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评

巨川何以济，舟楫伫先生——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

巨川何以济，舟楫伫先生——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文/刘京五十年代广东知名的历史学家杜国庠曾与选修过陈寅恪“唐代乐府”一课的岭南大学胡守为开玩笑：你恐怕算是一个最高价的学生了。因为领最高薪水的教授只是指导个把学生，在陈寅恪的教学生涯中，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的学生很少，有两个学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在听他的课。用薪水衡量教授的价值，显得我“三观”不正，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够领到月薪200元以上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1956，年政府实行特定津贴制度，拟提升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到月薪500元。让我们看一下入围的800位高级人才名单，从而一窥当时教授提薪之前的状况：俞平伯，185元；顾颉刚，218元；翦伯赞，217元；向达，202元；季羡林，184元；王力，184元；陈寅恪253元。郭沫若因为领衔中科院院长的行政职务，月薪为500元。（P15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陈寅恪晚年学术成就光耀千古的二十年，亦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洗礼的廿岁遭际。陈寅恪对古代“士”的出与处尤其注目，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正是陈寅恪，这位典型中国知识分子个性鲜明的写照，通过此书，我们不仅可以明了一代史学大师人生品格，更可认识那段讳莫如深，在高中课本中只占不到一页的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藉此书了解到历史的一个剖面。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话“1966年秋冬之际，大字报已快把陈寅恪淹没。当年的目击者是这样形容当时情形的：大字报之多，已经覆盖了整幢东南区一号的楼房，红色的砖墙已被掩盖得看不见。又因为大字报是白纸黑字。整幢楼显得阴森可怖，活像一口纸棺材。楼房四周的树木也挂上了长幅标语，每有风吹，犹如片片白幡在招魂。有一段时期，大字报甚至贴到了屋里，贴到了陈寅恪的床头前。”（P452）陈之超然，在于他是顶尖的，固然异于芸芸大众或普通知识分子，但其对困厄之感必倍于常人。中年目盲，暮年膑足，肉体之伤痛加之重重叠叠的运动冲击、精神压力，而陈之卓绝正在这诸许困厄苦难中崛起，而坚持完成晚年煌煌大作《柳如是别传》李洱说：台湾的朋友认为自己是在岛屿写作，其实从文化传统上讲，台湾不是岛屿，大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而是岛屿。1949年以后，台湾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断裂，与西方文化没有割裂，而大陆反而同时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割裂，只有与传统发生关联，与西方文化进行互动，文化和文学才可能焕发生机。诚哉斯言。国人最易陷入无理性的疯狂，十年“浩劫”如是，今日亦须警醒。国人易陷，其根源总在割裂传统，从而缺乏反思，，从而推卸责任，把一切的恶果推给历史、时代、他人，将自己撇清。没有时间的理由何其充分，逃避历史追问的目光又何其艰难。今日中国从八十年代反思、回忆、直面历史到逃避、搁置直至当下戏弄、轻蔑、唾弃历史，由来已久，历史已逃至被遗忘的巅峰。有人会问：历史书大卖、后宫戏热映，历史何其得宠？可惜今日历史追捧者，并不认得真历史，撕开华丽的伪装，我们所见不过是真理之碎屑。历史被戏仿的时代，怀念一位不世出的史家，该是多么愚蠢天真。《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及挽词并序》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反观今日之读书治学，正以求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脱真理之发扬，思想而自由，毋宁死耳。可发一笑也。陈寅恪笔下的“士”，正是针对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艳诗及悼亡诗》中，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陈在1949年后倾尽心力于学术，写就专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十五年完成百万字著作，几乎占尽其毕生著作一半。可知其所言不空，言诺行践。而投机者身后，其学术贡献便止步于1949年之前，毕生醉心名利，所谓“致身通显”，终落得“繁华眼前”“寂寞身后”。十几年前读此书时尚在大学，彼时之兴奋何可待言。从小至大，从未有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令人感到由衷钦佩和自豪，生活方式本受西风东渐影响，古代伟人又和我们隔着玻璃窗。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令人第一次近距离发现，甚至被带入一代大师的内心圣殿。其中的惊喜和感动，难以言表。今后对古典文学发生兴趣，可算为领路人。巧的是，在高二读过《再生缘》弹词，那是1996年，当时的认识和陈先生最初的认识并无二致，直到读过《论<再生缘>》，发前人所未发，才明知识、见识、博识之力量，遂知史学之新人耳目。《陈寅恪集》我收藏有一套，细细研读，时有发现。陈寅恪先生正如一座黄金宝藏，待后来者发掘开采。修订版费去作者大量精力搜寻线索，走访、查档，可是新人物、新材料的出现时时刻刻拉扯读者的注意，反觉陈的形象，不如旧版鲜明生动，这是遗憾。然而瑕不掩瑜，又有人以为煽情过多，有失客观。以陈先生天才超逸，勤学功力，国宝级的学问家，此类煽情之作只恨太少耳。因为识得其价值者，非有卓见超识眼光不可也。陈寅恪之发明在“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个性使然，令人绝倒，悠然神往。凤凰读书《读药》周刊往期列表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list_0/1.shtml

“圈养”的文人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随感其实自古以来，文人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所谓学术研究，享用的是国家的资源，自然受到体制的限定，这便是陈寅恪虽然是学术大家却最终逃不过时代束缚的根本点。所谓自由学术的思想，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上的。被称为“遗老遗少”的陈寅恪虽然拒绝了当时的东飞，从旧时代走到了新时代，但是其顺承的依旧是晚清民国的那般严谨朴实的研究作风，这也使得陈寅恪在那个革旧取新年代显得格格不入，正如他在为王国维做挽词时记述的那样：“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译愈甚。”陈寅恪未尝不是一个旧文化所化之人，又未尝不对当时文化之颠覆而感到痛苦和悲哀，他虽然热衷于看到新事物，但是他也不希望旧的治学传统和理念被破坏得一干二净。然而从事学术研究本身就存在公益性，而这种公益性便不得不沾染上整个政治文化的印象，文人从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到如今学而优则教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相似性的，学术研究终归是躲不开政治风气影响的。不过成为名人的陈寅恪却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也契合了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但是那些依旧依托国家的学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确实一点都逃不脱政治的极大控制力。不过撇开这些，要像做到独立，学者们确实得做出大学问，在学习的方法和态度上，陈寅恪倒是给了许多建议，陈寅恪是清末民初典型的天才型学者学习十余门外语并兼通各类学科，而且还在国外名校留学并且获得极高评价，他留给学生的也只有两点，一是学好语言，无论是外语还是古文，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二是锻炼身体，只有身体强健，学术工作才能持续下去。而且陈寅恪在交往的时候还很注重对方家庭背景和身世，或许真的是做到了往来无白丁，可见也是一种旧时文人的傲气，其实在倡导人人平等的世界，理应大家相处融洽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当处在一个迷惘的阶段，陈寅恪他不得不凭着本能去与所谓的那些“文人雅士”结交，因为他明白，旧式的这些“文士”自然是有古时候君子的气质，他们在品德上自然有一定的保证。但是他确确实实也不是一个先定论这，在中山大学对那些年轻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他有表示，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中大，重要的不是哪个大学，而且你自己的。或许这就是这么一个看似脾气怪异，实际上却可爱真实的陈寅恪，但是他后半生的二十年已经足以揭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些情况，因此不管是现在上了大学还是没上大学的人，在面对学业的时候都需要确认清楚，自己日后是否是要做学术，勿做盲目上大学的人。

历史绕不开的人

深秋楚雨锁南舟，梦入先生授业楼。目觑焚书十万卷，身游隔世岭南丘。曲高瞽叟增寒苦，和寡黉门欠耻羞。傫傫犹存三二子，铮铮铁笔薄商周。一口气读完书，根本不用矫揉造作，笔下全是有感而发。陈寅恪是一位历史永远绕不开的人，无论是记住他渊博的学识，还是记住他倔强的坚持。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部传奇传记的重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部传奇传记的重生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文/严杰夫（独立书评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句话用来形容新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世”可谓是再恰当不过。还记得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刚出版时的盛况，人们对这位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在解放后经历的好奇，令这本书甫一问世即一售而空。殊不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本书此后就一直未能再版，从而令此后众多想要了解陈寅恪晚年生活的读者陷入“一书难求”的困境。今天，《陈寅恪的最后20年》经过重新修订“重回人间”，这不仅是对这些年来“陈寅恪热”持续不断的一种回响，而且更是因为如作者所言，此书所书写的那段历史“已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吧。然而，新旧两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之间相隔了十几年的时光，在这十几年中，社会时代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新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就提出了新的挑战。个人认为，这种挑战起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研究资料上，这10多年来，“陈寅恪热”几乎让陈寅恪研究成为学界的一种显学，无论是专业的学者，还是非专业的陈寅恪的亲友，纷纷著述立说，一时间充沛的资料固然令陈寅恪的形象，远较1996年我们“初识”他时要丰富了许多，但却也令他慢慢陷入一种被“神话”的境地，以至于有些评论家喊出“劝君免谈陈寅恪”的话来。这种批评固然是针对文化界“一拥而上”的跟风习气而言，却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有关陈寅恪的资料和著述这些年呈现出井喷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大多发掘于16年前的资料，能否经受其它学者的研究而不被推翻，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事实上，陆键东的研究确实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资料来源来说，《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在数千卷档案的积累上写就的，这些档案成为陆键东还原晚年陈寅恪生活最坚实的基础。有趣的是，尽管20年以后的今天，运用档案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早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想要重新拥有陆键东获得的那种“先后在多个档案馆查档案，受到馆中人们的欢迎”的便利条件，恐怕就是一种奢求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陆键东在20年前就率先开始进行陈寅恪研究，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同时，陆键东的个人经历也让他在陈寅恪研究中占尽先机，他曾经就学的中山大学正是陈寅恪晚年生活的地方，而他毕业后曾供职广州粤剧团也与陈寅恪渊源颇深，这就使得他一开始就能接触到端木正、李稚甫这些陈寅恪晚年最亲近的“友朋”。这些“友朋”提供的口述资料，不仅成为书中极重要的史实内容，而且为作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关键线索。如今，这些老一辈的学人大多都已仙逝，后来者想要如陆键东那样从这些“老人们”的口中再度拼接出晚年陈寅恪的遭遇，可能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难能可贵的是，尽管《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16年前已经占有了众多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但陆键东在修订新版的时候，还是加入了其它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以及陈寅恪亲人提供的最新资料。前者如陈寅恪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与中华书局之间在《金明馆丛稿》出版事务上发生的龃龉，就引证了金性尧、高克勤等学者2008年以来发表的文章。而后者则如，作者在新版中多处新引用了2010年以来对陈寅恪女儿陈美延的采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亦出现在作者的注释当中。这么来看，这些新资料、新研究的出现，不仅为新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也是强化了作者对陈寅恪晚年生活细节的考证和还原。新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遇到的第二个，也是更为严峻的挑战是，17年后，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文化价值，是否还能与时代的现实与需求所契合。我们心知肚明，当下的时代与陆键东开始研究陈寅恪的那个年代相比，已经很少有人会再去关注知识分子的品质和精神，在大学学者都难逃功利泥淖的今天，陈寅恪留给后人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已变成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号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下的时代其实并没有变得比“陈寅恪最后的20年”那个时代更好。其中的不同只是，当年陈寅恪等知识分子面对的是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制，而当下的知识分子们面对的则是现实功利的诱惑和陷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陆键东的这次“旧作新出”对现实的意义就是，唤起我们对前辈的记忆，并就此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具有的价值以及应承担的责任。要知道，正是在这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陆键东揭露了那个令人惊骇的史实：在那个特殊年代，陈寅恪在面对中央邀请其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竟会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且要求毛公或刘公给证明书”这个大胆请求。或者有人会据此认为陈寅恪过于傲慢和清高，却不知这实在是传统士人在面对权贵时本能流露出的自尊。这种“自尊”可追溯至晚清的清流那里，再自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传于陈寅恪，最终成为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在乱世中能沐浴到的少有的几道亮光。这种“自尊”也是陈寅恪在一生的学术研究中一直尊崇的，正如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写道，“他（陈寅恪）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陆键东也说，尽管陈寅恪是一个历史学家，但他不仅有“史心”，而且有“人心”。也正是借助陈寅恪的这种气质和品格，陆键东将其作为对不同知识分子评判标准。借着这样的标准，我们读到了令人赞叹的陈序经、刘节，也读到了令人惋惜的汪篯、金应熙，当然还有卑微猥琐的康生等历史人物。在这种立场鲜明的臧否背后，暗通的实则是自太史公起就一脉相承的治史传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里，作者诚然是在试图还原一位大师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但他却有意无意地展现了一幅知识分子在解放初期的众生相。在陆键东笔下，在陈寅恪晚年生活中“登场”的固然有陈序经、吴宓、梁方仲这些赫赫有名的学者，但也有黄萱、冼玉清、高守真这些几被淹没的名字。正是通过作者的记录，我们才得以知道陈寅恪作为一位“教授中的教授”所具有的强烈文化磁场，正是他的学识和品格，令他在晚年那段孤寂的岁月中依然吸引着众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陆键东曾在媒体访谈中谈到，在90年代初，他已对中山大学超过10位结局非常悲惨的教授留下印象，有心思慢慢去追寻他们的历史。当时立下决心要写出这些人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处的逃无可逃的时代。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最终不得不放弃计划。这样来看，《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满足了他的愿望。写到这里，恐怕我们已经毋须再多谈去重翻新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理由了。因为，它不仅还原了陈寅恪这位大师晚年的生活境况，而且还率先揭露了那个非常年代在文化层面上造成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作者和被作者记录的诸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和情感，这一切都最终凝缩在一起铸成了这部传奇的作品。正如陆键东自己曾说过的那样，“这本书早已凝聚了康乐园几代人文学者的精神”。凤凰读书《读药》周刊往期列表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list_0/1.shtml

