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8册)》章节试读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笔记-第889页 - 卷四十一

「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令有司条具元祐党籍臣僚未经褒赠人，吏、刑部限一月检举。」
根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仪制一三所载德音原文，
当标点作「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令有司条具。元祐党籍臣僚未经褒赠人，吏、刑部限一月检举。」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笔记-第2999页 - 卷一五八

闰八月乙酉条
“……即以敏为统制官，留戍其地 。神武中军旧止三部，自杨存中职殿严，始增为五军”
此本句读为“即以敏为统制官留戍，其地神武中军……”，应误。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笔记-第15页 - 四、关于本书的流传及版本

首先要说明的是，以下讨论与全书点校质量和整体研究水平无关。仅是针对点校说明中关于《系年要录》在明代目录中著录的传本做一个简要辨析。
胡坤先生在介绍《系年要录》在明初的流传情况时以为：
“明正统六年编就的《文渊阁书目》卷六明确载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部六十三册，阙。塾本二十册）’......很显然文渊阁当时所藏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塾本二十册，所谓‘塾本’实际就是一种私刻本，具体是何时何人所刻则不得而知，不过这种私刻於家塾中的刻书做法大体流行于宋元时期，再结合文渊阁所藏之书大都是永乐十九年之前皇家在南京时期的收藏，因此这个‘塾本’极有可能是宋元时期的某个私刻本。当然这个‘塾本’是根据哪个版本刊刻的，则不得而知。”
“而《文渊阁书目》中还记载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另一个版本情况，即‘六十三册，阙’，显然这个版本在正统年间已经残阙了。至于这个版本阙了多少，在南京贮藏期间有没有为原有的书目记录，彼时是否有阙，这些问题由于史料记载有限，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晓的是清修四库全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且文渊阁本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末附有一篇贾似道的跋语，从这个情况来看，《文渊阁书目》所著录的这‘六十三册，阙’的版本，很可能是贾似道的扬州刻本，而且很有可能在修《永乐大典》时，这个扬州刻本是完帙。”
以上胡坤先生的论述，对《文渊阁书目》的版本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进而导致其对《系年要录》在明代的流传作出了误判。
从第一句可以看出，胡坤先生使用的《文渊阁书目》，是近代以来流传最广、也是唯一的刻本——读画斋丛书本（二十卷）。据读画斋本卷末的鲍廷博跋，可知此本是以四库本（四卷）为底本录出，又补以其家塾旧藏抄本中宋代文集二百余种和完全残缺三等的分类。了解读画斋本的这个性质，就可直接判断胡坤先生认为“塾本”是宋元时期流传的某种《系年要录》私刻本的观点和后续推论都是错误的——“塾本”云云，其实是鲍廷博刻书时的校勘按语，仅表示其家塾本记录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册数与四库本不同，而不是说《文渊阁书目》中记录有两种《系年要录》，其一名为“塾本”。
此外，关于读画斋丛书本《文渊阁书目》的“阙”“残缺”“完全”三种记录字样所代表的意义，自张政烺先生察觉其存在抵牾，试图加以弥缝解释后。直到现在，学者引及此书时仍存在普遍曲解误用，罕有能明其真意者！实际上，这三种记录均是后代所加，不代表正统六年登录文渊阁藏书时的完阙情况，更不代表修《永乐大典》时的底本情况（如胡坤先生上文的理解，就属于这种错误）——在此想说的是，除非专门研究《文渊阁书目》自身的流变，否则这三种记录基本是没有意义的，用以推测《大典》中各书底本的存佚完阙也是没有道理的。关于这点的理由和论证，本非这条笔记能够说明。只是因着胡坤先生的误解，附带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