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崧年谱（上下册）

章节摘录

许承家，字师六，号来庵。许承宣弟。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三十年，充会试同考官。以兄老里居乞归。著有《猎微阁诗集》等。生平详民国《歙县志》卷七《人物志·文苑》。与邹祗谟、董以宁、任绳隗填词唱和，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陈迦陵文集》卷二《任植斋词序》：“忆在庚寅、辛卯间，与常州邹、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杯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两君独砣矻为之放笔不休，狼藉旗亭北里间。其在吾邑中相与为倡和，则植斋及余耳。”《湖海楼诗稿》卷十《秦淮寓中寄文友用杜陵寄贾司马、严使君五十韵》有句云：“班荆逾七载，失怙竟同年。”该诗作于顺治十四年（考见该年），上推七载，则其与董以宁相识在本年。邹祗谟（1627-1670），字讦士，号程村。江南武进入。顺治十五年进士。与陈维崧、董以宁、黄永称“毗陵四子”。工词。著有《程村文选》、《邹讦士诗选》、《丽农词》，另与王士稹合选《依声初集》。生平详沙先一《邹祗谟生平与著述考论》。董以宁（1629-1669），字文友，号宛斋。武进入。诸生。少负文誉，工诗词。著有《正谊堂诗集》、《正谊堂文集》和《蓉渡词》等。任绳隗（1621-？），字青际，号植斋。宜兴人。顺治十四年举人，十八年以奏销案褫革。善诗词，著有《直木斋全集》等。生平详嘉庆《宜兴县志》卷八《人物·文苑》。吴县叶襄以《红药堂诗稿》见寄。维崧见姜垓所作序，心颇好之，乃求姜垓为《湖海楼诗》作序，垓未报札。《陈迦陵文集》卷六《祭姜如须文》：“忆自庚寅，吴县叶文学襄寄仆以《红药堂诗稿》，其序乃先生所作，仆心好之。……即致一函于先生，索先生为《湖海楼诗序》，先生未报札，即序未脱稿也。”叶襄（？-1655），字圣野。少颖敏，锐志经籍，有声诸生间。入清后隐居不出。生平具《苏州府志》及李浚之《清画家诗史》。孙枝蔚《溉堂集·溉堂前集》卷四有乙未年所作《挽叶圣野》五律一首，可考其卒年。姜垓（1614-1653），字如须，号明室潜夫。山东莱阳人。崇祯十二年进士，授行人。入清不仕，流寓吴县。著有《浏览堂残稿》。生平具魏禧《莱阳姜公偕继室傅孺人合葬墓表》。另据顾禄《桐桥倚棹录》载，“姜行人垓寓舍”，“在山塘，额曰‘山塘小隐”’。患瘵几死，赖道士蒋函九教以炼气法，始得愈。《湖海楼诗集》卷四《感旧绝句》之十四《蒋道士函九》自注云：“道士少曾为诸生，精服食之术。庚寅岁，余患瘵几死，道士授余以炼气之法，遂愈。”友吴湛卒，作《吴湛传》。《陈迦陵文集》卷五《吴湛传》：“死之时，岁庚寅，年三十八。”顺治八年，南明桂王永历五年，辛卯（1651），二十七岁，春末，许楚来游宜兴，宿通真道院。时逢牡丹盛开，陈维崧、邹祗谟、董以宁相约饮于花下，许楚以病阻，未能与会，后有诗次韵相答。许楚《青岩集》卷五《青岩诗集·白华堂诗》有《邹讦士、董文友、陈其年饮丽人牡丹下，予以病阻，索予次韵》。按，从本集诗的排序看，许楚本年在宜兴的时间颇长，其前面有一首题为《客阳羡通真道院，庭中雪球盛开，命奴子剃草洗石，趺坐花下，会谢献庵明府有豚饼之饷》。另，许楚本年在宜兴所作之诗共有八首，这组诗前面的一组在时间上也自成序列，其中一首题为《庚寅七月自西兴舟至郡郭宿友人郊居》，可作为判断时间的依据。许楚，字芳城，号青岩。安徽歙县潭渡后许人。少入复社，入清隐居。年七十二卒。工于制墨，擅书画。著有《青岩集》、《偶影阁草》。春间，林古度、黄周星来宜兴，与许楚往来甚多，陈维崧当与之有交往。许楚《青岩集》卷五《青岩诗集·白华堂诗》有《喜林茂之先生至，即席酬赠》、《潘芳野以名酒见饷，促予与黄九烟作诸洞之游》、《同九烟出西郭访绪良家叔，饮程云友溪阁》、《徐二玉庭葵盛放，有五光十色之奇，同九烟赋》、《九烟先生卜居城南溪角，同茂之、献庵、驭六赋赠》。