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最近半个月断断续续读完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虽然只是陈老先生最后20年的传记，但是足以管窥豹推测其一生思想。陈老先生一生追求“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其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题铭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1949年国民党政府用专机将胡适和陈寅恪从北京接到广州，意在劝其经羊城去台湾，最终胡适走了，陈寅恪却毅然留在了岭南。直到1968年陈寅恪在暴风骤雨暗无天日的政治运动风波中含恨而逝，20年，其从未后悔当初此一决定。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清末维新派官员，官至湖南巡抚，维新变法时大胆改革，后变法失败被弹劾；父亲陈三立，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就是我们听说过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不忍于国家被外夷侵占绝食而亡的那位老人。陈寅恪也同其祖父辈一样，生来自傲、清高、执拗，脾气火爆，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才高八斗学贯五车，懂得满蒙藏梵等十数种语言，传说其可背诵《资治通鉴》全书，用典随手拈来，查古籍均可随口说出页码甚至具体位置所在。中年目盲、晚年膑足的陈寅恪扔坚持著述不缀，到1968年离世留下遗著百万字，其著作一出便在一领域开创一新学说、新观点、新方向，实在令后人佩服。自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经济全面复苏，政治运动前赴后继席卷神州大地，陈寅恪至死判词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遗老遗少”，其治学思想、治史方法则“迂腐”“保守”“繁缛”。陈寅恪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一以贯之终生，陈一生拥护共产党，但坚决不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不参与党支活动，对于政治事件也缄口不言。对其陈门子弟，一旦加入政治生活一概不再受教化于其门下，甚至对其”深恶痛绝“。陈寅恪一生坎坷，早年颠沛流离，中年又因国家蒙难而不得不长途奔波，到了晚年安居岭南，却仍然无法潜心治学，不能免于俗务，到暮年，目盲膑足加上身边挚友先后蒙难，特别是冼玉清先生遭批判被迫提前退休，陈寅恪内心更加孤寂。回想那段灰暗的历史，不禁使人泪眼婆娑，1968年陈寅恪逝世，其好友周寿恺、吴宓、陈序经等也纷纷含恨而亡。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大师绝大部分著作幸免于难，得以在其身后相继问世，其弟子如季羡林等也继续撑起了七十年代后中国史学的新天地。陈寅恪一生追求学术自由，坚决不改其著述，独立于政治之外，令后世学人仰慕。一句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振聋发聩，这也就是一代大师所应具备的时代号召力和历史影响力所在了。

此书配不上陈寅恪

感叹号太多，作者用语"想当然”，不喜欢他的写法。感觉就是个大事件谱，没细节，细节就是作者的感叹号。引用的材料挺多，有的挺有意思的，可惜放全书里好散，作者想写的有底蕴，可惜水平有限吧，陈述句+感叹句+引用材料=四不像，还不如一般的传记连贯些。以前我老师讲课的时候提到陈寅恪文革时候听到高音喇叭喊他名字尿了裤子，所以记住了这本书，现在买回来看完，真的只剩这个地方记忆深刻了。作者引用梁宗岱的夫人写的《宗岱与我》的原话：“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到喇叭里喊他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可惜后面作者立马跟了句：“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梁夫人为这一野蛮行径添了一个有力的旁证。”我想说作者何必呢，又不是考证陈寅恪怎么个死法，反正都是在文革时迫害死的，无证无据干干说这么一句话，不过是为了引出下半句，凑个完整的句子而已。诸如此类“想当然”，书里很多，甚烦+反感。

P220 陈伯达的报告

在单位的空闲时间告诫自己要多读书少上网，所以就显得与世界格格不入了。在网上买的书到货被围观时，别人觉得你很怪，就连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现在的主流价值观可能把读书尤其是除成功学以外的书，贴上孤僻、书呆子、没能耐的标签。这种价值观早就颠覆了儒家以来崇古的传统（在文化领域中），所有的人都急慌慌的向前努力，加速迈向成功，而读书、读古书对大部分人的成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观念的产生，222页，是一方面的原因吧。“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后来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许多领域断层。人们不再像古代拥戴读书人，而是觉得读书无用。如果用大历史观的角度审视，这场运动一定有着背后的原因。毛泽东建立的上层组织与下层农民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要用这样一场破坏文化的运动来巩固呢？

后世相知或有缘

封面的照片，是陈先生晚年的照片，此时的他，已经目盲。眼睛中却流露着笃定，朴素，厚实，谦和，自信，真诚的学者本色。 他的晚年，清贫而凄凉。在政治折磨与疾病的折磨中坚持治学。崇尚气节，严守操持，不降志，不辱身，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陈先生是有所期待的。在他的诗中，写到“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我凝望陈先生的照片，默念着这句诗。这种敬仰也算是“后世相知”吧。悲剧的基调是背景。但本书对于陈先生悲剧色彩的渲染过于刻意和直露。是我认为唯一不足之处。

自由在何处？

很钦佩作者的剪裁和布局，将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个体，放入那个无穷无尽、也无法无天的年代，及其整体命运中去考察，也见视野和功力。但是读完后，却感觉什么都没说，也没说明白，甚至大失所望。标示自由，但里面所说的自由，更像是一种口号，和骄傲的展示。从没将自由和每一个应该自由的人联系起来。陆键东让我们朝拜自由，向自由朝圣，却让“自——由”从最不该被遗忘的地方遗忘，从最该迈步的地方退步。陈寅恪们的自由当然也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每个人的自由决不能被替换成陈寅恪的自由。每一个为了自由与尊严而悸动的灵魂，都该为了陈寅恪们，或任何一个人的自由伸出援手，让自由去自由，保护任何一个人的自由不受侵犯，是每一个人都自由的前提。但陆先生笔下体现出来的对自由的悲悯，已然沦落为展示自由，把自由不过变成了展示陈寅恪，表演陈寅恪而已。我在书中，从来就没有发现作者对自由真正的动心过，深情过。那些投射到陈寅恪身上的情感，更像是滥情的春絮，绵软而廉价、无处不在却无有何用。最终借着对陈氏的表演，自我感动自我，在眼泪和看似深情的诉说中，确证自我“自由追求”的崇高，而在对他人的愤怒中，逃避了承担自由的责任，推卸了对自由的爱。是的，作者从没体现出任何对自由的担当和追求，反而是充满了自以为秉持自由的训诫，甚至是施舍自由的姿态。自由操之在我，因此，他人不自由错在他人不学我之自由。因此，全文写来更像是个人崇拜，崇拜一个人，才能获得自由的逻辑由此也变得顺理成章，陈寅恪谈到（大意）：“不能奉我之说，即不是我的学生。”虽然这里的“我之说”可以被解释为陈氏一向追求的自由，但自由却需要从别人那里“奉”来，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对自由最为暴虐和无理的吞噬。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样一种自由，我宁愿在能看得清的暴政中卑微的抗争，也不远在刺眼而不能看清的自由中拜服。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一年之中眼睛没有湿润过，这次却破了例，这是在读到唐筼去世的那一页。写书评因而并不舒服，因为你仅凭这本书无法生出多少句有关痛痒的来自情感上的抒发，然而你又从心底不愿对一本引你沉痛到湿润眼眶书降低为一本历史传记。如果我读的是一本没有血肉或是先验观念太浓的书，我能够冷淡地写一些。陆键东先生的笔调是沉稳的，这种沉稳是在饱含了充沛感情基础上的沉稳，因而更见出陆先生的难能可贵。陆先生在写到所有的疯狂年代的残忍时，他从未以相反的激愤进行情绪化的发泄，而是用沉痛和反思代替，他懂得怎样把更多的评说留给读者。这原本就是历史学者应该具有的基本品质，如今其实能做到的不多。但从另一个方向看，陆先生的文字相比于杨奎松先生，则更易让人亲近，陆更多的，是文字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最把握不好的，却也是研究陈寅恪必然会濡染的，这种濡染，既来自陈寅恪的命途多舛，更来自陈寅恪晚年常带深沉感情的诗句，文章。换做杨奎松去研究陈寅恪，也一定会对他的一贯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文风产生影响。不过，这本书终究只是一本讲述陈寅恪个人经历的书，像其他的书一样，我仍然会觉得一直在外徘徊，这本书还远远地不是研究陈寅恪个人的书，我想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能给我更多的领受。渐渐觉得，读这样的传记类书籍，并不能收获很多，唯一的途径还是去读传主自己的文章。暂不敢做任何与传主有关的评论，或是拿来陆键东先生的评价，留到我真正读到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以后吧。这是考期前的最后一本书。

大四计划里读的第一本书

实习间，他人皆奔忙于他事，我独静坐一隅，花了三天挤出来的时间，很安静地读完了。读这本书是实习间最享受的一件事之一。陈先生是我最敬佩的近代学者，此书主要描述了陈先生于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后半生。政治之诡变，陆海沉浮，多少人宁死不屈，只为坚持一身傲骨正气；多少人在时代的巨变之下革心易面，为政治作颂歌，最后淹没于政治的翻覆的洪流之中。陈先生可谓是为读书人立了一面旗帜——坚持“独立在精神，自由之思想”，彼时之华夏，能有几人！如此悲伤，如此愉悦，我已经和先生共呼吸了，先生之训示永存。于纷浊之世保持自我是多么不易，又多么可贵。 我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走下去。

士人已逝

这部传记不同于一般传记的地方，首先在于其仅聚焦于陈寅恪的人生最后二十年。若转作公元纪年，便是1949至1969年。此种人生断代显然与改朝换代的政治风云联系紧密，是对陈先生暮年命运深受时代裹挟影响的隐晦概括。书中史料翔实，例如对陈先生不同时期所受津贴待遇的描述既具体又不乏对当时物价水平和先生身体状况、家中境遇的多维度介绍，而这些数字的变化于是便体现了那个运动汹涌的年代之下各色政治人物们的博弈与倾向。因此，这其实不仅是一部陈寅恪的晚年传记，也是对四九年之后中国现代高级知识分子境遇的勾勒。事实是，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了解往往构建于类似《小二黑结婚》、《小萝卜头》的小学课文和《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电影之上。在这百年的硝烟与乱象之中，迫害与斗争、屈辱与重生成为了各种历史叙事的主旋律，而“文气”或“士人”都是陌生而古老、甚或腐朽的。基于此，这部对学者的传记恰好是对王侯将相之历史的补缀，也是对士人之所以缺席于历史叙事的哀伤解释。该书以个人述时代，建国后二十年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映照了整风、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矛头所指，文化断层之痛跃然纸上。在五四运动近百年后的今天，学者在社会中逐渐重获尊重，但读书人对知识与智慧的敬仰往往难免伴随着对职称与名号的追逐，因而少了一份士人的从容与傻气，却与商人同处泥潭，不得不为突出重围而将自己历练成昂扬奋进的战士。所以，这本书在写史的同时，也在呼唤士人精神的归来。

高贵的人格 可以穿越时空

因为听朋友说起过这位大师，一直想了解下他的生平。不过对于一个不搞史学研究，知识浅薄的孩子来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位大师，真的太难了。后来有人推荐这本书，于是买了来。很厚的一本，但是读起来却不觉得。读完全书，有种莫名的愤怒。同时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折服，虽然陈寅恪先生与我隔了好几十年，但是我感觉他就活现在我身边。当他说出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时，我仿佛也看到了他高贵的人格穿越时空来到我的身边。书中很多次的提到了当时的清华园和一批各领风骚的大师们，让我不禁感叹那个时候的文学氛围。让人不禁将自己也置身其中，想象自己穿梭在各位大师身边，聆听他们的对话。不过随着“运动”的愈演愈烈，这种氛围早已消失殆尽。书中有两个场景我特别触动，一个是陈寅恪的学生们每每到陈家拜见这位老师的时候，都会很严肃的行叩拜礼，我跟朋友谈起这段的时候，她脱口而出的是“迂腐”。我想现在很多人也会觉得，见个老师还又跪又拜的，却是很迂腐。但我并不认为。现在的治学氛围，早就师不师，学不学。我感动的是，那时候的学生，他们敬畏知识，所以他们亦敬畏知识所托的这些老师们。他们虽然看似迂腐的，但是他们的心却是神圣的。这是一颗懂得敬畏的心。书中另一处让我颇有感触的是郭沫若前往陈家拜会的那段。很早以前郭沫若曾邀请过陈寅恪到北京就职，但被陈寅恪多次拒绝。可以说陈是狠狠的打了郭的脸，但是郭还是前去拜会了陈。这其中有很多因缘际会，我也不知怎么说清。我所感动的是，当时两人见面的气氛，吟诗论学,意气风发。在这一刻，我不禁要放开对两人的成见。只是想单纯的用两个大师见面论学来看待他们。虽说当时的郭沫若已经早已经从一个文化人沦落到为政治服务的地步，但是在这一刻我感觉到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回归。他那颗对知识的渴望和赤诚的心。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在那一刻的陈寅恪和郭沫若赤诚的像孩子，甚至觉得这时候的他们是相互坦诚的。也许在那一刻他们心里都在默默的称赞着对方吧。整本书带给我触动的地方还有很多，无法一一说出，像陈序经，像吴宓，像蒋天枢，从对他们的一 些只言片语上我也能感受到那时候治学的魅力，那时学者们对自己理想的坚持和追求。不辱身，不降志的呐喊犹在耳边，不断的鞭策这我。最后说说，书看到后面就有点看不下了。作者一直试图压抑自己的感情，避免写作的太过主观。但是到后面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作者本人情感流露过多，这大大影响了读者。并且作者多次用主观的意象去猜测陈寅恪先生的想法，不禁觉得有点别扭。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人格，如何去揣测？

