时代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由领先沦为落后，被西方赶超；
正是在他执政的60多年间，清王朝注定了即将倾颓的下场，中国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惨淡一页。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掠夺，另一个纵火焚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格兰。”再接下来的故事，更加让中国人不堪回首。
这一切，都源于乾隆和统治集团的“迷失”——迷失在子虚乌有的天朝上国的迷梦里，迷失在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的假象中，迷失在阿谀奉承的专制主义的黑暗里。
世界确实很残酷，它慷慨地给予了乾隆几乎所有现实的荣光，满足了乾隆所有迷失的梦想，但暗地里却夺走了乾隆最为宝贵的财富，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乾隆终其一生，其实一直处于“我有迷魂招不得”的状态里不能自拔，没人替这个残酷的世界给他一记温柔的棒喝，让他幡然醒悟，就像“雄鸡一声天下白”那样。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像乾隆那样“迷失”，无论你是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手舞足蹈地聊梦想，还是在四面高墙的地方捶胸顿足地找救赎。
这个世界的残酷，不仅在于它不给你想要的并强塞你不想要的错位，也不仅在于梦想照不进现实的孤苦，更在于满地的六便士很容易就晃花了你的眼，晃晕了你的头，让你迷失在无尽的迷梦中，忘记了——只需微微抬下头，就能看见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披在你身上。
所以请记得，偶尔替这个残酷的世界，给迷失的自己一记温柔的棒喝，让自己抬头看见月光。
《改革的教训》一书，就是这样“一记温柔的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