前言

绚隆十馀年来于人文社编辑工作之馀暇，留心清代大词人陈维崧的著作及有关其人其事的文献，广泛阅览，细心爬梳剔抉，日积月累，作成一部新的《陈维崧年谱》。绚隆曾经跟随我学习，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论陈维崧的词，在写作年谱中亦时而有所交流商讨，文稿初成我有先读之快，遂也难逃推毂之责了。为名人编写年谱，逐年记出谱主一生的经历、行事、交游、著述，是为完整、深入认识、评论其人的功德、业绩、历史地位，提供出一份坚实的事实依据。按梁启超的说法，属于史学工作。为主要以文学创作而着称于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家作年谱，虽然仍重在记出谱主一生的事迹，但却要侧重其文学创作的情况，记出若干重要作品的写作年月，以便于联系当时的时事和谱主的处境，理解作品的意旨、意义，中国的年谱肇始于宋人为韩愈文、杜甫诗进行编年，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文学家的一生往往比较平淡无奇，无缘参与国事，不能做出值得称道的事业，而关系到其人的生存状况、生命历程的事情，又往往蕴含于文学作品里，要发掘出来。文学作品里蕴含的人事，有的比确知其生卒年月，仕历、游历的具体状况，还更为重要，对了解作为文学家的谱主更有意义。所以，为文学家编写年谱，既要尽力搜求有关的文献史料，也要研读谱主的诗文，揭示出其中蕴含的人事和谱主的心理心态，这才能够丰富、深化对谱主其人的认识。绚隆作此《陈维崧年谱》，于文献资料的搜求上是很用心费力的，谱后所附“参考书目”多达千种，谱中都有所征引，便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的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参考引用过的书，如传本极少的《亳里陈氏家乘》、以前研究者没有使用过的《迦陵词》手稿本、民国抄本《商丘县续志资料》，绚隆都假之稽考出有意义的内容。如亳里陈氏世系表的绘制，对陈维崧祖、父两代人的记述，由陈维崧的《贺新郎·弓冶弟万里省亲，三年旋里，于其归也，悲喜交集，词以赠之，并怀卫玉叔暨汉槎吴子，用赠柳敬亭原韵》词，抉出其族叔陈玉铸受南闱科场案或通海案株连而流放宁古塔的事情，就是依靠这部在陈维崧的家乡宜兴找到的书做出的。《商丘县续志资料》等几部河南的地方志，使绚隆开拓了对陈维崧在河南漂泊生涯的考察，更有意义的是加深了对宜兴陈氏与商丘侯方域家族至为密切的关系的了解。这是已往研究者不甚关顾的事情。迦陵词的刊本都是以词调为类分别编排的，许多篇什作期不明。绚隆找到了基本上以写作时间为序的《迦陵词》手稿本，这便使许多作期不明的词作的作期得以确定下来，分别系入各个年月中，有助于对词作的理解和诠释。如《水龙吟·咏杜鹃花》，载于《迦陵词全集》卷二十三，作期不明。此词在这部手稿本中载于第八册，下面紧接的一首是《夏临初·本意》，题下注：“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癸丑是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十九日为明末帝崇祯忌日，玩味词之本意，是假伤春暮而抒悼明亡之哀思。《水龙吟·咏杜鹃花》下阕有云：“距料年年，每当开日，便成春暮。”词末又有评语云：“是花？是鸟？是蜀帝灵光？惝恍不可捉摸。”实则是让人“捉摸”所咏花、鸟、蜀帝个中的意思，不可停留在字面上的花、鸟及其作为典故的蜀帝上。可见此词也是寄托遥深，与作于作为明亡之重要标志的崇祯帝忌日的《夏临初》所抒之情是一样的，也当为同一年的暮春所作。

内容概要

周绚隆，1969年生于甘肃庆阳。曾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1997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业余从事学术研究与写作。

