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逻辑
出版日期:2012-4
ISBN:9787894290571
作者:卫祥云
页数:325页
内容概要
卫祥云，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重点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非营利组织发展、食品安全监管。山西财经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先后在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经贸委内贸局、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 担任科员、处长、副司长、主任。兼任国家级经济类期刊学术顾问、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至今已出版《第三者生存：中国行业热点扫描》、《改革的逻辑》等多部著作。
书籍目录
第一部【经济社会改革】 1
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 3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四点看法 7
房产税改革需要大智慧 11
房产税改革需要厘清三大问题 14
房价“三问” 18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切忌转移矛盾 22
“放开”比“开放”更重要 26
银行业改革须找准突破口 29
中国股市存在“三大顽疾” 33
论“问题”与“主义” 39
论“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 44
警惕和防止“短期行为”在社会生活中蔓延 48
为社科院的“土地改革”建议叫好 52
“回乡记” 56
经济学家岂是算命先生 60
我为北大而骄傲 63
“第三者”生存现状漫谈 68
足协“非协”，南橘北枳 87
千帆过后万木春 90
从全国工商联的定位说起 93
美中不足的“登记新政” 95
“官办NGO”的提法不妥 97
论中国食品业的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 100
中国食品安全“乱象”的根源是社会问题 107
谨防食品安全监管走入误区 111
第二部【国有企业改革】 117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五个问题 119
“国美案例”的启示 154
“国新”新在何处？ 157
再谈“国企改革”思路 161
原来“央企”是这样分红的 166
“全民化”与“私有化”之困 169
论“垄断”与“竞争” 172
“整合”的目标是“退出” 176
谈“文化国企”的定位与思考 178
“大国资”统一监管是必然趋势 182
“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都是伪问题 186
国企改革不能回避的五个问题 193
第三部【行业管理改革】 199
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及热点问题 201
中国行业协会的职业化队伍建设的现状及思路 218
行业协会何处去（三则） 240
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民间智库的作用 248
中国应成立公共卫生间行业协会 255
两个行业协会改革案例的启示 259
谨防行业协会被异化 263
行业协会人才小议 266
寄语行业协会的年轻人 268
迟来的爱也是“爱” 272
邓小平与“豆腐坊” 277
如何处理好行业协会业务主管部门与指导部门的关系 290
中国调味品产业的发展及行业协会的作用 293
【代后记】回首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301
作者简介
《改革的逻辑》是著名学者卫祥云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独立研究成果，包括【经济社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行业管理改革】三大部分。他在自序中写道：“文章在精不在多，观点要有一致性。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和思想一定要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手段和不同方法，设法予以传播。有的利国利民的事例和其代表的观点要反复不断地讲述，阐明其内在的逻辑和道理。不能因为与己无关，不能因为一时难以起到作用就灰心泄气。对公平与公正之思考，此乃一生孜孜追求之目标。为此，可以舍弃许多无用的烦恼和旁思。”书中收录的文章截至2011年底，集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和具体改革思路的系统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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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文章在精不在多，观点要有一致性。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和思想一定要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手段和不同方法，设法予以传播。有的利国利民的事例和其代表的观点要反复不断地讲述，阐明其内在的逻辑和道理。不能因为与己无关，不能因为一时难以起到作用就灰心泄气。对公平与公正之思考，此乃一生孜孜追求之目标。为此，可以舍弃许多无用的烦恼和旁思。” 上面是书名《改革的逻辑》的作者自序，书中收录的文章截至2011年底，集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和具体改革思路的系统性思考。改革的逻辑这个名字起得好，改革需要逻辑。特别是2012年，国际和国内形势都不容乐观：欧元和欧债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复苏困难，中国又面临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的严峻挑战。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如何应对挑战、如何推进改革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而且，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所触及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多，难度也越来越大。书中开篇就讲了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说白了就是呼唤时代领袖，由领袖为我们进行改革大局观的设计，这样以便我们的改革可以朝着未来的目标走下去。我看了半天我没悟出来究竟作者说的“顶层设计”所覆盖的内容是什么？在当代我们需要何样的“顶层设计”，它的未来是什么？