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逻辑》书评

改革为了什么？请多点真诚的改革

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文章在精不在多，观点要有一致性。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和思想一定要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手段和不同方法，设法予以传播。有的利国利民的事例和其代表的观点要反复不断地讲述，阐明其内在的逻辑和道理。不能因为与己无关，不能因为一时难以起到作用就灰心泄气。对公平与公正之思考，此乃一生孜孜追求之目标。为此，可以舍弃许多无用的烦恼和旁思。” 上面是书名《改革的逻辑》的作者自序，书中收录的文章截至2011年底，集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和具体改革思路的系统性思考。改革的逻辑这个名字起得好，改革需要逻辑。特别是2012年，国际和国内形势都不容乐观：欧元和欧债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复苏困难，中国又面临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的严峻挑战。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如何应对挑战、如何推进改革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而且，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所触及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多，难度也越来越大。书中开篇就讲了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说白了就是呼唤时代领袖，由领袖为我们进行改革大局观的设计，这样以便我们的改革可以朝着未来的目标走下去。我看了半天我没悟出来究竟作者说的“顶层设计”所覆盖的内容是什么？在当代我们需要何样的“顶层设计”，它的未来是什么？没有，只是强调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可是结尾又列举了萨达姆、戈尔巴乔夫的例子，是不是说明顶层设计一旦出现偏差的危害性？ 这点我就不明白到底顶层设计是好还是不好？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是作者心目中的优良品种？当下，党管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且万一没管好，民众就会指责党怎么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党的问题，而是党员的问题。为此，作者提出要党减少过多的管理，让一些位置上出现非党人员。大概其意思就是这样出了问题，就没人再说党的不是，而会将矛头指向个人。其实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不是党不放权的问题，也不是党管的多与不多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监管权力者和问责权力者，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啊。古人都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现代了，提了多少年当权者是人民的公仆，可是公仆是不是该勇于出来被监管和被问责呢？国企改革多少年了，究竟效果如何呢？国企是国家的、是人民的，那么管理者只是当前为国家、为人民管理这个企业而已，你觉得这样的体制下，他们会像管理自己的企业那样很好的为你代言么？不是一味的拿高薪就可以让他们真心代言的？作者给出需要类似国资委来统一管理，这不是还是行政管理的那一套么？国企也有行政级别，两个同级别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会帮你合理监管么？垄断企业必然暴力，它们可以绑架政府，这个你国资委可以解决么？引入竞争，怎么竞争？资源不对等、待遇不对等，这不是竞争，这是耍猴呢。至于作者最后花了很大篇幅讲述什么行业协会，我实在是没看明白，这个逐渐走向非政府化、非行政化、民间的协会，究竟能在改革的逻辑中起到什么作用？另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大犯罪和违法成本，如果不加大这个方面的惩罚，是不可能形成良好的遵纪守法的意识的。那么当前，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呢？其实完全可以套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说法来诠释改革的逻辑，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满足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民主进程，就是要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公平、公开、公正，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也许这是一厢情愿，也许但是人民希望看到的是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是改革的真实性，是改革的真诚心，让人民诚信，首先自己先诚信。不要总是指示，首先指示自己该做什么以及做好什么？不需要避重就轻的改革，不需要藏着掖着的改革！这本书能够拜读，首先感谢群内老爱书的提醒，否则我还真会错过拜读的机会。

