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通释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1-5
ISBN:9787108035998
作者:余英时
页数:341页
内容概要
余英时1930年生，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19759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予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书籍目录
序
1 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2 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的异同
3 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4 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5 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 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序
6 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
7 古代思想脉络中的医学观念 李建民《生命史学》代序
8 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序
9 从“游于艺”到“心道合一” 《张充和诗书画选》序
10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11 侠与中国文化
12 关于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观察
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一篇都集中在一个特殊的面相上面。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且每一篇论文都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文化史的某一面相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同时看到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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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安徽潜山人，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与汉学家，师从钱穆、杨联升等名家，曾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所著《中国文化史通释》系由十二篇论中国文化的文章组成，内容涉及宋明理学，近代士商互动，中国民间文化，中国文化与科学，传统医学理念，科举制度评析，侠文化，中日文化交往史等多重领域，从多个角度勾勒概括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及其内在特点。一、中国思想史的四次突破这一篇里，作者从整体上介绍了中国思想史上四个最重要的突破转型期，即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在文章一开始，余英时就指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需要从假设出发，以假设为引线，找到思想变迁的历史线索，作者的假设为思想史本身的“自主性”，即思想一旦形成，即有其自主的发展逻辑，逐渐成为一个自主的精神领域；同时作者又指出，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思想史的发展与人类的整体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对思想史研究不仅要细致检视每家学说的思想内涵，还要密切观察其他社会领域的种种动向，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把握达到对思想产生发展的充分理解。据此种研究思路，作者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实因此时期天下大乱，“政”“教”一分为二，私学兴起，古代一统的“道术”“为天下裂”。作者借用帕森斯所提出的“哲学的突破”的概念来指代此时期中国思想之特点，在此基础上，余英时又对此种突破的历史过程与实际内涵进行了考察，指出此阶段中国思想所突破的并非全部的礼乐秩序，而是其中“巫”的传统，即以“心”学替代“神学”，从而奠定了此后中国思想的基本格局。进入汉晋之际的第二次大变动时期，随着政治上的分裂混乱与经济上世袭贵族阶层的出现，儒教信仰开始动摇，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士族内部出现上下区域的分化，士人的个体自觉开始出现，即开始强调个性与自然，挑战名教礼法。余英时一再强调此种“名教”与“自然”之争不限于儒道之争，而应扩大为“群体秩序与个体自由”之争。第三个大变革时期，即唐宋之际，由于唐末武人横行，门第传统断绝及科举取士制度在宋初的重建，使得在宋朝，“士”人阶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以天下为己任”成为读书人的精神追求，此时儒学复兴，重点在“回向三代”与“治道”，此阶段的“士”们寄望于“得君行道”，且“同治天下”。