（转）解密——P139那个不肯透露姓名的神秘人

P139那个不肯透露姓名的神秘人◎戴建华上周末拿到《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修订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封四的“介绍”（不应是广告？）：“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翻看《新版前言》，作者亦自谓“相隔十七年，这部著作有缘重新刊布，它整体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文本，他还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笔者近年治学的一些思考与心得，可见出一些新的学术积累”。这正是我所乐见的，所以双休日有些迫不及待的读完。当然，是和十几年前的初版对读，相信读过初版的读者和我一样，很想知道它做了哪些修订。 众所周知，这部著作长期不能再版，是因为法院的一纸判决。我未能免俗，先向读者报告关于这部分的修订。修订本139页“1954年9月，一个同样带点悲剧性的政治人物出场了。他在中山大学轰轰烈烈的领导了数场运动，到1956年4月时，刚好整整一年半时间。”这个“他”指的是龙潜，中山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因了那场官司的判决，修订本没有出现这个名字，用“他”“新任副校长”“副校长”“该领导”“这位领导”“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这位干部”等称谓来代替。修订本删除了龙潜的一般介绍性文字，保留了原作叙述的全部基本事实，例如这个官员“你不坦白，我枪毙你”这样的公开威胁，只是在他说“中文系活像大观园，除了石狮子之外，没有一个干净的”之下，删去了“此言一出，吓得中文系的老夫子们一声也不敢申辩”一句话。此外，在有关龙潜的一节最后，修订本增补了一段，在“历史的确总有让人感慨之处”一句的统领下，说了一些龙潜后来“坚决抵制”“四人帮”，“1979年他因病去世，中央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对他的评价甚高”等八行“题外话”。 如此，想必当年法院“使其（指龙潜）社会形象降低”的判决就不复存了了吧？ 以上为转引。原始链接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1089170&forumid=0&get=1

一本好书需要慢慢读

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这部也许沉重的作品，能给读者许多启示。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

解疑

只想用韦伯回答对陈的一个质问：才华横溢的陈寅恪只留下《柳如是别传》这类生冷之作，是否是浪费博学？~~~~~~~~~~~~~~~~~~~~~~~~~~~~~~~~~~~~~~~~~~~~~~~~~~~~《以学术为志业》“这些学科教给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工夫去了解这些现象。”（陈确实没有考虑，质疑也是从“无用”的角度立论。）~~~~~~~~~~~~~~~~~~~~~~~~~~~~~~~~~~~~~~~~~~~~~~~~~~~~~“它们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这些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但是它们不能向任何人 "科学地 "证明，事情就是如此，并且它们预设这一关切，也绝不能证明此关切是不证自明的。”（推测——陈希望通过此作参与史学精神的建构，韦伯也点出了其不确定性，but不追热门，不正是其学术可贵之处？

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

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述了陈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这部也许沉重的作品，能给读者许多启示。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

陈寅恪最后20年的资料

就凭作者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至少也要赞同一声。但不能更多了。书是偶然间得来的，本只想借阅一番。近几年，图书在宣传方面的用功大约已经颇有超过作品本身价值的趋势，在吃过几次亏之后，选择便越发小心谨慎。到了这个年纪，时间还是很宝贵的，要把时间浪费在读书上多少都需要斟酌一番。在断断续续看了一些文字之后，不幸言中，将其作为藏书，还远不够格。作者著述历史的决心和雄心表露无遗，这一点可以理解，在掌握大量详实的资料后，谁都想认认真真写一部长久之书。但将这决心和雄心硬揉进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之中，不免显得矫造，且流露出文字功底的弱来。从学术角度来说，陈寅恪是一代大家。如何描述一位学术大家，仅有悲壮慷慨崇敬仰慕的语气与词语是不够的，甚至是多余的。这份多余还在不断打乱阅读节奏，极大影响叙事的流畅。这种情绪蔓延全书，就算被调动起来的读者在五百多页后也会感到疲惫。人无完人。评价总是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才有说服力。很多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推断和猜测难以信服，皆因单一的评述角度。从下向上看，人总会像是站在神坛上，光芒四射。远不如与之平视来得舒服一些。多说一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从不曾存在过，只有不存在的东西才会引人向往。

大国孤魂

陈寅恪最后20年，既是讲这一段历史的具体过程，又并不是讲他个人的弥留岁月，而是从独特的宏观角度，勾画了中国文化对决中国政治所遭受的一大历史性挫折。陈的学术水平和个人魅力，不仅仅是海内外文化圈所公认，完全得到历史圈内学术的认可，而且得到政治界的有力推崇。这是他头几年受到人身尊重、发挥学术价值、展现文化功能的重要原因。但是，政治诡谲的发展超出了一个个人命运的范畴，他的朋友圈逐步远去，而陌生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靠近，逐步将他的学术规范到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加上他眼疾的发生，还有个人性格的不曲不挠特点，洪流与天意使得他的生命后期变得孤独和狭隘，无从将充沛的历史人文智慧变成更加灿烂的学术成果，而只是局限于几个历史人物传记性的小说性的杂写篇章。况且，他所受的不公，使他大有徐庶进曹营的绝决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损失、世界的损失。反观他的生命片断，所看到的不止是意识形态争斗所造成的田无遗黍、塘无泽鱼，以及肮脏的派系斗争所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信任损伤，而且看到孤独的人在社会断裂过程中的无助和无奈，既有所谓大人物的小气，也有普通人的不凡，多所登场，各自亮相，无从躲藏。就个人而言，宇漏之下安有完瓦，造成无解的悲剧，这才是20年的一抹杀意。好在硝烟刚刚散去后，深思的人们又将这些历史教训展现出来，试图将汉代麒麟阁、唐代凌烟阁所不录的英雄再推举出来，以对当下政治挤压和约束文化的现实作出呐喊和争鸣。这个努力也是精细的、无畏的，但是究竟有多少功用？这就让人们深思，为何思想的解放总要以牺牲放在祭坛上呢？为何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反而总有血的教训才能前行呢？为何一个所谓现代化的国度反而要一再嘶吼才有学术的精品呢？没有答案。不负责任地可以这么说，一个大国仍然还是弱小的，除非将孤魂均招回来，认真地加以祭奠才是。

有关陈寅恪的阅读史

林弥生/文对一个文化符号心怀感念，抱有期待，是当下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也许是现下还未产生足以替代记忆里佳作的经典，也许是现实中过多的不确定使往昔显得尤其美好，于是最新电影要搬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曲装点门面，中学生素质教育要抬出民国教材当独门法宝，就连阐发政治见解也要祭出儒学来做药引子。图书出版领域也未尝不是如此。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以下简称《20年》）横空出世，一时洛阳纸贵，也将陈寅恪的名字从学术圈推向公共领域。当此书的修订本问世时，很多读者颇为关注，希望能从修订本中体会到当初阅读初版时的感动。这个修订本的问世，距离初版已有十八年。这十八年中，陈寅恪的形象从学者到士大夫，从独立的思想者到中国文化的象征，愈来愈被放大，愈来愈被神化，这和《20年》引发的连锁反应不无关系。《20年》的作者陆键东在修订本“新版前言”中也表示，此书出版后所引发的陈寅恪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此言不虚。在《20年》出版后将近十年间，知识圈以为谈资，有些论者对此稍有警醒，忧虑地提出“劝君莫谈陈寅恪”，就是怕陈寅恪被过度诠释，成为远离本相的虚幻偶像。当年，《20年》如一只扇动翅膀而引发风暴的蝴蝶，除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本位主义抬头这一可以孕育风暴的气候因素之外，作者的叙述方式与笔法正如蝴蝶之翼。陆键东站在了陈寅恪的立场上，试图用陈寅恪的视角去看待1949年起的风云变幻对陈寅恪以及陈寅恪在内的知识阶层的学术生命与个人命运的作用，以议论和抒情表达了对陈寅恪的崇敬，对其晚年遭遇的哀痛。这种叙述视角以陈寅恪为基准，将与陈寅恪晚年有交集的学术与政界人士、学生与同事都放在一个参照系内，鲜明地将这些人物划为与陈寅恪立场相近、相异、相反的几类，相近者多加褒奖，相反者略有微词，相异者如陈氏旧日爱徒汪篯则抱以同情地稍作批评。若不去深究真相如何，这类文学性极强的臧否文字，颇有激浊扬清的味道。视角不可能完全重合，所以这种视角的选择很容易造成过度诠释，也会让作者不自觉地神化传主。不过，在社会对陈寅恪普遍缺乏认识的九十年代中期，《20年》这种笔端常带情感的基调、以陈寅恪的角度解读共和国前二十年的政治与文化政策的叙述方式极富感染力，这也是该书的影响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值得反思的时代、值得关注的人物、报告文学式的书写体裁、在大量采访与档案调查基础上的叙述，加上在当时而言立场独特的评论，使《20年》在20世纪90年代的书林中鹤立鸡群，虽有模仿之作，但也难兼具《20年》的这些特色与长处。十八年后的修订本，延续了旧版的风格，议论与抒情的段落依然饱含情感，在一些措辞上稍作调整，整体基调则依然如前。从修订本的整体结构来看，并无章节方面的大幅调整，只是在一些细节内容上修改、扩充或增加注释。这种做法是明智的，作为广为人知的一部作品，原作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文本，若全部重写便已成了一部新书，更何况在陆键东看来，原作的评述之语与视角选择自可成立，并无“重写”的必要，此次修订只需做拾遗补阙的工作即可。这个修订版本，对新读者而言仍具吸引力，而对旧版读者以及对陈寅恪有所了解的人而言，则未为尽善。十八年间，叙述与专论陈寅恪生平、思想与学术的作品愈来愈多，无论在材料的丰富性上还是分析的深度上都远非当年的同类书籍可比，走向专业化的陈寅恪研究，也给修订本《20年》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如何对这些年陆续出现的成果进行吸纳与回应？作者尽其所能做了努力。在修订本的参考书目中也列出了一批近年的研究成果，如资料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回忆录性质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史学思想研究性质的《陈寅恪史学述略稿》，事实考证性质的《陈寅恪从考》等。依照以上各类新出著作，陆键东试图令修订本中的文学色彩减少、学术色彩增强，但在叙述视角与基调确定的情况下，这种尝试似乎颇为吃力。以陈寅恪的角度思考问题难免造成不及兼听。先入为主的立场是感性的历史讲述者难以避免的倾向，如果不能将视野投向传主所在的整个时代，将人物放置其中进行讨论，主观性就会越发强烈。作者在修订时所选取的一些参考文献，多有带着“温情与敬意”对陈寅恪进行论说的倾向，极具情感的文字与作者选定的参照系相结合，似乎就使陈寅恪的形象从一个具有个性的学者提升为一个几乎不犯错的完人。作者自己也注意到晚年的陈寅恪比较情绪化的事实，发论时却每每以陈寅恪之是非为是非，使自己的叙述也有些情绪化的色彩。做人物之研究，应有的立场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将审美与求真混淆。《20年》最大的问题，就是灌注了太多的情感，对一些现象“信以为真”。比如陈寅恪的政治立场几次被评定为“中右”，作者就认为在上级主政者都明确表示要保护陈寅恪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主持者依然持此论而不改，应是有意为之。至于为何中大历史系会如此评定则缺乏进一步的分析。事实上，若要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上重新论证，则不止这一具体问题，很多议论性文字都必须重写，如此一来，可能真的要出现一个与旧版截然不同的《20年》了。况且，选择以研究对象的视角为自己的论述视角，本身就是很危险的。如果材料不够充分，不能让具有各种倾向性的材料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容易变成一己之见的自言自语。平心而论，《20年》出现的这些遗憾，并不掩盖其应有的价值。作为一个有关陈寅恪晚年生活、思想与学术的文本，十八年前的《20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寻找档案，查访与陈氏有交往者，钩沉索隐，实属难得，此书推开了对陈寅恪晚年、对一代学人在一个全新时代的经历的研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如果我们将这本书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就可以发现，这十八年间，不但有关陈寅恪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些对于书籍而言至关重要的条件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年里，出版机制的变化让书籍问世的速度越来越快，书籍的总量也以几何级数增加，这种状况让图书世界出现了相对饱和；网络媒体每天都喷射出大量讯息，而且日渐成为我们获取资讯的主要途径，使纸质图书的饱和感越发严重。在此种环境之下，如果没有独占性的资源，无论是资料的稀缺还是评论的个性化，都难以让读者和评论家满意——这还只是就健康的书籍而言，不包括那些追求噱头和迎合读者的读物。除去这个环境因素，严谨的学术写作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十八年前，用《20年》的容量写完陈寅恪的晚年是绝对可以的，但随着资料刊布越来越多，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与陈寅恪有关的人物可书写的空间都大大增加，再以原来的篇幅综论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经历，难度几近于挟泰山而超北海。在有关陈寅恪的图书题材已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情况下，再为陈寅恪的后半生做一部通论性的作品，莫如将论述时段拆分，或是只谈某个领域。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新出版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就选择了一个全新的主题。此书只选择了陈寅恪前半生中的一个时段——留学时期，并选取了这个时段中的一个侧面——学术思想的渊源——进行研究，但这样就已使其著作的篇幅超过了《20年》。所以，《20年》在十八年后的修订再版，确有与当下不合之处。