从思想启蒙到社会改良——评卫祥云《改革的逻辑》

一、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下，让启蒙回归常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然而，由于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从学习西方开始的，因此，启蒙在中国的语境中常被误读为传播乃至对西方思想的生搬硬套。时下中国，无须讳言，正处于新一轮启蒙的前夜，这不是抹黑改革，而是深化改革或社会转型的必然逻辑。但是，今非昔比。一方面，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学习，国人对于西方的社会思潮已经不再陌生；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因近年来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任何一种思潮都已无法独善其身。因此，新一轮的启蒙，不应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回归常识的三位一体。这种在历史基础和现实语境中谈常识的启蒙风格，贯穿于《改革的逻辑》的始终，以致于我无法将卫先生的观点归入任何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社会思潮，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乃至摧枯拉朽，并不完全是社会思潮科学性竞争的结果，而是当时的“土壤”使然，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救亡压倒启蒙”。然而，土壤的特殊性不能作为否定应然的价值理念的理由。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至少有社会主义，新、老左派，自由主义，社民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等八种。但是，我所理解的启蒙不是从众多思潮中择优录取，而是由历史纵深出发，将那些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得起推敲考证的东西作为普遍的社会常识和改革的应然价值，将那些明显不符合时代要求，不符合人性的东西统统丢入历史的垃圾桶。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轨迹是从神权、极权的统治到人权的解放，自由作为人权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已无需置疑，而用以保障自由的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更是其应有之义。《改革的逻辑》中，作者对产权问题未解决的前提下征收房产税合法性的质疑，对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呐喊，对倡导市场经济的张维迎等人的极力推崇，无疑是为了让启蒙回归基本常识。然而，从启蒙的角度谈常识是一回事，让常识从理念变成现实是另一回事。因此，老成谋国者绝不只空谈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就是常识，而是在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前提下，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设计，让常识逐渐变为现实。这些设计固然有妥协的成分，但却能达到“曲径通幽处”的效果。对此，作者也坦承这不是最佳选择，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时下的诸多思潮中，“极左”无视常识，“极右”无视现实。因此，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或者“普世价值”幌子的鼓吹手，都是需要警惕的“爱国贼”。遗憾的是，时下一提民主法治，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便满天飞，一提坚持党的领导，攻击“毛愤”式的唾沫星便能淹死人。这种“非左即右”的思维方式开始从民间向上层蔓延，并越来越阻碍改革共识的形成。《改革的逻辑》中，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党的领导“属地化”改革，卫先生都明确指出：“从中国和世界的情况看，在中国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企图削弱和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多党轮流执政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和不现实的。”虽然，作者对此未作深入的逻辑分析，但应是对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分裂割据或者民粹主义泛滥的恐惧吧。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敏感但又无法绕过去的话题，不承认这一基本国情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此外，作者虽自诩为市场经济的信徒，却反对套用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国企改革，因为国企改革的实质或首要问题不是国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治理问题，而是国企应不应该存在以及在哪些领域存在的问题，有人之所以混淆视听，是为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二、 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社会转型期，意味着许多此前积累的矛盾将会陆续爆发，也意味着决定转型命运的各种社会思潮将会出现更加激烈的争鸣，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这种时期，管理层应多解决些问题特别是主要矛盾和敏感问题，少谈些“主义”尤其是明显开历史倒车的“主义”或者乌托邦式的“主义”。否则，必然因陷入空谈误国的怪圈而贻误改革契机。纵使“主义”问题无法避免，也应该在启蒙的层面上，因势利导的选择那些建立在历史与现实基础上，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时代常识的“主义”，坚决的摈弃有极权主义嫌疑的各种主义。尤须警惕的是，民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因其迷惑性，在转型期最容易造成自上而下的动摇。不是民族主义本身不好，而是无数的历史证明了自由主义让位于民族主义之后的恐怖，更何况“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立起来的”。卫祥云在《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直言解决问题优于空谈主义，所谓“能够说实话，说真话，说有用的话，力求复杂问题简单化，不少空话、假话、官话，大话，废话，套话，不说无用的话，少说正确的废话，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至于如何解决问题以及解决哪些问题，作者的答案无疑是“牵牛要牵牛鼻子”，比如国企改革和行业协会改革的“分类管理”，此说可谓切中肯綮。今天，从新闻联播和网络两种不同途径所感受到的，是冰火两重天的怪现状。然而，无论融冰还是灭火，都需要从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入手。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办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反而会让许多矛盾因刻意的掩盖和拖延而最终发酵变质。《改革的逻辑》中，无论是经济社会改革的宏观篇，还是国企改革的中观篇，乃至行业协会这样看似微观的领域，作者所关注的无疑是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作者曾总结出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等时下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十大问题。其实，结合全书可以将所有问题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尤其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一个是宪政问题尤其是有限政府问题。为什么可持续发展观乃至已写进党章的科学发展观，却难以阻止现实中形形色色色的渴泽而渔式的短期行为？卫祥云在《警惕和防止“短期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蔓延》一文中，提出的产权约束与制度约束，可谓牵住了“牛鼻子”。是的，任何文件和口号都无法代替产权约束与制度约束。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多，但产权问题才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三农”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城镇化建设问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房地产，保障房、房产税，限购令等所有与住房相关的问题，其核心也是土地的产权问题；国企改革的首要问题还是产权问题。解决产权问题，我觉得并不是要搞简单的私有化，而是让产权不再抽象，不再虚化，让“权”与“责”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而不再是国企分红中，“全民所有的股份的利润不停的投资但不分红，而外资所有的股份却在不停的分红”这样“宁与外奴，不与家人”的荒诞不经，不再对一件没有所有权的财产（土地），在征收完使用税后接着征收所有税（房产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目前我所思考的结果是，前者是宪政框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即宪政框架下的有限政府，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法治管理下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的多元文化。而后者是极权主义之下的权力万能。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到现代，其基本逻辑应该在四位一体的框架内设计。就现状而言，有限政府问题尤为急迫。一方面，改革政治体制使之与社会经济相适应本来就是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大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今天中国的腐败、贫富悬殊、信仰危机等问题，不是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而是传统思维主导下，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社会文化这一违背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畸形逻辑所致。大社会，小政府是有限政府的基本特征，这已经成为常识，但如何实现才是关键所在。《改革的逻辑》中对此虽没有系统化的阐述，但《解决收入悬殊问题切忌转移矛盾》一文的启示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税负过重、通货膨胀、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以及贪污腐败。中国的税收不仅要供养政府，还要供养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智库甚至部分社会组织人员，这一毫无道理的“中国特色”不仅加重了民众负担，而且造就了无数的“准政府”或“二政府”。这一问题不解决，必将演化为官民供养比例危机，这这一危机是引爆革命火种，埋葬无数政权的火药桶；而通货膨胀以及医疗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的市场化，消灭了无数的中产阶级。可见，让许多本应自谋生路的社团组织从政府中独立出来，“让政府的归政府，这社会的归社会”，这应是作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行业协会的初衷。此外，作者在不同地方提到文化国企的社会效益应优先于经济效益，提到了发展并发挥民间智库的问题，虽寥寥数语，政经社文“四位一体”的全面设计可见一斑。三、从“顶层设计”开始一种价值理念从实然到应然的整个流水线是这样的：先是思想家或者专家学者从理论层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经过无数次的启蒙与争鸣，最终得出“应然”层面的价值理念；再是国士或者智囊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将抽象的价值理念变为具体的制度和体系，并制定出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最后是政治家从诸多方案中选择代价最小者，并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将方案付诸于实践。可见，思想家之文重义理，是对天地万物之应然价值的追求，比如老子之《道德经》；国士之文重谋略，是在洞悉现实的前提下谋划未来，比如诸葛亮之《隆中对》；政治家之文重气势，是驾驭义理与谋略之后的豪迈，比如毛泽东之《沁园春.雪》。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文”的评判，首先要进行“分类管理”，至少能够判断出属于哪个层面。否则，只能陷入文人相轻的怪圈，无助于任何共识的形成。“顶层设计”无疑属于从应然到实然的中间环节。“顶层设计”虽然最初由学界提出，但其本身只是一种基于实践层面可操作性考虑的方案，而绝非一种新鲜的思想理论。对一种方案的优劣评判，标准只能是其可行性以及在具备可行性前提下的代价大小，而非方案自身的逻辑与价值。这就好比要打开一把生锈的锁，需要考虑的是选择什么样的工具才能开锁，而非所选择工具自身的构造是否合理。卫祥云在关于顶层设计的专文中，也只是讨论了“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而没有探究“顶层设计”自身的逻辑。因为“顶层设计”只是改革的逻辑的手段，而非逻辑本身。至于顶层设计自身的逻辑，则是不言自明的，即要围绕产权、有限政府等主要矛盾，或国企改革、行业协会的分类管理等矛盾的主要方面。关于“顶层设计”的可行性与代价问题，这是一个不便明说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历史类比来探讨，虽然并不恰当。一百多年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后起之秀的日本后，不仅满清在中原的统治岌岌可危，而且，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彼时，“西学东渐”之下，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是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历史的逻辑是先选改良，后选革命，而且康梁改良的失败成为孙黄革命的免费广告。历史不能假设，这是历史的遗憾，但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远，这是历史的价值。从应然的价值理念看，民主共和当然比君主立宪更彻底，但从代价看，革命的破坏性无疑远远大于维新变法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因为暴力革命在瓦解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也瓦解了中央集权，造成了中国大陆事实上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与军阀战争，而最终的结果竟然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的大拐弯。从可行性上看，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国民党政权，如果没有后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加入，推翻北洋势力统治的“民国”，武力统一中国的任务不一定能完成。相反，如果光绪帝的百日维新从一开始能够打着慈禧太后的旗号，或者在推行过程中，不采取暴力手段挑动“帝后之争”，其成功尚未可知。慈禧太后反对的不是改良本身，作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除非变法危及到自身利益乃至身家性命，否则她没有理由反对变法图强。而维新党人原以为通过暴力政变除掉慈禧太后是改良的插曲，结果却成了片尾曲，此实乃书生误国的经典案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就是只有行得通的方案，没有最佳的方案。卫祥云先生多次直言不讳的说，“顶层设计”不是最佳的选择，但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类似之处还有，他认为中国的事情只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绝不是搞“党内民主”和“有限”选举那么简单，必须要对党的领导进行“属地化”改革，从而实现党政分开。“顶层设计”的本质就是寄望最高层，能够拿出勇气和智慧尽快解决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这四个字能写进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无疑是一种进步，卫祥云先生能够将思考深入到“顶层设计”的层面，无疑是一丝曙光。但是，“顶层设计”仍然是图纸层面的设计，而从设计到实践，乃至最终“应然”价值理念的实现，“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更多的人来上下求索！