没有，只是强调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可是结尾又列举了萨达姆、戈尔巴乔夫的例子，是不是说明顶层设计一旦出现偏差的危害性？ 这点我就不明白到底顶层设计是好还是不好？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是作者心目中的优良品种？当下，党管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且万一没管好，民众就会指责党怎么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党的问题，而是党员的问题。为此，作者提出要党减少过多的管理，让一些位置上出现非党人员。大概其意思就是这样出了问题，就没人再说党的不是，而会将矛头指向个人。其实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不是党不放权的问题，也不是党管的多与不多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监管权力者和问责权力者，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啊。古人都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现代了，提了多少年当权者是人民的公仆，可是公仆是不是该勇于出来被监管和被问责呢？国企改革多少年了，究竟效果如何呢？国企是国家的、是人民的，那么管理者只是当前为国家、为人民管理这个企业而已，你觉得这样的体制下，他们会像管理自己的企业那样很好的为你代言么？不是一味的拿高薪就可以让他们真心代言的？作者给出需要类似国资委来统一管理，这不是还是行政管理的那一套么？国企也有行政级别，两个同级别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会帮你合理监管么？垄断企业必然暴力，它们可以绑架政府，这个你国资委可以解决么？引入竞争，怎么竞争？资源不对等、待遇不对等，这不是竞争，这是耍猴呢。至于作者最后花了很大篇幅讲述什么行业协会，我实在是没看明白，这个逐渐走向非政府化、非行政化、民间的协会，究竟能在改革的逻辑中起到什么作用？另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大犯罪和违法成本，如果不加大这个方面的惩罚，是不可能形成良好的遵纪守法的意识的。那么当前，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呢？其实完全可以套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说法来诠释改革的逻辑，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满足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民主进程，就是要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公平、公开、公正，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也许这是一厢情愿，也许但是人民希望看到的是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是改革的真实性，是改革的真诚心，让人民诚信，首先自己先诚信。不要总是指示，首先指示自己该做什么以及做好什么？不需要避重就轻的改革，不需要藏着掖着的改革！这本书能够拜读，首先感谢群内老爱书的提醒，否则我还真会错过拜读的机会。 -
一、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下，让启蒙回归常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然而，由于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从学习西方开始的，因此，启蒙在中国的语境中常被误读为传播乃至对西方思想的生搬硬套。时下中国，无须讳言，正处于新一轮启蒙的前夜，这不是抹黑改革，而是深化改革或社会转型的必然逻辑。但是，今非昔比。一方面，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学习，国人对于西方的社会思潮已经不再陌生；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因近年来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任何一种思潮都已无法独善其身。因此，新一轮的启蒙，不应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回归常识的三位一体。这种在历史基础和现实语境中谈常识的启蒙风格，贯穿于《改革的逻辑》的始终，以致于我无法将卫先生的观点归入任何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社会思潮，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乃至摧枯拉朽，并不完全是社会思潮科学性竞争的结果，而是当时的“土壤”使然，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救亡压倒启蒙”。然而，土壤的特殊性不能作为否定应然的价值理念的理由。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至少有社会主义，新、老左派，自由主义，社民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等八种。但是，我所理解的启蒙不是从众多思潮中择优录取，而是由历史纵深出发，将那些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得起推敲考证的东西作为普遍的社会常识和改革的应然价值，将那些明显不符合时代要求，不符合人性的东西统统丢入历史的垃圾桶。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轨迹是从神权、极权的统治到人权的解放，自由作为人权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已无需置疑，而用以保障自由的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更是其应有之义。《改革的逻辑》中，作者对产权问题未解决的前提下征收房产税合法性的质疑，对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呐喊，对倡导市场经济的张维迎等人的极力推崇，无疑是为了让启蒙回归基本常识。然而，从启蒙的角度谈常识是一回事，让常识从理念变成现实是另一回事。因此，老成谋国者绝不只空谈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就是常识，而是在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前提下，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设计，让常识逐渐变为现实。这些设计固然有妥协的成分，但却能达到“曲径通幽处”的效果。对此，作者也坦承这不是最佳选择，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时下的诸多思潮中，“极左”无视常识，“极右”无视现实。