明清之际的王阳明时代是中国思想史的第四次重大突破，此时期出现的明理学与宋理学之断裂体现在明代“士商互动”与“觉民行道”上，其原因需要关注明代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的变异，即明代皇室对儒家士人的极不尊重与肆意侮辱导致明儒难见“得君行道”之希望，故“弃儒就贾”，“觉民行道”，从下至上，掀起社会下层的思想觉悟与大改造。在第二篇文章里，余英时对上述的第四个阶段明代王阳明“觉民行道”思想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指出宋明理学的共同之处都在于要推动“儒家的整体规划”，然而它们差异在于其政治取向的不同，即宋儒强调与皇帝“同治天下”，得君行道，而明儒则多选择回避政治，从下层社会入手，广结“同志之士”，“致良知”以“觉民行道”。余英时将其原因主要归结于宋明两朝政治生态的显著差异，即宋代皇帝可以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而明代皇帝则以士为工具，从内心里敌视士人。二、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以现代的偏见视角来看，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本该两个完全对立的方面，毕竟，“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与“货值功利”“唯利是图”是两种完全看不出关联的取向。但是，历史终究不是茶余饭后的三两句闲言碎语便可道清的，如同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内在联系的探究一样，余英时也对中国近世王阳明以来的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进行了研究，不仅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对立，相反还存着莫大的相互关联。这一篇里，余英时日本涉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的观点入手，首先考察了原始儒家与商人的历史关联，指出孔子并不鄙商，相反由于其大弟子——子贡作为商人的贡献，反而促进了孔门学说的传播。只是儒家的这种温和的态度到了宋代，便转为了一种对商人与商业世界抱消极与否定的态度。而宋明理学真正公开肯定“商”之价值的始自王阳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对于儒家伦理与商业经营在16世纪的合流之原因，余英时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十五六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空前活跃，许多全国性与地域性的大中型企业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二是此阶段“弃儒就贾”社会运动的长期延续。结果“士”与“商”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清了，从而出现了士商互动与士商合流。明中后叶，人口极具膨胀，科举取士毕竟有限，大量的生员被排挤在入仕之门外，加上明朝皇室常有辱儒之行，导致很多的读书人开始尝试“弃儒就贾”，结果便出现了所谓“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说法。然而“弃儒就贾”后的商人却并未真正“弃儒”，这批在商业世界中寻求发展的旧儒不可能完全忘记儒家的价值与精神训练，相反，余英时以详细的文献材料证明，这些儒家的价值与修养往往成为他们事业成功的动力，商人们开始以白圭、范蠡、子贡为偶像，强调逐利，亦强调守义，即“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各以清修，各守其业。”造成此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如前所述，这批弃儒的商人并未忘记儒家的价值教训，他们以高度的自觉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落于治国平天下的“士”之下。余英时最后也指出，这种士商互动同时也对儒家的社会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阳明所提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就是典型。三、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有关“李约瑟”问题的这篇文章是余英时给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文，在文中，余英时介绍了陈方正此书的大概内容与观点，于此之中，融入了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以及自己对“中国为何产生不了科学”问题的认识。李约瑟是英国的汉学家和科技史专家，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详细检视了中国史上的科技发明，据此他认为“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余英时对待这个问题与陈方正的态度比较接近，即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他引用陈方正书中的话道，现代科学“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一个传统即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传统，两次革命分别是古希腊柏拉图接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在学园中展开对数学的纯粹研究以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西方现代科学的核心是数学化，而中国古代的科学则出于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实际需要，与西方相比，仅有“法”，而阙“义”，这个“义”便是纯粹的数学研究，数理研究。