暗渡陈仓，是心机还是无奈？

（之前的版本被河蟹了，只好修改一下啦，嘿嘿……）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期间有成绩，也有问题。而如今在以往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时候，改革之路应该怎么走的问题正获得各方瞩目。对此，许多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欲为中国未来发展指路。卫祥云先生的此本《改革的逻辑》也属此列。与一般的学者建言不同的是，卫祥云虽以独立学者身份发言，但其履历却有独特之处：他曾长期担任国家部委官员，之后又在行业协会中摸爬滚打，再转型为经济研究学者。官民学三个身份的统一，会给他什么样的视野？他又能提出什么样的“改革逻辑”呢？书一上来，卫先生首先大谈“顶层设计”概念，视其为中国摆脱困境，突破瓶颈的不二法门。何谓“顶层设计”呢？简单概括，就是中央决策者根据形势推出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再将其推广到全国。不得不说，在如我这样于经济上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偏右”读者的眼里，“顶层设计”是一个无法带来好感，甚至会引发警惕的概念。因其更似是对计划经济或国家干预的一种改头换面的包装。前段时间读过一本《中国，你要警惕》，便是典型的国家主义者的建言。卫祥云莫非也要照搬这一套？不过随着阅读的进展，我发现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本书大致分三大部分，分别从经济社会、国有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角度阐述社会现状的困境，改革的方法论乃至路线图。三个方面彼此互相联系、贯通，在我看来实则围绕着“国企改革”和“行业协会发展”这两个核心展开。其实，这也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在“上”和“下”两个方向所遭遇的主要桎梏的体现。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无惊讶的发现，卫先生对经济形势的解读，对国企改革的建言，对社会管理混乱原因的概括，以及放开民营企业、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的意见，竟然与我这个“自由主义者”不谋而合。他关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的呼吁，他关于给予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发展空间，使其真正担当起政府与民间桥梁，而不是异化为“二政府”的提法，我几乎要举双手赞成了。而且，卫先生作为亲身经历央企改革和行业组织发展过程的“局内人”，他的许多观察和论述能够带来以往我等局外读者无法了解的具体情况和细节问题，有助于我们厘清历史原委、现实成因，解决思路。这点上可说是令我受益匪浅。当然，在一些问题上我与作者仍有不同意见。比如书中对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垄断领域国有企业的划分，就显得含混不清。关于作者对文化国企在伸张社会道德和坚持社会效应方面的期许我也颇不以为然。这些年来，“央视”之流何曾放弃过道德教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宣扬？可是否挽救了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呢？给予国企管理层“准公务员”薪资待遇确实能降低，普通公务员与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不公平感，但必然又会重新带来央企管理层与民企外企管理层收入差距的问题，属于“按下葫芦浮起瓢”。至于对国企收益进行全民分红，产权到民的提议，私以为实现难度太大，且本身就属于“为了掩盖错误而继之以错误”之举。既然作者自己都承认国企的所有权无法真正落实到自然人身上，那又怎么把收益落实？弄得好了，也不过是雨露均沾，弄得不好，很有可能反而被利益集团裹挟，重蹈东欧及苏联“私有化”的覆辙。不过分歧的存在不是问题，毕竟在大方向上，共识还是多于歧见。然而，正因如此，我对作者一开始提出的“顶层设计”概念就尤为不能释怀，必须对其再加一番审视才行。当我结合整本书的阅读观感，重新分析作者对“顶层设计”的表述时，发现其中显有自相矛盾之处。书名虽是“改革的逻辑”，但在这个概念上却没有做到逻辑自治。对于顶层设计的应用，作者在首篇中称“‘顶层设计’不可能来自民间，也不可能来自百姓……学者显然不能代替‘顶层设计’”，已经明确了顶层设计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然而，他又在下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再次证明：许多社会方面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已不是源于党和国家政策的推动，而是源于历史进步洪流的裹挟和科学技术的突破，属于‘被增长’或‘被推进’。”这语义不是与前段话有所矛盾吗？不是更有“自发秩序”的味道吗？对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概念，有人曾诟病其过于主观随意。然而观卫先生的“顶层设计”，似乎犹有过之。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但是既有可能用好，也有可能用坏，换言之，概念本身没有价值判断。这样自然可以立于“无错”，可惜也就成了“正确的废话”。那么，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才是好的呢？归纳作者所举例子和全书基调，不难发现他谓之好的顶层设计，往往就是“尊重自发秩序，去除原先不合理设计”。这不由使我想起一个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何要如此移花接木，拐弯抹角？也许因为本书的建言，主要还是要上陈给“中央决策层”，所以不免突出上层决策的重要性，有些话则是不得不点到为止。若是如此，倒是可以体会作者的用心良苦。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希冀没有错，可系铃人是心不在焉，还是有心无力呢？在暗渡陈仓的心机背后，也许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吧。最后说说本书的篇幅。作为一本文论集结，重复论述是难以避免的，本书也是如此，许多地方的叙述略显冗赘。作为单独的文章，有些话是应该反复说，一再说，但编成文集，就会给人车轱辘话的感觉。离作者自己提出的“贵精不贵多”尚有距离。如能有所精简，也许阅读效果更好。

“问题”与“主义”

“我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谈‘主义’的多，研究‘问题’的少。非此即彼的争论多，真正直面现实，提出解决问题的观点少。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和引导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上述这段话引自卫祥云的新书《改革的逻辑》中的《“问题”与“主义”》。《改革的逻辑》是卫先生的论文集，结集之后分为了三个部分，一是“社会经济改革”，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三是“行业管理改革”。在这本书中作者确实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办法。比如在第三部分，作者根据自己多年在协会的工作经验和调研成果，深入阐释了行业协会的现状和未来，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建议。事实上，中国的很多行业协会处境尴尬，他们非官非民、非政非企，这些协会要么直接变成二政府、要么变成政府的传声筒和影子，要么就变成唯利是图的营利组织。而关于行业协会的研究却并不多见（铺天盖地骂“足协”的文章例外，而那些文章主要的用意是“骂”，也算不上研究文章），能够掌握实际情况并有真知灼见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卫祥云的这些论文还是有一定价值的。那么，行业协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是目标不清。行业协会为什么存在？到底是想像政府一样去管理，还是想像企业一样去赚钱？我觉得这两种都不应该是行业协会的目标。如果想要权力就去政府，如果想赚钱就经商，而行业协会所要追求的则是另外一种价值，即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里说的“社会价值”是服务于社会和群众的价值，亦即所谓的“社会贡献”。然而，当下的中国似乎不大认同“社会贡献”，就连深入研究行业协会的卫祥云也写出这样的一句话：“人的一生取得成就的领域无非是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三个领域。”说白了，在卫祥云看来，人的成就无非就是权力、地位和金钱，一位资深的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一位学者都这样来概括社会价值，行业协会的尴尬也就可想而知。好在，卫祥云还说了一个“学术界”，这个“界”可大可小，可以敷衍一些尴尬，比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成就就和卫祥云这三个“界”无关，但如果他硬说文学作品也属于学术，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而为了不把问题扯得太远，在这里我们就不用特蕾莎修女的例子来难为卫先生了。我们还说行业协会，我认为，行业协会真正的成就既不是权利也不是财富，而是服务。即一方面做政府的智库，另一方面做企业的顾问。比如卫先生所在的调味品协会，首先就有责任向政府报告苏丹红和瘦肉精的危害性，同时也有义务给予企业以正规的引导。其实，国企也有同样的问题。关于国企，卫祥云也提出了很多实际的建议。不过，关于为什么老百姓会对某些国企有那么大的意见，卫祥云却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其实，就某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由国家掌控无可厚非，很多国家关于石油军工等重点行业也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全民来掌管国家的重要资源更是理所当然。但问题是，国企本身的目标却不是服务于人民和国家，而是在逐利，而逐到的利润却并没有给全国的百姓，而是只富了一部分管理人员。这样悖论就来了：如果国企的存在确系关系到国计民生，那么就应该以服务好人民为最终目的，铁路要搞好春运，电信要提高网速，收取的费用只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而如果要以赚钱为目的，想要市场化，那就开放这个市场，不要垄断。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要垄断就服务，想赚钱就不要垄断。总结起来就是说，不能哪行哪业都以赚钱为目的，如果都以这个为目的，那么就要出问题。所以说，虽然我们不能纠缠于那些没用的“主义”，但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同一个方面的话，那就是“主义”的问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任何伟大的创举都需要调整，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说到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说到卫祥云提出的所谓“顶层设计”。没错，“包产到户”和“恢复高考”都是邓公的伟大改革，但这决不是邓公坐在“顶层”闭门造车想出来的，而恰恰是因为人民有这样的需要、时代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卫祥云所认为的社会是自上而下的演化是没有道理的，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非伟人创造的。而所谓的“伟人”，就是能够听从人民呼声的人，否则再伟大的构想也无非是空中楼阁，作为一个学者，这点常识应该是有的。最后要说，《改革的逻辑》是一本论文集，不是围绕一个核心独立著述，所以有很多地方并不符合“逻辑”，比如作者为了说明北大的伟大而列出的“近代史十人”，居然把张维迎陈志武列入其中，读来不禁引人发笑。而重复的话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作者在几处都把调味品协会同华盛顿并举，并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列为“顶层设计”的伟人，这就只能让人嗤之以鼻了。