因此，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或者“普世价值”幌子的鼓吹手，都是需要警惕的“爱国贼”。遗憾的是，时下一提民主法治，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便满天飞，一提坚持党的领导，攻击“毛愤”式的唾沫星便能淹死人。这种“非左即右”的思维方式开始从民间向上层蔓延，并越来越阻碍改革共识的形成。《改革的逻辑》中，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党的领导“属地化”改革，卫先生都明确指出：“从中国和世界的情况看，在中国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企图削弱和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多党轮流执政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和不现实的。”虽然，作者对此未作深入的逻辑分析，但应是对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分裂割据或者民粹主义泛滥的恐惧吧。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敏感但又无法绕过去的话题，不承认这一基本国情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此外，作者虽自诩为市场经济的信徒，却反对套用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国企改革，因为国企改革的实质或首要问题不是国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治理问题，而是国企应不应该存在以及在哪些领域存在的问题，有人之所以混淆视听，是为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二、 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社会转型期，意味着许多此前积累的矛盾将会陆续爆发，也意味着决定转型命运的各种社会思潮将会出现更加激烈的争鸣，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这种时期，管理层应多解决些问题特别是主要矛盾和敏感问题，少谈些“主义”尤其是明显开历史倒车的“主义”或者乌托邦式的“主义”。否则，必然因陷入空谈误国的怪圈而贻误改革契机。纵使“主义”问题无法避免，也应该在启蒙的层面上，因势利导的选择那些建立在历史与现实基础上，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时代常识的“主义”，坚决的摈弃有极权主义嫌疑的各种主义。尤须警惕的是，民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因其迷惑性，在转型期最容易造成自上而下的动摇。不是民族主义本身不好，而是无数的历史证明了自由主义让位于民族主义之后的恐怖，更何况“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立起来的”。卫祥云在《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直言解决问题优于空谈主义，所谓“能够说实话，说真话，说有用的话，力求复杂问题简单化，不少空话、假话、官话，大话，废话，套话，不说无用的话，少说正确的废话，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至于如何解决问题以及解决哪些问题，作者的答案无疑是“牵牛要牵牛鼻子”，比如国企改革和行业协会改革的“分类管理”，此说可谓切中肯綮。今天，从新闻联播和网络两种不同途径所感受到的，是冰火两重天的怪现状。然而，无论融冰还是灭火，都需要从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入手。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办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反而会让许多矛盾因刻意的掩盖和拖延而最终发酵变质。《改革的逻辑》中，无论是经济社会改革的宏观篇，还是国企改革的中观篇，乃至行业协会这样看似微观的领域，作者所关注的无疑是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作者曾总结出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等时下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十大问题。其实，结合全书可以将所有问题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尤其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一个是宪政问题尤其是有限政府问题。为什么可持续发展观乃至已写进党章的科学发展观，却难以阻止现实中形形色色色的渴泽而渔式的短期行为？卫祥云在《警惕和防止“短期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蔓延》一文中，提出的产权约束与制度约束，可谓牵住了“牛鼻子”。是的，任何文件和口号都无法代替产权约束与制度约束。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多，但产权问题才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三农”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城镇化建设问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房地产，保障房、房产税，限购令等所有与住房相关的问题，其核心也是土地的产权问题；国企改革的首要问题还是产权问题。解决产权问题，我觉得并不是要搞简单的私有化，而是让产权不再抽象，不再虚化，让“权”与“责”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而不再是国企分红中，“全民所有的股份的利润不停的投资但不分红，而外资所有的股份却在不停的分红”这样“宁与外奴，不与家人”的荒诞不经，不再对一件没有所有权的财产（土地），在征收完使用税后接着征收所有税（房产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目前我所思考的结果是，前者是宪政框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即宪政框架下的有限政府，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法治管理下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的多元文化。而后者是极权主义之下的权力万能。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到现代，其基本逻辑应该在四位一体的框架内设计。就现状而言，有限政府问题尤为急迫。