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秘史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年1月
ISBN:9787532707058
作者:（日）梅本舍三
页数:302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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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数十万中国军队溃退关内，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相让，三千万余万同胞成亡国之民，震惊世界，举国哗然。然论及原因，矛头所指无非蒋介石一纸“不抵抗”命令，这似乎过于简单。就当时情况而言，避免与日本开战是国民政府的主流意见，甚至像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的知识分子也持这种观点。蒋介石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虽是妄自菲薄之言，但也表明了当时中日两国实力的差距。除此之外，中国政局不稳，两府并立，地方中央貌合神离，国共双方激战正酣，可谓内忧外患。这一切，使得中国难以与日抗衡。国民政府的策略是：不给日军扩大战事的口实，寄托于外交谈判和国际调停，以为日本政府终会节制军队，恢复原状，由此采取“不抵抗”政策。然而，国民政府能看到中日实力的差距，却没能正确判断日本侵华的行为逻辑。对于中下军官发动，军部暗中支持的侵华行动，日本中央政府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日本政府约束军队的能力大大降低。直至今日，人们都知道日本侵华是既定国策，然而对于具体事件中日本“以下制上”的行为方式仍然认识不多，而这正是历史的诡谲所在。九一八事变有两个主要人物，地位悬殊甚大，一位在当时只是关东军一个参谋，中佐军衔，名叫石原莞尔。另一位则是两次奉敕组阁的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若槻礼次郎。然而，对于日本侵华，前者却扮演者着比后者更为主动，更为有力的角色。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一手策划者。他1928年来到中国，出任关东军参谋，期间多次在东北实地考察，著有《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其主要思想就是以武力占领东北，赢得战略空间和经济资源，消除国内不安因素，继而北拒苏联。当时，唯一使关东军顾虑的是苏联的立场，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石原根据内外形势，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远东苏军状况等因素判断，认为如果日本断然着手解决满蒙问题，苏联绝不会出面干涉。 于是，石原连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一同制订了详细的武力独占满洲的计划，这就发生了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若槻内阁采取“防止事态扩大”的方针，但政府已不掌握日军。时任驻华大使重光葵回忆道：“事实上，关东军无视政府的意向，北进至齐齐哈尔，哈尔滨，逐马占山至黑龙江，南进至锦州，终于成功地将张学良军队驱出满洲的最后据点。当时关东军威胁政府，如不支持军部，反而阻止军部行动，关东军将从日本独立，自己统治满洲，因此，若槻内阁只好从预算中支付军部越轨行动的费用。” 实际上，纵观整个事变，一方面日本是“不扩大”的内阁决议，另一方面却是日军不断前进的脚步。这是一种外交策略还是真实矛盾？应该认为，日本内阁还是有打算制止关东军的行动的。早在事变之前，外务省就注意到关东军昼夜不停举行激烈演习的情况。驻奉天领事林久治郎详细报告了满洲的危险形势，请政府注意。币原外相接到报告后，与陆相南次郎商量，派建川少将去满洲劝说关东军“自重”。得知建川前来劝阻的石原，板垣等人，没有终止计划，反而加紧了行动。9月18日建川到达奉天，正在关东军将领招待建川之际，发生了柳条湖爆炸，张学良的北大营已受到岛本大队的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另一件表明日本政府失去对军地控制的事是朝鲜驻军违令跨过鸭绿江支援关东军。日本在满洲的兵力总计不过1.04万，即驻扎师团5000人，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约5400人，炮20余门。与此相比，张学良有正规军25万，非正规军8万，炮260门。 石原计划的独占满洲，仅靠1.04万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所以事变当天，关东军就电请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支援，林铣十郎当即命令5个步兵大队，1个中队骑兵，2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工兵组成临时混成旅团开赴满洲。这一旅团在19早晨接到中央电报，要求停止出兵，因而旅团只集结在新义州附近，没有出动。然而不久，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又命令混成旅继续前进，火速增援，公然违抗了中央命令。在各国战争中，这样的事例实为罕见。中下级军官密谋的事变最后使得日本内阁政府束手无策，竟屈从于他们的行动之下。导致这种现象，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日本自一战以来，就存在着对华外交两个派别。这种外交是以田中外交和币原外交作为代表表现出来的。田中外交代表积极政策，认为国际协商不能解决国际纠纷，国联只不过是维护英法利益的工具。满洲问题是日本独有的问题，只能日本自己单独解决，并应当采取自卫的积极政策。币原外交则代表自由主义政策，它观察整个世界形势，认为美英领导的民主主义是一战后的世界大师，因此主张与英美合作。对外主张以协商解决，反对武力。币原外交在20年代日本盛极一时，称之为“协调外交”。然后进入20年代末30年初，随着经济危机爆发，日本深陷困境，这个时期，日本军人出现了“一夕会”，“樱会”等社团。由于政党腐败和国家危机，这一些军人开始干预政治。“自明治建军以来，已成为军队根本精神思想——军人不干预政治——这条铁的原则已被破坏。因为军人手里持有武器，而他们的武器正在左右政治。” 这样的趋势已经表现在日军各个主要行动中，并且他们不断在国内发动政变，暗杀政要，而日本政府对于当事人采取了姑息的政策，使得军人们愈加跋扈。“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已经达到了完全独立的地步。而且，军队内部形成了下克上的风气，关东军从军中央部脱离，变成事实上独立的状态。” 据此，我们再来审视“九一八事变”。在此事变中，日本方面存在三股力量，一是少壮派中下级军官，他们是事变的策划者，反感于政府的腐败，外交上的无能，认为只有通过坚决的武力，才能完全占有满洲，从而解决国内困境。关东军是此计划的受益者，因而在石原莞尔等人的活动与劝说下，积极支持此项行动。二是日本内阁，主要指以若槻首相，币原外相为首的自由主义派官员。他们与“鲁莽”的军人不同，更注意国际形势的影响和日本的国际形象，也更关注其他列强的反应。他们反对粗暴简单的武力方式，希望用灵活的外交攫取在华利益。第三股力量是中央军部。陆军大臣属于内阁，参与内阁决策。一方面，他作为内阁成员，要维护内阁的权威和政策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作为军人，他又“天然”地赞成武力解决。由此在事变过程中，军部明里落实内阁决议，多次劝阻关东军，但是在事变后又采取放纵的态度。其中原委，值得回味。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日本政府虽然反对关东军的行动，坚持“不扩大”方针，并非出于与中国“友善”之目的。他反对关东军是由于关东军破坏了政府通过外交手段逐步蚕食中国的国策方针。而实际上，他在事变后采取“反对”立场，其目的本身也不单纯——一方面，他借助关东军的军事图谋向中国施压，从而迫使中国接受日本开出的条件。同时又将自己装扮成和平的维护者，从而避免国际上的孤立。另一方面，他又可以通过国际和国内的反对声势，向关东军施加压力，夺取关东军对华的主导权，从而将日本的对华政策纳入由政府主导的外交轨道。总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既定侵华国策影响下，由多种力量交汇与博弈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而国民政府的悲剧就在于，单一地相信日本内阁政府的主导力量，从而忽视了石原莞尔等“小人物”以及早已接过政府对华政策主导权的军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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