值得倾听的改革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那以后，“改革”替代了“革命”，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后，中国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亲历改革开放进程的我们耳闻目睹的。但客观的讲，比起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是不高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够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贫富差距在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社会建设和管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下一步，中国该往何处去？是继续向前走还是停一停、看一看再走？大部分人对中国应该继续改革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但怎么改？看法和意见就多了，不同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这本《改革的逻辑》就是卫祥云先生对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些想法和思路。这本书中的所有文章分别被归在了三大部分内容中：“经济社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行业管理改革”。卫先生把《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这篇文章作为“经济社会改革”的开篇，在该文中谈了“顶层设计”的意义。“顶层设计”现在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词眼，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这个“顶层设计”的概念，随后就引起了热议。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还可解释为高层设计、上层设计。我同意卫先生的说法，在“顶层设计”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渐进性改革和阶梯性推进不可逾越的非常时期。“顶层设计”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根据我的理解，“顶层设计”的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顶层设计”也即改革的总体规划，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需要和基层的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协力推进改革，增大改革成功的几率。国有企业改革是卫先生关注的重点，这跟他的工作经历直接有关，卫先生先后在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经贸委内贸局、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担任科员、处长、副司长、主任。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项改革，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很多。在卫先生看来，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分配”问题、“思路”问题、“垄断”问题、“效率”问题和“体制问题”这五个问题是亟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垄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与国家公务员在薪酬分配上的存在着巨大差距，对于这一点，我认同卫先生的观点，也认为不妥。参照实公务员管理模式或者是“准公务员”管理模式来解决垄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过高的问题，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选择。卫先生关于国企改革中有关“垄断”问题的思考，我也认为值得借鉴参考。他提出：国有垄断企业不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不同的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有所不同，都搞现代企业制度，都搞股份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可取的、合理的，是发展的方向。但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行政垄断、资源垄断等）有自然增值和经营增值两种属性，并且其的自然增值属性可以无限大，达到无穷无尽。因此国有垄断企业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是更合理的选择。君不见，国有垄断企业搞了股份制改革后，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海外？ 行业管理改革是卫先生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在这部分内容中，行业协会的改革和发展是卫先生关注的重点。行业协会属于社会中介组织，又称为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民间组织的发展和繁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和管理的漏洞，个别行业协会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规现象，像去年出现了所谓“协会风波”， “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以拉人入会授予职务，收会费等方式敛财，据说50万可授予副会长头衔。“中华脊梁”活动主办方要求参会者交纳9800元，可申报“中华脊梁•十大杰出人物”等奖项，而该活动的主办方为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和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因此，我认为现阶段必须加强对行业协会的管理和规范。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食，扼杀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应尊重行业协会的独立社团法人地位，给其充分的自主管理权，并为其创造自我发展、自我生存和自我管理的良好条件。正如卫先生在《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及热点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解决好中国行业协会十大方面的热点问题，“关乎我国行业协会的生存和发展大计”，《行业协会法》的早日出台，可“进一步推动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步伐，进一步推进我国行业协会事业的发展。”在我看来，大力发展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也有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改革之路该怎么走？这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卫先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理论思考，建设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和行业管理改革的思路和建议。总的来说，卫先生的思路清晰，分析比较准确到位，极富理性和建设性。当然你可以批评卫先生的想法和思路，但基于卫祥云先生是一位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并勇于说实话、敢于说真话的经济学人，我愿意抱着“了解之同情”的心情，向读者朋友们推介阅读这本书。

值得倾听的改革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那以后，“改革”替代了“革命”，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后，中国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亲历改革开放进程的我们耳闻目睹的。但客观的讲，比起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是不高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够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贫富差距在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社会建设和管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下一步，中国该往何处去？是继续向前走还是停一停、看一看再走？大部分人对中国应该继续改革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但怎么改？看法和意见就多了，不同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这本《改革的逻辑》就是卫祥云先生对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些想法和思路。这本书中的所有文章分别被归在了三大部分内容中：“经济社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行业管理改革”。卫先生把《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这篇文章作为“经济社会改革”的开篇，在该文中谈了“顶层设计”的意义。“顶层设计”现在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词眼，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这个“顶层设计”的概念，随后就引起了热议。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还可解释为高层设计、上层设计。我同意卫先生的说法，在“顶层设计”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渐进性改革和阶梯性推进不可逾越的非常时期。“顶层设计”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根据我的理解，“顶层设计”的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顶层设计”也即改革的总体规划，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需要和基层的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协力推进改革，增大改革成功的几率。国有企业改革是卫先生关注的重点，这跟他的工作经历直接有关，卫先生先后在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经贸委内贸局、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担任科员、处长、副司长、主任。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项改革，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很多。在卫先生看来，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分配”问题、“思路”问题、“垄断”问题、“效率”问题和“体制问题”这五个问题是亟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垄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与国家公务员在薪酬分配上的存在着巨大差距，对于这一点，我认同卫先生的观点，也认为不妥。参照实公务员管理模式或者是“准公务员”管理模式来解决垄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过高的问题，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选择。卫先生关于国企改革中有关“垄断”问题的思考，我也认为值得借鉴参考。他提出：国有垄断企业不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不同的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有所不同，都搞现代企业制度，都搞股份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可取的、合理的，是发展的方向。但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行政垄断、资源垄断等）有自然增值和经营增值两种属性，并且其的自然增值属性可以无限大，达到无穷无尽。因此国有垄断企业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是更合理的选择。君不见，国有垄断企业搞了股份制改革后，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海外？ 行业管理改革是卫先生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在这部分内容中，行业协会的改革和发展是卫先生关注的重点。行业协会属于社会中介组织，又称为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民间组织的发展和繁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和管理的漏洞，个别行业协会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规现象，像去年出现了所谓“协会风波”， “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以拉人入会授予职务，收会费等方式敛财，据说50万可授予副会长头衔。“中华脊梁”活动主办方要求参会者交纳9800元，可申报“中华脊梁•十大杰出人物”等奖项，而该活动的主办方为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和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因此，我认为现阶段必须加强对行业协会的管理和规范。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食，扼杀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应尊重行业协会的独立社团法人地位，给其充分的自主管理权，并为其创造自我发展、自我生存和自我管理的良好条件。正如卫先生在《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及热点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解决好中国行业协会十大方面的热点问题，“关乎我国行业协会的生存和发展大计”，《行业协会法》的早日出台，可“进一步推动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步伐，进一步推进我国行业协会事业的发展。”在我看来，大力发展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也有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改革之路该怎么走？这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卫先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理论思考，建设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和行业管理改革的思路和建议。总的来说，卫先生的思路清晰，分析比较准确到位，极富理性和建设性。当然你可以批评卫先生的想法和思路，但基于卫祥云先生是一位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并勇于说实话、敢于说真话的经济学人，我愿意抱着“了解之同情”的心情，向读者朋友们推介阅读这本书。