陈寅恪小传

寅恪者，史学名家也。其引一时之潮流，开史学新境界。其生也逢时，中国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西文化交汇，古旧知识传承。其家学深厚，家底殷实，少年负笈东洋，后转西洋。只为求学，不为文凭，求学笔记六十四本，其治学之广，用功之勤，唯叹之，时人誉之真“吾国读书种子也”。求学归来，栖身清华国学院。此乃中国最高之学府，整理国故，功勋尤甚。国学院四导师，陈资历最浅，然其渊博让人叹之。传闻，为寅恪进国学院，梁任公曾舌战彼时清华之校长，言学位、资历、著作皆外显，陈足够资格进国学院。思之钱默存数学零分进清华，钱穆小学教员成北大教授，念当时不拘一格取人才。思之今日，学术考评，学位，名校，真本末倒置，体制僵化，大作难有生发之空间，此为一叹。陈授课，必以布包书，黄布佛经，蓝布它书。言“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因其授课，难度太大，登堂入室者，寥寥。然每逢其授课，其他教授无课辄便来听，时任系主任吴宓，课课必到。时人因称之“教授之教授”后忘年知己，王国维自沉颐和园，陈甚心痛，为之挽联，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际，为该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一人之死，系死于文化，追怀之，当遵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一言，发出时代最强音。此成其一辈子之遵守之原则，观其后半生为此所付之代价，不禁感慨系之。观今日，自由之飘零，独立之悲情，当叹之。一九三七，国难来临，其父陈三立，叹国土沦丧，绝食而亡，撼动陈之心，陈久久不能平静，言此时一只眼因落泪过多，而失明。陈带家老小，转战内地，流亡。其时，其生平最见功力的隋唐史研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出炉，再次震撼史学界。陈渐双眼目盲，本转战英国牛津去授课兼医目。然世界大战，交通瘫痪，难成行，终为荷马左公。其人博闻强识，过目不忘，几页几行，丝毫不差，曾与京剧名伶，玩此游戏，唯叹之也。终，日寇溃散，国土重归，国共之战，家园再度飘零。一时国之名士，皆前途茫茫，或随蒋氏避居台湾，或南迁香港，游刃有余，或远走异国，成飘零者。陈流寓广州，存身著述。南岭温土，使其重燃学术生命，论再生缘起，后半生学术重开张。其时运动四起，马氏之说成国之纲领，学马成新时代人人过关之必要。陈言，宣统三年，已阅资本论原稿，弃之。其更言“以后，从我学习者，服膺吾说即吾弟子，不从我说非我门徒”。五十年代，学院改制，史学研究所成立，京华预使之为中古研究之执牛，陈言，诺，然需“一不从马氏之说，不言政治；二请刘、毛二公给一纸证明，作挡箭牌”。此言一出，轩然大波，陈终未能成行。此后运动不断，陈一直受到批斗，然其史学巨擘之地位，学问之深厚，深的开明党柱陶工、陈公、杜公之赏识与保护。其学被批斗，其人被保护，物质条件改善，然其心灵之苦闷，学不为时之所用、所重，胸中块垒难以化解。其兴亡之叹终借《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生发，沉言“不为无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某一运动，有人高批，陈享最高待遇，却不劳动，吸食人民血汗。陈对身边人自辩：寅恪脑中时时运转思索。最后之大运动，陈终难逃。陈目不能视，足不能行，运动中，高架高音喇叭于陈床头，时时不休。念之此事，仍深觉人性之恶，划分等级之劣，雷锋曾言：对待自己同志如春风般温暖，对待敌人如冬天之寒。雷如被划对立面，不知对己之言作何感想。一九六九，陈终在病、乱中身亡。 2016/7/2

小记

页85 脚注[1]“徐森玉”误为“徐森王”。页131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案：头条巷今位于南京秦淮区，不知还有故居否？页345 末行“容庚与容肇祖皆成为卓有见树的古文字专家”案：“见树”应为“建树”。

时代价值与品性诉求

时代价值与品性诉求——论《陈寅恪的最后20年》再版意义文/马庆云陆键东为中山大学毕业，这为他收集、整理陈寅恪最后20年的资料做了地利上的准备。当然，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问世之前，著名学者陈寅恪自1949年之后的生平与学术研究，在世人面前，一直是一个迷。虽然经过后世努力，在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逝世十数年后，他的全集作品才正式出版，但这并未解开其最后人生的谜团。这位素有“清华四导师”之一称号的学者，在其晚年，又如何于众乱纷争中保持他的那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错中复杂的政治与学术氛围面前，这位老人又有着怎样的思考与苦痛？第一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便是试图通过对1949年之后的陈寅恪生平进行整理，而找寻这位老学者的思想脉络。陈先生治史为学，自成一家，要寻其踪迹，难免需先成其门生。该书作者陆键东却缺少这种“人和”上的准备。历史能呈现给陆键东的，只有跨了时代的诸家回忆，和已经付诸文字上的陈先生著作。因此，我们见到，《最后20年》一书，在探取陈寅恪老人内心世界的章节中，基本均是出于对其彼一时段诗歌的分析，用解读掌故的方式来试图还原心境。这种治学方式，或多或少地传承自陈先生本人。不过，作为历史哲人的传记存在，该书不能一味探寻“心境”，而自当摸清人物何以如此的时代背景。于这个时代背景上，我固执地认为，陆键东还没有“天时”的条件，因为“我们离那个时代还不够远，不足以没有阻碍地说出我们所能查询与阅读到的真相”。比如，95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便遭遇了前中山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龙潜”的名誉侵权案。大历史潮流过后，亲历者，少有敢于独自承担责任的。因此，修订版的《最后20年》对此章节做了隐姓埋名的处理。这从一方面说明，我们离那个时代还不够远，另一面，也告诉世人，修书的价值正在于警示后学，甚至于是震摄我们自身为非作歹的任何念头。要评述陈寅恪先生的最后20年，势必遭遇对中国改开之前大历史的正面交锋。大时代悲剧，造成小个体悲剧。中国学术界，对此一阶段中国史之研究，尚无准确把握，且分为严重对立之左右，唯有以党政纲领为指导的“学术意见”暂时“统治”全局。治学的陆键东，虽然力图秉承陈氏遗风，但也只能在指导纲领中写作。要见其镣铐跳舞中的价值，尚需数十年。束缚性研究与束缚性写作，是当代文人必然遭遇的坎坷。陈寅恪如此，陆键东也自然不会逃脱。用陆的话说，陈先生遭遇的束缚，为政治环境使然，而当下文人，则多自身。此话是否值得商榷，暂且不议，唯独可以看看，在束缚中，中国文人如何展现出自身战胜恶劣环境的精神品性。对这种精神品性的追寻与展示，也正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最重要的时代价值。自95年第一次出版之后，修订版的《最后20年》又历经十数载。在这十几个年头中，陆键东对陈寅恪先生“品性诉求”的理解，有了更多的体悟，虽然这种体悟反应到修订版中的文字更动并不多，但却存在它应有的价值。该书，对陈先生晚年为何钟爱《再生缘》并做《柳如是别传》地记录性分析，也尤为闪眼。用俚俗之语言之，人为两事而纠结，一为历史之走向，二为自身之走向。49年后的陈寅恪，于历史走向上，发声基本为零，但以对《再生缘》与“钱柳因缘”的解读，则已把历史之走向融入人生之品性诉求当中。这也便是为何陈先生当年被批为“历史唯心主义”的最根本原因。无论是95版，还是修订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都对“历史唯心主义”遭遇到的迫害直言不讳，这在当下看来，依旧具有批判性，属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范畴。当然，中国当下的唯心与唯物之争，已经不再简单粗暴，这是一种进步。但我依旧认为，中国进步之根基，必须而且必然建立在对曾经错误的记录与反省上。修订版的《最后20年》或多或少地承载了这一历史使命。并且，该书在陈寅恪先生文章之外，通过传记的方式，还原与展示了一种强有力的文人精神诉求，这种诉求，未尝不是对“世风日下”的读书人注入的一剂强心针。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读书，早已经变得很奢侈。

重温陈寅恪

十七年前，《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引发了一场“陈寅恪热”，一代学人陈寅恪的名字因此而走进了芸芸大众的视野。如今，陆键东的这本书终于修订再版。期间的风云变幻、世事沧桑，也足够写成一本书了。重读是书，发现太多情节已然忘却，但记忆犹新的是陈公当年对科学院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本是学术研究的充要条件，可荒诞的是，我们的高校至今尚不完全具备。在此情境之下，不难看出陈寅恪的特立独行及其对一己信念的坚定与执着。本书叙写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1949-1969）生命历程，风雨飘摇中一个个身影扑面而来：既有甘于“为教授服务”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澹雅疏朗，秀骨亭亭”的知交冼玉清，追随十数年不离不弃的助手黄萱，也有同样无法逃脱悲剧命运的汪篯，不向权势低头、只认真理的刘节，“事师如事父”的受命之徒蒋天枢，才华横溢的“刀笔吏”学人金应熙，当然也少不了郭沫若、周扬、胡乔木这样的名公巨卿，把胡适形容为“美国天字第一号奴才”的中大副校长龙潜（新版隐去名讳），力排众议予以呵护关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陶铸，以及陈毅、康生这样重量级的党内高官，还有“也同欢乐也同愁”的贤妻唐……这些人都在陈寅恪暮年生活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一笑一颦，一举一动，可能会给多才而敏感的陈寅恪带来超出他们自己想象的影响。而本书正是从陈寅恪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状态着手，探析陈氏的内心世界的。从这个角度看，这“最后20年”不只属于陈寅恪，同样属于这些历史的缔造者和参与者。本书新版名为“修订”，其实改动范围很小，值得注意的倒是增补的几幅插图（如13页陈寅恪1956年在中山大学填写的“个人简历”，以及138页陈寅恪的“主要社会关系”图表等）和几个注释。譬如，陆先生在28页的注释中提醒我们：“在探寻陈寅恪1949年至1950年之际对前途的选择时，应注意到姜立夫的抉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对照文本。”再如，39页的注释2谈到晚年陈寅恪“欲移居海外”的问题，作者表示：“只是这些材料仅能证明在1950年前后，海外的一些机构仍对招揽在做工作。而对于‘去’或‘留’最能一锤定音的陈寅恪，在适应了岭南大学的环境后，已抱‘不动’之旨。实际上此时陈序经已是陈寅恪身边最大的‘保护人’与最信赖的人。欲移此陈，必先经过彼陈。陈序经改朝换代之际坚不移身海外，其心志是毋庸置疑的。”陈氏在鼎革之际的去留是一大公案，胡文辉先生曾用《陈君葆书信集》《陈君葆日记全集》等新材料证明，陈寅恪确有赴港的意图，并不只是海外一些机构单方面的“招揽”。这一公案理应得到更详尽的处理，而修订版格于“全书的结构一仍其初”，只在注释中略作说明，语焉不详，未免令人遗憾。这回重温陈寅恪，同时翻阅了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陈寅恪最后20年》未曾触及的一些细节，倒是借助陈氏的野老之诗，得以浮出水面，引人遐思。是书阅毕，蓦然重返尘世的喧嚣浮华，也只能“所南心曲井中全，怀古伤今涕泗涟”了。《安庆晚报》2013.7.29http://aqdzb.aqnews.com.cn/aqwb/html/2013-07/29/content_288660.htm