一方面，改革政治体制使之与社会经济相适应本来就是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大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今天中国的腐败、贫富悬殊、信仰危机等问题，不是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而是传统思维主导下，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社会文化这一违背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畸形逻辑所致。大社会，小政府是有限政府的基本特征，这已经成为常识，但如何实现才是关键所在。《改革的逻辑》中对此虽没有系统化的阐述，但《解决收入悬殊问题切忌转移矛盾》一文的启示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税负过重、通货膨胀、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以及贪污腐败。中国的税收不仅要供养政府，还要供养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智库甚至部分社会组织人员，这一毫无道理的“中国特色”不仅加重了民众负担，而且造就了无数的“准政府”或“二政府”。这一问题不解决，必将演化为官民供养比例危机，这这一危机是引爆革命火种，埋葬无数政权的火药桶；而通货膨胀以及医疗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的市场化，消灭了无数的中产阶级。可见，让许多本应自谋生路的社团组织从政府中独立出来，“让政府的归政府，这社会的归社会”，这应是作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行业协会的初衷。此外，作者在不同地方提到文化国企的社会效益应优先于经济效益，提到了发展并发挥民间智库的问题，虽寥寥数语，政经社文“四位一体”的全面设计可见一斑。三、从“顶层设计”开始一种价值理念从实然到应然的整个流水线是这样的：先是思想家或者专家学者从理论层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经过无数次的启蒙与争鸣，最终得出“应然”层面的价值理念；再是国士或者智囊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将抽象的价值理念变为具体的制度和体系，并制定出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最后是政治家从诸多方案中选择代价最小者，并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将方案付诸于实践。可见，思想家之文重义理，是对天地万物之应然价值的追求，比如老子之《道德经》；国士之文重谋略，是在洞悉现实的前提下谋划未来，比如诸葛亮之《隆中对》；政治家之文重气势，是驾驭义理与谋略之后的豪迈，比如毛泽东之《沁园春.雪》。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文”的评判，首先要进行“分类管理”，至少能够判断出属于哪个层面。否则，只能陷入文人相轻的怪圈，无助于任何共识的形成。“顶层设计”无疑属于从应然到实然的中间环节。“顶层设计”虽然最初由学界提出，但其本身只是一种基于实践层面可操作性考虑的方案，而绝非一种新鲜的思想理论。对一种方案的优劣评判，标准只能是其可行性以及在具备可行性前提下的代价大小，而非方案自身的逻辑与价值。这就好比要打开一把生锈的锁，需要考虑的是选择什么样的工具才能开锁，而非所选择工具自身的构造是否合理。卫祥云在关于顶层设计的专文中，也只是讨论了“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而没有探究“顶层设计”自身的逻辑。因为“顶层设计”只是改革的逻辑的手段，而非逻辑本身。至于顶层设计自身的逻辑，则是不言自明的，即要围绕产权、有限政府等主要矛盾，或国企改革、行业协会的分类管理等矛盾的主要方面。关于“顶层设计”的可行性与代价问题，这是一个不便明说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历史类比来探讨，虽然并不恰当。一百多年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后起之秀的日本后，不仅满清在中原的统治岌岌可危，而且，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彼时，“西学东渐”之下，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是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历史的逻辑是先选改良，后选革命，而且康梁改良的失败成为孙黄革命的免费广告。历史不能假设，这是历史的遗憾，但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远，这是历史的价值。从应然的价值理念看，民主共和当然比君主立宪更彻底，但从代价看，革命的破坏性无疑远远大于维新变法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因为暴力革命在瓦解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也瓦解了中央集权，造成了中国大陆事实上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与军阀战争，而最终的结果竟然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的大拐弯。从可行性上看，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国民党政权，如果没有后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加入，推翻北洋势力统治的“民国”，武力统一中国的任务不一定能完成。相反，如果光绪帝的百日维新从一开始能够打着慈禧太后的旗号，或者在推行过程中，不采取暴力手段挑动“帝后之争”，其成功尚未可知。慈禧太后反对的不是改良本身，作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除非变法危及到自身利益乃至身家性命，否则她没有理由反对变法图强。而维新党人原以为通过暴力政变除掉慈禧太后是改良的插曲，结果却成了片尾曲，此实乃书生误国的经典案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就是只有行得通的方案，没有最佳的方案。卫祥云先生多次直言不讳的说，“顶层设计”不是最佳的选择，但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类似之处还有，他认为中国的事情只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绝不是搞“党内民主”和“有限”选举那么简单，必须要对党的领导进行“属地化”改革，从而实现党政分开。“顶层设计”的本质就是寄望最高层，能够拿出勇气和智慧尽快解决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这四个字能写进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无疑是一种进步，卫祥云先生能够将思考深入到“顶层设计”的层面，无疑是一丝曙光。但是，“顶层设计”仍然是图纸层面的设计，而从设计到实践，乃至最终“应然”价值理念的实现，“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更多的人来上下求索！ -