改革的逻辑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对于改革带给国人思想认识的改变，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和人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相信每一位中国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要我们细谈改革的逻辑，细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之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性战略决策的任何一个细节之处的要义，我们这些普通人恐怕都会一时语塞吧，其实要想用那些完全陌生的经济学理论来解读来贯穿我们耳熟能详的不同阶段国家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施行的各种调控政策的话，相信没有对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学有过深入研究的人是难以胜任的。卫祥云的研究即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熟悉的是那些彼时贯穿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之中的国家政策，还有那些曾经带给人们喜悦或悲观的缤纷的经济现象，陌生的是他用自己对关注中国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研究所得出的理论基础，完成了对国家政策以及宏观经济的阐述分析，还得出中国未来政策以及经济发展走向的种种难能可贵的思考。没有否定政策有利对宏观经济的扶助成果，更没有否定政策不足对于改革的种种制约甚至桎梏，《改革的逻辑》所提供给我们的是：让普通人也能在如此专业的经济学论著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阅读和切入自我思考的契合点，这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自以为傲的以云里雾里般卖弄经济学知识的自我陶醉式的写作文本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卫祥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但他是既有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教训，也有对行业协会等非赢利组织的工作实践的有责任的经济学人，他多年来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他愿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付诸于对国家政策以及宏观经济的研究，于是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房产税、房价调侃、股市、国企改革、农村经济和行业协会等方面的现实问题，都成为他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还有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具备了相当的责任以及担当，敢于说实话说真话，敢于将自己的研究结果自己的独立见解以文本的形式公布于众，以供政府决策者以及世人探讨和评判。《改革的逻辑》是作者通过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观察、研究与思考，才形成理性建议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和国家改革参考的谏言性读本，并希望以此作品达到对普通读者普及知识和广泛思考的作用。“给贫困无告者以实质平等，给有才华者以机会平等，给所有人以自由生命的尊严……”我被这样满怀悲悯之心与仁爱之心的国家政策思考由衷地赞叹，恐怕这也应该是国家决策层关于顶层设计中尤为重要的一个考量要义吧。

暗度陈仓的改革路线图

这部《改革的逻辑》和《转型的逻辑》似乎有某种思想上的关系，但就体例上来看是大不同的，《改革的逻辑》是卫祥云先生一人思想的集合，其中大多是已经发表的演讲、谈话或文章，相比之下《转型的逻辑》体系性就差了一些，但是就两者对改革作用来说我更倾向于后者。卫祥云先生想通过《改革的逻辑》阐述自己关于中国改革的计划，也可以称之为路线图。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和方案都是应该予以重视的，这包括关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及经济模式的改革方案。其实，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能直接带来什么，而是它能够引人入胜，走入到更深的思考的殿堂。卫先生的改革路线图虽然不能让我认同，但他至少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值得去深入探讨。不过其中有很多具体的方案，不知道是卫先生的表达不够清楚还是我的理解能力比较差，就像“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改革”方案，他似乎想要表达增强地方党委的权力，但又反对地方党委对一些市场经济主体党委的领导，也就是说他并不同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他希望分层、分片的展开领导工作，同时他对党内民主等现有的方案不以为然。对此，尚且不论他的方案具体是什么意思，仅就其想法来看有些天马行空，反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反对体制，又怎么能够强调坚持在党的领导的大前提下呢？这里其实就有了暗度陈仓的信号了。当然，提及这一具体改革方案的问题还只是我的一点儿不同意见，实际上卫先生的这本《改革的逻辑》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微观到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在改革，而是一种对某一个微观问题的技术设计，这与宏观性很强的改革计划是完全不同的。倘若仅仅把改革理解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设计，那只能认为这是技术官僚的擅长本领。此时此刻，我还并不想就这个问题与卫先生争论不休。倒是想谈谈他对经济领域的改革方案。他对房地产问题的思考已经很深入了，并能够将这个问题与国企改革相结合，确实让人佩服。然而这些探讨中提出的问题包括房产税引出的税制问题、国企改革引出的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甚至包括了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问题。这些其实也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的经济、金融问题，税制问题不仅仅包括房产税，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应该回归经济学的原理，那就是税收的作用是什么？税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国家用来调节社会的公平分配，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重要特征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要以为这是一句没有的话，现在的税收是否真正的“用之于民”了呢？对于预算的相关讨论，是否真的做到了合理的监督呢？此外，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是否坚持了公平正义的原则？个税起征点目前的标准并不能体现社会分层的现实状况，对于社会上暴富的那部分群体的征税明显是不够的，更甚还有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这些现象和问题已经使社会面临进一步的贫富差距，这就充分说明了税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也在书中受到了关注，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繁荣强大，是否完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是否健康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中小企业始终生活在夹缝之中，想要发展壮大有很多现实的条件制约着。中小企业是民众在改革开放后不断融入市场的产物，很多符合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目标仍被一些国有企业垄断着，使得中小企业市场准入得不到实现，甚至在面对国外企业的挤压下享受不到真正的国民待遇，国外企业在国内的一些行业上能够放开手脚的投资，而我们的中小企业仍然是被旁落在一边。对于企业来讲融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或因为金融业的国有垄断，或因为中小企业不被信任成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顽固阻碍，而目前的民间借贷仍缺乏法律上的相关支持，很有可能导致融资即非法集资的问题。中小企业的种种问题，实际上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不断地被映射，卫先生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我是基本认同的。国有企业必须进行一个有效的划分，对于必须垄断的攸关国家的行业交予国有企业去经营，这不仅是一种经济需要更是政治要求，而对于目前国有企业控制的其他行业则应交予民营企业去经营，这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考虑，更是给予行业本身更大的空间去发展。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代表着全民的企业形式，也是一种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武器，不知道为什么卫先生很崇拜陈志武，更对其在《转型的逻辑》中接受访谈时提及的全民分股的设想表示支持。我觉得我有必要再谈谈我的看法，所谓的全民将国有企业股份进行平均分配以体现全民所有制的实际要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和错误的方案。对于股票以及股份制很多民众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相信就有很多投机者去疯狂的收购民众手上的那些股票了，并且是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去收购，结果社会上会迅速出现大堆的寡头、富豪，而这些人将全民所有制彻底的变为私有制。在我看来国家的“私有”也要比那些个人私有强百倍，那些人根本不值得全民信任，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永远不会有公平、公正的影子。关于卫先生的微观改革方案使我感到值得一提已经谈完了，也就是说其他的内容在我看来并非我们改革当前所必须注意和不可忽视的问题。其实，自始至终我都认为卫先生在暗度陈仓，他对问题的揭露时而彻底、时而保留，在我看来他强调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非其真心话，更多的是一种迂回战术。卫先生甚至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近现代史十大人物”，其中竟然有张维迎和陈志武，我除了提出可笑以外，可能会顿时无语，但是我有着独立的思维不得不说这两个人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信徒，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所作所为都是贯彻自己政治信仰的，仅此我就可以推断出卫先生现今也系“靠右”站的人了。当然今天的社会和思想依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也认为不能因为某人持有右的思想就视为邪恶的，但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即意识形态间的争斗现今并没有消靡，相反它正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加剧。诚然卫先生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有自己长期以来的观察和分析，提出了要着重注意的例如反腐败、教育、食品卫生、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业的整顿、金融产业的发展及行业协会的国际化、正规化等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但是卫先生也因为回避宏观问题，只关注微观调整和改变已经离改革的宏观性渐行渐远。《改革的逻辑》就像一副药引子，它让我有机会思考改革的问题，有机会和卫先生展开思想上的碰撞。当前我们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有三个：第一，社会价值的扭曲，要纠正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在社会领域表现出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错误价值观。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让人无奈，甚至嫉妒反感、恐惧的事情，“华南虎事件”、“小月月事件”、“毒胶囊事件”以及学历、学术造假等事件，这些事件正在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的主流思潮，民众面对一个人的生命受到的威胁变得无动于衷，对于能够一举成名的机会变得饥渴难耐。这些都说明社会价值正在被扭曲，只有将本属于经济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清除出社会领域，才能逐渐重新树立起本属于社会的公平公正的思想道德体系；第二，法治社会的步伐距离大众的期许还很远。法治社会就是以制度作为根本的饿标杆，一切问题都应该以法律、制度为唯一准绳，但目前的一些法律、法规上没有真正的落实，又如何谈及法治社会的构建呢？更何况我们目前一些制度仍然落后，很多不符合社会实际的制度尚未改革。我想以反贪为例谈谈这个问题，很多人总希望通过官员素质上的提高和相关部门的打击遏制腐败，但我认为这些都不如制度约束来的实在、有效。长期以来，我们收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建立了一种公务员服务靠的是无私的奉献，这种倾向直接导致了国家公务员收入制度和水平不符合正常的工作预期，致使其不断地寻找寻租的机会、牟利的机会，我尽管不同意所谓的高薪养廉，但是现实反映出的小公务员微薄收入的现实正在重重的敲打反腐败的决心，在微薄的收入下掌权的人会利用权力寻租，而无权的普通公务员不惜违反《公务员法》而实实在在的经营自己的副业以弥补自己的“损失”。第三，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可避免。卫先生总希望模糊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就会受到其反对者无情的批判，但是他忘了意识形态总是要在政策中得到体现的，并不是真的“很虚”。其实任何国家改革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种抉择，即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可能选择了中左、中右，当选择了极左或者极右的时候改革就会变成革命。卫先生不断地强调自己是站在执政党和国家的角度来考虑改革的问题，但我只能认为要么是他没有认真的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要么是他故意为之将改革引向非常危险的方向。他秉持右的意识形态，强化行业协会的作用，尚且不论其对于行业协会的改革方案是否可行，但就其将“放开”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就能将社会复杂化。如果了解前几年中亚政局变化的人就应该清楚“颜色革命”，这些所谓的“革命”使得那些国家的政权进行了更替，其中起到较大作用的就是行业协会，它们比政党更有隐蔽性，通过接受外国的物质援助它们在国内塑造反对势力，这对于政权本身来讲就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我并非否定行业协会的作用，更无反对其发展的用意，但是行业协会要发展就要先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必要的监督使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正面意义更大。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对左翼思想的领会已经深入骨髓，倘若要进行改革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只能以中左为唯一选择，右的思想和极左的理念都只能分化社会、激化矛盾。洋洋洒洒的谈了这么多，到底是《改革的逻辑》的功劳，尽管我对卫先生的“改革路线图”有诸多不同意见，但必须承认书中谈及的一些问题是我们必须直面的，因为他们已经存在，而且也必须拿出改革的巨大胆识去解决那些问题。暗度陈仓的改革路线图终将不能成功，那么就让我们光明正大的拿出全面系统的改革路线图，最终强大国家、复兴民族。