陈老晚年落寞 为何子女不能常伴身边

读罢本书，有诸多疑问，其中之一就是，陈老双目失明，甚至胼足之后的生活，为何对三个女儿的描写尤少。难道是作者少料不足，想来不是这种原因，因为本书能详细叙述陈氏最后20年生活的点滴，应当有充足的史料可考。书中对三女儿为何不能常伴陈老身边给了些许暗示。“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儿女儿早在十六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1996年结婚前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但是在陈老行将就木唐筼无力照料的日子里，这一说法不能让人接受，起码从道义上觉着牵强，即便再大的风险在亲人病危亟需亲人照料时，也应该发生一些感人的故事。不知是作者不纰漏还是没有发生，而作者却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多位陈老助手和护士的感人故事。这不能不让我更加期待陈老三个女儿当时的处境如何，那真是个疯狂的时代！

那段时光离我们并不远

我小时候挺无知的，进了清华才知道陈寅恪，那会大一，用五一的假期当志愿校园导游，开始背地名练故事，认识了这位国学导师，也知道了日晷和大礼堂西侧的王国维墓。然而直到今天我才读完《陈寅恪的最后20年》。读完真的好沉重！这也是我第一次阅读时犹如仰面拥抱整个星明闪耀的夜空，那一个个耀眼的存在，耀眼的消逝，力图撕破漆黑的夜空，却终将换来自己的消逝。那么个动荡的20年，动荡的人心与河山，真的竟由这些照亮夜空的明星所承担！陈寅恪是我无资格评价的大师，书中所描述的坚定、自傲、洁身自好不染政治的形象深扣心门！围绕在身边的还有游刃有余的郭沫若、更恃才傲物的梁宗岱、不合时宜的向达、纯粹的刘节等等，倒数章节有一段，列举了那段时期中华大地上诸位大师生命陨落的时刻，真是让人心痛！让人心痛！现世看似理性太平，然而请问满屏幕的宫斗剧、偶像飞花，对大众的智慧教化意在何处？为何宣扬人心险恶？为何鼓动私斗暗涌？那个追求人生智慧和幸福、追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古老文明到底在哪呢？合书反思，这二十年清华的露面并不多，后继者当自勉。关于写作，本书的确写的太动情，主观的评价倒也没有遮掩，作者任由情绪降临纸面，尽管作为个人传记这样的主观容易影响读者的情绪，但是我想，面对那个“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光，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多去克制属于人性的不理智了。

龙潜与中山大学

龙潜与中山大学1955年4月至1956年6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55年8月至1956年6月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龙 潜 1910年生，四川省云阳县人。曾用名龙高轩、徐维平。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进行斗争。1933年2月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抗战开始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到延安，先后担任陕北公学人事部科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党训班主任。1938年春任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同年8月至1940年9月任新四军驻湘办事处指导员。1939年2月至1941年2月任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秘书、行政负责人，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秘书，中共南方局工作检查委员会秘书主任，周恩来的秘书。1943年回到延安。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9年7月任中共中央社会(情报)部第二室副主任。1949年9月至10月任南京市委公安局党委书记。同年11月至1950年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湖南大学党组书记，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1952年7月至1954年6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8月至1953年12月任华南分局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后历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昆明工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党委书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出版局顾问等职。在指书和指画方面有深湛的造诣。“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1978年3月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9年1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因此人而官司缠身，至今才得以出版。原始链接http://gjs.sysu.edu.cn/zsdxxs/zxr/9760.htm

蒋天枢为人值得敬仰，可是学不来呀，痛骂自己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早字若才，江苏丰县人，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青年时代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先生；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梁启超学习文史。1929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曾任东北大学教授。1943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后转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早年在清华时期，蒋天枢专攻清代学术史，毕业时所写论文《全谢山先生年谱》，以扎实的考据而得梁启超的赞誉。抗战时期，蒋天枢转而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三国志》的研究；50年代起专攻《楚辞》，晚年出版了《楚辞论文集》、《楚辞校释》二书。蒋天枢最为人称道的是, 他在晚年放弃了自己在研究方面的发展,转而全力搜集、整理和编辑恩师陈寅恪的著作。国学大师陈寅恪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蒋天枢则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表现为中国学林高风,也表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逆境时的风骨。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大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读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传记，恐怕要算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该书1995年出版以后，迅速在大学校园里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热门读物，甚至直到1999年，许多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依然热衷于追读这个多少有点煽情的故事。我最早看到这本书，正是在那一年。那年秋天，我刚踏入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康乐园，成为中大的学生。当时互联网远远没有如今发达，人们通过Telnet或者IRC在网上交流，网速是奇慢无比的56k，所以读书仍然是大学生的主要活动，日常交流时也经常会相互推荐一些书籍，而陆键东这部传记，被提及的次数几乎是最多的。后来有天晚上，我照例去东门书店逛逛，无意间在书架上发现这本书，黑色的封面已经有点破旧，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陆键东这部传记在传达情绪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至少当年的我是深受感动的，乃至从学校图书馆借了许多和陈寅恪有关的书，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以及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在康乐园的故居离图书馆不远。图书馆南边是大钟楼，大钟楼再往南，隔着岭南路和一片大草坪，便是陈寅恪住过的小红楼。青年时期的我很幼稚，曾有许多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坐在那座小红楼旁边，伴随着腊肠树在风中摇曳的沙沙声，翻阅着这些和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关的图书。只不过陈寅恪的写作技巧实在是略欠高明，其著作可读性很差，我基本上没有读完，除了《元白诗笺证稿》——这仅仅是由于我特别热爱元稹的诗。因这本书而对陈寅恪及其著作产生兴趣的，当然绝对不止我一人。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几乎可以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这部传记面世以后，这个数字逐年急剧上升，到去年已经高达3869篇，非但令向达和陈垣等人望尘莫及，就连范文澜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风。单从这个指标而言，在民国知识分子的范畴内，目前陈寅恪已经和林语堂、徐志摩等人并驾齐驱，位居他们之上只有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吊诡的是，这些年陈寅恪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众多读书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楷模，但陆键东这部成名作却只能在旧书市场上找到：200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龙云莎诉陆键东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案作出判决，裁定被告侵犯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龙潜的名誉权，责成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且“在陆键东未对《陈寅恪》一书中有关龙潜的部分内容进行删改之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陆键东不得重印、发行该书”。事后陆键东多次在媒体上表达了宁可绝版也不删改的意思，但后来显然是回心转意了，所以便有了刚在今年6月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我第一时间购买了这部作品，原本是想重温年轻时在康乐园求学的旧梦——离开那绿树成荫、青草如茵的地方已经很久，然而在这十年的颠沛流离之间，我几乎无日不怀念埋葬在该处的四年光阴。但也许赫拉克利特说得对，人的确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十四年后重读这部传记，竟然别有一番滋味。《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不少优点，最突出的莫过于陆键东很成功地将个体的命运放到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去考察，这和常见那种行状般枯燥乏味的传记有很大的不同，能够让读者对传主的人生经历拥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更为深切的同情。第二个优点是，作者明显下过很大的苦工，占有了足够丰富和翔实的资料，这也是他能够做到第一点的前提。陆键东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该系素来有重视古汉语教育的传统，陆键东受到的熏陶，使其能够对陈寅恪的诗词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读，让读者得以据之窥见这位学者的心境。这些优点已经由这本书引起的巨大反响做出了证明，此处不再予以赘述。下面要谈的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不足之处，以及其如何将传主推到神坛之上。为学者树碑立传，最重要的是厘清传主的学说，以及其在专业领域的学术贡献，但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这方面的内容是付诸阙如的，这就好比给修昔底德立传而不细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给查尔斯•达尔文立传而对进化论语焉不详。尽管陆键东在开篇即称陈寅恪为“学术大师”（第8页），“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这种学识与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第23页），并且每隔十几二十页就催眠般地重复这个论调，但通篇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来支持他的主张。不妨以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为例，这很可能只是以讹传讹之说。依据陈寅恪1956年亲笔在中山大学填写的“个人简历”，1914年以前，他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和法国留学各一年，从1918年到1921年，各在美国和德国留学三年，嗣后即归国担任教职，按照常理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陈寅恪是语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张需要非常之证据，如果陆键东能够证明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那么这个说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但陆键东并没有这么做，也不可能做得到，因为这样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陈寅恪公开发表的外文著述只有两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称的“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页，后者七页。这两篇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的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普通大学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译，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连基本的阅读校勘能力都没有，否则他不会允许这样一篇东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来，更不会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得意洋洋地说：“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顺便说一下，关于陈寅恪的“恪”字，有人读“却”有人读“克”，从这两篇英文的署名“Tschen Yinkoh”来看，陈寅恪自己的读音是后者，不过这是题外话了。实际上，反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再者，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表明陈寅恪曾经宣称自己精通十几门语言。陆键东把“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作为陈寅恪是“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的重要前提和证据，却不对其加以分析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陈寅恪的历史著述也是颇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逻辑之粗暴武断，有时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陈寅恪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和小说的兴起，是因为“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并举了两篇墓志铭作为佐证。当时我虽然年幼无知，但正好在练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说极谬。墓志铭的格式，自东汉即已固定，怎么能够以之说明唐代的“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呢？况且早在南北朝时期，小说已经初具规模，《齐谐记》、《续齐谐记》、《神异记》等固然散轶已久，但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却不是如何罕见的古籍，陈寅恪竟然得出“唐代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的结论，要是曾编撰《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先生看到，恐怕只有哑然失笑而已。至于散文“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云云，更像是业余爱好者的信口开河；自唐以降无数古籍，在描写景物世态事理方面，罕有能与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比肩的。至于其他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指出，感兴趣的读者稍加检索即可查到，这里便不予展开了。现在国内历史学界有些人认为，陈寅恪的一大学术贡献，是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但这种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从前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实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20世纪初期已成主流之势，并出现了一些经典著作。比如在1921年出版《艺术与社会生活》（L’art et la vie sociale）中，法国学者查理•拉罗（Charles Lalo）不但研究福楼拜的小说和拉马丁的诗歌，甚至还分析了德拉克罗瓦的绘画和瓦格纳的音乐，从这些艺术作品中寻找它们和以往社会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史实）的关系。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了代表作《德国哀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详细地论证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哀剧（Trauerspiel，与英文的tragedy、即一般意义上的悲剧有所不同）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虽然陈寅恪的法文和德文水平未必足以支撑他读懂这些作品，但他在法国和德国留学多年，又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进修语言文学，没有理由不了解这种研究趋势和方法。就算在国内，陈寅恪也不是最早发现文史可以互证的人。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便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这才是目前可据可考第一项应用这种方法的研究。作为知识分子，陈寅恪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个：首先，他的诗词写得很好，尤其是晚年的诗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再者，他对资料的占有，在他那一代学人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在没有电子数据库的时代，一个文史研究者的学问能够做到什么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掌握的资料有多少。从《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等书来看，陈寅恪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确实比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者要高明一些。这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界享有一定声誉的最主要原因，陆键东对此更是津津乐道。但在二十五史、十三经、全唐诗、全宋词以及其他海量古籍都已被收录进众多电子数据库的今天，再对陈寅恪这种本领赞叹不已，未免有点矫情；因为现在随便一个掌握文献检索技巧的大学生，他所能利用的资料，以及利用资料的准确程度，都远远超越了陈寅恪。更何况陈氏这种超越侪辈的能力，与其说值得钦佩，毋宁说令人羡慕，因为这固然和他的天资勤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比同时代其他学者要幸运得多。陈寅恪的人生际遇之佳，在同辈知识分子中堪称绝无仅有。他1890年出生在显宦之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北按察使与布政使，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是大权在握、官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陈宝箴思想开明，曾赞助长沙时务学堂，堪称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梁启超、谭嗣同等在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都可以算是他的西宾。优越的家庭条件使陈寅恪无须为生计烦恼，从而能够专心求学；他年方十四岁即东渡日本，随后又在欧美留学多年，直到1925年才参加工作。哪怕是在21世纪的中国，家里有条件供养自己在海外读书到三十五岁的人，恐怕也是少数吧。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院，在曾为其先祖幕宾的梁启超力荐之下，陈寅恪获聘为教授，和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以及久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不妨设想一下，假设现在有个人从海外留学回来，年已三十五岁，只有三个学士学位，其祖父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然后清华大学忽然宣布聘请他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网友和小伙伴们惊呆之余，估计会追问清华校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千万别以为当年的教授很容易当上，若是没有可以倚仗的祖荫，哪怕名满天下如郁达夫，或者拥有哈佛博士学位如李济，也只能从讲师做起。陈寅恪加人数等的境遇，到了解放后依然如故。没去过中山大学的人也许并不知道，陈寅恪故居其实是整个康乐园最好的房子，这座由麻金墨夫人捐建的两层小楼附近有众多参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说到环境的优越，只有专门用于招待贵宾的黑石屋能与之相提并论。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陆键东详细备至地描写了传主得到的礼遇，除了全校最高的薪水以外，还有众多额外的优待，包括可以随时使用当时中山大学仅有的两辆小汽车。甚至在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欲觅一粒米而不可得、最终活活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三支，并询问‘三支够不够’”（第325页）。当然，陈寅恪中年失明、暮年膑足的遭际，是颇值得同情的，但和同时代众多受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相比，以七十九岁遐龄寿终正寝的他，已经足够幸运。至于他失明后著述不辍的顽强精神，也很值得人们学习，但不应该因此而过度拔高他的学术水平，正如人们不应该将张海迪捧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一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并没有对传主的学术进行公允的评判，这可能是作者由于学养不够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但该书将毕生养尊处优的陈寅恪，刻意塑造成一个时乖运蹇的悲情人物，这也许是陆键东苦心经营的结果。陆键东曾是广东粤剧二团的演员，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又从事过多年的编剧工作，自然深谙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他甚至能够将陈寅恪的缺点包装成学术大师的特征。比如该书第六章提及陈寅恪在中大历史系开课，选修的学生原本有三十多人，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十来个。这件足以证明陈寅恪缺乏教学技巧的小事，却引发了陆键东这样的感叹：“太难为了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绝大部分人外语尚未过关，文史基础知识贫乏，陈寅恪的‘高谈阔论’，自然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第163页）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将偏执势利的性格缺陷粉饰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贵族精神等等，限于篇幅，这里恕不一一枚举。总而言之，就如实地反映传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而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败之作，它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陈寅恪的贡献和局限；但就塑造一个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这部作品则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之作，它充分体现了陆键东在编剧方面深厚的功底，胜利地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美化成一个百年难遇、令人叹惜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20世纪9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部成功的失败之作在当时迎合了学术界、思想界亟需一个偶像或者说符号来提振信心的潮流，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地将陈寅恪送上神坛。但二十年过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键东这部传记在今年的再版，也许将会是陈寅恪走下神坛的起点。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新版:新在哪里，遗憾几何