就这个问题，余英时总结道，“由于中国过去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比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即，中国未有系统科学是与中国文化的思想取向相关的。所以余英时指出，“李约瑟”问题事实上是个假问题，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完全是两种同名而异实的东西，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他以近代中国西学引进之诸多情形为据，指出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故李约瑟所构想的“百川朝宗于海”根本未曾在出现。除此之外，《通释》中还收录了余英时对于中国侠文化、民间文化、医学、科举制度及中日交往等问题的探讨，限于篇幅与时间，不做一一总结。大体上看，这些文章尽管多为讲学稿或序文，在论证深度与系统性上或稍有欠缺，但大概勾勒了中国文化多方面的特点与发展脉络，语言通俗精炼，观点独到明晰，如我辈愚顽之人读来亦觉神清气爽，甚为有趣。联想到今日国人动辄妄议“文化战略”、“中国梦”之说，却对中国文化与精神未有丝毫之了解，只顾抱政治之大腿，发些无关痛痒之呻吟，提些莫名其妙之策论，结果弄成个“中不中”、“洋不洋”的怪物，实属可笑之悲剧。唯引序文中所引余先生借黄梨洲之句以自戒并结：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 -
我粗粗看了一遍，只是历史的堆砌，故纸堆里翻出的事情，没有什么新观点，作为普及型书还行，但不必叫《中国文化史通释》这样大的名字。中国文人的通病，用一本书解释另一本书，思路狭窄，不能从人文的角度解释一些思想。不好意思，个人浅见而已。 -
这是一本关于文化的书，讲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涉及的方面比较广，而且它对中国文化史的探讨角度是很有特点的，学习历史专业的同学很应该去看看这本书，它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个串连，看了它之后。我相信你学起中国古代史会更加轻松。
精彩短评 (总计5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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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师乃编论文为书卖钱且不同书中反复收同一文章之祖，大陆当今许多学者如此，俨然形成风气。大师之徒——某大师得其编文成书之神髓。 -
余英时多篇论文的结集，涉及范围很广，但都关乎文化史的某一面相。以文化史通释为题仍稍感嫌大。至于“通释”的部分，讲宗教的入世转向、医学、侠与中国文化等几篇都脉络清晰，时序贯通。 -
第一本读过的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在《从政治生态看宋明理学的异同》一文，第一次知道“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概念，印象深刻。 -
刷新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印象(当然我以前也没读过中国文化的东西), 感觉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不错的, 儒家思想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坏, 宋代儒学有君主立宪的味道, 明代的有苏格兰启蒙的味道. 不过该书是一些列talks的总结, 所以并很多没有细节. 细节要去读作者的诸专著 -
老师要求读的，对于梳理思想史的脉络很有帮助。 -
喜欢 -
言之有物 -
1名不符实，是文章合集 2《原序》一篇很好，其他一般。而且作者给别人作的序太长了。 -
拖了一个星期，终于把它啃完了……虽为论文集，但完全显现了余老的文化史观：文化归为一整体的同时富有多重面相，这一点从其收录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交流等各方面的文章可见，在阐述各方面的同时又将其包涵在中国文化整体之中进行分析。另一点就是，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不管是对中国思想发展的梳理还是对科举来龙去脉的探寻，格物致知的态度十分明显。此外，在分析中国文化之时还与西方的文化作比，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更加深刻的分析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嗯......还有，相比余老引用经典娴熟的文笔，我就是个渣渣........ -
各种序的合集，看得我好不舒服，不过里面的几篇论文还是蛮干货的，如四次突破，科举等 -
虽然只是一些文章的合集，但书中所涉无论思想史、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宗教入世转向、明清小说还是医学、科学、科举、侠文化及中日文化交涉，都以极简文字描绘出中国文化不同的面向。这些面向之间，可以看到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它们共同拼凑出一个整体的文化面貌。读书、治学均要有能下细致功夫，同时有大眼光，看得到历史中的前后贯通之线和中外间的左右连接之线。