亲民？新民？

亲民？新民？——《改革的逻辑》蒋公曾经论述《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曾经引用了两种意思，一种是王阳明所认为的“亲民”，很自然就是亲近民众之意，另一种是朱子根据程子的释义“新民”，意为使民众日新又新，不断进步。而改革，也正是一种“新”的开始，同时亦要有“亲”的气度。《改革的逻辑》从序言篇就介绍了卫祥云的身份，从国家商业部的官员，到两家行业协会的掌门，再到研究经济社会改革的学者，而他自己也解嘲说是一个研究经济方面的非学者人士。从这层看，他看待的改革的逻辑是否还是站在高位俯瞰，只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逻辑？从顶层设计的论述来看，卫祥云言这是一个好东西，可是居高位者能否都能够做到严守以待，以身作则？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现象，每每一个通过的好方案，最终搁置的缘由不为别的，只因内部部门的停滞工作。一个方案的下达别说是县市级城市，就是在中央内部有可能都无法进行下去，这也是一种改革，却因为部门的不协调而停滞，因此卫祥云所谓的顶层设计将重任担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而丝毫未考虑过如何成就“新民”，如何做到“亲民”这一原则。正如蒋公日记中感慨，我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李鸿章的舰队，失败并不是因为最高层的决策失误，而是由于内部的不协调与民心的背离。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康熙时期就曾经倡导的，可是，从数据上看，我国的现实与统计局数据大大不实，为什么，因为没有深入底层。那么这顶层设计的意义又何在？民主法治本是和平时代的保证，但是政治与经济的改革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当然，卫祥云所提到的一些团体或组织享受财政拨款和公务员待遇的不公平现象确实是应该改变的，然而，这只是众多矛盾中的凤毛麟角，是一个个体。卫祥云又再次论证国企改革以及行业改革的势在必行。其中企业改革中的所举的事例倒是很引人深思，这不禁让我想起去年深圳市XX企业就家族世袭制和代理制的改革案所引起的巨大轰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进行改革，按照国际思维照搬，联合中国国情改制，无论是哪一种，都有一定的弊端。而卫祥云先生虽然举出了事例提出了看法，却依然没有解决方案。民以食为生，一个国家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改革的逻辑》中，虽然段落分明，按照三大部分进行了论述，但是越往后看，越发有点歌功颂德的味道。尤其在行业也会改革的论述举例中，政治的意味十分明显，就好似在做政治题时，总会遇到这样的题型“个人价值与国家价值”，而他对于这方面的论述却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那么改革改在哪里？民又在哪里，无非是仁义礼仪的通篇大论之后的无实质性言论而已！PS :这本书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很精辟，这是我之前看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例如房税问题，收入分析等。 我之前只看到此书的不足，忽略了此书的亮点，这是一种大的过错~