　　这本书的经典地位早已毋庸置疑，笔者在此斗胆略陈几句，只是希望这本著作能够更完善、更精益求精一些。毕竟，对于好作品，我们总是要更“苛刻”一些。　　2013年是陈寅恪研究的“大年”，有关陈寅恪的书出了不少（大概有八种左右，最新的一种是程巢父先生所著《思想时代：陈寅恪、胡适及其他》），其中最受关注的还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修订版。对于这本曾经风靡一时的作品推出新版，著者曾有疑虑，称“本书是否仍合时宜，知我责我，则留待读者了”，而读者们则用一如往昔的热情加以回应——据出版社方面称，该书首印5万册全部售空，后又进行了紧急加印。是书的影响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既是修订本，最让人关注的当然是著者究竟进行了哪些修改。戴建华先生读罢新版后曾在网上撰有《说说<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修订本》，叙说改动处甚详。新版的改动，当然不止于戴先生所发现的46处，但的确也没有整体架构上的变动。读者想要考查主要的改动在何处，其实只需要读读全书的每个长脚注即可。这些长脚注，几乎都是初版所无，也是最体现作者“历年来的研究心得与思考”之处。　　在这些长脚注中，作者一方面阐释了自己对陈寅恪晚年心境与诗文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也对历年来新出现的材料有所提示。如新增了胡景钊、朱佩贞等知情人的回忆，又如根据作者自己新发现的陈寅恪留医时的“病案卡”对陈寅恪1962年“膑足”入院的时间进行了修订，据葛兆光先生提供的《陈寅恪资料集》确定了香港报纸披露陈寅恪死讯的具体日期，等等。这些都可体现出作者为作修订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新版增加了十余幅插图，这些图片既为阅读该书增加了趣味，也是很值得一说的地方。新增加的插图，笔者以为最有价值的是第13页的“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填写的‘个人简历’”，第138页的“主要社会关系表”，第500页的“著述调查表”。“个人简历”是陈寅恪一生学术行迹最直观的呈现，“社会关系表”是研究陈寅恪学术交谊的重要参考，至于“著述调查表”则是反映陈寅恪对自身学术评价的重要材料。　　著者在新版中对这张“著述调查表”进行了解说，认为“从表中所列，略可窥知陈氏自己最看重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是哪些”。著者的阐释笔者十分认同，其实此点也有其它材料可为旁证。台湾学者郭长城先生曾撰文披露了陈寅恪有意赴台时携带的著作，其中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秦妇吟校笺》及若干论文抽印本（郭长城《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传记文学》第100卷第3期），这正可与著者提供的这张“调查表”互为印证，凸显出陈氏对自己学术作品毕生的珍视。　　新版的出彩之处当然还有不少，只是此次的修订与人们的预期仍有一定距离。在今年初刚传出将推出修订版消息时，曾有不少学者提出意见，如张求会先生曾希望新版“把史料用得更加新鲜、完备一点，让证据链条更完整”，因为“1995年到现在接近20年的时间有足够的历史材料的积累”，有些问题可以破解谜团，有些问题可据新史料作重新论述。然而，通观新版，学者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完美展现。　　新版中，有些能用新材料的地方仍然使用旧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等都已经出版，书中在叙述吴宓、陈垣的相关史迹时仍然用的是《吴宓与陈寅恪》、《珠江艺苑》等转引的材料。著者如此做，本意可能想保存初版原貌，但一般来说文献都是“后出转精”，故引用时最好是用最新、最全的版本。据说，《吴宓与陈寅恪》当年提供的日记材料有不少删削，所以在尽可能选择最优文献的情况下，用《吴宓日记》及其《续编》为佳（尽管此套《日记》也存在着有改动的情况）。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十几年过去，关于陈寅恪的新材料出了不少，有些还十分重要。大体来说，与陈寅恪晚年生平相关的典籍，新出的有《夏承焘集》（《天风阁学词日记》）、《邓之诚日记》（或《邓之诚文史札记》）、《陈君葆日记全集》、《夏鼐日记》等，正可补当年文献不足，也可以纠正一些旧有的说法。然而，这些新的日记材料，新版基本上没有采用。书中论述陈寅恪与夏承焘的交谊，强调“夏承焘亦可称是陈寅恪的知音”（第183页），相关篇幅却不到一页纸，给人意犹未尽之感。事实上，如果细检《天风阁学词日记》，我们当能够有更多发现。（与陈寅恪交谊不少的还有另一位词学家龙榆生。张晖先生生前曾披露多封陈寅恪致龙榆生信札，不过新版修订于2012年8月至12月，著者未及看到情有可原。）　　新材料有时候能够补充一些当年尚不明了的说法。著者在书中写道：“有一传说很典型：1950年，岭南大学为陈寅恪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据说京华那么多陈的友朋，只有邓之诚一人收到陈寅恪寄来的图书，陈寅恪尚附一信给邓之诚，信函大意为京华的学人已捐弃旧学而追逐‘新学’，该书也只有你感兴趣了。”（第132页）这个“传说”现在已经有史料可以印证，《夏鼐日记》等材料都披露该信实际上是寄给周一良的，内容大致是：“《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敢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由此可见，“只有邓之诚一人收到书”的说法并不恰当，当年北京学界很多人都收到了该书（张求会先生于此点讨论甚详细，参见《陈寅恪丛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8页）；又如，据《夏鼐日记》等材料，佐以其他相关知情人的回忆，陈寅恪悼念傅斯年的诗，现在看来可能就是《霜红龛集望海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但作者仍说“在已面世的陈诗中未发现这首挽诗。此诗恐将永远被湮没”。（第33页）此类未及更正或补充的情况还有一些。　　新材料的出现，也使得一些史事明显有矛盾的地方需要重新发覆。胡文辉先生曾经据《陈君葆日记全集》、《陈君葆书信集》研究了陈寅恪1949年的行止，他根据书信中提到“因院系调整关系，自动让出前住之三层楼房，而迁入东南区一号二楼”，考订出《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中提到的陈氏于1953年夏搬入东南区一号的说法有误，实际上是在1952年。（胡文辉《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上海书评》2009年5月24日第B08-09版）今观新版的相关段落，著者仍坚持是1953年（第61页）。又如，该书称是章士钊将《论再生缘》带往香港，使其流传海外。笔者一直对此存有疑问，因为在《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来往书札》中，1956年8月10日杨联陞写道：“周法高说，台湾收到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篇长文”，这个时间点，要比章士钊赴港的时间9月份早。（笔者最近已撰文探讨此问题，参见拙作《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南方周末》2013年7月25日24版。《论再生缘》流传问题可探讨之处尚多，如台湾学者读到《论再生缘》油印本的除了拙文提及的人物外，还有许倬云、王尔敏等。特别是许倬云先生还捐了两部油印本给大陆高校的图书馆。）诸如此类的材料，表明关于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生平，仍有许多地方需要重新检讨，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有些问题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你当时的判断和推测，跟后来披露的史料是否衔接”。　　新版中针对外界对初版的某些质疑，以及新见材料与初版的冲突处，通过脚注有所回应。比如针对近年来关于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的议论，新版指出“一些间接的资料面世。只是这些材料仅能证明在1950年前后，海外的一些机构仍对招揽陈氏在做工作”，陈寅恪已抱“不动”之旨，受陈序经影响陈寅恪不会走（第39页）；又如，对于唐筼因家族中人受冲击而去香港的说法，卞僧慧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指出“至土改时期，与师母有关系的唐氏族人已无人在农村，所言仅为推测”，新版回应称“此据中山大学有关档案记录，……唐筼有感于家族中人受到土改冲击，其含义并非仅指广西老家”（第36页）；再如，对于谢保成先生等披露的“郭沫若日记”中关于陈寅恪的内容，新版说道“传说中的‘郭沫若日记’……终究未刊布，单独检出个别‘日记’的部分内容，遽难视作坚定的历史材料”（第303页）……著者对于外界质疑能够一一回应，体现出其豁达的胸襟，只是正如著者所说“所谓知人论世，诚不易也”（第384页），学术总是愈辩愈明，在许多“谜团”尚不能完全破解之前，不妨就让诸家之说都摆在台面上，让读者来自行判断。　　书中在介绍作者生平时曾提到，著者2007年曾受邀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搜罗港台史料的机会。就笔者所知，港台的某些机构和个人手中，还保存有不少关于陈寅恪的材料，而对于相关事迹也有一些当事人或者知情者，若有心加以寻访，应该能让一些史实得以澄清，可惜这在新的修订版中体现得有限。书中在叙述程曦事迹时，曾提及在港的学人马鉴，称“马鉴与陈寅恪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前期仍未中断”，然而作者并未就陈寅恪与马鉴等港台学人的联系展开论说，而是认为“这已经是题外话了”（第37页）。与此类似，曾与陈寅恪有不少交往的陈君葆、徐伯郊等人，著者也几乎没有提及，而事实上他们都留下了丰富的材料可供参考，如《陈君葆日记全集》、《徐伯郊日记》（尚未刊布）等。当然，陈寅恪晚年与港台学界的联系，现在看来可发掘的地方还有不少，这毕竟不是一部作品就能够承担的，也许只能寄望于将来如《也同欢乐也同愁（续编）》、新版《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等著作的努力了。　　著者在新版前言中指出：“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包罗万象地概括历史的全部内容，限于本书固有的体例，著述的初衷，全书的结构一仍其初。”可能也正是出于此点考虑，作者虽然在书后的参考目录中增列了二十种新出著作，但直接使用的内容却不多。这大概也是著者对自己著作自信和珍视的一种表现。经过了将近二十年岁月的检验，这本书的经典地位早已毋庸置疑，笔者在此斗胆略陈几句，只是希望这本著作能够更完善、更精益求精一些。毕竟，对于好作品，我们总是要更“苛刻”一些。

不能作为传记来读的传记

读这本书的时候，满怀了很大的期待，貌似这本书炒的很热，但是期待多的话，便会有心理落差。书的最后写道此书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传记，但读过后，很难说这是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一段众多知识分子的历史。作者在研究陈寅恪本人贡献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大量笔墨涉及陈寅恪的作品解读，搜索的档案资料也很多，这种细致认真的研究态度值得尊敬。但是读起来，特别是前半部分，思路过于发散，条理上还有待斟酌，经常由一个人物引出一大篇关于此人物的故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了解了背景，但是这毕竟是以陈寅恪本人为主的传记，有点喧宾夺主之感。从个人情感上看，陈寅恪实在是让人敬佩与尊敬的人，光目盲这一点，就让多少人感到羞愧，我们当代太缺乏这种严于治学的学者了。