（之前的版本被河蟹了，只好修改一下啦，嘿嘿……）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期间有成绩，也有问题。而如今在以往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时候，改革之路应该怎么走的问题正获得各方瞩目。对此，许多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欲为中国未来发展指路。卫祥云先生的此本《改革的逻辑》也属此列。与一般的学者建言不同的是，卫祥云虽以独立学者身份发言，但其履历却有独特之处：他曾长期担任国家部委官员，之后又在行业协会中摸爬滚打，再转型为经济研究学者。官民学三个身份的统一，会给他什么样的视野？他又能提出什么样的“改革逻辑”呢？书一上来，卫先生首先大谈“顶层设计”概念，视其为中国摆脱困境，突破瓶颈的不二法门。何谓“顶层设计”呢？简单概括，就是中央决策者根据形势推出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再将其推广到全国。不得不说，在如我这样于经济上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偏右”读者的眼里，“顶层设计”是一个无法带来好感，甚至会引发警惕的概念。因其更似是对计划经济或国家干预的一种改头换面的包装。前段时间读过一本《中国，你要警惕》，便是典型的国家主义者的建言。卫祥云莫非也要照搬这一套？不过随着阅读的进展，我发现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本书大致分三大部分，分别从经济社会、国有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角度阐述社会现状的困境，改革的方法论乃至路线图。三个方面彼此互相联系、贯通，在我看来实则围绕着“国企改革”和“行业协会发展”这两个核心展开。其实，这也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在“上”和“下”两个方向所遭遇的主要桎梏的体现。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无惊讶的发现，卫先生对经济形势的解读，对国企改革的建言，对社会管理混乱原因的概括，以及放开民营企业、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的意见，竟然与我这个“自由主义者”不谋而合。他关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的呼吁，他关于给予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发展空间，使其真正担当起政府与民间桥梁，而不是异化为“二政府”的提法，我几乎要举双手赞成了。而且，卫先生作为亲身经历央企改革和行业组织发展过程的“局内人”，他的许多观察和论述能够带来以往我等局外读者无法了解的具体情况和细节问题，有助于我们厘清历史原委、现实成因，解决思路。这点上可说是令我受益匪浅。当然，在一些问题上我与作者仍有不同意见。比如书中对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垄断领域国有企业的划分，就显得含混不清。关于作者对文化国企在伸张社会道德和坚持社会效应方面的期许我也颇不以为然。这些年来，“央视”之流何曾放弃过道德教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宣扬？可是否挽救了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呢？给予国企管理层“准公务员”薪资待遇确实能降低，普通公务员与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不公平感，但必然又会重新带来央企管理层与民企外企管理层收入差距的问题，属于“按下葫芦浮起瓢”。至于对国企收益进行全民分红，产权到民的提议，私以为实现难度太大，且本身就属于“为了掩盖错误而继之以错误”之举。既然作者自己都承认国企的所有权无法真正落实到自然人身上，那又怎么把收益落实？弄得好了，也不过是雨露均沾，弄得不好，很有可能反而被利益集团裹挟，重蹈东欧及苏联“私有化”的覆辙。不过分歧的存在不是问题，毕竟在大方向上，共识还是多于歧见。然而，正因如此，我对作者一开始提出的“顶层设计”概念就尤为不能释怀，必须对其再加一番审视才行。当我结合整本书的阅读观感，重新分析作者对“顶层设计”的表述时，发现其中显有自相矛盾之处。书名虽是“改革的逻辑”，但在这个概念上却没有做到逻辑自治。对于顶层设计的应用，作者在首篇中称“‘顶层设计’不可能来自民间，也不可能来自百姓……学者显然不能代替‘顶层设计’”，已经明确了顶层设计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然而，他又在下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再次证明：许多社会方面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已不是源于党和国家政策的推动，而是源于历史进步洪流的裹挟和科学技术的突破，属于‘被增长’或‘被推进’。”这语义不是与前段话有所矛盾吗？不是更有“自发秩序”的味道吗？对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概念，有人曾诟病其过于主观随意。然而观卫先生的“顶层设计”，似乎犹有过之。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但是既有可能用好，也有可能用坏，换言之，概念本身没有价值判断。这样自然可以立于“无错”，可惜也就成了“正确的废话”。那么，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才是好的呢？归纳作者所举例子和全书基调，不难发现他谓之好的顶层设计，往往就是“尊重自发秩序，去除原先不合理设计”。这不由使我想起一个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何要如此移花接木，拐弯抹角？也许因为本书的建言，主要还是要上陈给“中央决策层”，所以不免突出上层决策的重要性，有些话则是不得不点到为止。若是如此，倒是可以体会作者的用心良苦。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希冀没有错，可系铃人是心不在焉，还是有心无力呢？在暗渡陈仓的心机背后，也许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吧。最后说说本书的篇幅。作为一本文论集结，重复论述是难以避免的，本书也是如此，许多地方的叙述略显冗赘。作为单独的文章，有些话是应该反复说，一再说，但编成文集，就会给人车轱辘话的感觉。离作者自己提出的“贵精不贵多”尚有距离。如能有所精简，也许阅读效果更好。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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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强音 -
顶层设计究竟何物？ -
读了之后发现很多书没有讲透的作者都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