理清改革的逻辑是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30多年，人们对“改革”的字眼已经见怪不怪了，就像穿衣吃饭，已融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一旦停止或有所改变，反而不适应了。仔细想来，人们对改革的熟稔实际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改革已深入人心，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让人们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已经确信只有继续将这条路走下去日子才会越过越好；第二，正因习以为常，人们对“改革”一词已有些麻木，以至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许多人打着“改革”的幌子瞎折腾，为改而改，丝毫不考虑长远发展，只图眼前利益，从而给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灾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渐行渐远。因此，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思量改革的定义，理清改革的逻辑。《改革的逻辑》一书是卫祥云先生近年来一系列论述的集锦。卫祥云先生曾是国家商业部的官员，当过两家行业协会的掌门，如今他还是研究经济社会改革的学者。以这样的人生履历来看待经济社会问题，让他有着和普通学者不太一样的视角，甚至在某些领域更有话语权。这一点，从书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虽然很多文章是卫先生的随笔，但并不凌乱，整体来看，这些内容可以清晰的分成三个部分，而本书也正是这样划分的，第一部分经济社会改革，第二部分国有企业改革，第三部分行业管理改革。如果说第一部分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相对凌散，那么后两部分相对独立的论述则各自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不能说卫先生的观点有多么正确，多么合理，但确实，他的许多见解让我深感认同，比如房产税改革的基本逻辑，土地产权改革的势在必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分类管理，大力发展各种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和民间智库，等等。从这些问题的思索中可以看出，卫先生对许多经济社会问题有着最直接的观感和最合逻辑的判断，同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这是最值得肯定的，也是许多由国家圈养的、只会揣摩领导意图说话的专家智囊们永远难以企及的。但同时，在卫先生的论述中，我也看到了一些自相矛盾或论述不清之处，也因此产生了些许疑惑。第一，关于“顶层设计”的论述。按卫先生的观点，“‘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同时，“‘顶层设计’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际上一直存在”。这样的说法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既然“顶层设计”既可能产生好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坏的后果，那又怎能说它是个“好东西”呢？实际上，所谓“顶层设计”只是对当前中央决策机制的一种表述罢了，它反映的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机制构建改革方略的一种形式，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结果导向，所以也不存在好坏之分。设计好了产生好的结果，设计不好产生坏的后果，它本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不该以好坏论之！第二，关于“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改革”的论述。卫先生说，“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即研究取消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双重领导架构’，改变党对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国有企业和各类经济组织的领导方式。形成中共中央、省委、市委（县委）、乡镇党委和村（社区）一级基层党组织五级架构，任何社会组织中的基层党组织分别属于地方一级党组织的领导。”对不起，恕我愚钝，我实在没弄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架构，所以，对于这种改革能否产生效果也就无法判断了。希望卫先生在将来的文章中能有更清晰的论述，届时再做探讨。第三，关于“国有企业分类管理”的论述。在部分文章中，卫先生将国有企业分为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两类，而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中则提出“探索实行公益性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卫先生认为，“‘公益性国有企业’涵盖面较窄，应为‘垄断性国有企业’并包括部分公益性企业，如供水、供电、供气和文化产业中的国有企业等。并“认为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而在本书后记中，他提出“确切的分法应该是三类，即公益性、垄断性和竞争性，当然，部分垄断性国有企业兼有公益性”。既然公益性与垄断性国企存在交集，那么“公益性、垄断性和竞争性”这样分类是不是有些不妥呢？卫先生有没有通过认真研究验证如此分类的合理性呢？不是我吹毛求疵，卫先生自己不也说只有理论界定清楚才不会在实践中出错吗？此外，关于在垄断性和公益性国企中实行“准公务员”管理究竟是否可行呢？卫先生只说这样可以解决部分国企员工收入过高不利社会公平的问题，但这是否又打击了国企员工的积极性呢？毕竟名义上的公务员待遇还不能给予他们和公务员一样的发展空间。以上三点是我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疑惑，尚有待求证。但从整体说来，本书带给我的更多是启发，至少能够促使我去思考这些观点或改革思路的可行性，让我在与作者的思想碰撞中，对一些自己不够熟知的领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纵观整部书，作者都是在为“顶层设计”建言献策，都在谈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唯独对政治改革谈之甚少，只提到一个“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改革”却还说得模糊不清。难道作者在刻意回避吗？不然大谈改革的逻辑又怎能不涉及政治改革呢？在我看来，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有不可脱离的关系。作者在书中也提到：许多社会方面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已不是源于党和国家政策的推动，而是源于历史进步洪流的裹挟和科学技术的突破，属于“被增长”或“被推进”。这也说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迫在眉捷。邓小平曾说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根本问题”。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也表示：“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由此可见，谈改革的逻辑，不能离开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根本。所以，我期待像卫先生这样独立研究的学者们能够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加以研究探索，从而不断推动公权力更加开放，促进民主政治最终实现，而这才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最关键最根本的逻辑。

改革远远没有完成 卫祥云《改革的逻辑》

改革远远没有完成 卫祥云《改革的逻辑》我是一个70后，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的三十多年历程，从我出生时到处都是的小平房，到现在遍地的高层建筑，这三十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想谁都无法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不过说到改革，我想谁都清楚，我们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卫祥云的这本书《改革的逻辑》就从理论角度，深入分析了改革进行到现在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在“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改革的四点看法”作者提出四个问题，第一党自身的改革，党政分家是我们喊了很多年的口号，面对庞大的党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党组织，这个组织管理系统实在是太庞大了，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和国外比起来，实在是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了。第二是各种社会团体都要靠政府供养，工会、妇联、共青团、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文联、作协、民主党派、新闻工作者协会、法学会、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这些组织团体正是因为接受政府的供养，才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第三发展民间组织团体，现在民间组织注册非常困难，发现缓慢。第四国企改革不深入，政企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结果只有少数人获利。除此以为中国的土地问题，税收问题，银行问题，等等都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好像距离我们非常遥远，远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够不着。不过这些问题又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土地问题，我们现在的房屋只有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归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到期以后，土地和地面的建筑及附属物都要收归国有，按照这个说法，我们都不应该去买房子，因为到期限以后房子国家要回收，我们都应该去租房子，而且房子应该按照新旧程度越来越便宜，可是谁都不管也不考虑这个荒谬的规定，都知道这个规定是行不通的，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谁都知道不合理，谁都知道无法执行的东西，却一直得不到修改。说是70年，其实很多房子的土地使用权是30年，还有的是20年，我们家原来购买的房子是2000年建成的，土地使用权就是30年，到现在就还剩下18年了。转眼就到，其实已经有土地使用权到期的楼盘了，可是这么大的事情，却一拖再拖。还有农村土地无法转让，让农村土地无法通过市场化进入土地市场，结果造成了小产权房，并且使城市土地价格居高不下。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医疗啊，食品啊，事业单位啊，教育啊，养老啊，社会保障啊，可以说一说到中国社会现在存在的问题，谁都可以说上一大堆，这些都需要我们改革，可是好改的，容易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最艰巨的问题，都不好改了，于是就这样往后拖。可是越是往后改革的成本越高，改革的难度越大。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没有改变不了的问题，我们相信未来的三十年，中国会变得更好，更健康，更幸福，更美好。

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偷爱警/文大江东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30多年，小渔村，便成了众多年轻人，向往淘金的宝地。百姓的腰包鼓了，富裕的生活，比起建国初期、文革时代，却是有了长足性的进步发展。而中国秉性中的“聚富”情结，引发民生根基的松动，盘根错节的腐朽，成为改革开放新的症结。促进城市发展、促进地域经济文化、民生基础建设改善，给民众，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而社改背后的弊病，越发明显。国家上层，看到了病情的恶化，手持创新型、现代“手术”机械，采取大规模、大面积挖掘。发现并深究出，许多棘手、突出、顽固的坏死病因。而在公众面前，采取的补救措施。先要隐瞒病情的周期性，进而自我麻痹，催眠病痛的延伸。掩盖病灶的可怕性，削减病发症，带来的心理影响。如何疏导、安抚病患扩散，成为社革小组的攻关议题，设计了多套治疗方案，虚掩法、填埋法、虚实转移法，总之，能藏着掖着的病患，绝对不能告诉病人，社改病痛，不是一点点医疗援助、心理干预，就可以治愈的。民生充盈着未来的的梦想，面对社改环境的修缮，许多人，会无比的感慨万千。作为公职人员，能够明确自己的立场，并且发挥其公职效用，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公述和揭示。也算是对国家改革的一种责任心体现。本文作者的行文方式，更趋于一种经济观察的书面报告。文笔上，谈不上出彩，但工整的公文形式，更加严谨的体现文字的重要性和重视度。改革综述，体现经济结构的细则问题，改革病理的成因，病理结果，虽然没有得到全面阐述。但作者，以非经济的角度，最通俗的解释方法，描述病理变化。给予形式上的综合解析。文章的大部分，切实表现，个人主义在社改过程中的评论。实际这样的评论，对国家改革的方向性，起不到任何借鉴作用。但可以说明，国家病题的解决流程和方法。改革市场条件下，评议性分析，更好的推进社改，起到参考性的价值。对社改中的细节问题，经济导向的舆论观点，服务民生基础的发展状况，促进民生经济调整，缓步前进，这些都是，民生民众，热切想要看到的议题。广大民众，想要从中看到一种昭示与收获。而社改中，许多客观问题，层出不穷。如企改、民营投资、房地产市场虚高、税改等经济考题，无不衡量着社会复杂性、多样性。透过此文，可以看出，公职人员，对政改的态度和看法。关注社改执行力的状况，佐证基础性建设下，派生出的严重细节问题。作者文笔并无浮夸修辞，更加直观直白的语言，以一个百姓的角度为出发点，进行国家企业、国家改革、国家病患解析。改革层面的调整，实际是整体发展运行中，必然要走的一段崎岖道路。如何拓宽以及更加有效的，远离崎岖道路上的磨损，作者没有明确的修改建议。其所指明的一切建议，都是围绕在，党权社改段落当中，病症带来的政治体系变化。以及蚕食经济体系，带给整个经济体内核的危害。软肋受到病魔的侵蚀，与软挫伤不同，一个是表皮上的损伤，一个是内伤。作者笔下的话题，如同检验社改的一道道繁琐手续。写出了一些敏感问题，但描述的并不透彻，彻底。如同中国式的擂台，以武会友，点到为止。真要是全面的剖析和揭露，公职饭碗不保，引火烧身也说不定。党政的结合，很好的调整、支配国家经济的宏观表现能力，而微观的效能、体制修改的发挥。有效地化解，民生内部矛盾的疑虑。经济走向的重新整合、再定位。解决党政的非透明、非理性、非常规，成为新形势下，新命题。提到社改经济，就会想到蝴蝶效应。反应出过度追逐的效应体系。国民经济体的不健全特性，加快了民众对经济利益体的追逐，以最大化的热敏效应，去接触和争取得到利益的保全与最大化。社会分配，结构不均。引发更大伸展面的亢奋。经济投资、资金流失海外，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生存条件的亟待修复。倾斜中，体现资本运行的盲目性投机。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过度开发，造成经济体制的逆循环。牺牲未来资源的可持续、可循环的有效空间，资本为王的社改体制，严重拷问着生活本质的成分，作为公职人员，提出个人意见，吸纳民生的社改言论，多措并举的建设性建议，更好的强化经济导向、关注民生动态走势，为民生做点使用的仁义之事，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做一个平衡和保障。