浩歌长存

大雪节气而晴暖，又逢周日，抽一本好书来享受咖啡和阳光，实为冬日一大幸事。这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书架里已颇有时日，只是不曾取阅。前几天微信里盛传的“历史系年度书单”里正好也提到此书，年尾岁末，不读似乎有负“年度”二字。一笑。作者从寅老在国共易代之际受故交陈序经的邀请去岭南大学任教开始，围绕大师偏居南疆时的交谊、著述、讲学、病痛以及生活琐事，向世人备述了寅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在失明继而“膑足”的病痛中，历经政治压力，而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著述不已的动人经历。生命如歌，回肠荡气，余音绕梁。作者几次在文中强调，寅老在易代之际没有乘坐“蒋介石的专机”去台湾或者海外，实属先生自愿选择。（这个观点跟后来那本畅销书《南渡北归》截然相反。）我倾向赞同作者的看法和说法，寅老一生魂梦所系乃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之根本定在华夏而非某海岛之上。寅老12岁即留洋，辗转海外求学十数年，归国后正欲报效故土，却在几年之后遭遇神州兵乱，抗日与内战，混乱十几年，一直无法安静从事研究和著述。且以先生天才的历史学家的眼光，他似已预见，49年以后的国民党，已经无力回天。故于情于理，他愿长留故国。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甚惜寅老在最后的20年里，未能将他毕生所学所思所得之大半形成著述，留给后世。悲耶？命耶？双目失明而赖助手艰辛著述，正如作者所言，其困难，非写作中人，无法体会。况史学著述，涉及资料之纷繁，又有别于其他创作。“此恨绵绵死未休”，大师所恨，盖为此愿吧！如果说一定要对此书吹毛求疵，盖作者在书中过于渲染“悲情”吧。殊不知人生在世，大师也好，蝼蚁也罢，流离、波折、病痛和事与愿违，几曾未悉数经历呢？“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为世人重现一位大师的最后20年，需要景仰的是其人之博学、睿智与高洁，而非一定要唤起后人对历史与故人的怜悯。

是可忍孰不可忍

全書輕浮處屢見不鮮，最不能忍的是寫康生探訪一事。說的是康生提出要見陳先生，然後中大校方通過電話與陳宅聯繫時才得知陳先生病了，正在臥床休息，拒見。然後康生後來就發起報復，阻止了《論再生緣》的出版。其中有兩處行文甚輕浮：P348：对康生探访陈寅恪遭拒一事，学校也很重视。事后再三查访，证实陈寅恪哪天的确在养病。但这种证实已没有意义了。在陈寅恪拒绝那一刻，真病与假病对于康生的感受来说都是一样的！陈寅恪为此事付出的是抱恨终身的代价。P353：莫非上苍早已安排好缘分的前因后果？不然，在1962年的那个春日，陈寅恪会否强撑病体，启门迎客？陳先生對這樣的事會抱恨終身？還會強撐病體啟門迎客？想啥呢……

读完书后产生的诸多疑问

为什么照顾他的不是妻女？这个容易找到答案，唐筼先生身体欠佳，有心脏病，晚年又添很多病，是在无力照顾陈老，而三个女儿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无法榻前尽孝为什么陈老作诗之诗名奇长？陈老可能为了留赠来者吧，根据陈老以诗考史的做法，想必想通过很长的诗名来传达一些难得的信息吧。陈老故居中大东南区一号二楼为何待陈老胼足后仍然住在二楼，既然广东省政府和中山大学领导等人如此优待陈老，为何不让他搬到楼下？一楼所住何人？答案为得知！

读后回想——《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读后回想——《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虽然一直在读书，读各种各样自己感兴趣的好书，但读后感的确是许久未写，也许是没有老师留作业的硬性要求后，受人性中惰性的影响而懈于动笔，也许是自己动笔的欲望未达到那个临界点，也许是在等待这本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但是，不管怎样，读完书，写写读后感还是挺好的，别的不说，起码可以在写的过程中，再回忆一遍书中的点滴，从而加深对书的理解，这样读书就会更有意义一些，也能让书中的思想更久地在脑中回荡，更长时间地享受其中的美好。　 下面，想先叙述一下读这本书的缘起，它因为一个人，我的研究生导师。在人对的情况下，我相信书也是错不了的，所以就极有耐心地一字一字地看完了整本书。记得那是在第一次导师与学生的单独座谈中，他向我们推荐了15本书，并把书目发至我们三位同学的邮箱。我在查收完邮件后，即刻从网上把能找到的电子版收集了起来，然后又去图书馆“按图索骥”，可惜的是，只找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本可借，所以就只好先看纸质版的《陈》，当然同期还在用手机阅读《古典之殇》（早于《陈》看完）和《上学记》。　　闲话少叙，现在希望通过写一下《陈》的读后感来与陈寅恪进行一次对话。首先很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陈先生，或者说，一谈起陈先生我最先想到的一句话，那便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陆键东也把这句话单独放在了书的第一页，而且是陈先生的亲笔手迹。在整本书中，各种语言的叙述似乎就是对这句话在进行阐释。　　由书名我们可以得知，作者主要记叙了陈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即1949-1969，可以说，作者对时间的截取是煞费苦心的，这是一段我们不该忘记的时间，同样也是一段不好写的历史，要写一位传奇如陈这般学人的这段历史，更是难上加难，而作者在书中对历史事件的严谨描述，对人情冷暖的细微刻画，对书稿资料的整理引用，无不令晚辈读者钦佩之至，这仿佛是陈之思想与精神活化、延续、光大。　　在16天的阅读中，我有意地控制着节奏，不想很快地读完它，想慢慢地体会陈的孤独与快乐，希望借时间的力量使我辈与陈的内心世界能够靠得稍近一些。　　陈首先地作为一名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历史学家，他从未远去，只因生命的厚重使得时光于他而停滞并延长，等待着我等后辈，来体会、来感受、来敬仰、来学习、来交谈、来对话。或许，真正懂得历史的人，才可以称为历史学者，而陈真正的是一位历史学家，因为他用自己对历史的懂来体味历史之珍贵，并深知历史之不再重过来，且传承历史之精髓与华丽。所以，能读到此书，于短短一生，实在万幸，幸运之至，幸福之至。　　当然，在无限厚重的历史之基上，陈还是一位文化大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蕴含着文化大师所该有的意义。首先是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凭借，几乎没有无语言的文化，而陈竟然精通十几种语言，着实令人难以想象。想想我们学一门英语都各种不堪，由此也可见大师之异于常人也超于常人之处。我想，一个人会很多门外语，固然和成长经历环境有关，但若不是发自内心的想学并且学来要用，则断难达到精通，就更不用说去研究那种语言中深厚的文化。而陈就这样默默地做了，虽孤独，少有人能体会他投心其中的快乐，但他还是默默做了。另外，陈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文化的灵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回想，这不也正是陈秉持一生、阐释一生的吗？甚至达到某种契合，文化的灵魂正是他的灵魂，在文化大革命及之前的运动中体现得格外真切。在那种真正考验学者的关键时期，他坚持了自己，与心相随，扛过了疾风暴雨，即便生命逝去，但精神与思想却穿过云雾，看见了阳光的明媚，直抵旭日升起的无线宽广的地平线。他是历史的信仰者，所以一时的艰难困苦、折磨考验，只会使信仰更加坚定，使信仰者更加坚定地走完一生，纵然有些孤独，但那更是大独立、真自由。　　吾辈羡之、往之、追之，不谢于这一脉的传承，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读过的书的人，不辜负自己所想的真实想法，切切实实地继续人生的道路。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将书扉页上这句流传已太广太广的话做这篇零碎笔记的题目。这是为王国维先生作的纪念碑铭，但私以为识其个中三昧者极少，作者或者是其中之一，还有寅恪先生曾经交往至深，互为投契的知交好友。作者说陈老终身为遗老遗少之名所累，我却觉得正是这样，陈老理所当然的远离政治，只谈学问，他将自我长期的封闭于社会大背景之外，却保持了自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或许正是一种变相的守节。1、在这个年代，大多数人愿意投身理工商学门下，而社会普遍将文史哲划归为将来找不到工作的徒有其表学科。真是与中国前几千年背道而驰了。这或许意味着中国再难出现在文化道路上走得深且久的人，也再难出什么国学大师，当然，这与时代，与社会，与太多东西相关联了。由寅恪先生再反推，或许战火纷飞年代反而是对文化学者一种懦弱的庇佑，现如今太平世道，倒是再不见潜心考据著述之人了，快餐作家遍地，一本书顶多一年便可作成。或许，寅恪先生这样的人，百年才能出一位。但是，如三四十年代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莫说其风骨傲气、赤子之心，我看就连其学问才识如今也难寻这么一批人物。2、陈序经等人从容风姿着实令人心折不已，欲亲眼见过。3、作者能把如此庞杂的人事物层层铺开，抽丝剥茧，且给人以上下贯通，读来畅快之感，说明其确是心血之作。4、作者在书中大多数时候都在铺陈事实，平和地叙说，很好地保持了一个历史陈述者的身份。难得的几句评论，或是太激愤，太悲痛，太伤怀，而不得不发之语，皆可令读者感同身受，可谓点睛。相比于当世一些动不动即要表达自我观点，只论夺人眼球者，显然大度通达许多。5、十分感怀与寅恪先生与冼玉清先生知交情深，不论政治，只谈学问，尤其是碧琅玕馆主人一句：不论哪个政府我也没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足见其心意豁达，于我心有戚戚焉。6、关于寅恪先生对贤者拙者的一段论述，我认为十分重要，贤者拙者在历朝历代都是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此话固然是名士风度，但寅恪先生在还算中年之时便得如此结论，他应该是早已看透，于晚年让自己完全脱离于政治之外。相对于后面他对共产党，对马克思的一些态度从此句或许可看出些端倪。7、关于汪籛。作者在书中说道：如果历史仅是这样的一面，则以后的故事便要简单得多。偏偏历史并非只有一面。从汪籛这一类知识分子人生观的改变，戏言一句，或许证明毛主席那句：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是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我以为，文化一旦流于政治，就彻底失掉其本性了。书中很多地方，都是点到即止，但读者不免多思。其实作者于心中对寅恪身边各色人物都有评判剖析，渗透于字里行间，或褒或贬，却不直言于文中，而留待读者自行体悟。除此，我觉得作者仍保有一种平和心境，所以有言：若以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发展都有不同的因由来审视。8、文中有一细节，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出版，据说陈寅恪在京华如此多旧友中只附一信给邓志诚，大意为京华的学人已捐弃旧学而追逐”新学“，该书也只有你感兴趣了。9、周连宽、蒋天枢等人，虽然并不具备寅恪先生、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才能，却拥有同等的治学气度，让作者不禁赞：这种以漫长的一生证明一份历史之缘，似乎昭示了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有这么一些学人的特别人生——他们是为文化而生的。10、关于董每戡先生。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关于梁方仲先生。学术的价值比较有永久性，政治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以上两位先生，都让人遥望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气节，感佩于那些守节，拥有中华民族传统文人傲骨之人。从对他们二人的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作者的激愤之语，隐于心中而不得不发，其效果力透纸背。11、关于陈寅恪先生与吴宓先生之交。这是一段令我读之落泪的往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如作者所言：有关当局十余年对陈寅恪的照顾犹抵不上一介书生的意气相投，相怜相勉，快慰生平，这已明白宣示，中国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理解和尊重，他们要求现实的，也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认同和珍视。12、中国四五十年代的学人，在政治革命中的命运，真是让人不忍卒读。刘节先生在批斗大会中被命令爬出会场，年过花甲的刘节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学的礼堂。凡此种种，不忍再举例。可谓是中华民族文化界的一大耻辱。可同时令人感佩的是他们仍拥有的天真热血，赤子之心。一有”自由的天地“，这群学人总情不自禁地展现生命的本性；一到历史关头，总能看见他们高洁的灵魂。作者如是说。多么可敬的一群中国人！也是多么可爱的一群中国文化的脊梁！13、陈寅恪先生一生都与中国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者在书的最后评述，用了三个与文化相关的词，他的一生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怀有一种文化情怀，拥有一个文化灵魂。我以为，这是陈老所追求的。虽然文化在时代中总被加以甚浓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寅恪先生一生都排斥，都避免的，包括最后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都在昭示着陈先生对于政治和文化相融的坚决否定。有趣的细节是，在为寅恪先生平反之时，会场中有一半人认为陈寅恪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季羡林先生或许还是懂得寅恪先生的，他当即反驳说这可能高了。确实高了，而且说不出高在哪里。因为何苦要牵扯至这么多，只需将寅恪先生视为一个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人就可以了。书读了三天，比较快，还有很多细节来不及一一推敲细思。虽然只凭此书窥得寅恪先生一二，却也令我受益匪浅。因为很久以来都没有这样怀着强烈的情绪读一本书，所以随读书的进程零碎记上这些，并没有记在专用的笔记上，现存稿于此。

新本尚有可观之处

还记得自己初读96年版时的感慨唏嘘，这十数年间此书经历的“风雨”，也定会让知晓其事的读者心中有恙。在陆键东先生“新版前言”中的“长年来三联书店对笔者爱护有加，在一段风雨同路的日子里，它甚至提供庇荫。”的这句也定会让明眼明心的读者会意感动。“新版前言”中言：聊以告慰的是，任十余载风雨的摧折，书中所写的历史，历岁月消磨，初步经受住了人世间的检验。这次新刊，增补之余，尚对原版一些冗词与错讹作了删削，个别尚有忌讳的史实，作了迫不得已的避讳；另又新加了史料图片若干。私心以为，新本尚有可观之处。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涉及陈寅恪、钱钟书与季羡林

钱钟书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做的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这段文字引自维基百科。