书籍目录

·上 卷·

序

陈维崧传论

第一节 鲜衣怒马的豪阔少年

一 家世

二 求学

三 理想

四 梦想的破灭

第二节 饥驱四方的落泊游子

一 水绘园八年寄居

二 初到京华

三 中州唱和

四 干谒权门

第二节 晚境荒凉的明史检讨

一 京华唱和

二 史馆失意

三 乡梦难圆

陈维崧年谱

凡例

毫里陈氏世系表

年谱

明天启五年

天启六年

天启七年

崇祯元年

崇祯二年

崇祯三年

崇祯四年

崇祯五年

崇祯六年

崇祯七年

崇祯八年

崇祯九年

崇祯十年

崇祯十一年

崇祯十二年

崇祯十三年

崇祯十四年

崇祯十五年

崇祯十六年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

顺治二年

顺治三年

顺治四年

顺治五年

顺治六年

顺治七年

顺治八年

顺治九年

顺治十年

顺治十一年

顺治十二年

顺治十三年

顺治十四年

顺治十五年

顺治十六年

顺治十七年

顺治十八年

康熙元年

康熙二年

康熙三年

康熙四年

康熙五年

康熙六年

康熙七年

康熙八年

康熙九年

康熙十年

康熙十一年

康熙十二年

康熙十三年

康熙十四年

·下 卷·

康熙十五年

康熙十六年

康熙十七年

康熙十八年

康熙十九年

康熙二十年

康熙二十一年

康熙二十二年

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二十五年

康熙二十六年

康熙二十七年

康熙二十八年

康熙二十九年

乾隆六十年

附录一 清词中兴的背景与清初词坛

第一节 清词中兴的原因与背景

第二节 清初词坛概况简论

附录二 迦陵词分类研究

第一节 咏物词——拟物写形与抒情的符号化倾向

第二节 咏怀词——自我经验的安顿

第三节 咏史词——今昔经验中的自我角色

第四节 言情词——从侧艳到悼亡：情爱主题的衍变

第五节 题画词——对实用性原则的遵守与背离

第六节 赠答词——情感的双向交流附：寿词

附录三 以文为词与以诗为词：迦陵词的形式与内容

第一节 迦陵词中的以文为词

第二节 迦陵词中的以诗为词

附录四 迦陵词的多样化风格及其形成

参考书目

年谱人名字号综合索引

后记

作者简介

《陈维崧年谱(套装上下册)》记出陈维崧在明末成年前后，便曾随其父陈贞慧到南京，认识了那群以意气名节相矜持的复社文人，不独受其感染，还先后从吴应箕学制艺文，从陈子龙学诗；侯方域在明清易代之际，为避难曾躲在宜兴陈家，也曾与之研讨文章。清兵渡江，吴应箕、陈子龙先后殉国难，更对他造成沉痛的心灵创伤，成为终生抹不掉的痛苦回忆。这便不难理解，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他已经在努力谋求出仕的时候，还记得崇祯帝的忌日，“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作《夏初临》等词，抒写内心兴亡之悲。

陈维崧在明末是进了学的，入清曾绝意进取，放弃了诸生籍，而后来又恢复了学籍，并且日益迫切地谋求出路。这个中缘故，如果只归因于清王朝已经巩固，社会安定了下来，作为封建文人的功名心改变了原来的人生价值取向，固然不错，但却失于笼统，缺乏陈维崧个人生命历程的实际内容。《陈维崧年谱(套装上下册)》中记载了他入清后遭遇的多种灾难，如家族矛盾，强人对其父的绑架勒索，族人的侵产夺舍，仇家（与之有世仇的周延儒家）的生衅滋事，受亲戚周鍭谋反案株连，父亲陈贞慧及二弟陈维嵋曾被捕入狱，家产损毁殆尽，又时时受到官府的威胁，不得不经常外出依人。他最初恢复诸生籍，如陈维嵋所说，是由于“邑中有仇者乘隙构难端”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因为这样可以表示与新王朝无异心，还可以享受到做秀才的一些优待。然而，情况没有发生改变，到“科场”、“通海”、“奏销”三案发生，多位亲友受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自己也受到威胁、迫害，有赖在扬州做推官的王士稹致书常州推官毕忠吉予以照拂，方才免于追查。此后，为了寻求个安身立命之所，才认真地去应乡试，乞求相识的朝官提携、援引，个中包含了许多的辛酸、无奈，是不可以用功名利禄心说明得了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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