让逻辑推理改革

所谓逻辑，是一种理性的判断；改革则是变化和发展的意思，从程度上来说改革没有革命来得剧烈和暴力，至少从形式上来说要“温和”一些。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改革阶段，三十多年来成就自然是举世瞩目、但问题也同样层出不穷。尽管自己是学习经济专业的，也在观察某些经济的现象，然而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看到《改革的逻辑》这样的题目和书的作者，顿生了一些好奇，一个政府的官员能够潜行做深入而实在的研究，在当下尤属难能可贵。那些老生常谈、隔靴搔痒又说不到实处的文章看得太多了自然没有兴趣，而本书无论是结构或者文章的分析力度上，都能看出是下过一些功夫的，况且许多地方也不乏说得生动有趣或者痛快淋漓。出于许多现实的原因，虽然作者不能直接用自我的思维去改变制度上的问题，但是却做了很多深入的调研和分析，也把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层层披露，有些是大家熟知的，而有些作为普通百姓的视角却是无法触及的，这是得益于长期在政府和行业协会等部门亲身的经历和从多个层面上所得到的第一手信息，同时作者也是出于一种对民众和国家的真心，从自己所熟悉的范围入手，深刻探讨了一些改革中出现并为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探究了问题的根结，也出谋划策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实际的思路和方法。作者善于从亲身经历的平常生活着手进行剖析，无论是回乡的所见所闻，还是出国考察的震撼体会，都能从最常见的现象引导出人们敏感的话题、进而带你进入事情背后的进行细细观察，归纳、推理、判断并总结出问题的实质，也能提出了个人的主张，这些方法、措施和建议，虽然这些观点不一定会被政府采纳，尤其是相关“顶层设计”方面的敏感话题，但已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大众和媒体无形中施行了影响，言之有理又有凭据的东西毕竟可以让信服的理念在心中生根，相信那些好的方法终究还是能够引起关注并实施的。本书中所讲的话题并非全是枯燥的理论，且不说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企的转型等大的议题，更多的是与大家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现象，比如说食品的安全、公共厕所、就业打工、住房股票等都是你无法回避的生活。除了有数据的证明和逻辑的分析以外，也是站在了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并兼顾了政府的视角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北大的演讲，既是一份非常严谨的调味品市场分析报告，也是对传统饮食文化发展的历程介绍，更是一篇十分精彩的学术演说，值得大家学习其中的思路和方法。正巧手头在做一份市场调研的工作，无论是宏观的数据还是微观领域的观察方法，都是值得我借鉴和参考的！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对社会上出现的众多纷繁复杂事件的一种思路理清，当体制阻碍了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理性的思维衡量、评估改革中走过的历程，更需基于事实和科学来推动未来变革。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评《改革的逻辑》不知道这算不算巧合，在看完《后望书》以后，我写了《为了更好地前行》，最大的感触就是：后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在这本《改革的逻辑》书中，作者对于2012年的期许是“回首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近年来对于改革的研究和讨论进行于从政府到民间的中华大地，纵观中国改革30多年的历程，“继续前行”成了对得起改革也对得起全中国人民的最好方案，但关于如何前行的争论却很难达成一致，近年来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对于改革的反思形成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基于反思基础上对于改革发展的建议与方案争论也很大，以至于很多专家、学者想从中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引未来的改革。这本《改革的逻辑》就是其中的一次尝试，作者从政府官员到行业协会管理者再到学者不断“身份改革”的同时，也用他的视角给我们展示了他所了解和理解的“改革的逻辑”。 这是一本以政治经济评论的论文集，文字朴实易懂，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分析深刻令人叹服，且同时具有高度和深度。改革就是对生产关系动手术，使之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30多年的改革，我们改掉了落后的、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的制度，革除了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则，使得经济得到了巨大的腾飞。如今我们又到了新发展阶段的十字路口，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贫富差距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亟待解决，我们下一步要改什么，革什么？卫祥云结合他的工作经历和研究领域，以“顶层设计”为主要方式进行分析，从经济社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行业管理改革三个角度阐述了他的“改革的逻辑”。顶层设计是一个政治上绝对正确的思路，体现了作者作为官员的政治高度、作为行业管理者的政治智慧和作为学者的政治素质。在卫祥云先生看来，如果前30年的改革开放以“摸着石头过河”为逻辑，那么接下来的改革要以“顶层设计”为逻辑了。顶层设计首先是党和国家高层要深谋远虑、高屋建瓴，与时俱进地提出改革大计；更重要的执政党和政府制定好改革试错的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走上经济发展高速路的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减速甚至停下来了，减速或者停止的后果将会造成政治和社会上的不稳定问题；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保持高速运行的同时，不断排查发现问题并把隐患扼杀在暴露之前。而要保证经济高速运行，首要的任务就是政治和社会稳定，这是本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方针，中国经不起大乱，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前苏联的解体得到必要的警示。顶层设计作为政府的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改革措施，也是一种可控、可用的改革方案。“摸着石头过河”属于一种实用性的工程思维，适用于改革的前期摸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现在，我们应该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从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从西方国家先进的长期制度安排汲取精华，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设计蓝图了，这就是顶层设计的主要内涵了。顶层设计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今一党专政、行政管理的中国管理体制中，由于行政管理界限不清、一部分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等等问题，管理经常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散”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顶层设计的科学、客观、长期？如何在发生问题时进行纠错？由谁来对顶层设计进行监督？按照“顶层设计”的原则，应该由高层进行改革方案的设计，决定改什么，革什么。在经济社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行业管理改革三个方面的内容中，结合自己从业经历的高度和研究的深度，作者也不时有很精彩的分析和精辟的观点，如“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放开比开放更重要”、“ 国有企业原则上要退出竞争行业，保留和继续进入垄断行业”等，最终的解决方案也是对于问题的深刻认识基础上，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制度上的不足，似乎更加契合渐进式改革的步骤。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改革的逻辑，取决于决策者刮骨疗伤的勇气，按照“顶层设计”的逻辑，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顶层设计的决策者手中。如作者所言：今日中国，只有寄望于政府才能但当此任。而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和推动改革的胆识和魄力则尤其关键。201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