政治与学术 时代与个人——双重命运的激荡

一说李太白“天子呼来不上船”，未免太矫情，因为他打心底要为最高领导“奋其智能，愿为辅弼”。诸葛孔明的“不求闻达于诸侯”，更像是以退为进，老谋深算，非不求也，求的是明主上钩，专供“先帝以驱驰”。在中国，读书人和政治的关系历来暧昧。“学”惯常依附“官”，“官”惯常利用“学”，“官”“学”一家亲，造就了中国奇特的“学”“政”生态。如果说有些不同，则孟子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算别开生面，他是有底气、真风范、硬骨头。显然，在他那里，政治不过是实现大道的一个载体，合得来，就一起共事，合不来，就各走各的路，可进可退，自作主宰，学问自有其安身立命之处，不必也不能被政治绑架。 　孟子的精神虽然备受读书人推崇，但都是口头奉承，真刀真枪敢“犯傻”做的没几个。所谓“知行合一”、“名副其实”，在中国是老大难的问题。哪个娃不打小抓起，寒窗苦读多少年，想着一朝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为“大人”效犬马之劳，这是所有读书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比现代人追求姑娘还死心塌地。读书的敲门砖一旦拍开高墙大院，见了“官老爷”，心里就忍不住跪下去，甘愿当奴隶，三呼万岁，做牛做马做太监都感激涕零。这个时候，有谁能挺直了腰，不卑不亢，神色如故，恐怕是千年等一回了。因此中国读书人的独立精神历来晦暗不明、隐没不显。 陈寅恪就其做学问的风骨而言，可谓遥承孟子。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提点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谓为学术，爬梳出一条历千万祀而不朽的生命之光。为什么？因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俗谛当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世俗干扰，一旦受其桎梏，则真理不过沦为二等劣民，从此惶恐于为世俗权力鞍前马后。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纯粹的学思生命，其心血精力专工于文史研究，其生涯行状自远于政治牵涉。但有些人显然不这样想，占领了政治界，就要占领思想界，占领经济界，要十项全能，就像易中天说的：“一个人，只要当了官，尤其是当了一把手，就俨然是‘十项全能冠军’，是‘真理的化身’。政治他懂，经济他懂，科学技术他也懂。” 为什么政治界要统治学术界？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只是为世俗权力服务的，学术不能独立于世俗权力而存在，学术只是意识形态战线的思想形式。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就一定是资产阶级学者，不是社会主义学术的，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学术，凡非社会主义学者、社会主义学术的，其心必异。这之间只能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绝不允许有任何别的情况存在，不能容忍有任何自由的学术王国存在，因而必然与陈所秉持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立场根本冲突。 但究其本然，学问是一个个人做起来的，每个学者都有自己做学问的缘由、趣味和秉性，学术本身自有其使命、内容和方法，而世俗社会则另有一套理念、手段和规范，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遵循各自的价值。在长时间或全范围的历史视野下，虽然也不排除学术与世俗的两两相关，学术的关怀层层下落，有资于世俗，世俗的体验层层升华，滋养于学术。但就其某个历史时段、某一具体生命而言，应该允许学术研究与世俗生活拉开距离，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因为许多学问并不是当下就与世俗相关切，反而是在跨时间、多层次的曲折传播过程中，才能彰显其世俗价值。现在没有用，不代表以后没有用，或者正是因为现在没有用，所以才能不落入世俗的桎梏，才能更独立、更深刻、更客观地研究，以后才能有大用，这些个人的学问最终以不同的形式成为了社会的学问。真正的创造性思维非此独立之精神不能养成，任何集大成之大师非此自由之思想不能造就，文明之弘扬与化育非此二者不能深入人心。面对这些学问，如果仅基于狭隘局促的视角就简单粗暴地予以诛杀，则那些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世界、国家或民族经典的学问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显然，陈在此时代的风云激荡中，他已没有能力袖手旁观、偏安一隅。他不找麻烦，麻烦自会找上门来，因此他的独立不改、坚持己见，就是与时代的潮流死磕，就注定要头破血流，这是大时代下，个人避之不及的悲剧。二“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东坡先生曾有此叹，有些瞬间他以为参透了佛果，不料终其一生还是被世俗的“屁”事搅得翻江倒海、颠沛流离。后来者，陈寅恪亦该有此叹，求一方净土而渺不可得，个人学问与大众世俗之间，被简单粗暴换算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与社会主义的伟大政治之间的敌我矛盾。“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如既往的机动灵活，而“敌人”陈寅恪木讷守拙，疲于应付，就像一只无脚鸟，没有停歇，没有终点，只有选择无止尽的飞翔，直到死时坠地。他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其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这是陈寅恪对自己的评价，大概在他心底，最看重自己一生纯粹学术，未曾曲学阿世，这一点恐怕就是他的敌人也必须予以承认，就是这一点顽固，也最容易惹恼迫切来改造他的人。学术成就是一事，而学术成就之动机和学者生命之人格是另一回事，此事在狭隘者、无知者或短视者看来，最是不能容忍，动机与人格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其学术成就也必须一概打倒，因其人而废其文，又因其文而废其人。然动机与人格，于学者而言，最为宝贵，是自己的事，本与社会无涉，一旦纳入公共的视野，并且绳之世俗权力的标准，则捕风捉影也好，无事生非也好，横加干涉也好，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整个制度的盲动，已非针对某一人某一事，固是时代之不幸，国家之不幸。1945年，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提到：“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针对这种世俗之论，陈寅恪认为：“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遭遇，这时的中国，学者的个人生命，已非自己所能左右，在个人与时代、思想与政治的激荡之中，个人如不能“改土归流”、“改邪归正”，则终究沦为洪流下的一只蝼蚁，自杀者不在少数，被折磨早逝的不在少数，忍辱偷生学术生命不再放光芒，或光芒较之以前暗淡逊色的也不在少数。中国学术之不彰，学术大师之不出，不能不在此时代转变之际予以痛彻心扉的反思。　如果学术之间的斗争，真的像美国总统选举一样，要靠抹黑对方来取得自己的胜利，那么，陈寅恪命该如此，因为学术对政治而言永远处于弱势，就像秀才斗不过土匪，但另一方面“强权即真理”却从未为我们所承认过。相反，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如果我们政治的理论足够彻底，那又何必借助政治的暴力来压制“异端”呢？如果这样做，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非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来反对唯心史观，但他们的反对所用的方法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反对的思路却不是唯物史观的思路，这种反对本身的正当性、有效性也就瞬间站不住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今还没有胆量、勇气或自信彻底地反思自己，我们的理论是否回应了实践的需要，是否回应了人民的需要，是否回应了现实的丰富性，是否回应了别人的挑战，是否回应了实践与理论、立场与方法的双重彻底性？ 学问有对错，理论可以讨论，观点可以争鸣，谬误可以批评，当它仅是学术问题时，就不要急于用暴力的手段企图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三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小人。凡新旧变化之际，旧的规矩被打破，新的标准尚未建立，艰险狡诈、善变虚伪之流往往能混水摸鱼，摇身一变，暴得大名大利，而遗世独立、顾念旧情或愚拙不化之人则往往格格不入、不合时宜、痛苦不堪。“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这里固然是在点评历史，但以古照今，在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现今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每值环境之变迁，人事之变换，制度之变化，其中必有机巧聪明者，能左右逢源，应付万端，脱颖而出，名利双收。而其中也必有心善口拙者，不能揣摩新环境中旧势力之喜好，势必动辄得咎，不能自处，苦痛万分。说到底，也是坚持不坚持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问题。凡游刃有余、讨巧善变者，必自身人格挺立不足，遇事变就心机盘算，遇权贵就点头哈腰，遇钱财就奴颜婢膝，此乃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追名逐利之辈。其实大家都讨厌这种耍聪明的狡猾的势利眼，可是似乎又都摆摆手，说没办法，甚至面对其人时，还忍不住交口称赞说是一种本事，不知道这是一种狡猾的自嘲，还是一种懦弱的不屑，我们这种人的不敢反对，无疑也助长此类不肖者巧者，真是无语拿石头砸天，最后砸中自己的脚。那些贤者拙者，固执原有之人格，一贯之立场，不屑或不会察言观色，其人格昂然，精神丰沛，寡言少语，守拙不移，故不见容于新环境也。这些问题，我辈亦是如此，或者更甚，个人之罪乎？国家之病乎？时代之患乎？人类之痼疾乎？不管贤者拙者不肖者巧者，其中得失，冷暖自知。　　四陈寅恪是爱国的，这一点不需要讨论。　　

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笔记摘录

1、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2、陈序经：“搞学术‘要优容雅量，否则学术就很难有显著的进步’，‘假使我们把高等学校的生活，完全党委政治生活来看待，这就是把政治庸俗化‘。”3、取地下之实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4、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5、历史最容不得假设，但人类对历史作烦死时往往最喜欢提出假设。6、古来圣贤皆寂寞7、时代总有自己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顺之者则合潮流，逆之者则产生所谓的历史悲剧。最能令人一咏三叹的，是有时实在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8、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炸者往往能投机取巧，置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9、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10、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出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11、死是容易的与超然的，生却充满了艰辛与痛苦。12、陈序经：“高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比较复杂，权利心比较淡薄，但也有其自尊心，甚至怪脾气。与高等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有涵养。尊重对方的长处，不便过分强调对方的弱点。”13、文化史一种无法割裂、也需无限积淀的渐进过程。14、苦难之于生命，可以超脱，可以消沉，可以向某种精神境界皈依，也可以不敢地挣扎。15、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即是那种总是用精血与激昂的独特情感去温热和再现曾经有过的历史的那种人。

陈寅恪能代表知识分子吗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再版后第一时间出手买下。此书第一版出于1995年，旋即引起陈寅恪热。书中将陈寅恪先生的品格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随即迅速传播，成为但凡有点知识分子情节的人士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此书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其对于建国之后陈寅恪工作、生活的描述，似乎写出了49年后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可能状态。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新政权的承诺，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以及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催使其不断参与政治活动，表达观点，发表意见。最高决策人一旦翻脸，知识分子们则悉数落得被打翻在地，甚至被踏上一脚的下场。难得有人如陈寅恪者，不但在历次活动，尤其是反右活动中少受冲击，并且一直没有暂停过学术创作，建国后的学术成就堪比建国之前。作者认为这最主要的当属陈寅恪主动避免参与政治活动。陈寅恪以盲人自居，尽量避免参加各种会议。新政权希望知识分子提建议，陈寅恪却不发一言。没有把柄，随后的反右运动自然和陈无关。陈虽研究历史，却少议论政治，其所发文章也都是谈论历史专业问题。其喜欢写诗，并且偶尔在诗中抒发情怀，但也都是遮遮掩掩，并不直接，不懂其心境的人很难猜出其到底在直指什么。可以说，陈所醉心，完全在于学术，而不是政治。建国后，陈虽目盲，后又断腿，但其创作一直没有中断。尽管需要从旁人处听记材料，陈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进行了不可思议的创作。他先打腹稿，后口述经人整理再复述给他，最终听定终稿。此过程十分艰难，不仅需要陈本人博闻强识，还需要得力的助手。然而，就靠这样的方法，陈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几十万字的专著，成为少有的建国后还能在学术上有所超越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指的是在学术思想上的独立，而并非知识分子在入世层面上对于政权的直接抗衡，及在对抗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和自由。实际上，这句话是陈寅恪当年对王国维的评价，王因重情于一种文化而选择和其一起消殒，不顾时代更替，这也是种独立和自由。陈退守书斋，不论魏晋，不参与政事和政治活动，专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在那个喧闹的时代确实难得，也更显得其独立于世的品格，有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味道。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陈寅恪能够在九十年代，乃至当下大热。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向来热衷于参与政治，修身齐家为的是治国平天下，为国建言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种现象可以说千百年来没有改变过，即便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仍旧对政权抱有幻想。在政治气象稍微开放的八十年代，他们又开始著书立说，试图影响国家进程。八九年之后，这一幻象再次破灭，知识分子的苦闷无处化解。躲进书斋成了知识分子的选择。对于公共空间的失望，使不少知识分子试图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推动国家变革。退一步说，哪怕不能使国家发生改变，但对于学术而言，最起码有成绩流于后世。90年代中期，在市场化和去政治化的双重洗礼中，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安守书斋，悬浮于世，争取学术上的自由，并于其中寻求自我独立精神。暗合了此种心态的陈寅恪也因此成为了知识分子精神的象征。然而，这似乎是与西方历来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相悖。按照西方知识分子学说的观点，知识分子始终应该是入世的，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公共领域发声，表达异见，斧正国家运行。甚至可以说，不参与政事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不是仅仅致力于专业领域的人士，而是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在道德和规范层面上指引国家发展。那些只在某些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却不愿意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似乎只能是个专家而谈不上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观和西方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遇明君则入世，遇昏君则出世的传统。类似于陶渊明的避世不但不会被谴责，反倒被纷纷效仿，不参与政事有时甚至成了某种美德。换个角度而言，那些总是挑事、敢言的人，往往落得悲惨下场，却被人称为不识时务。而那些默不作声的人却被赞扬为有历史眼光，有远见。这是中华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相抵触的一部分，应该逐渐加以改变。当然，改变得从执政者开始，要真正给知识分子一个能说、敢说的平台，而这需要政治勇气和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