钱穆已去，遗风在其弟子身上仍然可见。之于我等普通读者而言，实为幸事。 -
等场内考等了十幾個鐘，看了這本書。其中觀點有的已曾討論，有的是借新視角為旁證。比較好的是《俠與中國文化》，考據有啟發，重點在先秦兩漢，其後的討論都略了不少。 -
论文集，涵盖各方面。内容不说，序竟然是董桥做的，这样一本偏学术的著作，董桥分量还差点吧 -
董桥的序作的极好，余先生文章艰深 -
认真读完，真心忘完。 -
赶紧看完还人 -
余先生过时了。 -
本书又名，我是如何走上“天人合一”的邪教之路。——此书是余英时最新的论文合集，较之以往更多了几分自负。在写《朱熹的历史世界》时已经暴露出的史学潮流判断问题，在近几年的文章写作中暴露的更加彻底，“为赋新词强说愁”之语中的。 -
侠的那张感受最深。 -
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大概是有关宋明理学、儒家与商业的关系、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科举制作用、侠文化这几篇，可惜除了最后一篇外都未能完全展开，蜻蜓点水。最恶心的部分是董桥那篇酸臭的序言，呵呵。 -
对程朱与阳明的背景分说真有洞见。 -
哈哈哈是谁说一鱼三吃！ -
期中作业 -
余英时的文章写得精彩，整体性欠佳，较难梳理出一个系统和脉络。 -
和《究天人之际》一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方法论和问题视角。 -
非专论，一些简要的陈述性文章。可以简单地了解余老的学术方向吧 -
每一篇解决一个问题，学者风范。讲座、序啊之类的汇成了一个集子，但是非常有营养。 -
余英时的思想史作品，往往可以翻译成知识分子史研究，或者古代士大夫研究，设计思想的部分，其实可以转化成学术思想史，因此，这部书选取了余英时对于中国历史中士大夫在政治、商业、学术、文学、艺术、科举，甚至包括武术等方面的研究，汇集成一部论文集。余英时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论文集的方式出版，缺乏真正意义的著作。钱穆是非常善于写书，写论文远不如写书来的流畅。反观余英时的著作，基本上都是研究论文和序言构成的著作，这样的作品能够看到纵深，但是相互之间的联系就不够了。如果将钱穆的《国学概论》与《中国文化史通释》相比较，我们就能看出钱穆的学术基础建立在中国学术的分析和思考上，而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概念，则是基于别人的研究基础上，缺乏从中国文化自身总结出思想文化通识的能力。从这一点上，余英时无法与钱穆比肩。 -
看了一眼就被吸引的书！ -
“侠”一篇 -
”文化史通释“此名当不起，余大师也开始泛谈了。。。。《侠与中国文化》及讨论科举等部分最有价值。。。
综述前人研究，以文史为根基，着意发挥，非常值得拜读。但有的地方说得过于笼统了。 -
余学入门手册，作者其他书里的观点好多都在这本书里简明扼要的自己提炼了。
看朱熹的历史世界附录，知道余先生会驳人，看这本书知道他怎么善夸人。 -
先生高古，读之自觉无知，惭愧，惭愧 -
在讀。好書在於帶著讀者不由不去思考～喜歡～ -
最大收获：道心是精神实体，一直希求之所在。余英时就是好看，外行也好，浅也好，重复也好。上一位都好看的岂不正是陈丹青。选题都饶有趣味：士大夫半推半就难以抗拒终究爱上明清小说；原“序”，嘤鸣求友，取自诗经，问候别人真的可以用嘤嘤，还更标准咧；从“游于艺”到“心道合一” 《张充和诗书画选》序，把张充和捧的过高，场面话开心就好撇嘴；侠|儒|墨，新合体技能Get，日本难道不是拷贝去了任侠。余英时的巧舌，相信任何古代文化，都能说出起承转合。唯一对他滴汗的，不提先师不痛快星人。董桥的序是看过的董桥文字里最漂亮的= = 含金量其实没有四星。 -
每一篇都是独立的，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大背景。两条主线：一是思想变化，一是“士”。 -
当初读戴震与章学诚的时候太年轻，不明觉厉，读士与中华文化的时候也是引用了大段大段的原始材料，也收获不少；而这一本是收录了余先生的讲座，所以在表述方面就更平易近人一些。线性地梳理了中国文化史，有一些创见。理解所谓的“哲学的突破”、“得道行君”和“觉民行道”等等 -
侠那一章挺有意思。 -
当时年轻的我，只想着装逼了！不胜酒力。只能叹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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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确实是短文集中的精品，干货多 -
十二篇论文组合的论集，每一篇都有大气象，以小见大的功夫做得非常好，无论是自己熟知的领域还是完全没有了解到领域，总是能从其中窥见文化史背后的内在理路，其中甚多精妙结论，惟惜在限于篇幅多只列结论而不言怎样考得此结论.综而言之，非常好的一本书，尤其是说中国思想史上四次突破和科举制的一篇文章，启发甚多.
扣一分给三联的校对. -
有些文章感觉似曾相识，对这个书期望过高了 -
14.11.11看完 -
高三夜读之书。 -
软文合辑 -
仅仅是论文的合集，里面有许多水水的文章，但是仍有许多经典。 -
愤怒地欠款半个月终于读完了它。认真写了笔记。很多史料例证严谨的学术老头。 -
余先生的文章总是喜欢创造新词汇 然而这些新词汇不过只是除了用来增加阅读难度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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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3-53/8946-1 -
就是把给别人写的序言 编册成书，再取名 通释 就没意思了，太琐碎 -
中国文化“特色”通释，“侠与中国文化”，我最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